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北大歲月 二十二、郭世英之死 文 / 周國平
那是一個星期天，晚上我去郭家，門衛說郭世英不在家，不讓我進去。這是很反常的，以往不管世英在不在家，門衛對我都是放行的。我只好說找郭庶英，門衛打電話，郭庶英出來把我接了進去。一到內院，我便發現全家人處在一片手足無措的驚慌中。兩天前，也就是星期五，世英被農大的那夥人扣押了。那一天，他匆匆回來過一趟，帶走了朋友們的信件，當時只有警衛員見到他。隨後，農大一夥人氣勢洶洶闖來，向郭老和於立群要人，又急沖沖離去。他們大約直奔肖肖所上的中學去了，那天她在學校裡，門房告訴她，郭世英來過，在校門口就被農大的學生截住了。所知道的情況只是這一些。肖肖好像知道更多內情，但她悶悶地不說話。我走時，她跟了出來，把我叫住。在幽暗的廊簷下，她問我是否知道曹秋池的地址，使我感到曹與發生的事有某種關係。我焦急地問她，郭老為什麼不出面，她說，郭老剛給周總理寫了信。
第二天一早，我奔往農大，漫無目標地在校園裡亂走，徒勞地想得到一點兒世英的音信。我往郭家打電話，撥了一次又一次號碼，從聽筒裡傳出的始終是尖銳的占線信號。我站在他家門前按電鈴，朱紅色大門上的小窗打開了，露出門衛的沒有表情的臉，他搖一搖頭，又把小窗關上。一個白天東奔西走，一無所獲。傍晚，我拉著小早去林銘述家，林伯母開門，瞪著失神的眼睛望著我，說：「郭世英自殺了！」我癱坐在床上，頭腦裡一片空白，無休止地流著眼淚。
郭世英死於1968年4月22日，年僅二十六歲。這次農大學生對他採取行動，據說直接的導因是他給肖肖打電話時用了英語，被同學聽見，誣他裡通外國。他必定立刻逃出了學校，並打算攜肖肖遠走，不幸被抓獲。在關押期間，他還曾試圖逃跑，躲在樓道內一間廁所的隔板頂端，結果被發現，招來了更殘酷的虐待。慘劇發生在這一天清晨，他從那間用作牢房的學生宿舍四樓房間的窗口墜落下來，落地時雙臂仍被反捆著，繩索深深地勒進皮肉。事發後，暴徒們通知郭老的秘書，說郭世英已經自絕於人民，秘書帶著平英和肖肖去學校處理後事。她們看到的屍體遍體鱗傷，手腕和足踝的勒痕處皮綻肉開。遺體於第二天火化，我和林銘述聞訊趕往火葬場，途中得知火化已結束，未能見最後一面。
世英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已成千古疑案。關於事情真相的唯一證詞來自兇手，據說世英向充當看守的那個同學要水喝，看守回來時，他已跳樓。這是一個近乎不可能的高難度動作，因為當時紗窗關著，插銷的位置相當高，要用捆綁在背後多日的麻痺了的手夠著插銷決非易事，更不用說在短時間裡把它拔開了。從動機看，世英也是不想死，他曾試圖逃跑就是證明。在逃跑前，他留下一封絕命書，兩張薄紙上寫著斗大的字，大意是說，他一心想投入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不可能，既然這樣，還不如去死。這當然只是為掩護逃跑施的障眼法，不過，說不定正是這個失敗了的小計謀害了他，自尊心極其強烈的他決不肯給敵人留下笑柄，於是用生命兌現了謊言。所以，自殺的動機也不是完全不成立。只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便是他在不願意死的時候死了。事發之後，我和平英、肖肖、小早去了一次農大，找世英班上的一個同學，向他瞭解事發那天的情形。那個同學到過一次郭家，也許是班上郭的唯一同情者。他說，那天凌晨，他在空地上徘徊，向樓上張望，遠遠看見郭世英的身影一動不動地印在那扇燈光暗淡的窗戶裡。在最後的時刻，世英隔著紗窗久久地凝望窗外的世界，他一定思緒萬千，但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他想了些什麼了。
我和林銘述再去郭家是在慘劇發生後的第三天。於立群一直在哭，邊哭邊喊著一些難以聽辨的話。看見我們，她號啕大哭起來，我聽見她斷斷續續地訴說：「對不起你們啊，世英就你們兩個好朋友，為什麼朋友在一起就是反動小集團啊，他們才是真正的反毛澤東思想……」接著她罵了一串粗話。這時建英走進客廳，把我叫到隔壁一間小屋。屋裡光線微弱，我坐著發怔，他在一旁擺弄相機，對準我按動快門。「我做個試驗，B門，不用三腳架。」這個十五歲的男孩咬著嘴唇，做出堅毅的模樣。透過窗戶，我看見郭老獨自在院子裡，正彎著腰，切割用牛油自製的肥皂。我走出去，幫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試盤，他朝我默默地點一點頭。世英的臥室仍是以前的樣子，我看見書架上有兩厚卷愛倫堡的《暴風雨》，夾在其他書之間，那是他死前一個星期向我借的。當然，我讓一切維持原狀，直到某一天有一隻不相干的手來打亂它們。晚上，我到客廳向於立群告別，她仍在哭，平英蹲在她身邊，一邊給媽媽捶背，一邊仰起臉來悲切地望著我。走在街上，我和林銘述都默然無語。並肩走了一會兒，他突然嚷道：「這傢伙真卑鄙，把我們害得好苦啊！」
在世英被關押期間，郭老有一個和周恩來見面的機會，事先打算對周說這件事。如果他說了，周親自出面干預，世英也許能夠得救。但是，郭老看總理這樣忙累，沒有忍心說，回家後受到了於立群的情緒激動的責怪。郭老當時用顫抖的聲音說了一句：「我也是為了中國好……」便說不下去了。可以想像，接踵而來的世英的死使這位老人感到怎樣的內疚。他是極喜愛聰明活潑的世英的，為了寄托和排遣哀情，在幾個月時間裡，他天天端坐在書桌前，用毛筆抄寫世英在農場期間的日記和家書，親手裝訂成八冊，整齊地放在自己床頭的窗台上。聽肖肖和平英說到這些情況，我不禁黯然神傷。
我一直不能接受世英已死這個事實，無數次地夢見他。每次夢見他，他都仍然生龍活虎，於是我對自己說，原來他還活著，可是只要這麼一想，我就立即看出他已是一個死者。事情過去三十多年後，我仍會做這樣的夢。在這一生中，我夢見得最多的人就是世英。
1980年6月，我在讀研究生，農大專案組給我單位發來一份為郭世英平反的決定，系裡的政治幹事向我宣讀了全文，大意是：郭在農大學習期間政治立場堅定，表現很好，農大原文革一夥人明知總理親自處理了郭的問題，仍揪住不放，殘酷迫害。郭死後，總理指出：「矛頭是指向我的。」郭是受迫害含冤而死，所謂現行反革命等污蔑不實之詞一律推倒。政治幹事表示，系裡將為我清理有關檔案。對於這遲來的公正，我感到的只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