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葬禮 文 / 奧爾罕·帕慕克

    第二天就像答應的那樣，中午我離開薩特沙特走回家和母親一起吃了油煎紅鯔魚。我和母親一邊像勤奮的外科醫生那樣仔細地剔除盤子裡紅鯔魚那粉色、薄膜般的魚皮和半透明、纖細的魚刺，一邊說一些關於訂婚儀式的事情和「最新傳聞」（母親的說法）。包括那些暗示讓我們邀請和一些「他們的心決不會破碎」、熱衷於各種聚會的熟人，賓客人數達到了230人。因此希爾頓酒店的領班，為了不讓那天的「洋酒」（一個迷信的定義）供應出現問題，已經開始和其他大酒店的同行以及熟悉的洋酒進口商進行協調。像絲綢?伊斯梅特、夏齊耶夏齊耶、左撇子?謝爾敏和穆阿拉夫人那樣，曾經既是芙頌母親的朋友又是競爭對手的著名裁縫們，因為那些為儀式預定的衣裙開始忙得不亦樂乎，而小工們則在通宵達旦地幹活。母親認為因為倦怠在裡屋打盹兒的父親，這陣子不是因為健康而是因為不開心而煩惱，但是她也不知道在兒子即將訂婚的日子裡是什麼讓他父親這麼不開心的，她試圖從我這裡得到答案。當廚師貝科裡把面疙瘩炒飯端上餐桌時——他從我們兒時起就這麼為魚配餐，這是一個從未改變的法則——母親突然變得很憂傷，就好像她開心的原因是魚一樣。

    她用一種發自內心的悲傷說：「我為那可憐的女人感到很難過。她受了很多苦，也經歷了很多事，她還讓很多人嫉妒了。其實她是一個大好人。」

    母親甚至沒解釋自己在說誰，她說幾年前他們和「她」當時的情人德米爾巴拉爾的大兒子德米爾在烏魯達山上成了朋友，當父親和貝爾琪絲的情人德米爾賭博時，她就和貝爾琪絲坐在「酒店質樸的酒吧」裡，邊喝茶邊織毛衣一直聊到後半夜。

    「可憐的女人受了很多罪，先是貧窮，後是男人。很多，很多。」母親轉身對法特瑪女士說，「把我的咖啡拿到陽台上去，我們要在那裡看葬禮。」

    除了在美國的那幾年，我一直生活在其中的這套大公寓房的客廳和陽台，因為正對著幾乎每天都會在裡面舉行一兩場葬禮的泰什維奇耶清真寺，所以兒時在陽台上觀看葬禮，是我們認識神秘死亡的一項有趣和不可或缺的遊戲。清真寺，不僅僅是為伊斯坦布爾的富有人家，也是為著名政治家、帕夏、記者、歌手和藝術家們做葬禮禮拜的地方，同時也是根據死者的級別，在軍樂隊或是市政府樂隊演奏的肖邦的《葬禮進行曲》中，靈柩被眾人扛在肩上慢慢抬到尼相塔什廣場上那段「最後旅途」的一個莊嚴起點。小時候我和哥哥會拿一個又長又重的枕頭扛在肩上，讓廚師貝科裡、法特瑪女士和司機切廷和其他人跟在我們身後，唱著《葬禮進行曲》，像眾人那樣慢慢地搖晃著身子走在走廊上。在總理們、著名富豪們和藝術家們的葬禮前，往往會有一些說「我經過這裡，過來看看」的不速之客來家裡拜訪，母親從來不會對他們不客氣，但等他們走後母親會說：「他們不是來看我們的，是來看葬禮的。」母親的話讓我們覺得，葬禮不是為了吸取死亡的教訓，抑或是對死者表示最後的敬意，而是為了觀看樂趣和儀式情趣而舉辦的。

    一坐到陽台上的小桌兩邊，母親就對我說：「要不你到我這邊來，這裡看得更清楚。」但當她看見我的臉一下變得煞白，還換上了一種和觀看葬禮情趣完全不符的表情時，她作了錯誤的理解。她說：「親愛的，你知道，不是因為你爸爸在裡屋躺著，所以我不去參加那個可憐女人的葬禮。我是覺得自己無法忍受像熱夫科熱夫科、薩米米薩米米那樣的傢伙擺出的悲傷樣兒，他們不是為了遮掩眼淚，而是為了遮掩無淚而戴上墨鏡。再說這裡看得更清楚。你怎麼了？」

    「沒什麼。我很好。」

    從清真寺那扇面向泰什維奇耶大街的大天井門往裡，在直通靈柩的台階上，葬禮上女人們自發地聚攏在一起的樹陰地裡，站著一些包頭的女人和圍著五顏六色時髦頭巾的上流社會女人，我在她們中間看到了芙頌，心隨即開始荒唐地快速跳了起來。她戴了一條橘黃色的頭巾。我們之間大概有七八十米的距離。但是我站在陽台上不僅可以看見她呼吸的樣子，皺眉頭的樣子，在炎熱的中午皮膚微微出汗的樣子，因為被擠在包頭的女人中間心煩而輕輕咬左下唇的樣子，把身體的重量輪換放到兩條腿上的樣子，還可以在內心裡感受到它們。就像在夢裡一樣，我想喊她向她招手，但是我無法出聲，我的心在繼續快速地跳著。

    「媽媽，我要走了。」

    「你怎麼了?你的臉色煞白。」

    我下樓站在遠處看芙頌。她站在謝娜伊女士身邊。她一邊聽謝娜伊女士和一個時髦、矮胖的女人交談，一邊若有所思地用手指繞著她笨拙地綁在脖子上的頭巾。頭巾給了她一種高傲和神聖的美麗。從揚聲器裡傳來了主麻日布道的聲音，因為音色太差，所以除了一些有關死亡是生命終點的詞語以及似乎想讓所有人畏懼而常常重複的真主字眼以外，什麼也聽不清。不時有人像出席一個遲到了的聚會那樣，慌慌張張地加入到人群裡，當人們不約而同地扭頭看他們時，他們的胸前立刻被別上了一張印有貝爾琪絲黑白照片的紙片。芙頌專注地看著所有那些問好、招手、親吻、擁抱和寒暄的人們。

    和所有人一樣，芙頌的胸前也別著一張印著貝爾琪絲照片的紙片。人們在胸前別上死者照片的習慣，是在那些天經常發生的政治謀殺後舉行的葬禮上形成的，但這個習慣在短時間裡也被伊斯坦布爾的資產階級們採納了。戴著墨鏡，悲痛而事實上高興的上流社會人士，就像左派和右派武裝分子那樣在胸前別上的（和多年後我找到並在這裡展出的）這些照片，為一個在聚會氛圍裡舉辦的普通上流社會的葬禮，賦予了一種為了一個崇高目標和理想而犧牲的莊嚴氣氛。模仿西方的哀悼色和圈在粗黑框裡的照片，也給報紙上貝爾琪絲的訃告增添了一份政治謀殺通告的凝重。

    沒和任何人的目光相遇，我離開那裡，去了邁哈邁特公寓樓，開始迫不及待地等待芙頌。我不時看一下手錶。過了很久，我什麼也沒想，憑著一種本能，稍稍拉開了一點掛在面向泰什維奇耶大街窗戶上那落滿灰塵的窗簾，我看見放著貝爾琪絲靈柩的靈車慢慢地從我面前開了過去。

    一些人因為貧窮、糊塗和被人鄙視等不幸痛苦地度過了一生的想法，就像靈車那樣在我的腦海裡慢慢經過並消失。從二十歲開始，我覺得自己身上有一個可以保護我免受各種災難和不幸的無形盔甲。這種感覺還告訴我，過分關心他人的不幸也可能讓我不幸，另外還可能導致我的盔甲被刺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