下篇 談德牲 文 / 林語堂
德性「Character」是一個純粹英國典型的字，除了英國以外在他們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國那樣著重之國家恐怕是很少很少。
中國人的整個心靈好像被它所控佔著，致使他們的全部哲學，直無暇以計及其他。全然避免離世絕俗的思想，不捲入宗教的誇耀的宣傳，這種建樹德性的中心理想，經由文學、戲劇、諺語勢力的傳道，穿透到最下層的農夫，使他有一種可憑藉以資遵奉的人生哲理。不過英語Character一字，尚表現有力量、勇氣、癖性的意義，有時更指當憤怒失望之際所表現的抑鬱；而中國文中的「德性」一語，使吾人浮現出一性情溫和而圓熟的人物的印象，他處於任何環境，能保持一顆鎮定的心，清楚地瞭解自己，亦清楚地瞭解別人。
宋代理學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優越勢力。並自負地斷言，人若能發明自己的本心並洞悉人生，則常能克勝不利之環境。大學為孔教的入門書籍。中國學童初入學，常自讀此書始，他把「大學之道」學義為「在明明德」，這樣的意義，殆不可用英語來解釋，只可以說是智識的培育發展而達於智慧的領悟。人生和人類天性的圓熟的領悟，常為中國德性的理想；而從這個領悟，又抽繹出其他美質，如和平、知足、鎮靜、忍耐這四種美質即所以顯明中國人德性之特徵。德性的力量實際即為心的力量，孔門學作者如是說：當一個人經過智育的訓練而養成上述的德行，則我們說：他的「德性」已經發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養，得力於孔教的宿命論。宿命論乃和平與知足之源泉，適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麗而有才幹的姑娘，或欲反對不適合之婚姻，但倘值一個偶然的環境使她與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則可使她信以為這是天意欲牽合此一對配偶，她馬上可以領悟她的命運而成為樂觀知足之妻子。因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的冤家，而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前世冤家，狹路相逢」。有了這樣的理解，他們會相親相愛，又時時會吵吵鬧鬧，扭做一團，打個不休，所謂歡喜冤家。因為他們相信頂上三尺有神明，而這神明卻監臨下界，有意使他們免不掉此等吵吵鬧鬧玩把嬉。
我們倘把中華民族加以檢討，而描繪出他們的民族德性，則可以舉出下列種種特徵：（一）為穩健，（二）為淳樸，（三）為愛好自然，（四）為忍耐，（五）為無可無不可，（六）為老猾俏皮，（七）為生殖力高，（八）為勤勉，（九）為儉約，（十）為愛好家庭生活，（十一）為和平，（十二）為知足，（十三）為幽默，（十四）為保守，（十五）為好色。大體上，此等品性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單純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謂德性中之幾項，實際乃為一種惡行，而非美德，另幾項則為中性品質，它們是中華民族之弱點，同時亦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穩健過當，常挫弱理想之力而減損幸福的發揚；和平可以轉化為懦怯的惡行；忍耐也可以變成容納罪惡的病態之寬容；保守主義有時可成為遲鈍怠惰之別名，而多產對於民族為美德，對於個人則為缺點。
但上述一切性質都可以統括起來包容於「圓熟」一個名詞裡頭。而此等品性是消極的品性，他們顯露出一種靜止而消極的力量，而不是年青的活躍與浪漫的力量。它們所顯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為基礎之特質，而沒有進取和爭勝精神的特質。因為這種文化，使每個人能在任何環境下覓取和平，當一個人富有妥協精神而自足於和平狀態，他不會明瞭年青人的熱情於進取與革新具有何等意義。一個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價值，而不復虛勞以爭取不可達到之目的。中國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剝削了自己的希望與進取欲。他們無形中又有一條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強求的，因是放棄了這個企望。中國常用語中有云：「退一步想」、故從沒有盲進的態度。
所謂圓熟，是一種特殊環境的產物。實際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機的共通性，其性質可視其周圍的社會、政治狀況而不同，蓋此共通性即為各個民族所特有的社會政治園地所培育而發榮者也。故「圓熟」之不期而然出產於中國之環境，一如各種不同品種的梨出產於其特殊適宜的土地。也有生長美國的中國人，長大於完全不同的環境，他們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國人之特性；他們的單純的古怪鼻音，他們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語，可以衝散一個教職員會議。他們缺乏東方人所特具之優點：柔和的圓熟性。中國的大學生比之同年齡的美國青年來得成熟蒼老，因為初進美國大學一年級的中國青年，已不甚高興玩足球，駕汽車了。他老早另有了別種成年人的嗜好和興趣，大多數且己結過了婚，他們有了愛妻和家庭牽掛著他們的心，還有父母勞他們懷念，或許還要幫助幾個堂兄弟求學。負擔，使得人莊重嚴肅，而民族文化的傳統觀念亦足使他們的思想趨於穩健，早於生理上自然發展的過程。
但是中國人的圓熟非自書本中得來。而出自社會環境，這個社會見了少年人的盛氣熱情，會笑出鼻涕。中國人有一種輕視少年熱情的根性，也輕視改革社會的新企圖。他們譏笑少年的躁進，譏笑「天下無難事」之自信，所以中國青年老早就被教導在長者面前縮嘴閉口，不許放肆。中國青年很快的理會這個道理，因此他們不肯傻頭傻腦硬撐革新社會的計劃，反而附從譏評，指出種種可能的困難。不利於任何新的嘗試。如此，他踏進了成熟的社會。
於是留學生自歐美回國了，有的煊煊赫赫地製造牙膏，叫做「實業救國」；或則翻譯幾首美國小詩，叫做「介紹西洋文化」。又因他們須擔負大家庭生活，又要幫助堂兄弟輩尋覓位置，假使他任職教育界，勢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須想個方法以求飛黃騰達，譬如說做個大學校長。這才不失為家庭的好分子。這樣向上攀爬的過程，給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滅的教訓。假使他忽略了這種種經驗，仍保持其年青熱血的態度，到了三十幾歲還興奮地主張改進革新，那他倘不是徹底的呆子，便是搗亂份子。
讓我先來談談三大惡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無可無不可、老猾俏皮。
它們是怎樣產生的？我相信這是文化與環境的結果。所以它們不必是中國人心理狀態的一部分。它們存在迄於今日，因為我們生存於數千年特性的文化與社會的勢力下。倘此等勢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當地衰微或消滅，為自然之結論。忍耐的特性為民族謀適合環境之結果，那裡人口稠密，經濟壓迫使人民無盤旋之餘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結果，家庭乃為中國社會之雛型。
無可無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緣於個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復無憲法之監督與保證。老猾俏皮導源於道家之人生觀——老猾俏皮這個名詞，恐猶未足以盡顯這種品性的玄妙的內容，但亦缺乏更適當的字眼來形容它。當然，上述三種品性皆源導於同一環境，其每一品性列舉一原因者，乃為使眉目較為清楚耳。
忍耐為中國人民之一大美德，無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駁之虞。實際上它所應受批駁的方面，直可視為惡行。中國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無政府種種慘苦，遠過於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頗有視此等痛苦為自然法則之意，即中國人所謂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賦稅預征已達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咀罵，未見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與中國人作一比較，不啻唐突了中國人。中國人之忍耐，蓋世無雙，恰如中國的景泰藍瓷器之獨步全球。周遊世界之遊歷家，不妨帶一些中國的「忍耐」回去，恰如他們帶景泰藍瓷一般，因為真正的個性是不可摹擬的。我們的順從暴君之苛斂橫征，有如小魚之遊入大魚之口，或許我們的忍苦量假使小一些，我們的災苦倒會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倫理學又諄諄以容忍為基本美德而教誨之，奈何奈何！我不是說忍耐不能算是中國人民之一大德性。基督說：「可祝福哉，溫良謙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我不敢深信此言。中國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過有之乎？
中國固把忍耐看作祟高的德行，我們有句俗語說：「小不忍則亂大謀」。由是觀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訓練此種德行的最好學校，是一個大家庭，那兒有一大群媳婦舅子，妹丈姊夫，老子和兒子，朝夕服習這種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闥密談，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絕無個人迴旋之餘地。人人從實際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訓自幼受了訓練使互相容忍，俾適合於人類的相互關係。深刻而徐進的日常漸漬之影響於個性是不可忽視的。
唐代宰相張公藝以九代同居為世所艷羨。一日，唐高宗有事泰山，臨幸其居，問其所以能維持和之睦理，公藝索一紙一筆，書「忍」字百餘為對，天子為流涕，賜嫌帛而去。中國人非但不以此為家族制度之悲鬱的註解，反世世羨慕張公之福，而「百忍」這句成語，化成通俗的格言，當書寫於殊紅箋以為舊歷元旦之門聯。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會建立於這樣的基礎上，即人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但以一個分子的身份生活於和諧的社會關係中，那很容易明瞭忍耐，以何須視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於這個社會制度裡頭。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裡頭，「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中國人的忍耐雖屬舉世無雙，可是他的無可無不可，享盛名尤為久遠。
這種品性，我深信又是產生於社會環境。下面有一個對照的例子，故事雖非曲折，卻是意味深長，堪為思維。我們且試讀英國文學裡湯姆·博朗（BrownTom）母親的臨終遺訓：「仰昂你的頭顱，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問話。」
再把中國母親的傳統的遺囑來作一對比，她們總是千叮萬囑的告誡兒子：「少管閒事，切莫干預公眾的事情。」她們為什麼這樣叮嚀，就因為生存於這一個社會裡，那兒個人的權利一些沒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稜兩可的冷淡消極態度最為穩妥而安全，這就是它的動人之處，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之所易於理會。
據我想來，這種無可無不可態度不會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國文化上的一種奇異產物，是我們舊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環境下深思熟慮所磨練出來的。泰納（Taine）說過：罪過和美德為如糖與硫酸之產物。使非採取這種絕對的見解，你不難同意於一般的說法，謂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認為有益的，則容易動人而流行於社會，亦容易被人接受為生命之一部。
中國人之視無可無不可態度猶之英國人之視洋傘，因為政治上的風雲，對於一個人過於冒險獨進，其險惡之徵兆常似可以預知的。換句話說，冷淡之在中國，具有顯明的「適生價值」。中國青年具有公眾精神不亞於歐美青年，而中國青年之熱心欲參與公共事業之願望亦一如其他各國之青年，但一到了25歲至30歲之間，他們都變得聰明而習於冷淡了。（我們說：「學乖了。」）中國有句俗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冷淡之品性，實有助於圓熟和教育。有的由於天生的智慧而學乖了，有的因干預外事惹了禍，吃了一次虧，學了一回乖。一般老年人都寫寫意意，玩著不管閒事的模稜兩可把戲，因為老滑頭都認識它在社會上的益處，那種社會，個人權利沒有保障。那種社會，因管了閒事而惹一次禍就太不值得。
無可無不可所具的「適生價值」，是以存在於個人權利缺乏保障，而干預公務或稱為「管閒事」者太熱心，即易惹禍之事實。當邵飄萍和林白水——我們的二位最有膽識之新聞記者——1926年被北洋軍閥槍斃於北平，曾未經一次審訊，其他的新聞記者自然馬上學會了無可無不可之哲理而變成乖巧了。中國最成功的幾位新聞記者所以便是幾位自己沒有主張的人。像中國一般文人紳士，又像歐美外交家，他們方自誇毫無成見。不論對於一般的人生問題或當前哄動的問題，他們都沒有成見。他們還能幹什麼呢？當個人權利有保障，人就可變成關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實為誹謗罪之濫施。當此等權利無保障，我們自存的本能告訴我們，不管閒事是個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換句話說，無可無不可本非高價值之德性而為一種社交的態度，由於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種自衛的方式，其發展之過程與作用，無以異於忘八蛋之發展其甲殼。中國出了名的無情愫之凝視，僅不過是一種自衛的凝視，得自充分之教養與自我訓練。我們再舉一例證，則此說尤明。蓋中國之盜賊及土匪，他們不需依賴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種冷淡消極之品性而成為中國人心目中最俠義，最關心社會公眾的人。中國文中俠義二字幾不可區別地與盜匪並行，水滸一書，可為代表。敘述草莽英雄之小說，在中國極為風行，蓋一般人民樂於閱讀此等英雄豪傑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氣焉。ElinorGlyn之所以風行，其緣由亦在乎此，蓋美國實存有無數之老處女在焉。強有力之人所以多半關心公眾社會，因為他力足以任此，而構成社會最弱一環之大眾懦弱者流，多半消極而冷淡，蓋彼等須先謀保護自身也。
觀之歷史，則魏晉之史績尤足為此說之證明，彼時智識階級對國事漠不關心，意氣至為消沉，乃不旋踵而國勢衰微，北部中國逐漸淪陷於胡族。蓋魏晉之世，文人學士間流行一種風氣，縱酒狂醉，促膝清談，又復迷信道家神仙之說，而追求不死之藥。這個時代，自周漢以後，可謂中華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時代，代表民族腐化過程中之末端，漸進而演成歷史上第一次受異族統治之慘禍。此種清靜淡漠之崇拜，是否出於當時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則何由而產生演變以成。歷史所以予吾人之解答，極為清楚而確鑿。
直至漢代季世以前，中國學者的態度並不冷淡而消極，反之，政治批評在後漢盛極一時，儒生領袖與所謂大學生達三千人，常爭議當時政弊，訐揚幽昧，膽敢攻擊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無所忌諱。只因為缺乏憲法之保障，此種運動卒被宦官整個禁壓而結束。當時學士二三百人連同家族，整批的被處死刑或監禁，無一倖免。這樁案件發生於166至169年，為歷史上有名之黨錮，且刑獄株連甚廣，規模宏大，辦理徹底，致使全部運動為之夭折，其所遺留之惡劣影響，直隔了百年之後，始為發覺。蓋即發生一種反動的風尚而有冷淡清靜之崇拜。與之相輔而起者，為酒狂、為追逐女人、為詩、為道家神學。有幾位學者遁入山林，自築泥屋。不設門戶，飲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於死，或則假作樵夫，有事則長嘯以招其親友。
於是繼之又有竹林七賢之產生，此所謂竹林七賢，均屬浪漫詩人。如劉伶者，能飲酒累月而不醉，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插而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人民不以為忤，且稱之為智達。那時所有文人，流風所被，或則極端粗野，或則極端超俗。似另一大詩人阮鹹，嘗與婢女私通，一日方詣友人處宴飲，賓客滿座，其妻即於此時伺隙遣此婢女去，鹹聞之，索騎追蹤，載與俱歸，不避賓客，可謂放誕。而當時受社會歡迎的即是這般人。人民之歡迎他們，猶如小烏龜歡迎大烏龜之厚甲殼。
這裡我們好像已經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禍，因而明瞭無可無不可之消極態度之由來，此冷淡之消極態度亦即受盡現代列強冷嘲熱諷之「中國人一盤散沙」之由來。這樣看來，醫治此種弊病的對症良藥，很為簡單，只要給人民的公民權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從未有人能見及此。沒有人希望它，也沒有人誠意熱切地需要它。
不妨隨便談談，中國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麼？一時找不出適當的名詞，不如稱之為「老猾俏皮」。這是向西方人難以言傳而最奧妙無窮的一種特性，因為它直接導源於根本不同於西方的人生哲學。倘把俏皮的人生觀來與西方人的文明機構來作一比較，則西方的文明就顯見十分粗率而未臻成熟。舉一個比方，假設一個九月的清晨，秋風倒有一些勁峭的樣兒，有一位年青小伙子，興沖沖的跑到他的祖父那兒，一把拖著他，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興，拒絕了他的請求，那時那少年的一氣非同小可，忍不住露出詫怪的怒容，至於那老年人則僅僅愉悅地微笑一下，這一笑便是俏皮的笑。不過誰也不能說二者之間誰是對的。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與不安定，將招致怎樣的結果呢？而一切興奮、自信、掠奪、戰爭、激烈的國家主義，又將招致怎樣的結果呢？一切又都是為什麼呢？對這些問題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費心機，強制一方面接受其他一方面的意見，也是同樣徒然，因為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齡上的問題。
俏皮者是一個人經歷了許多人生的況味，變為實利的、冷淡的、腐敗的行為。就其長處而言，俏皮人給你圓滑而和悅的脾氣，這就是使許多老頭兒能誘惑小姑娘的愛苗而嫁給他們的秘密。假使人生值得甚麼，那就是拿和氣慈祥教了人們以一大教訓。中國人之思想已體會了此中三味，並非由於發覺了宗教上的善義，而得自深奧文廣博的觀察與人生無限之變遷。這個狡猾的哲學觀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詩僧的對話見其典型：一日，寒山謂拾得：「今有人侮我，辱我，慢我，冷笑笑我，藐視目我，毀我傷我，嫌惡恨我，詐譎欺我，則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讓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裝聾作啞，漠然置他。冷眼觀之，看他如何結局。」
此種老子的精神，以種種形式，時時流露於我國的文、詞、詩、俗語中，欲舉例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著，走為上著」。「好漢不吃眼前虧」、「退一步想」、「負一子而勝全局」，都是出於同一根源的態度。此等應會人生之態度，滲透了中國思想的整個機構，人生於是充滿了「三思而行」，充滿了「三十六著」，頑梗的素質漸次消磨，遂達到了真實的圓熟境地，這是中國文化的特徵。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它是中國最高的智慧——阻遏了思想和行動的活躍性，它搗碎了一切革新的願望，他譏誚人類的一切努力，認為是枉費心機，使中國人失卻思維與行動之能力。它用一種神妙的方法減弱一切人類的活動至僅敷充飢及其他維持生命所必需之程度。孟子是一大俏皮家，因為他宣稱人類最大願望為飲食和男女，所謂食色性也。已故大總統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為他能深切體會中國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黨爭的原則。卻說是「有飯大家吃」。黎總統是一位尖刻的實體論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說的，比較他所知道的來得聰明，因為他直接說出了中國現代史上的經濟背景。
拿經濟的眼光來解釋歷史，在中國由來已久，亦猶如左拉（Emielzola）之流的拿生物學來解釋人生。在左拉，這是智識的嗜好，而在中國是民族的自覺。
實體論者之於中國，非學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從未以腦動作研究專家著稱，但是他因為中國人，知道一切政治問題無非是飯碗問題；因為是個中國人，他給中國政治下了一個精深的解釋。
此冷淡而又實利的態度，基於極為巧妙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體會其中三昧，不滿三十歲的年青人還不夠瞭解它，所以歐美的年青的民族也還不夠瞭解它。故「道德經」著者老子之所以名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說，任何人一過了四十歲，便成壞騙子，無論怎樣，我們年紀越大，越不要臉，那是無可否認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會為了金錢目的而嫁人，四十歲的女人，不大會不為金錢目的而嫁人——她們或許稱之為穩當。希臘神話中講過這麼一件故事，不能謂為想入非非：故事講年輕的伊加拉斯因為飛得太高，直讓蠟質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撲落跌入海洋了。至於那老頭兒譚達拉斯則低低的飛著，安安穩穩飛到了家中了。
當一個人年紀長大了，他發展了低飛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靜的慎重的常識，加之以大洋鈿之渴念。實利主義因為老頭兒之特性，而理想主義則為青年人之特性。過了四十歲，他還不能成為壞坯子，那倘不是心臟萎弱者，便該是天生才子。才子階級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爾斯泰，史蒂文生、巴萊。這些人具有天生的孩子脾氣，孩子脾氣再加以人生經驗，使他們維持永久的年青，我們稱之為「不朽」這一切的一切，徹底說一說，還是純粹的道家哲學，無論在理論是或實際方面；因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學者，沒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經那樣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學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即為一種俏皮圓滑的冷淡，是一種深奧而腐敗的懷疑主義，它是在譏諷人類衝突爭奪的枉費心機、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敗的嘲笑，加以少許對於理想主義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來，與其謂由於缺乏毅力，毋寧說由於缺乏信心。它是一種與孔子實驗主義相對立的哲學，同時亦為所以補救孔教社會之缺點的工具。因為孔子之對待人生的眼光是積極的，而道學家的眼光則是消極的，由於這兩種根本不同的元素的鍛冶，產生一種永生不火的所謂中國民族德性。
因是當順利發展的時候，中國人人都是孔子主義者，失敗的時候，人人都是道教主義者。孔子主義者在我們之間努力建設而勤勞；道教主義者則袖手旁觀而微笑。職是之故，當中國文人在位則講究德行；閒居則遣情吟詠，所作固多為道家思想之詩賦。這告訴你為什麼許多中國文人多寫詩，又為什麼大半文人專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詩。
因為道家思想有如咖啡，含有神秘的麻痺作用，所以能令人感覺異樣的舒快。它治療了中國人的頭痛和心痛毛玻它的浪漫思想、詩意、崇拜天然，在亂世之秋，寬解了不少中國人和性靈，恰如孔子學說之著功盛平之世。這樣，當肉體受痛苦的時候，道教替中國人的靈魂準備了一條安全的退路和一服止痛劑。單單道家思想的詩，已能使孔教典型的嚴肅的人生稍為可忍受一些了；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濟了中國文學之陷於歌頌聖德，道學說教之無意義的堆砌。一切優美的中國文學，稍有價值為可讀的，能舒快地愉悅人類的心靈的，都深染著這種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國思想的陰陽兩極，中國的民族生命所賴以活動。
中國人民出於天性的接近老莊思想甚於因教育而接近孔子思想。我們忝屬人民一份子，人民之偉大，具有天賦人權，故我們基於本質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師與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糾紛固在法庭以外解決。人民之偉大，又足以制定精細之典禮，但也足以看待它作為人生一大玩笑，中國喪葬中的盛宴和餘興就近乎此類。人民之偉大，又足以斥責惡行，但亦足以見怪不怪。人民又偉大足以發動不斷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協而恢愎舊有之政體。人民又足以細訂彈劾官吏的完備制度、交通規則、公民服役條例、圖書館閱覽章程，但又足以破壞一切章程制度條例，可以視若無睹，可以欺瞞頑忽，並可以擺出超越的架子。我們並非在大學校中教授青年以政治科學，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卻以日常的實例以見縣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實際上怎樣干法。不切實的理想於我們無所用之，因為我們不耐煩空想的神學。我們不教導青年使成為上帝子孫。但使他們以言行模擬聖賢而為正常現世的人物。這是我為什麼確信中國人本質上是「人文主義者」，而基督教必定失敗於中國，非然者，它必先大大的變更其內容。基督教教訓中所能被中國人所誠心接受之一部分，將為基督訓誡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鴿」，「機敏如蛇」。此兩種德行，如鴿之仁慈與如蛇之智慧，是俏皮的二大屬性。
簡言之，我們固承認人類努力之必需，但亦需容認它的虛在。這一個普通心理上的狀態，勢必有一種傾向，發展被動的自衛的智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在這一個基本原則下，一切中國人之爭論都草草了事，一切計劃綱領須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要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飯吃。我們有句俗語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它的意義等於「勿生事」，「莫惹睡狗」。
人的生活像是蠕動於奮鬥力極弱，抵抗力極微的生活線上，並由此而生出一種靜態的心理，這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與宇宙相調和。它也能夠發展一種抵抗的機謀，它的性質或許比較侵略更為可怕。譬如一個人走進飯店，飢腸轆轆，可是飯菜久待不至，不免餓火中燒，此時勢必屢屢向堂倌催促，倘使堂倌粗魯無禮，可以訴之於賬房間謀出氣；但倘令堂倌回答得十分客氣，連喊「來了來了」以應。而身體並不動彈一步，則一無辦法，只有默禱上帝，或罵他一二聲，還須出以較為文雅之口吻。像這樣的情形，總之，就是中國人的消極力量，這種力量誰領教得最多，誰就最佩服它，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