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88 6 在義與利之外 文 / 周國平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中國人的人生哲學總是圍繞著義利二字打轉。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經有過一個人皆君子言必稱義的時代，當時或許有過大義滅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見的是借義逐利的偽君子和假義真情的迂君子。那個時代過去了。曾幾何時，世風劇變，義的信譽一落千丈，真君子銷聲匿跡，偽君子真相畢露，迂君子豁然開竅，都一窩蜂奔利而去。據說觀念更新，義利之辨有了新解，原來利並非小人的專利，倒是做人的天經地義。
「時間就是金錢！」今一句時髦口號。企業家以之鞭策生產，本無可非議。但世人把它奉為指導人生的座右銘，用商業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結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種企業，使人際關係成了一個市場。
我曾經嘲笑廉價的人情味，如今，連人情味也變得昂貴而罕見了。試問，不花錢你可能買到一個微笑，一句問候，一丁點兒惻隱之心？
不過，無須懷舊。想靠形形色色的義的說教來匡正時弊，拯救世風人心，事實上無濟於事。在義利之外，還有別樣的人生態度；在君子小人之外，還有別樣的人格。套孔於的句式，不妨說：「至人喻於情。」
義和利，貌似相反，實則相通。「義」要求人獻身抽像的社會實體，「利」驅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質利益，兩者都無視人的心靈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義」教人奉獻，「利」誘人佔有，前者把人生變成一次義務的履行，後者把人生變成一場權利的爭奪，殊不知人生的真價值是超乎義務和權利之外的。義和利都脫不開計較，所以，無論義師討伐叛臣，還是利慾支配眾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總是緊張。
如果說「義」代表一種倫理的人生態度，「利」代表一種功利的人生態度，那麼，我所說的「情」便代表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它主張率性而行，適情而止，每個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義，也不是你所佔有的物品，你之為你僅在於你的真實「自我」。生命的意義不在奉獻或佔有，而在創造，創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積極展開，是人在實現其本質力量時所獲得的情感上的滿足。創造不同於奉獻，奉獻只是完成外在的責任，創造卻是實現真實的「自我」。至於創造和佔有，其差別更是一目瞭然，譬如寫作，佔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帶來的名利地位，創造注重的只是創作本身的快樂。有真性情的人，與人相處唯求情感的溝通，與物相觸獨鍾情趣的品味。更為可貴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為利所逐的時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種閒適之情。我不是指中國士大夫式的閒情逸致，也不是指小農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種不為利驅、不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懷。仍以寫作為例，我想不通，一個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詩足矣。倘無此奢求，則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寫作也不過是這活得自在的一種方式罷了。
肖伯納說：「人生有兩大悲劇，一是沒有得到你心愛的東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愛的東西。」我曾經深以為然，並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輕鬆俏皮。但仔細玩味，發現這話的立足點仍是佔有，所以才會有佔有慾未得滿足的痛苦和已得滿足的無聊這雙重悲劇。如果把立足點移到創造上，以審美的眼光看人生，我們豈不可以反其意而說：人生有兩大快樂，一是沒有得到你心愛的東西，於是你可以去尋求和創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愛的東西，於是你可以去品味和體驗？當然，人生總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輕利的人所體味到的辛酸悲哀，更為逐利之輩所夢想不到。但是，擺脫了佔有慾，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許多瑣屑的煩惱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氣度些。我無意以審美之情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達了一個信念：在義與利之外，還有一種更值得一過的人生。這個信念將支撐我度過未來吉凶難卜的歲月。
在現代哲學家中，羅素是個精神出奇地健全平衡的人。他是邏輯經驗主義的開山鼻祖，卻不像別的分析哲學家那樣偏於學術的一隅，活得枯燥乏味。他喜歡沉思人生問題，卻又不像存在哲學家那樣陷於絕望的深淵，活得痛苦不堪。他的一生足以令人羨慕，可說應有盡有：一流的學問，卓越的社會活動和聲譽，豐富的愛情經歷，最後再加上長壽。命運居然選中這位現代邏輯宗師充當西方「性革命」的首席辯護人，讓他在大英帝國的保守法庭上經受了一番戲劇性的折磨，也算是一奇。科學理性與情慾衝動在他身上並行不悖，以致我的一位專門研究羅素的朋友揶揄地說：羅素精彩的哲學思想一定是在他五個情人的懷裡孕育的。
上世紀後半葉以來，西方大哲內心多半充斥一種緊張的危機感，這原是時代危機的反映。羅素對這類哲人不抱好感，例如，對於尼采、弗洛伊德均有微詞。一個哲學家在病態的時代居然能保持心理平衡，我就不免要懷疑他的真誠。不過，羅素也許是個例外。
羅素對於時代的病患並不麻木，他知道現代西方人最大的病痛來自基督教信仰的崩潰，使終有一死的生命失去了根基。在無神的荒原上，現代神學家們憑弔著也呼喚著上帝的亡靈，存在哲學家們詛咒著也謳歌著人生的荒誕。但羅素一面堅定地宣告他不信上帝，一面卻並不因此墮入病態的悲觀或亢奮。他相信人生一切美好的東西不會因為其短暫性而失去價值。對於死亡，他「以一種堅忍的觀點，從容而又冷靜地去思考它，並不有意縮小它的重要性，相反地對於能超越它感到一種驕傲」。羅素極其珍視愛在人生中的價值。他所說的愛，不是柏拉圖式的抽像的愛，而是「以動物的活力與本能為基礎」的愛，尤其是性愛。不過，他主張愛要受理性調節。他的信念歸納在這句話裡：「高尚的生活是受愛激勵並由知識導引的生活。」愛與知識，本能與理智，二者不可或缺。有時他說，與所愛者相處靠本能，與所恨者相處靠理智。也許我們可以引申一句：對待歡樂靠本能，對待不幸靠理智。在性愛的問題上，羅素是現代西方最早提倡性自由的思想家之一，不過淺薄者對他的觀點頗多誤解。他固然主張婚姻、愛情、性三者可以相對分開，但是他對三者的評價是有高低之分的。在他看來，第一，愛情高於單純的性行為，沒有愛的性行為是沒有價值的；第二，「經歷了多年考驗，而且又有許多深切感受的伴侶生活」高於一時的迷戀和鍾情，因為它包含著後者所不具有的豐富內容。我們在理論上可以假定每一個正常的異性都是性行為的可能對象，但事實上必有選擇。我們在理論上可以假定每一個中意的異性都是愛情的可能對象，但事實上必有捨棄。熱烈而持久的情侶之間有無數珍貴的共同記憶，使他們不肯輕易為了新的愛情冒險而將它們損害。
幾乎所有現代大哲都是現代文明的批判者，在這一點上羅素倒不是例外。他崇尚科學，但並不迷信科學。愛與科學，愛是第一位的。科學離開愛的目標，便只會使人盲目追求物質財富的增殖。羅素說，在現代世界中，愛的最危險的敵人是工作即美德的信念，急於在工作和財產上取得成功的貪慾。這種過分膨脹的「事業心」耗盡了人的活動力量，使現代城市居民的娛樂方式趨於消極的和團體的。像歷來一切賢哲一樣，他強調閒暇對於人生的重要性，為此他主張「開展一場引導青年無所事事的運動」，鼓勵人們欣賞非實用的知識如藝術、歷史、英雄傳記、哲學等等的美味。他相信，從「無用的」知識與無私的愛的結合中便能生出智慧。確實，在匆忙的現代生活的急流衝擊下，能夠恬然沉思和溫柔愛人的心靈愈來愈稀少了。如果說尼采式的敏感哲人曾對此發出震聾發聵的痛苦呼叫，那麼，羅素，作為這時代一個心理健康的哲人，我們又從他口中聽到了語重心長的明智規勸。但願這些聲音能啟發今日性靈猶存的青年去尋求一種智慧的人生。
到南方走一趟，感到那裡是一個很不同的世界。一是活，似乎處處都有機會，人人在抓機會，顯得生氣勃勃。二是富，千萬富翁時有所聞，小康之家比比皆是。
在廣州時，拜訪一位相識的大學教師。踏進他的家門，我驚住了，寬敞的大廳，精美的浮雕，考究的傢俱，在我眼裡不啻是一座宮殿。交談中知道，他辦了一家公司。
「這算不了什麼，我還要蓋別墅。我們知識分子應該腰纏萬貫。」他說，口氣中兼含自豪和共勉的意味。
自豪我贊成。一個民族，一個人，終歸是活比呆好，富比窮好。據我看，文化人中凡有經商之興趣和能力的，都不妨去經商，這對自己對國家都有益處，對文化也決不會有什麼損害。說到底，普及和提高文化是需要金錢支持的，創造文化則並不需要太多的人。
共勉卻不敢。我有自知之明，知道我非其材。我對經商既無興趣，也無能力。我認定我去經商必定如燕人學步，兩頭落空，一事無成。我的天性——至少由習慣造成的第二天性——使我活不起來，從而也富不起來，只宜繼續做一個書獃子和窮書生。一個人不該違背或怨恨自己的天性，我的心是平靜的。
在我看來，無論安心治學，還是勇敢從商，都是值得讚許的。我獨不解的是有一種人，看見別人棄學經商便憤憤不平，痛斥世道人心；自己儘管還做著學問，卻彷彿受了天大委屈。從他的憤懣和委屈，可見做學問並不符合他的天性。那麼，何必露一副只身為文化殉難的悲劇面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