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孤獨的價值 文 / 周國平自選集

    一

    我很有興味地讀完了英國醫生安東尼·斯托爾所著的《孤獨》一書。在我的概念中，孤獨是一種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人生境遇和體驗，為哲學家、詩人所樂於探究或描述。我曾擔心，一個醫生研究孤獨，會不會有職業偏見，把它僅僅視為一種病態呢？令我滿意的是，作者是一位有著相當人文修養的精神科醫生，善於把開闊的人文視野和精到的專業眼光結合起

    來，因此不但沒有抹殺、反而更有說服力地揭示了孤獨在人生中的價值，其中也包括它的心理治療作用。

    事實上，精神科醫學的傳統的確是把孤獨僅僅視為一種病態的。按照這一傳統的見解，親密的人際關係是精神健全的最重要標誌，是人生意義和幸福的主要源泉甚至惟一源泉。反之，一個成人倘若缺乏建立親密的人際關係的能力，便表明他的精神成熟進程受阻，亦即存在著某種心理疾患，需要加以治療。斯托爾寫這本書的主旨正是要反對這種偏頗性，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為孤獨」正名「。他在肯定人際關係的價值的同時，著重論證了孤獨也是人生意義的重要源泉，對於具有創造天賦的人來說，甚至是決定性的源泉。

    其實，對孤獨的貶損並不限於今天的精神科醫學領域。早在《伊利亞特》中，荷馬已經把無家無邦的人斥為自然的棄物。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中據以發揮，斷言人是最合群的動物，接著說出了一句名言：「離群索居者不是野獸，便是神靈。」這話本身說得很漂亮，但他的用意是在前半句，拉扯開來大做文章，壓根兒不再提後半句。後來培根引用這話時，乾脆說只有前半句是真理，後半句純屬邪說。既然連某些大哲學家也對孤獨抱有成見，我就很願意結合著讀斯托爾的書的心得，來說一說我對孤獨的價值的認識。

    二

    交往和獨處原是人在世上生活的兩種方式，對於每個人來說，這兩種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比例很不相同罷了。由於性格的差異，有的人更愛交往，有的人更喜獨處。人們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種能力，卻忽略了獨處也是一種能力，並且在一定意義上是比交往更為重要的一種能力。反過來說，不擅交際固然是一種遺憾，不耐孤獨也未嘗不是一種很嚴重的缺陷。

    從心理學的觀點看，人之需要獨處，是為了進行內在的整合。所謂整合，就是把新的經驗放到內在記憶中的某個恰當位置上。惟有經過這一整合的過程，外來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自我也才能成為一個既獨立又生長著的系統。所以，有無獨處的能力，關係到一個人能否真正形成一個相對自足的內心世界，而這又會進而影響到他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斯托爾引用溫尼考特的見解指出，那種缺乏獨處能力的人只具有「虛假的自我」，因此只是順從、而不是體驗外部世界，世界對於他僅是某種必須適應的對象，而不是可以滿足他的主觀性的場所，這樣的人生當然就沒有意義。

    事實上，無論活得多麼熱鬧，每個人都必定有最低限度的獨處時間，那便是睡眠。不管你與誰同睡，你都只能獨自進入你的夢鄉。同床異夢是一切人的命運，同時卻也是大自然的恩典，在心理上有其必要性。據有的心理學家推測，夢具有與獨處相似的整合功能，而不能正常做夢則可能造成某些精神疾患。另一個例子是居喪。對喪親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人的同情和勸慰，而是在獨處中順變。正像斯托爾所指出的：「這種順變的過程非常私密，因為事關喪親者與死者之間的親密關係，這種關係別人沒有分享過，也不能分享。」居喪的本質是面對亡靈時「一個人內心孤獨的深處所發生的某件事」。如果人為地壓抑這個哀傷過程，則也會導致心理疾病。

    關於孤獨對於心理健康的價值，書中還有一些有趣的談論。例如，對外界刺激作出反應是動物的本能，「不反應的能力」則是智慧的要素。又例如，「感覺過剩」的禍害並不亞於「感覺剝奪」。總之，我們不能一頭紮在外部世界和人際關係裡，而放棄了對內在世界的整合。斯托爾的結論是：內在的心理經驗是最奧妙、最有療效的。容格後期專門治療中年病人，他發現，他的大多數病人都很能適應社會，且有傑出的成就，「中年危機」的原因就在於缺少內心的整合，通俗地說，也就是缺乏個性，因而仍然不免感覺人生的空虛。他試圖通過一種所謂「個性化過程」的方案加以治療，使這些病人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人生意義。我懷疑這個方案是否當真有效，因為我不相信一個人能夠通過心理治療而獲得他本來所沒有的個性。不過，有一點倒是可以確定的，即個性以及基本的孤獨體驗乃是人生意義問題之思考的前提。

    三

    人類精神創造的歷史表明，孤獨更重要的價值在於孕育、喚醒和激發了精神的創造力。我們難以斷定，這一點是否對所有的人都適用，抑或僅僅適用於那些有創造天賦的人。我們至少應該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創造力的潛質，區別僅在量的大小而已。

    一般而論，人的天性是不願忍受長期的孤獨的，長期的孤獨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獨中，有的人的創造力意外地得到了發展的機會。一種情形是牢獄之災，文化史上的許多傳世名作就誕生在牢獄裡。例如，波伊提烏斯的《哲學的慰藉》，莫爾的《紓解憂愁之對話》，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處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內寫作的。班揚的《天路歷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也是在牢獄裡醞釀的。另一種情形是疾病。斯托爾舉了耳聾造成的孤獨的例子，這種孤獨反而激發了貝多芬、戈雅的藝術想像力。在疾病促進創作方面，我們可以續上一個包括尼采、普魯斯特在內的長長的名單。太史公所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等等，也涉及了牢獄和疾病之災與創作的關係，雖然他更多地著眼於苦難中的發憤。強制的孤獨不只是造成了一種必要，迫使人把被壓抑的精力投於創作，而且我相信，由於牢獄或疾病把人同紛繁的世俗生活拉開了距離，人是會因此獲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種新的眼光的，而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條件。

    不過，對於大多數天才來說，他們之陷於孤獨不是因為外在的強制，而是由於自身的氣質。大體說來，藝術的天才，例如作者所舉的卡夫卡、吉卜林，多是憂鬱型氣質，而孤獨中的寫作則是一種自我治療的方式。如同一位作家所說：「我寫憂鬱，是為了使自己無暇憂鬱。」只是一開始作為一種補償的寫作，後來便獲得了獨立的價值，成了他們樂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創作過程無疑能夠抵禦憂鬱，所以，據精神科醫生們說，只有那些創作力衰竭的作家才會找他們去治病。但是，據我所知，這時候的憂鬱往往是不治的，這類作家的結局不是

    潦倒便是自殺。另一類是思想的天才，例如作者所舉的牛頓、康德、維特根斯坦，則相當自覺地選擇了孤獨，以便保護自己的內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干擾地專注於意義和秩序的尋求。這種專注和氣功狀態有類似之處，所以，包括這三人在內的許多哲學家都長壽，也許不是偶然的。

    讓我回到前面所引的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一方面，孤獨的精神創造者的確是野獸，也就是說，他們在社會交往的領域裡明顯地低於一般人的水平，不但相當無能，甚至有著難以克服的精神障礙。在社交場合，他們往往笨拙而且不安。有趣的是，人們觀察到，他們倒比較容易與小孩或者動物相處，那時候他們會感到輕鬆自在。另一方面，他們卻同時又是神靈，也就是說，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際交往了，對於他們來說，創造而不是親密的依戀關係成了生活意義的主要源泉。所以，還是尼采說得貼切，他在引用了「離群索居者不是野獸，便是神靈」一語之後指出：亞里士多德「忽略了第三種情形：必須同時是二者——哲學家……」

    四

    孤獨之為人生的重要體驗，不僅是因為惟有在孤獨中，人才能與自己的靈魂相遇，而且是因為惟有在孤獨中，人的靈魂才能與上帝、與神秘、與宇宙的無限之謎相遇。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在交往中，人面對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獨處時，人面對的是整體和萬物之源。這種面對整體和萬物之源的體驗，便是一種廣義的宗教體驗。

    在世界三大宗教的創立過程中，孤獨的經驗都起了關鍵作用。釋迦牟尼的成佛，不但是在出家以後，而且是在離開林中的那些苦行者以後，他是獨自在雅那河畔的菩提樹下連日冥思，而後豁然徹悟的。耶穌也是在曠野度過了四十天，然後才向人宣示救世的消息。穆罕默德在每年的齋月期間，都要到希拉山的洞窟裡隱居。

    我相信這些宗教領袖決非故弄玄虛。斯托爾所舉的例子表明，在自願的或被迫的長久獨居中，一些普通人同樣會產生一種與宇宙融合的「忘形的一體感」，一種「與存在本身交談」的體驗。而且，曾經有過這種體驗的人都表示，那些時刻是一生中最美妙的，對於他們的生活觀念發生著永久的影響。一個人未必因此就要歸依某一宗教，其實今日的許多教徒並沒有真正的宗教體驗，一個確鑿的證據是，他們不是在孤獨中、而必須是在寺廟和教堂裡，在一種實質上是公眾場合的儀式中，方能領會一點宗教的感覺。然而，這種所謂的宗教感，與始祖們在孤獨中感悟的境界已經風馬牛不相及了。

    真正的宗教體驗把人超拔出俗世瑣事，倘若一個人一生中從來沒有過類似的體驗，他的精神視野就未免狹隘。尤其是對於一個思想家來說，這肯定是一種精神上的缺陷。一個恰當的例子是弗洛伊德。在與他的通信中，羅曼·羅蘭指出：宗教感情的真正來源是「對永恆的一種感動，也就是一種無邊無際的大洋似的感覺」。弗洛伊德承認他毫無此種體驗，而按照他的解釋，所謂與世界合為一體的感覺僅是一種逃避現實的自欺，猶如嬰兒在母懷中尋求安全感一樣，屬於精神退化現象。這位目光銳利的醫生總是習慣於把一切精神現象還原成心理現象，所以，他誠然是一位心理分析大師，卻終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思想家。

    五

    在斯托爾的書中，孤獨的最後一種價值好像是留給人生的最後一個階段的。他寫道：「雖然疾病和傷殘使老年人在肉體上必須依賴他人，但是感情上的依賴卻逐漸減少。老年人對人際關係經常不大感興趣，較喜歡獨處，而且漸漸地較專注於自己的內心。」作者顯然是讚賞這一變化的，因為它有助於老年人擺脫對人世的依戀，為死亡做好準備。

    中國的讀者也許會提出異議。我們目睹的事實是，今天中國的老年人比年輕人更喜歡集體活動，他們聚在一起扭秧歌，跳交誼舞，活得十分熱鬧，成為中國街頭一大景觀。然而，凡是到過歐美的人都知道，斯托爾的描述至少對於西方人是準確的，那裡的老年人都很安靜，絕無扎堆喧鬧的癖好。他們或老夫老妻作伴，或單獨一人，坐在公園裡曬太陽，或者作為旅遊者去看某處的自然風光。當然，我們不必在中西養老方式之間進行褒貶。老年人害怕孤獨或許是情有可原的，孤獨使他們清醒地面對死亡的前景，而熱鬧則可使他們獲得暫時的忘卻和逃避。問題在於，死亡終究不可逃避，而有尊嚴地正視死亡是人生最後的一項光榮。所以，我個人比較欣賞西方人那種平靜度過晚年的方式。

    對於精神創造者來說，如果他們能夠活到老年，老年的孤獨心境就不但有助於他們與死亡和解，而且會使他們的創作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斯托爾舉了貝多芬、李斯特、巴赫、勃拉姆斯等一系列作曲家的例子，證明他們的晚年作品都具有更加深入自己的精神領域、不太關心聽眾的接受的特點。一般而言，天才晚年的作品是更空靈、更超脫、更形而上的，那時候他們的靈魂已經抵達天國的門口，人間的好惡和批評與他們無關了。歌德從三十八歲開始創作《浮士德》，直到臨死前夕即他八十二歲時才完成，應該不是偶然的。

    199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