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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輯 海外萍蹤 一、臨別贈言 文 / 林語堂

    1此為林語堂1936年應賽珍珠邀請舉家赴美國時在旅途上(橫濱舟次)所寫下的篇什。發表於1936年9月16日的《宇宙風》第25期。

    朋友送別,勸我把去國雜感寫出來,寄回發表。我認為這是有意義的,不過題目太大了。為今日中國之民,離今日中國之境,應當有多少感想齊攢心頭?不過虱多不癢,債多不愁千緒萬端,何從講起?言簡意賅,亦難完作。只是題目雖大,也有許多不便講與不容講的周作人先生所謂第一句話不許說,第二第三句話說也無用(札中語)。我們可說的還是關於文學思想的方面。在國家最危急之際,不許人講政治,使人民與政府共同自由討論國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認為這是取亡之兆。因為一個國決不是政府所單獨救得起來的。救國責任既應使政府與人民共負之,要人民共負救國之責,便須與人民共謀救亡之策。處於今日廿世紀世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話,總是不適用,不然何必普及教育。今日廿世紀之人,不使知之,便由也不大情願。今日救國之方策何在,民知之否,不知也,而欲其在沉沉默默之中保存救國之興奮,戛戛乎其難矣。事至今日,大家豈復有什麼意見,誰能負起救亡大策,誰便是我們的領袖,誰不能負這責任而誤國,誰便須滾蛋。此後今日之中國是存是亡之責,與其政府獨負,不如與民共負,後來國家榮盛,才能與民同樂而不一人獨樂。除去直接叛變政府推翻政府之論調外,言論應該開放些,自由些,民權應當尊重些。這也是我不談政治而終於談政治之一句贈言。

    (一)文學——提倡幽默,本不必大驚小怪,然偏有驚之怪之者。不過平心而論,有因幽默而驚疑怪詫之人,便可證明幽默確有一部分人尚未懂得,而有提倡之必要。幽默為文學之一要素,與悲壯、激昂等同為中外名著所共有,只要眼光稍新的人,沒有不承認的。中國幽默文學是否稍有可觀,成敗自不必以眼前論之,但根本上反對幽默,或謂因為幽默尚未成功,大家遂免努力,總難免中道統遺毒之嫌。由道統遺毒之深,更使人不得不感覺須趕速作破壞工作,揭穿虛偽的嚴肅文體,而易以較誠懇、較自然、較近情、較親切的文風。我是贊成誠懇而反對嚴肅的。主張嚴肅之人,大概在家做父親,也不肯和兒子說兩句笑話。在誠懇、親切、自然、近情的文風中,幽默必不期然而至,猶如改訓話為談心,幽默也必不期然而至。中國文章向來是訓話式的,非談心式的,所以其虛偽定然與要人訓話相同。所以若謂提倡幽默有什麼意義,倒不是叫文人個個學寫幾篇幽默文,而是叫文人在普通行文中化板重為輕鬆,變鋪張為親切,使中國散文從此較近情,較誠實而已。

    提倡性靈,純然是文學創作心理上及技巧上問題,除非有人在文學創作理論上,敢言作家桎梏性靈,專學格套,或摹仿古人,抄襲依傍,便可為文,本來不會引起什麼爭辯。我們今日白話已得文體之解放,卻未挖到近代散文之泉源,所以看來雖是那末的新,想後仍是那末的舊。西方近代文學,無疑的以言志抒情程度之增加為特色,與古典文學區別。所謂近代散文泉源即在作者之思感比較得盡量而無顧忌的發揮出來。再推而廣之,不論時代古今,凡著作中個人思感主張偏見愈發揮的,愈與近代散文接近,個人思感愈貧乏的,愈不成文學。即以此可為古今文學之衡量。所以孔子到黃河平常一個感慨"美哉水!……丘之不濟此也命夫!"比"再斯可矣"較有文學價值,而"再斯可矣"又比"為政以德"較有文學價值,因為三思常人所贊成,孔子獨反對之,到底是孔子比較有個人之思感。我們此後重評中國古人寫作,也只好以此為標準。

    總而言之,今日散文形體解放而精神拘束,名詞改易而暗中仍在摹仿,去國外之精神自由尚遠。性靈二字雖是舊詞,卻能指出此解放之路,故以著重性靈為一切文學解放基本之論。有人反對這種解放,那是道統未除,流毒未盡。性靈也好,幽默也好,都是叫人在舉筆行文之際較近情而已。兩者在西洋文學,都是老生常談,極尋常道理。今日提倡之難,三十年後人見之,當引為奇談。但是我仍相信此為中國散文演化必經之路。

    (二)思想——中國今日舉國若狂,或守株狂,或激烈狂,或誇大狂,或憂鬱狂,看來看去都不像大國風度,早失了心氣和平事理通達的中國文化精神。更可慮的,是失了自信力。這都不是好現象,但也都因國事日非,人心危急所致,又因新舊交匯,青黃不接所致。總而言之,亂世之音而已。思想我想是不健全的,整個而論,思想之健全,總不至如此亂嚷亂喊,稍有自信,也不至如此。拿這種態度來對付非常局面,如何了得。於此不能不提出這思想通達心氣和平的老話來說。孟子言智仁勇三者為天下之達德,能達斯能勇。對付非常時期,誠然非堅毅不可,但堅毅既非暴虎馮河之勇,尤不是隔河觀人暴虎,唱唱兩聲"堅毅"完事。勇字必由智字得來,古代儒家之勇毅,莫非由理明心通,而能遇事泰然。中國人必由歷史之回顧,對自己文化精神所在,有深切的認識,然後對中國之將來始有自信。由自信始有勇毅樂觀。號為"革命"、"前進"之徒,惴惴岌岌,怕人家說他落伍,一味抹殺中國舊文學,否認中國祖宗,我認為只是弱者之裝腔;而軍閥貪官開口仁義,閉口道德,一味復古,也只是黠者之醜態。在這種各走極端,無理的急進與無理的復古,都已各暴露中國文化精神理明心通態度之遺失。無論維新與復古,這樣的國是不能存在的。中國文化精神別的不講,寬大是有的。以前林琴南、辜鴻銘、胡適之、陳獨秀同在北大講學,因此今人歎北京大學之偉大,便只是這個寬大自由道理。中國古代稱頌政治之清明,也是常說"政簡刑輕",使人人得安居樂業,也便是自由寬大之意。大國風度是如此的。中國要大家活下去,還得來這種寬大的精神。硜硜小人就是小人不寬大之意。無論哪一黨派要負起救國責任,當留此寬大二字,否則一時炙手可熱,日久必無成就。

    關於思想,更有一端為我所最愁慮者,就是統制思想。不要以為德國俄國實行統制思想的愚民政策,我們便應該趕時髦也來統制思想。統制思想之禍莫甚於八股,而依我的定義,凡統制思想都可名之為八股。八股驅天下士人而置之籠中,流毒千餘年(包括一切科學),吾人痛恨之,故打倒之。今幸生於千餘年之後,聞得思想自由解放真道之後,復欲以新八股自繭繭人,真可謂見道不明信道不篤了。統制思想政策行後,其效果亦必同於舊八股,一國思想由清一色而刻板,由刻板而沉寂,由沉寂而死亡。在這普遍的沉寂中,自有讀書干祿之徒,為討政治飯碗,受你籠絡,亦自有一二寧捨富貴不肯干祿之書生終籠絡不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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