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87 3 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 文 / 周國平
一
我的怪癖是喜歡一般哲學史不屑記載的哲學家，寧願繞開一個個曾經顯赫一時的體系的頹宮，到歷史的荒村陋巷去尋找他們的足跡。愛默生就屬於這些我頗願結識一番的哲學家之列。
我對愛默生嚮往已久。在我的精神旅行圖上，我早已標出那個康科德小鎮的方位。尼采常常提到他。如果我所喜歡的某位朋友常常情不自禁地向我提起他所喜歡的一位朋友，我知道我也準能喜歡他的這位朋友。
作為美國文藝復興的領袖和傑出的散文大師，愛默生已名垂史冊。作為一名哲學家，他卻似乎進不了哲學的「正史」。他是一位長於靈感而拙於體系的哲學家。他的「體系」，所謂超驗主義，如今在美國恐怕也沒有人認真看待了。如果我試圖對他的體系作一番條分縷析的解說，就未免太迂腐了。我只想受他的靈感的啟發，隨手寫下我的感觸。超驗主義死了，但愛默生的智慧永存。
二
也許沒有一個哲學家不是在實際上試圖建立某種體系，賦予自己最得意的思想以普遍性形式。聲稱反對體系的哲學家也不例外。但是，大千世界的神秘不會屈從於任何公式，沒有一個體系能夠萬古長存。幸好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不會被體系的廢墟掩埋，一旦除去體系的虛飾，它們反以更加純粹的面貌出現在天空下，顯示出它們與陽光、土地、生命的堅實聯繫，在我們心中喚起親切的迴響。
愛默生相信，人心與宇宙之間有著對應關係，所以每個人憑內心體驗就可以認識自然和歷史的真理。這就是他的超驗主義，有點像主張「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致良知」的宋明理學。人心與宇宙之間究竟有沒有對應關係，這是永遠無法在理論上證實或駁倒的。一種形而上學不過是一種信仰，其作用只是用來支持一種人生態度和價值立場。我寧可直接面對這種人生態度和價值立場，而不去追究它背後的形而上學信仰。於是我看到，愛默生想要表達的是他對人性完美發展的可能性的期望和信心，他的哲學是一首洋溢著樂觀主義精神的個性解放的讚美詩。
但愛默生的人道主義不是歐洲文藝復興的單純回聲。他生活在十九世紀，和同時代少數幾個偉大思想家一樣，他也是揭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現象的先知先覺者。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但在現實中卻成了碎片。「社會是這樣一種狀態，每一個人都像是從身上鋸下來的一段肢體，昂然地走來走去，許多怪物——一個好手指，一個頸項，一個胃，一個肘彎，但是從來不是一個人。」我想起了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的手稿中對人的異化的分析。我也想起了尼采的話：「我的目光從今天望到過去，發現比比皆是：碎片、斷肢和可怕的偶然——可是沒有人！」他們的理論歸宿當然截然不同，但都同樣熱烈懷抱著人性全面發展的理想。往往有這種情況：同一種激情驅使人們從事理論探索，結果卻找到了不同的理論，甚至彼此成為思想上的敵人。但是，真的是敵人嗎？
三
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每個人的天性中都蘊藏著大自然賦予的創造力。把這個觀點運用到讀書上，愛默生提倡一種「創造性的閱讀」。這就是：把自己的生活當作正文，把書籍當作註解；聽別人發言是為了使自己能說話；以一顆活躍的靈魂，為獲得靈感而讀書。
幾乎一切創造欲強烈的思想家都對書籍懷著本能的警惕。蒙田曾談到「文殛」，即因讀書過多而被文字之斧砍傷，喪失了創造力。叔本華把讀書太濫譬作將自己的頭腦變成別人思想的跑馬場。愛默生也說：「我寧願從來沒有看見過一本書，而不願意被它的吸力扭曲過來，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軌道外面，使我成為一顆衛星，而不是一個宇宙。」
許多人熱心地請教讀書方法，可是如何讀書其實是取決於整個人生態度的。開卷有益，也可能有害。過去的天才可以成為自己天宇上的繁星，也可以成為壓抑自己的偶像。愛默生俏皮地寫道：「溫順的青年人在圖書館裡長大，他們相信他們的責任是應當接受西塞羅、洛克、培根的意見；他們忘了西塞羅、洛克與培根寫這些書的時候，也不過是圖書館裡的青年人。」我要加上一句：幸好那時圖書館的藏書比現在少得多，否則他們也許成不了西塞羅、洛克、培根了。
好的書籍是朋友，但也僅僅是朋友。與好友會晤是快事，但必須自己有話可說，才能真正快樂。一個愚鈍的人，再智慧的朋友對他也是毫無用處的，他坐在一群才華橫溢的朋友中間，不過是一具木偶，一個諷刺，一種折磨。每人都是一個神，然後才有奧林匹斯神界的歡聚。
我們讀一本書，讀到精彩處，往往情不自禁地要喊出聲來：這是我的思想，這正是我想說的，被他偷去了！有時候真是難以分清，哪是作者的本意，哪是自己的混入和添加。沉睡的感受喚醒了，失落的記憶找回了，朦朧的思緒清晰了。其餘一切，只是死的「知識」，也就是說，只是外在於靈魂有機生長過程的無機物。
我曾經計算過，盡我有生之年，每天讀一本書，連我自己的藏書也讀不完。何況還不斷購進新書，何況還有圖書館裡難計其數的書。這真有點令人絕望。可是，寫作衝動一上來，這一切全忘了。愛默生說得漂亮：「當一個人能夠直接閱讀上帝的時候，那時間太寶貴了，不能夠浪費在別人閱讀後的抄本上。」只要自己有旺盛的創作欲，無暇讀別人寫的書也許是一種幸運呢。
四有兩種自信：一種是人格上的獨立自主，藐視世俗的輿論和功利；一種是理智上的狂妄自大，永遠自以為是，自我感覺好極了。我讚賞前一種自信，對後一種自信則總是報以幾分不信任。
人在世上，總要有所依托，否則會空虛無聊。有兩樣東西似乎是公認的人生支柱，在講究實際的人那裡叫職業和家庭，在注重精神的人那裡叫事業和愛情。食色性也，職業和家庭是社會認可的滿足人的兩大慾望的手段，當然不能說它們庸俗。然而，職業可能不稱心，家庭可能不美滿，慾望是滿足了，但付出了無窮煩惱的代價。至於事業的成功和愛情的幸福，儘管令人嚮往之至，卻更是沒有把握的事情。而且，有些精神太敏感的人，即使得到了這兩樣東西，還是不能擺脫空虛之感。
所以，人必須有人格上的獨立自主。你誠然不能脫離社會和他人生活，但你不能一味攀援在社會建築物和他人身上。你要自己在生命的土壤中扎根。你要在人生的大海上拋下自己的錨。一個人如果把自己僅僅依附於身外的事物，即使是極其美好的事物，順利時也許看不出他的內在空虛，缺乏根基，一旦起了風浪，例如社會動亂，事業挫折，親人亡故，失戀，等等，就會一蹶不振乃至精神崩潰。正如愛默生所說：「然而事實是：他早已是一隻漂流著的破船，後來起的這一陣風不過向他自己暴露出他流浪的狀態。」愛默生寫有長文熱情歌頌愛情的魅力，但我更喜歡他的這首詩：為愛犧牲一切，服從你的心；朋友，親戚，時日，名譽，財產，計劃，信用與靈感，什麼都能放棄。
為愛離棄一切；然而，你聽我說……
你須要保留今天，明天，你整個的未來，讓它們絕對自由，不要被你的愛人佔領。
如果你心愛的姑娘另有所歡，你還她自由。
你應當知道半人半神走了，神就來了。
世事的無常使得古來許多賢哲主張退隱自守，清靜無為，無動於衷。我厭惡這種哲學。我喜歡看見人們生氣勃勃地創辦事業，如癡如醉地墮入情網，痛快淋漓地享受生命。但是，不要忘記了最主要的事情：你仍然屬於你自己。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自足的精神世界。這是一個安全的場所，其中珍藏著你最珍貴的寶物，任何災禍都不能侵犯它。心靈是一本奇特的帳簿，只有收入，沒有支出，人生的一切痛苦和歡樂，都化作寶貴的體驗記入它的收入欄中。是的，連痛苦也是一種收入。人彷彿有了兩個自我，一個自我到世界上去奮鬥，去追求，也許凱旋，也許敗歸，另一個自我便含著寧靜的微笑，把這遍體汗水和血跡的哭著笑著的自我迎回家來，把豐厚的戰利品指給他看，連敗歸者也有一份。
愛默生讚賞兒童身上那種不怕沒得飯吃、說話做事從不半點隨人的王公貴人派頭。一到成年，人就注重別人的觀感，得失之患多了。我想，一個人在精神上真正成熟之後，又會反璞歸真，重獲一顆自足的童心。他消化了社會的成規習見，把它們揚棄了。
五還有一點餘興，也一併寫下。有句成語叫大智若愚。人類精神的這種逆反形式很值得研究一番。我還可以舉出大善若惡，大悲若喜，大信若疑，大嚴肅若輕浮。在愛默生的書裡，我也找到了若干印證。
悲劇是深刻的，領悟悲劇也須有深刻的心靈。「性情淺薄的人遇到不幸，他的感情僅只是演說式的做作。」然而這不是悲劇。人生的險難關頭最能檢驗一個人的靈魂深淺。有的人一生接連遭到不幸，卻未嘗體驗過真正的悲劇情感。相反，表面上一帆風順的人也可能經歷巨大的內心悲劇。一切高貴的情感都羞於表白，一切深刻的體驗都拙於言辭。大悲者會以笑謔嘲弄命運，以歡容掩飾哀傷。丑角也許比英雄更知人生的辛酸。愛默生舉了一個例子：正當喜劇演員卡裡尼使整個那不勒斯城的人都笑斷肚腸的時候，有一個病人去找城裡的一個醫生，治療他致命的憂鬱症。醫生勸他到戲院去看卡裡尼的演出，他回答：「我就是卡裡尼。」
與此相類似，最高的嚴肅往往貌似玩世不恭。古希臘人就已經明白這個道理。愛默生引用普魯塔克的話說：「研究哲理而外表不像研究哲理，在嬉笑中做成別人嚴肅認真地做的事，這是最高的智慧。」正經不是嚴肅，就像教條不是真理一樣。真理用不著板起面孔來增添它的權威。在那些一本正經的人中間，你幾乎找不到一個嚴肅思考過人生的人。不，他們思考的多半不是人生，而是權力，不是真理，而是利益。真正嚴肅思考過人生的人知道生命和理性的限度，他能自嘲，肯寬容，願意用一個玩笑替受窘的對手解圍，給正經的論敵一個教訓。他以詼諧的口吻談說真理，彷彿故意要減弱他的發現的重要性，以便只讓它進入真正知音的耳朵。
尤其是在信仰崩潰的時代，那些佯癲裝瘋的狂人倒是一些太嚴肅地對待其信仰的人。魯迅深知此中之理，說嵇康、阮籍表面上毀壞禮教，實則倒是太相信禮教，因為不滿意當權者利用和褻瀆禮教，才以反禮教的過激行為發洩內心憤想。其實，在任何信仰體制之下，多數人並非真有信仰，只是做出相信的樣子罷了。於是過分認真的人就起而論究是非，闡釋信仰之真諦，結果被視為異端。一部基督教史就是沒有信仰的人以維護信仰之名把有信仰的人當作邪教徒燒死的歷史。殉道者多半死於同志之手而非敵人之手。所以，愛默生說，偉大的有信仰的人永遠被視為異教徒，終於被迫以一連串的懷疑論來表現他的信念。懷疑論實在是過於認真看待信仰或知識的結果。蘇格拉底為了弄明智慧的實質，遍訪雅典城裡號稱有智慧的人，結果發現他們只是在那裡盲目自信，其實並無智慧。他到頭來認為自己仍然不知智慧為何物，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我知道我一無所知。」哲學史上的懷疑論者大抵都是太認真地要追究人類認識的可靠性，結果反而疑團叢生。
一有與無
日子川流不息。我起床，寫作，吃飯，散步，睡覺。在日常的起居中，我不懷疑有一個我存在著。這個我有名有姓，有過去的生活經歷，現在的生活圈子。我憶起一些往事，知道那是我的往事。我懷著一些期待，相信那是我的期待。儘管我對我的出生毫無印象，對我的死亡無法預知，但我明白這個我在時間上有始有終，輪廓是清楚的。
然而，有時候，日常生活的外殼彷彿突然破裂了，熟悉的環境變得陌生，我的存在失去了參照系，恍兮惚兮，不知身在何處，我是誰，世上究竟有沒有一個我。
莊周夢蝶，醒來自問：「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這一問成為千古迷惑。問題在於，你如何知道你現在不是在做夢？你又如何知道你的一生不是一個漫長而短促的夢？也許，流逝著的世間萬物，一切世代，一切個人，都只是造物主的夢中景象？
我的存在不是一個自明的事實，而是需要加以證明的，於是有笛卡爾的命題：「我思故我在。」
但我聽見佛教導說：諸法無我，一切眾生都只是隨緣而起的幻相。
正當我為我存在與否苦思的時候，電話鈴響了，聽筒裡叫著我的名字，我不假思索地應道：
「是我。」
二輕與重
我活在世上，愛著，感受著，思考著。我心中有一個世界，那裡珍藏著許多往事，有歡樂的，也有悲傷的。它們雖已逝去，卻將永遠活在我心中，與我終身相伴。
一個聲音對我說：在無限宇宙的永恆歲月中，你不過是一個頃刻便化為烏有的微粒，這個微粒的悲歡甚至連一絲微風、一縷輕煙都算不上，剎那間就會無影無蹤。你如此珍惜的那個小小的心靈世界，究竟有何價值？
我用法國作家辛涅科爾的話回答：「是的，對於宇宙，我微不足道；可是，對於我自己，我就是一切。」
我何嘗不知道，在宇宙的生成變化中，我只是一個極其偶然的存在，我存在與否完全無足輕重。面對無窮，我確實等於零。然而，我可以用同樣的道理回敬這個傲慢的宇宙：倘若我不存在，你對我來說豈不也等於零？倘若沒有人類及其眾多自我的存在，宇宙的永恆存在究竟有何意義？而每一個自我一旦存在，便不能不從自身出發估量一切，正是這估量的總和使本無意義的宇宙獲得了意義。
我何嘗不知道，在人類的悲歡離合中，我的故事極其普通。然而，我不能不對自己的故事傾注更多的悲歡。對於我來說，我的愛情波折要比羅密歐更加驚心動魄，我的苦難要比俄狄浦斯更加催人淚下。原因很簡單，因為我不是羅密歐，不是俄狄浦斯，而是我自己。事實上，如果人人看輕一己的悲歡，世上就不會有羅密歐和俄狄浦斯了。
我終歸是我自己。當我自以為跳出了我自己時，仍然是這個我在跳。我無法不成為我的一切行為的主體，我是世界的一切關係的中心。當然，同時我也知道每個人都有他的自我，我不會狂妄到要充當世界和他人的中心。
三靈與肉
我站在鏡子前，盯視著我的面孔和身體，不禁惶惑起來。我不知道究竟盯視者是我，還是被盯視者是我。靈魂和肉體如此不同，一旦相遇，彼此都覺陌生。我的耳邊響起帕斯卡爾的話語：肉體不可思議，靈魂更不可思議，最不可思議的是肉體居然能和靈魂結合在一起。
人有一個肉體似乎是一件尷尬事。那個喪子的母親終於停止哭泣，端起飯碗，因為她餓了。那個含情脈脈的姑娘不得不離開情人一小會兒，她需要上廁所。那個哲學家剛才還在談論面對苦難的神明般的寧靜，現在卻因為牙痛而呻吟不止。當我們的靈魂在天堂享受幸福或在地獄體味悲劇時，肉體往往不合時宜地把它拉回到塵世。
馬雅可夫斯基在列車裡構思一首長詩，眼睛心不在焉地盯著對面的姑娘。那姑娘驚慌了。馬雅可夫斯基趕緊聲明：「我不是男人，我是穿褲子的雲。」為了避嫌，他必須否認肉體的存在。
我們一生中不得不花費許多精力來伺候肉體：餵它，洗它，替它穿衣，給它鋪床。博爾赫斯屈辱地寫道：「我是他的老護士，他逼我為他洗腳。」還有更屈辱的事：肉體會背叛靈魂。一個心靈美好的女人可能其貌不揚，一個靈魂高貴的男人可能終身殘疾。荷馬是瞎子，貝多芬是聾子，拜倫是跛子。而對一切人相同的是，不管我們如何精心調理，肉體仍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老和死亡，拖著不屈的靈魂同歸於盡。
那麼，不要肉體如何呢？不，那更可怕，我們將不能再看風景，聽音樂，呼吸新鮮空氣，讀書，散步，運動，宴飲，尤其是——世上不再有男人和女人，不再有愛情這件無比美妙的事兒。原來，靈魂的種種愉悅根本就離不開肉體，沒有肉體的靈魂不過是幽靈，不復有任何生命的激情和歡樂，比死好不了多少。
所以，我要修改帕斯卡爾的話：肉體是奇妙的，靈魂更奇妙，最奇妙的是肉體居然能和靈魂結合在一起。
四動與靜
喧嘩的白晝過去了，世界重歸於寧靜。我坐在燈下，感到一種獨處的滿足。
我承認，我需要到世界上去活動，我喜歡旅行、冒險、戀愛、奮鬥、成功、失敗。日子過得平平淡淡，我會無聊，過得冷冷清清，我會寂寞。但是，我更需要寧靜的獨處，更喜歡過一種沉思的生活。總是活得轟轟烈烈熱熱鬧鬧，沒有時間和自己待一會兒，我就會非常不安，好像丟了魂一樣。
我身上必定有兩個自我。一個好動，什麼都要嘗試，什麼都想經歷。另一個喜靜，對一切加以審視和消化。這另一個自我，如同羅曼·羅蘭所說，是「一顆清明寧靜而非常關切的靈魂」。彷彿是它把我派遣到人世間活動，鼓勵我拚命感受生命的一切歡樂和苦難，同時又始終關切地把我置於它的視野之內，隨時準備把我召回它的身邊。即使我在世上遭受最悲慘的災難和失敗，只要我識得返回它的途徑，我就不會全軍覆沒。它是我的守護神，為我守護著一個任何風雨都侵襲不到也損壞不了的家園，使我在最風雨飄搖的日子裡也不致無家可歸。
耶穌說：「一個人賺得了整個世界，卻喪失了自我，又有何益？」他在向其門徒透露自己的基督身份後說這話，可謂意味深長。真正的救世主就在我們每個人身上，便是那個清明寧靜的自我。這個自我即是我們身上的神性，只要我們能守住它，就差不多可以說上帝和我們同在了。守不住它，一味沉淪於世界，我們便會渾渾噩噩，隨波飄蕩，世界也將沸沸揚揚，永無得救的希望。
五真與偽
我走在街上，一路朝熟人點頭微笑；我舉起酒杯，聽著應酬話，用笑容答謝；我坐在一群妙語連珠的朋友中，自己也說著俏皮話，讚賞或得意地大笑……
在所有這些時候，我心中會突然響起一個聲音：「這不是我！」於是，笑容凍結了。莫非笑是社會性的，真實的我永遠悲苦，從來不笑？
多數時候，我是獨處的，我曾慶幸自己借此避免了許多虛偽。可是，當我關起門來寫作時，我怎能擔保已經把公眾的趣味和我的虛榮心也關在了門外，因而這個正在寫作的人必定是真實的我呢？
「成為你自己！」——這句話如同一切道德格言一樣知易行難。我甚至無法判斷，我究竟是否已經成為了我自己。角色在何處結束，真實的我在何處開始，這界限是模糊的。有些角色僅是服飾，有些角色卻已經和我們的軀體生長在一起，如果把它們一層層剝去，其結果比剝蔥頭好不了多少。
演員尚有卸妝的時候，我們卻生生死死都離不開社會的舞台。在他人目光的注視下，甚至隱居和自殺都可以是在扮演一種角色。也許，只有當我們扮演某個角色露出破綻時，我們才得以一窺自己的真實面目。
盧梭說：「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後把模子打碎了。」這話聽起來自負，其實適用於每一個人。可惜的是，多數人忍受不了這個失去了模子的自己，於是又用公共的模子把自己重新塑造一遍，結果彼此變得如此相似。
我知道，一個人不可能也不應該脫離社會而生活。然而，有必要節省社會的交往。我不妨和他人交談，但要更多地直接向上帝和自己說話。我無法一勞永逸地成為真實的自己，但是，倘若我的生活中充滿著僅僅屬於我的不可言說的特殊事物，我也就在過一種非常真實的生活了。
六逃避與尋找
我是喜歡獨處的，不覺得寂寞。我有許多事可做：讀書，寫作，回憶，遐想，沉思，等等。做著這些事的時候，我相當投入，樂在其中，內心很充實。
但是，獨處並不意味著和自己在一起。在我潛心讀書或寫作時，我很可能是和想像中的作者或讀者在一起。
直接面對自己似乎是一件令人難以忍受的事，所以人們往往要設法逃避。逃避自我有二法，一是事務，二是消遣。我們忙於職業上和生活上的種種事務，一旦閒下來，又用聊天、娛樂和其他種種消遣打發時光。對於文人來說，讀書和寫作也不外是一種事務或一種消遣，比起鬥雞走狗之輩，誠然有雅俗之別，但逃避自我的實質則為一。
然而，有這樣一種時候，我翻開書，又合上，拿起筆，又放下，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麼，找不到一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只覺得心中瀰漫著一種空虛悵惘之感。這是無聊襲來的時候。
當一個人無所事事而直接面對自己時，便會感到無聊。在通常情況下，我們仍會找些事做，盡快逃脫這種境遇。但是，也有無可逃脫的時候，我就是百事無心，不想見任何人，不想做任何事。
自我似乎喜歡捉迷藏，如同蒙田所說：「我找我的時候找不著；我找著我由於偶然的邂逅比由於有意的搜尋多。」無聊正是與自我邂逅的一個契機。這個自我，擺脫了一切社會的身份和關係，來自虛無，歸於虛無。難怪我們和它相遇時，不能直面相視太久，便要匆匆逃離。可是，讓我多堅持一會兒吧，我相信這個可怕的自我一定會教給我許多人生的真理。
自古以來，哲人們一直叮嚀我們：「認識你自己！」卡萊爾卻主張代之以一個「最新的教義」：「認識你要做和能做的工作！」因為一個人永遠不可能認識自己，而通過工作則可以使自己成為完人。我承認認識自己也許是徒勞之舉，但同時我也相信，一個人倘若從來不想認識自己，從來不肯從事一切無望的精神追求，那麼，工作決不會使他成為完人，而只會使他成為庸人。
七愛與狐獨
凡人群聚集之處，必有孤獨。我懷著我的孤獨，離開人群，來到郊外。我的孤獨帶著如此濃烈的愛意，愛著田野裡的花朵、小草、樹木和河流。
原來，孤獨也是一種愛。
愛和孤獨是人生最美麗的兩支曲子，兩者缺一不可。無愛的心靈不會孤獨，未曾體味過孤獨的人也不可能懂得愛。
由於懷著愛的希望，孤獨才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甜蜜的。當我獨自在田野裡徘徊時，那些花朵、小草、樹木、河流之所以能給我以慰藉，正是因為我隱約預感到，我可能會和另一顆同樣愛它們的靈魂相遇。
不止一位先賢指出，一個人無論看到怎樣的美景奇觀，如果他沒有機會向人講述，他就決不會感到快樂。人終究是離不開同類的。一個無人分享的快樂決非真正的快樂，而一個無人分擔的痛苦則是最可怕的痛苦。所謂分享和分擔，未必要有人在場。但至少要有人知道。永遠沒有人知道，絕對的孤獨，痛苦便會成為絕望，而快樂——同樣也會變成絕望！
交往為人性所必需，它的分寸卻不好掌握。帕斯卡爾說：「我們由於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情，但我們也由於交往而敗壞著精神和感情。」我相信，前一種交往是兩個人之間的心靈溝通，它是馬丁·布伯所說的那種「我與你」的相遇，既充滿愛，又尊重孤獨；相反，後一種交往則是熙熙攘攘的利害交易，它如同尼采所形容的「市場」，既褻瀆了愛，又羞辱了孤獨。相遇是人生莫大的幸運，在此時刻。兩顆靈魂彷彿同時認出了對方，驚喜地喊出：「是你！」人一生中只要有過這個時刻，愛和孤獨便都有了著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