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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北大歲月 七、X和自由寫作 文 / 周國平

    大學一年級時,上海中學的一些老同學為了保持聯繫,委託我辦一個刊物,由我負責組稿和編輯,然後交清華的同學油印和寄發。這種油印刊物只辦了一期,後來嫌麻煩,就改為手抄本,在北京、上海兩地傳遞。世英知道了這件事,很有興趣地向我瞭解具體的做法。「我們也來辦一個刊物,好嗎?」他問我。我欣然同意,卻未見下文。不久後我發現,這個刊物已經誕生,它就是x。

    第二學期開學後,有一天,世英給我看他寫的一首詩,題為《獻給x》。開頭幾句是:

    你在等待什麼?x,x,還有x……

    得到x,我就充實,

    失去x,我就空虛……

    他還把孫經武的一篇短文拿給我看,內容是針對他的,說自己可不想和什麼x打交道,寧肯和a、b、c、d……這些小娃娃玩耍。世英顯得挺生氣,表示要狠狠回擊。文章馬上出來了,是一篇寓言,寫一頭大象在森林裡一往無前地行進,遇到任何障礙物,它都輕鬆地用長鼻捲起來甩開。應他的要求,我也寫了一篇,論點是:無論x,還是a、b、c、d,離開s就沒有意義。s是物理學中代表方向的符號,世英看後用一句話打發了我:「s是虛構的,人生哪有什麼目的?」

    後來我明白,《獻給x》實際上就是世英為《x》寫的發刊詞了。這份如今被視為地下文學史上的經典的手抄刊物,其實不過是郭世英、張鶴慈、孫經武三人寫了作品互相傳閱而已。圍繞這個刊物有一個小團體,成員除他們三人外,還有一個女孩叫葉蓉青,是北京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因為與孫經武關係親密而入伙。按照世英事後的說法,我算一個外圍。為什麼叫x呢?三人各有自己的解釋:郭說是未知數,張說是十字街頭,孫說是俄文中赫魯曉夫第一個字母。

    自此以後,張、孫經常在北大校園裡出現了。張鶴慈出現得多些,他的父親張宗炳是北大生物系教授,他隨父母住在北大的一個教師宿舍區。我常常看見他到寢室來找世英,然後兩人一同離去。他留著長髮,臉蛋小而精巧,臉色蒼白,臉部的肌肉總在痙攣著,眼中射出異樣的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神經質人物。孫經武則是微胖的中等個兒,一雙聰明的大眼睛裡含著不易覺察的譏諷,一副滿不在乎的懶洋洋的神態,更像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的人。當時這二人都失學無業。從一零一中學出來後,孫參了軍,因企圖偷越國境被部隊退了回來。張一度在北京師院數學系上學,以七門功課不及格的考試成績被開除。據說他是故意考不及格的,世英多次以誇耀的口吻提起這件事,彷彿這也是他的光榮。

    自此以後,我也經常讀到他們三人的作品了。他們三人的寫作體裁和風格各不相同。張鶴慈主要寫詩,藝術上精雕細刻,寫得精緻、唯美而朦朧。我相信,他不愧是北島、顧城這一代詩人的先驅,中國當代朦朧詩的歷史應該從他算起。我保存著他稍晚些年寫的四首詩,可惜的是x時期的詩作已經難尋蹤跡,我只記得其中的兩句詩:「月亮患了癌症」,「太陽是個大傻瓜」。他也寫短篇小說,文字同樣唯美而精煉。我記得一篇的情節,寫一個美麗女子患了癌症,坐在爐火前一邊燒燬信件和日記,一邊回憶往事:她曾經與一個有才華的同學熱戀,那個同學成了右派,她後來違心地和一個當公安幹部的同學姘居,從此幸福毀了,只剩下痛苦和悔恨。孫經武擅長寫評論。他有驚人的記憶力,在看歌劇《蝴蝶夫人》之後,寫了一篇洋洋數萬言的長文,對劇中細節的描述之詳盡和準確使世英驚歎不已。世英告訴我,他經常鑽研《毛選》和黨史,然後寫評論文章。我只看過一篇,題為《論紙老虎》,辭藻很華麗,諷刺一切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的論點。其中說,既然是紙糊的老虎,用手指一戳就會破的,何必那樣如臨大敵。又說,中國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而赫魯曉夫之所以是修正主義,只因為他是赫魯曉夫。世英讓我回他一篇,我就模仿孫的文風,描繪紙糊的老虎放在暗處,模樣如何可怕,真假如何難辨,因此哪裡還有用手指戳破它的勇氣。世英看後說:「算了,甭給他看了,他準要罵你。」他認為,孫是犯了語義學錯誤,並按這個思路寫了一篇反駁文章。現在想來,當時我的文章實在是夠不上他們的水準,我才幸而沒有成為x的正式成員。

    世英的寫作體裁比較多樣,開始是詩和短篇小說,後來很認真地經營一個劇本,最後又寫起自傳體長篇小說來,但由於x出事,劇本和長篇都沒有完成。他有一首自己很欣賞的詩,大意是說,他流著淚喝一杯苦酒,眼淚不斷地滴進杯裡,這杯苦酒永遠喝不完了。在寫作上,他真正堅持不懈做的一件事是即興記錄生活和思想的片斷。他不知從哪裡源源不斷弄來許多廢棄的紙張,紙質非常好,一面打印有英文字,他就利用另一面寫東西。張、孫的東西都寫在正經的活頁紙上,一筆一劃顯出一種認真,而他使用的紙張本身就鼓勵了一種隨意。他常常對我說:「思想不是追求來的,而是自己跑來被你碰上的。」現在我知道,這句話基本上是抄自尼采。不過,他的確這樣做了,隨時隨地帶著紙,隨時隨地記錄瞬間閃過的思緒和反省到的心理活動。這種習慣對他幫助很大,使他在運用他所激賞的意識流寫作方式時得心應手。

    不但在閱讀上,而且在寫作上,世英都是給了我重大影響的第一人。事實上,我有意無意地在模仿他。較早的時候,我正沉迷於屠格涅夫,便以讀初中時對一個女生的暗戀為素材,寫了一篇近萬字的書信體小說,題為《一札未發出的信》。我拿給班上一個似乎也喜歡文學的同學看,沒想到他讀後連連叫道:「太醜了!太醜了!」世英知道了,責備我不該給那人看。他對這篇習作的評價是:「你能寫東西,文筆很流暢。不過,情節太簡單了,沒有曲折和起伏。」又轉述曹秋池的評論,說我寫的不是愛情,而是性慾的覺醒。我聽了為曹的敏銳吃驚,心裡卻不太舒服。後來,我也開始寫自傳體長篇小說,集中寫上北大後這一段經歷,但寫了不多就中止了,原因是生活的浪潮來得太猛了。我給一個朋友寫信說:「生活尚且來不及,哪裡顧得上去回憶!」當時我寫得最勤的也是感受和思緒的即興記錄,即所謂隨感,這個習慣完全是在世英的影響下養成的。我還學他的樣,熱中於用文字描述眼前某個實景,例如課堂上老師和同學的表現,某件事發生時人們的表情,校園裡某一處的風景,我稱之為文字寫生。此外,我十分認真地寫日記,每天都寫好幾頁。我把日記當做我的主課,如果我在閱覽室裡埋頭疾書,攤在筆下的多半是日記本。現在來看,所有這些隨感、文字寫生和日記,雖然不是正式的寫作,卻比任何正式的寫作更有效地提升了我的寫作能力。它們在我身上培育了一種獵人似的警覺,隨時隨地捕捉生活中和心靈中有價值的東西,並轉換成文字儲存起來。一個人一旦形成了這樣的本能,不管他以後是否以寫作為生,要他不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郭世英和張、孫當時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並且屬於精神上十分敏感的類型,對西方的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又有相當的接觸,因而格外感覺到生活在文化專制下的壓抑和痛苦,表現出了強烈的離經叛道傾向。在他們三人中,張、孫的作品較多涉及政治,郭離政治要遠一些。我完全不同,一方面更幼稚,另一方面還比較正統,對於他們的這種傾向並不太理解,甚至感到疑慮和害怕。但是,儘管如此,他們的寫作——主要是郭的作品和張的詩——對於我仍是一種巨大的啟示,令我耳目一新。他們使我看到,寫作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完全不必遵循時行的政治模式,而可以是一種真正的藝術創造和思想探索,一種個人的精神活動。當時我並非很清晰地意識到這一點,但種子已經悄悄播下,總有一天會發芽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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