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 文 / 周國平自選集
一
我的怪癖是喜歡一般哲學史不屑記載的哲學家,寧願繞開一個個曾經顯赫一時的體系的頹宮,到歷史的荒村陋巷去尋找他們的足跡。愛默生就屬於這些我頗願結識一番的哲學家之列。
我對愛默生嚮往已久。在我的精神旅行圖上,我早已標出那個康科德小鎮的方位。尼采常常提到他。如果我所喜歡的某位朋友常常情不自禁地向我提起他所喜歡的一位朋友,我知道我也準能喜歡他的這位朋友。
作為美國文藝復興的領袖和傑出的散文大師,愛默生已名垂史冊。作為-名哲學家,他卻似乎進不了哲學的「正史」。他是一位長於靈感而拙於體系的哲學家。他的「體系」,所謂超驗主義,如今在美國恐怕也沒有人認真看待了。如果我試圖對他的體系作一番條分縷析的解說,就未免太迂腐了。我只想受他的靈感的啟發,隨手寫下我的感觸。超驗主義死了,但愛默生的智慧永存。
二
也許沒有一個哲學家不是在實際上試圖建立某種體系,賦予自己最得意的思想以普遍性形式。聲稱反對體系的哲學家也不例外。但是,大千世界的神秘不會屈從於任何公式,沒有一個體系能夠萬古長存。幸好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不會被體系的廢墟掩埋,一旦除去體系的虛飾,它們反以更加純粹的面貌出現在天空下,顯示出它們與陽光、土地、生命的堅實聯繫,在我們心中喚起親切的迴響。
愛默生相信,人心與宇宙之間有著對應關係,所以每個人憑內心體驗就可以認識自然和歷史的真理。這就是他的超驗主義,有點像主張「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致良知」的宋明理學。人心與宇宙之間究竟有沒有對應關係,這是永遠無法在理論上證實或駁倒的。一種形而上學不過是一種信仰,其作用只是用來支持一種人生態度和價值立場。我寧可直接面對這種人生態度和價值立場,而不去追究它背後的形而上學信仰。於是我看到,愛默生想要表達的是他對人性完美發展的可能性的期望和信心,他的哲學是一首洋溢著樂觀主義精神的個性解放的讚美詩。
但愛默生的人道主義不是歐洲文藝復興的單純回聲。他生活在十九世紀,和同時代少數幾個偉大思想家一樣,他也是揭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現象的先知先覺者。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但在現實中卻成了碎片。「社會是這樣一種狀態,每一個人都像是從身上鋸下來的一段肢體,昂然地走來走去,許多怪物——一個好手指,一個頸項,一個胃,一個肘彎,但是從來不是一個人。」我想起了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的手稿中對人的異化的分析。我也想起了尼采的話:「我的目光從今天望到過去,發現比比皆是:碎片、斷肢和可怕的偶然——可是沒有人!」他們的理論歸宿當然截然不同,但都同樣熱烈懷抱著人性全面發展的理想。往往有這種情況:同一種激情驅使人們從事理論探索,結果卻找到了不同的理論,甚至彼此成為思想上的敵人。但是,真的是敵人嗎?
三
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每個人的天性中都蘊藏著大自然賦予的創造力。把這個觀點運用到讀書上,愛默生提倡一種「創造性的閱讀」。這就是:把自己的生活當作正文,把書籍當作註解;聽別人發言是為了使自己能說話;以一顆活躍的靈魂,為獲得靈感而讀書。
幾乎一切創造欲強烈的思想家都對書籍懷著本能的警惕。蒙田曾談到「文殛」,即因讀書過多而被文字之斧砍傷,喪失了創造力。叔本華把讀書太濫譬作將自己的頭腦變成別人思想的跑馬場。愛默生也說:「我寧願從來沒有看見過一本書,而不願意被它的吸力扭曲過來,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軌道外面,使我成為一顆衛星,而不是一個宇宙。」
許多人熱心地請教讀書方法,可是如何讀書其實是取決於整個人生態度的。開卷有益,也可能有害。過去的天才可以成為自己天宇上的繁星,也可以成為壓抑自己的偶像。愛默生俏皮地寫道:「溫順的青年人在圖書館裡長大,他們相信他們的責任是應當接受西塞羅、洛克、培根的意見;他們忘了西塞羅、洛克與培根寫這些書的時候,也不過是圖書館裡的青年人。「我要加上一句:幸好那時圖書館的藏書比現在少得多,否則他們也許成不了西塞羅、洛克、培根了。
好的書籍是朋友,但也僅僅是朋友。與好友會晤是快事,但必須自己有話可說,才能真正快樂。一個愚鈍的人,再智慧的朋友對他也是毫無用處的,他坐在一群才華橫溢的朋友中間,不過是一具木偶,一個諷刺,一種折磨。每人都是一個神,然後才有奧林匹斯神界的歡聚。
我們讀一本書,讀到精彩處,往往情不自禁地要喊出聲來:這是我的思想,這正是我想說的,被他偷去了!有時候真是難以分清,哪是作者的本意,哪是自己的混入和添加。沉睡的感受喚醒了,失落的記憶找回了,朦朧的思緒清晰了。其餘一切,只是死的」知識「,也就是說,只是外在於靈魂有機生長過程的無機物。
我曾經計算過,盡我有生之年,每天讀一本書,連我自己的藏書也讀不完。何況還不斷購進新書,何況還有圖書館裡難計其數的書。這真有點令人絕望。可是,寫作衝動一上來,這一切全忘了。愛默生說得漂亮:「當一個人能夠直接閱讀上帝的時候,那時間太寶貴了,不能夠浪費在別人閱讀後的抄本上。」只要自已有旺盛的創作欲,無暇讀別人寫的書也許是一種幸運呢。
四有兩種自信:一種是人格上的獨立自主,藐視世俗的輿論和功利;一種是理智上的狂妄自大,永遠自以為是,自我感覺好極了。我讚賞前一種自信,對後一種自信則總是報以幾分不信任。
人在世上,總要有所依托,否則會空虛無聊。有兩樣東西似乎是公認的人生支柱,在講究實際的人那裡叫職業和家庭,在注重精神的人那裡叫事業和愛情。食色性也,職業和家庭是社會認可的滿足人的兩大慾望的手段,當然不能說它們庸俗。然而,職業可能不稱心,家庭可能不美滿,慾望是滿足了,但付出了無窮煩惱的代價。至於事業的成功和愛情的幸福,儘管令人嚮往之至,卻更是沒有把握的事情。而且,有些精神太敏感的人,即使得到了這兩樣東西,還是不能擺脫空虛之感。
所以,人必須有人格上的獨立自主。你誠然不能脫離社會和他人生活,但你不能一味攀援在社會建築物和他人身上。你要自己在生命的土壤中扎根。你要在人生的大海上拋下自己的錨。一個人如果把自己僅僅依附於身外的事物,即使是極其美好的事物,順利時也許看不出他的內在空虛,缺乏根基,一旦起了風浪,例如社會動亂,事業挫折,親人亡故,失戀,等等,就會一蹶不振乃至精神崩潰。正如愛默生所說:「然而事實是:他早已是一隻漂流著的破船,後來起的這一陣風不過向他自己暴露出他流浪的狀態。」愛默生寫有長文熱情歌頌愛情的魅力,但我更喜歡他的這首詩:為愛犧牲一切,服從你的心;朋友,親戚,時日,名譽,財產,計劃,信用與靈感,什麼都能放棄。
為愛離棄一切;然而,你聽我說:……
你須要保留今天,明天,你整個的未來,讓它們絕對自由,不要被你的愛人佔領。
如果你心愛的姑娘另有所歡,你還她自由。
你應當知道半人半神走了,神就來了。
世事的無常使得古來許多賢哲主張退隱自守,清靜無為,無動於衷。我厭惡這種哲學。我喜歡看見人們生氣勃勃地創辦事業,如癡如醉地墮入情網,痛快淋漓地享受生命。但是,不要忘記了最主要的事情:你仍然屬於你自己。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自足的精神世界。這是一個安全的場所,其中珍藏著你最珍貴的寶物,任何災禍都不能侵犯它。心靈是一本奇特的賬簿,只有收入,沒有支出,人生的一切痛苦和歡樂,都化作寶貴的體驗記入它的收入欄中。是的,連痛苦也是一種收入。人彷彿有了兩個自我,一個自我到世界上去奮鬥,去追求,也許凱旋,也許敗歸,另一個自我便含著寧靜的微笑,把這遍體汗水和血跡的哭著笑著的自我迎回家來,把豐厚的戰利品指給他看,連敗歸者也有一份。
愛默生讚賞兒童身上那種不怕沒得飯吃、說話做事從不半點隨人的王公貴人派頭。一到成年,人就注重別人的觀感,得失之患多了。我想,一個人在精神上真正成熟之後,又會返璞歸真,重獲一顆自足的童心。他消化了社會的成規習見,把它們揚棄了。
五還有一點餘興,也一併寫下。有句成語叫大智若愚。人類精神的這種逆反形式很值得研究一番。我還可以舉出大善若惡,大悲若喜,大信若疑,大嚴肅若輕浮。在愛默生的書裡,我也找到了若干印證。
悲劇是深刻的,領悟悲劇也須有深刻的心靈。「性情淺薄的人遇到不幸,他的感情僅只是演說式的做作。」然而這不是悲劇。人生的險難關頭最能檢驗一個人的靈魂深淺。有的人一生接連遭到不幸,卻未嘗體驗過真正的悲劇情感。相反,表面上一帆風順的人也可能經歷巨大的內心悲劇。一切高貴的情感都羞於表白,一切深刻的體驗都拙於言辭。大悲者會以笑謔嘲弄命運,以歡容掩飾哀傷。丑角也許比英雄更知人生的辛酸。愛默生舉了一個例子:正當喜劇演員卡裡尼使整個那不勒斯城的人都笑斷肚腸的時候,有一個病人去找城裡的一個醫生,治療他致命的憂鬱症。醫生勸他到戲院去看卡裡尼的演出,他回答:「我就是卡裡尼。」與此相類似,最高的嚴肅往往貌似玩世不恭。古希臘人就已經明白這個道理。愛默生引用普魯塔克的話說:「研究哲理而外表不像研究哲理,在嬉笑中做成別人嚴肅認真地做的事,這是最高的智慧。」正經不是嚴肅,就像教條不是真理一樣。真理用不著板起面孔來增添它的權威。在那些一本正經的人中間,你幾乎找不到一個嚴肅思考過人生的人。不,他們思考的多半不是人生,而是權力,不是真理,而是利益。真正嚴肅思考過人生的人知道生命和理性的限度,他能自嘲,肯寬容,願意用一個玩笑替受窘的對手解圍,給正經的論敵一個教訓。他以詼諧的口吻談說真理,彷彿故意要減弱他的發現的重要性,以便只讓它進入真正知音的耳朵。
尤其是在信仰崩潰的時代,那些佯癲裝瘋的狂人倒是一些太嚴肅地對待其信仰的人。魯迅深知此中之理,說嵇康、阮籍表面上毀壞禮教,實則倒是太相信禮教,因為不滿意當權者利用和褻瀆禮教,才以反禮教的過激行為發洩內心憤想。其實,在任何信仰體制之下,多數人並非真有信仰,只是做出相信的樣子罷了。於是過分認真的人就起而論究是非,闡釋信仰之真諦,結果被視為異端。一部基督教史就是沒有信仰的人以維護信仰之名把有信仰的人當作邪教徒燒死的歷史。殉道者多半死於同志之手而非敵人之手。所以,愛默生說,偉大的有信仰的人永遠被目為異教徒,終於被迫以一連串的懷疑論來表現他的信念。懷疑論實在是過於認真看待信仰或知識的結果。蘇格拉底為了弄明智慧的實質,遍訪雅典城裡號稱有智慧的人,結果發現他們只是在那裡盲目自信,其實並無智慧。他到頭來認為自己仍然不知智慧為何物,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我知道我一無所知。」哲學史上的懷疑論者大抵都是太認真地要追究人類認識的可靠性,結果反而疑團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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