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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自敘 第六章 哈佛大學 文 / 林語堂

    我一向認為大學應當像一個叢林,猴子應當在裡頭自由活動,在各種樹上隨便找各種堅果,由枝幹間自由擺動跳躍。憑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種堅果好吃,哪些堅果能夠吃。我當時就是在享受各式各樣的果子的盛宴。對我而言,衛德諾圖書館就是哈佛,而哈佛也就是衛德諾圖書館。

    我的房東太太告訴我衛德諾圖書館的書,若是一本書頂一本書那麼排起來,可以排好多英里長。我住在赭山街五十一號,正在衛德諾圖書館後面。只要不上課,我就到圖書館去。當時我很窮,竟沒錢買票去看哈佛對耶魯的足球賽,兩校誰勝誰敗,自然不得而知。

    由於在北京清華學校教書,我獲得了一個"半額獎學金",每月美金四十元。清華是中美庚款辦的學校,把畢業生都送往美國留學。那些留學生除去由清華供給學費外,每月另有八十美元津貼。但是,不管怎麼樣計算,我也不應當到美國留學。可是當時我年輕,年輕就是勇氣。那時戰後一塊中國墨西哥銀洋比美元略高一些。我太太出嫁時,家裡給了她一千銀元做嫁妝。因為有這筆存款,我們才踏上出洋的旅途。總之,我們總算維持了四年,其間包括法國和德國那兩段日子。當然,由於北京大學胡適之先生和我有個約定,我一直和他保持聯繫。我對新文化運動是堅定支持的。我利用和胡先生的約定,我曾兩次打電報給胡先生,每次請寄給我一千元。其實胡先生寄給我的是他自己的錢,不是北京大學的公款。等我回國之後,這個秘密才發現。因為我去見校長蔣夢麟,為兩千元的事向他道謝。蔣校長感到意外,問我:"哪兩千塊錢?"後來他說:"那是胡適之私人的錢。"於是我才明白胡適之先生對我的友情,在年底之前,我就把錢還給了胡先生。我現在正式記下這件事,用以顯示胡先生這個人的慷慨和氣度。這件事從沒有公開向外人說過。

    和上面可做顯明的對比是,我必須要提一下兒留美學生監督施秉元。我在哈佛讀完了一年,各科成績都是A。這時使我感到詫異的一件事是,我的半額獎學金忽然被取消了,在關方面也並沒提出理由。這位施秉元等於砍了我的頭。等後來我聽見他死亡的消息之時,我聞人死而感到歡喜雀躍,未有如此次之甚者,後來才知道他是自殺身死的。他原是清華學校的校醫,由於他叔父是駐美大使施肇基這項人事關係,他才弄到這個多人覬覦的差事。他大概是做股票投機生意失敗而自己上吊吊死的。他若不把我的獎學金取消,我就不致因為一般的貨幣貶值被迫到法國去半工半讀,後來又到德國去。我有三次連續獲得《中國學生月刊》的第一獎;後來,我是自動退出,把二十五美元的獎金讓給別人,我就這樣兒成了一個窮學生。

    在哈佛,我進的是比較文學研究所。當時我的教授是BlissPerry,IrvingBabbitt(白璧德),VonJagermaan(他教我"歌德研究"),Kittredge(教莎士比亞),還有另外一位教授意大利文。BlissPerry教授最孚眾望,學生人人喜歡他。他有幾個漂亮女兒。我寫了一篇文字,題目是《批評論文中語彙的改變》。他給這篇文章的評語很好,說這篇可寫成碩士論文,因為我不久被迫離開哈佛,終於沒寫那篇論文。

    白璧德教授在文學批評方面引起了軒然大波。他主張保持一個文學批評的水準,和J.E.Springarn派的主張正好相反。白璧德是哈佛大學裡唯一持有碩士學位的教授。因為他學識淵博,他常從法國的文學批評家聖柏孚的Portroyal和十八世紀法國作家著作中讀給學生,還從現代法國批評家的Brunetiere著作中引證文句。他用"盧梭與浪漫主義"這一門課,探討一切標準之消失,把這種消失歸諸於盧梭的影響。這門課論到德·斯達勒夫人(MadamdeStael)以及其他早期的浪漫主義作家,如Tieck,Novalis等人。

    白璧德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影響,是夠深的。婁光來和吳宓把他的學說傳到中國。吳宓,看來像個和尚,但其風流韻事則可以寫成一部傳奇。吳婁二人的中文都很好,對文學的觀點都是正統的,因此與當時正風行的白話多少有點兒格格不入。他二人和我在班上坐一條長凳子。我被迫去借PortRoyal瀏覽一下兒。我不肯接受白璧德教授的標準說,有一次,我毅然決然為Spingarn辯護,最後,對於一切批評都是"表現"的原由方面,我完全與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看法相吻合。所有別的解釋都太淺薄。我也反對中國的文體觀念。因為這會把好作品都打落在一連串文章句法嚴格的"法規"之中,不論是"傳",是"頌",或是"記",或者甚至於一個長篇小說。殊不知蘇東坡寫作時,他別無想法,只是隨意寫來,如行雲流水,"行於不得不行,止於不得不止。"

    他心裡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文體義法。

    我無耐性讀Kittredge教授開的莎士比亞的伊利沙白時代的英文,他的課我只聽了一兩次。他穿著燈籠褲,身子筆直,看他這位活百科全書在哈佛校園裡漫步,倒還不錯。

    一場災難來了。我太太得了急性盲腸炎,我把她送交一位天主教的醫生。他一定是把我太太的內臟仔細搜索了三個鐘頭,一定以為這是觀察中國婦女臟器的好機會。我認為割盲腸原算不了什麼,所以當時我仍在看安格盧撒克遜文字的文法,後來才覺得手術的時間未免太長了。此後不久,我太太顯示受了感染,要第二次開刀。我錢都已經花光,只落得用一罐老人牌麥片做一周食糧之用,又急著給她哥哥打電報,請惠借美金一千元。我太太以為我以堅苦卓絕的精神度此難關,頗有英雄氣,後來常喜談論此事。錢寄到了,我算得了救。第二次手術後,在醫院住了很久。我記得那年的二月滿街是雪,我是設法弄了一輛雪橇把妻接回家的。她康復還家,家人又行團聚,我們慶祝了一番。

    在前面我應當已經提到在我們橫渡太平洋時,妻曾經發作過盲腸炎。因為我們正在蜜月之中,清華同學發現我們老是在船艙裡不出來,就向我們開玩笑。殊不知我們的痛苦之甚。我們須做個決定。是不是要在夏威夷上岸去把盲腸割除呢?這麼一來,妻的嫁妝那筆錢我就要用個罄盡了。但是,痛苦終於慢慢減輕了。我們決定冒險繼續前進,沒料到大約六個月之後,這個病又犯了。

    妻和我單獨兩個人在一起,時光好甜蜜。這一段時期,我正是理性高度發展,但是感情尚未成熟。直到如今,吃西餐時,我還不知道用哪個杓兒喝湯,用哪個叉子吃魚。橫渡太平洋時,妻對西餐桌上的禮貌規矩已經完全精通,我弄錯時,她常常糾正我,這真出乎我的意外。

    吃西餐時,我常把我的酒杯和鄰人的酒杯弄亂,不知哪個是我的,因而常喝錯了酒。因為犯錯出於無心,我還是一樣心安理得。

    大學裡教授夫婦慣於照顧外國學生。綏爾太太是被指定照顧我們的社交生活的。她自己的名字是翟茜·威爾遜,是威爾遜總統的女兒,她丈夫是哈佛的教授。一個禮拜天,十二點鐘,有人告訴我們,說綏爾夫婦要來看我們。那時,前面說過,我們正住在赫石街。那時我太太已經從醫院回到家裡。我們和房東太太共用一個廚房,我們住兩間房。另外還有一個拳擊教師,一個未嫁的小姐,他二人都在和大學有關的一家飯館裡做事。有一次,我負責清理廚房,從廚房門後的一個口袋裡倒出一個死老鼠,慌忙之下,我把那個死老鼠掃到地板的一角兒,而沒有藏在垃圾桶裡。這件事,我覺得很丟臉。

    我們已經到綏爾夫婦家去過。他一定是個北極探險家,因為他家客廳裡擺著巨大北極熊的牙。還有威爾遜總統很寶貴的畫像,像上有他三個女兒,圍桌而坐。有一天傍晚,我們去吃飯,結果是弄錯了日子。我們並沒有急速返回,反倒硬賴著吃了一頓飯。綏爾教授出來歡迎我們。綏爾太太趕緊準備飯。那是我們社交上一次失禮。

    在哈佛讀書一年之後,系主任看了看我在聖約翰時的成績單。因為我各科的成績都是A,他要我到德國的殷內(Jena)去修一門莎士比亞戲劇。不必出席上課,即可獲得碩士學位。這是我終於得到這個碩士學位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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