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博覽 > 名著佳作 > 飢餓的女兒

正文 第三章 文 / 虹影

    1

    母親回家,家裡比平日多了一菜:豆豉干煸四季豆,照舊熬了個酸菜湯。

    我在樓上拖地。說拖地不過是把彈丸大的空地弄濕,降降溫。兩張木板床幾乎把閣樓的空間佔滿,一張矮小方桌,我學習的時候才架起來放在電燈下。常常忘了拆,人經過得側著身子。地板薄,二層夾板裡,耗子在裡面不停地跑著。我盡量把拖把的水擰乾,以免水直穿過地板,滴到樓下正屋。敞開的天窗沒有引來風,剛洗了澡,又是汗膩膩。

    「六六,下來吃飯。」四姐站在堂屋叫。

    我提著拖把水桶,走出來。從木廊望下去,四姐碗裡的菜,噴香,綠綠的。她臉瘦了一圈,可能是因為當建築工人,天天日曬雨淋,面頰皮膚紫紅得像個農婦。她比我好看多了,身材苗條,一米六二,比我高整整三公分。只有牙齒不整齊,我們姐妹幾個牙齒都長得擠擠歪歪。「換牙齒時盡吃泡酸蘿蔔,不聽話。」母親罵我們。

    我下樓和父母一起坐在桌前,剛端起飯碗,五哥悄聲無息地進屋,在靠門右側洗臉架那兒洗手。他的背影像個女孩,肩比較窄,頭髮也不像三哥那麼濃密,五官長得細巧,但上嘴唇有道明顯疤痕。五哥生下來,上嘴唇就豁,吃東西時裂得更開,樣子很醜。母親看著傷心,就怪父親,說父親在她懷五哥時,在家門檻上用柴刀砍柴,叫他別砍,他不聽,還砍得更來勁。

    半歲時五哥在地區醫院作縫合手術,手術做得太差,粗針粗線,拆線又馬虎,傷口感染,嘴唇正中間留下一條很不美觀的痕跡。他大我四歲,已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晃然一看,卻比我還像孩子。他盡量不開口,比父親還沉默寡言,可能是怕人看到他,就會注意到他的嘴。五哥在造船廠做電焊工,有便船就搭乘回家,沒有便船就走二個半小時山路回家。

    昏暗的燈光下,我們一家五口圍著桌子吃飯。

    院子裡的人,喜歡到院門外的空壩和石階上去吃,鄰居鄉親,互相不必請就可以挾對方碗裡的菜。一言不合,筷子可能就對準對方臉,破口大罵。火一點爆,碗就扣在對方頭上,稀飯混著血往下流。馬上,就滿街是邊看鬧熱邊吃飯的人。

    桌上清湯寡水,不值得擠在一起,父母卻不允許我們端著飯碗到處跑,倒不是我家特別講禮,而是盡量躲開鄰居。院裡街上的人瞧不起我家,父母情願呆在家裡,我們家的孩子最多也就在堂屋或天井站著,不像其他人家的孩子吃到院門外,蹲在石坡上,甚至吃過幾條街,吃到江邊去。

    五哥端著飯碗,坐到堂屋裡一張矮凳上,緊靠房門。

    母親沒好氣地看了我一眼,接著就開始說,她才五十三歲,廠裡人事部門說她病多,要她提前二年退休。若回家,只能領一點兒津貼。

    屋子裡的人都握著筷子,停住吃飯。我問母親,那樣一月有多少錢?

    「二十八塊不到。」

    見我們沒說話,母親又說,「以前二十八塊錢還管用,現在就不值錢,工資、退休津貼往上提升,慢得眼珠子都望下來了。看嘛,六六,你上高考補習班,就繳掉二十塊,讀書有啥用?我們家既沒錢又沒路子,供養不起你再上學。」

    母親在上星期天也提過退休缺錢的事,讓我別再考大學。但這次話幾乎說絕了:希望我馬上去找份工作做,補貼家裡。大學教育是個無底洞,再負擔我四年的學習生活。哪怕讀完大學,沒後門,畢業後只能「服從黨的需要」不知分配到什麼鬼地方。我們全家工人,「權」與我們從來沒一點兒緣。雖然這個時候,我們家孩子,除我之外都能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也不用像以前去江邊挑沙子賣錢。我們家生活與我生下時沒有實質改變,鄰居有辦法的都統統離開這破院子,我們卻在老地方過著一成不變的日子。

    母親說我不懂做父母的苦心,他們一生就為兒女操勞,假如家裡稍微有點錢,父親的眼睛就不會壞到現在這個地步。要是有點錢,重慶的醫院治不好,還可以到上海和北京的眼科醫院去治。母親一邊念叨,一邊給父親挾一筷子四季豆。

    我從小就發誓:等我長大後,我什麼都願去做,什麼都捨得,只要能有辦法讓父親的眼睛醫好。但在這時候,我啞口無言了。

    母親沒看我,心思很亂。桌上酸菜湯湯已見碗底,酸菜餘下不少,母親往父親碗裡挾。

    「我已吃完了,你不要挾菜給我。」父親的浙江口音說快了,本地人聽不清他的話,但我聽得懂。父親說,「六六要讀書,就讓她讀,你不是也說過,若有文化就少受人欺侮。」父親不愛說話,但一兩個字就點中了要害。

    「這事你別多嘴。」母親寸步不讓。

    我氣得起身離座,擱了飯碗,就往閣樓走。

    2

    我無法忍受委屈,我總沒能力反抗,退讓,反使我情緒反應更強烈:我會很長時間不說話,一個人面對著牆壁,或是躲到一個什麼人也找不到的地方去,想像我已經被每個人拋棄。我的自怨自艾會變成憤怒,刺刺冒火,心裡轉著各種各樣報復的計劃,殺人的計劃,放火的打算,各種各樣無所顧忌的傷害仇人、結束自己的計劃。總之,讓親屬悲痛欲絕悔恨終生,我卻不給他們任何補救贖罪的機會。想到沒有我以後種種淒涼的場面,連我自己也覺得值得好好傷心。

    這麼一路想下去,我竟然會感到傷害的切實,覺得肝和心臟在一塊塊爆裂,往我的胃道噴著鮮血,沿著食道往上猛升,然後我的喉嚨堵住,氣透不過來,咯咯地冒著血腥的泡沫。有時,我感到我的腸子痛苦地絞起來,打成一個哪個醫生也解不開的怪結,腸子裡的東西往兩頭擠壓,一股酸臭翻出我的胃,直衝到嘴裡。急得我趕快去找藥,父親的小藥箱裡有一些保治百病的藥:桂皮金靈丹,牛黃解毒丸,銀翹上清丸等等。

    父親問我出什麼事了,我只說腸胃不舒服。他焦慮地看看我,幫我找他認為合適的藥丸:清火的,驅風散熱的,退火解毒的。拿了藥我趕快走開,不想告訴他肚子怎麼又會突然難受起來。

    過後,父親爬到閣樓上來,問我好些了沒有。

    他好幾次說,不要緊,你這腸胃是生下來的毛病:你恰恰擦邊躲開了餓肚子的三年最困難時期,是福氣。但這邊擦得夠重的。你在娘胎裡挨了餓,腸胃來跟你要債。為了讓你母親不挨餓,也就是讓你不挨餓,這一家子淘了多少氣,傷透了腦筋。

    從我的生日推算,母親懷上我時,是1961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饑荒最後一個暗淡的冬天。僅僅我們這個四川濕—中國農產品最富裕的一個省,美稱「天府之國」——就餓死了七百萬人,全國餓死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四川人,大部分人餓死在1959年、1960年、1961年的冬天的冰雪中,以及1962年「青黃不接」的春天。

    對這場大饑荒,我始終感到好奇,覺得它與我的一生有一種神秘的聯繫,使我與別人不一樣:我身體上的毛並精神上的苦悶似乎都和它有關。它既不是我的前世,也不是我的此生,而是夾在二個懸崖間的小索橋。我搖晃著走在這橋上時,刮起一股凶險的大風,吹得我不成人形。

    有一天我問歷史老師我出生前的大饑荒,他臉色忽然變得很蒼白,眼睛移開了去。我驚異地問他怎麼回事?他沒有回答我,而是猛地站起來,走到窗口,雙手狠抓頭髮,靜止在那兒,過了一陣才開口:「別相信你的肉,別相信你的骨頭,把石頭扔進腹中。灰火絲絲作響時,我們就能拋開天堂危險的重量」。

    我嚇得呆住了,他朦朦朧朧的怪話,在我聽來,比具體的死人數字更令我震動。

    過了很久,他才平靜下來。我才知道,他個人開始挨整,就是在那時候寫了一封信,向有關部門反映四川饑饉的現實情況。那時他還不到二十歲,而我還沒出生。信被退回地方公安部門,他被宣佈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拘押檢查。他寫的只是說這場饑荒是幹部造成的。幹部們都討好上級,往上爬,集體哄瞞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們一連好幾年堅持謊報特大豐收,餓死多少人,沒見一個人承擔責任!

    大部分老百姓是不說這些事的,他們軟弱而善忘,他們心寬而不記仇。

    飢餓與我隔了母親的一層肚皮。母親在前二年中一直忍著飢餓,剩下糧食給五個子女。當時這個城市定量成人二十六斤,「主動」節省給中央二斤,節省給本省二斤,節省給本市二斤,節省給本單位二斤,落到每個人身上只有十八斤,其中只有六斤大米,其餘是雜糧——玉米,大豆,粗麥粉之類的東西。四川人很少嘗過飢餓的滋味,饑荒一向是水土流失的黃淮河流域的事,在長江和嘉陵江流經的肥沃土地上,糧食從來象年輕人的毛髮一樣茁茁壯壯。

    我們家的五個孩子,都在生長發育期,個個都是搶著要吃。

    要吃,也有辦法:買高價餅,一個餅要二元錢,相當於一個工人二天的工資。我們家一個月的餘錢全用來買這種高價餅,也只能每個人半個。過什麼節下決心後才去買一個餅,遮遮掩掩拿回家,每人一小角。

    三天兩頭,便有公安局帶著手銬,將我們附近這幾條街上的一些人銬走。搶國家糧食倉庫的判刑,全是十年以上。說野貓溪一帶的人,十有七八做過偷雞摸狗見不得人的事,真是一點也不過份。為了填飽肚子,很少有幾個人能夠響噹噹拍胸膛說:我們家一清二白。我們六號院子裡有一家人,四個兒子有三個進監牢,輪換著出出進進,才使一家人沒餓壞。

    菜也是按票定量供應的,每人每天只有幾兩,捲心菜連菜帶皮一起賣,不然,菜邊皮都會被人哄搶。做豆腐濾下的豆渣,也是定量分配的東西。花生搾油後剩下的渣,擠壓成緊緊的一個大圓盤,是美食,有後門才能弄到。老百姓能自己弄到的食品,是榆樹的新葉,是樹皮剝開露出裡面一層嫩皮,在石磨上推成醬泥,吃下充飢。那年四川樹木毀掉不少,就是這樣剝光皮後枯死的。野菜野蕈,早就被滿山坡轉的小孩,提著竹藍子、背著小筐摘盡了,搶吃野蕈中毒的孩子多得讓醫院無法處理。

    大姐帶著弟妹們,到附近農村去採一種與草不太能分清的香蔥,她讓弟妹們在草裡找,自己鑽進農田里偷菜。農民守命似地守著幾棵菜,一發現就拿著長棍子猛追狠打。大姐的背簍裡,偶爾才有點又老又硬的菜根。

    三哥決不會跟著大姐去挑野菜,也不屑於與其他小孩,在山坡或田坎上慌神地打轉,也不在那些蹲坐在江岸石礁的垂釣者中求運氣。他靠江吃飯,再冷的水也敢跳下去。只要看到有什麼象食物的東西從上游衝下來,什麼菜皮、菜葉、瓜皮之類,他能游出好幾里,跟著目標不捨。直到把那東西撈回岸,帶到家裡,讓母親用水沖洗乾淨,去掉腐爛的部分,做上幾口菜。有時,還能撈雙破涼鞋,拿到收購站去賣幾分錢。

    他不是總那麼幸運:江上大部分時間只有泥水滔滔,他常常是兩手空空,回家還得受大姐嘲笑。但他還是幸運者,有不少用這種方式尋食的孩子葬身江底——從西藏雪山一路奔下來的江水,一年大部分月份江水冰冷徹骨,在水裡一旦抽筋就很難游上岸,眼睜睜被江水捲入漩渦。這些孩子,本來就已經餓得沒有力氣。

    一個孩子用各種方式採集回來一點可吃的東西,有功當然有權多吃。三哥從江裡撈回一把菜葉蘿蔔纓的那天,他的臉驕傲地在家人面前轉動,吃東西時,故意發出響亮的聲音。哪怕一家人,每個人都眼珠瞪得好大,生怕自己少吃了一口。有時他們還為互相偷藏起來的食品,吵鬧大打出手,大姐個兒最大,吃虧的自然不是她。

    偶爾從船上回家的父親揮著瘦削的手臂,用竹棍趕散扭打的孩子們。父親吃得最少,有權威。

    3

    這城市有個動物園,有一頭華南虎,已經絕滅的珍貴品種,按規定供給活物。即使災荒日子,全省就她獨一個華南虎,也得優先照顧,就像所有黨的高級幹部、中級幹部,按等級得到特殊待遇。負責飼養老虎的是一個矮個子。他和兇猛暴戾的老虎相處融洽。老虎也只認他,若他病了,旁人代班,只能隔著高高的鐵籠將食物扔給老虎。他到大鐵籠裡,老虎有時還向他作出讓遊客驚嚇的動作,只有他知道那是老虎在向他撒嬌,表示親熱。他是飼養有功的勞動模範。

    大饑荒了,勞動模範更是飢腸轆轆。熬了一年,未熬過第二年,他把該給老虎吃的活兔每星期留下一隻,殺了自己吃。都說老虎並不完全是餓急了,才將勞動模範吃了,而是嗅出他身上有兔子的氣味,才把他撕碎了吞進肚。但這無法解釋老虎為什麼要留下他的一隻腳?公安人員研究幾天,才弄懂老虎的動機是在有意警告接班的人,甭想偷吃該她的一份。

    這個故事只流傳了一陣子,恐怕屬於政治謠言。此後老虎也餓死了,模範飼養師趁有點小權時解了饞。不成為老虎食,到此時也一樣得餓死。

    沒權的人唯有乾熬,父親船上,每個船員早飯一兩稀飯,中午和晚上各二兩,自己用小秤稱,裝進自己的飯缸裡蒸,快蒸好後,再往飯上不斷地澆水,使米粒發脹起來,「提高出飯率」,哄騙肚子。船員們進進出出船上的大廚房,盯著自己的飯缸,怕人偷去一些,大家的眼睛全變得賊明賊亮。

    到處流動的工作,使船員們關係越發怪誕。船每到一地,就上岸弄少得可憐的土產,再到另一地轉手賣出,從中牟利。船員之間也因分髒不均而彼此告發,那些時候的處置迅速而嚴厲,開除公職裹鋪蓋捲回家,省了公家一份定量。

    父親是老實人,連仙人掌之類勉強能吃的植物也弄不到。棕樹開花,花大,形狀大如玉米,也是搶手貨,輪不上他。偶爾運氣好,得到點芭蕉頭,煮過水,去了點澀味,切成片看上去象芋母子,難吃。但比起其它充飢的東西,算不錯的了。父親想到母親正拖著大大小小的孩子去山坳裡挖野菜草根,他就勒緊褲帶限制著自己每天的定量,節省下來帶回家去。

    終於有一天,他腳一絆,一頭從駕駛艙栽到甲板上,撲騰著卻沒能站起,反而滾落到江裡。他的頭摔了個大口,血流不斷。船從瀘州開到宜賓,父親才被送到醫院,檢查時發現他的眼睛出了問題,視力嚴重衰弱。

    那個飢餓的冬天,母親已有身孕,還在塑料廠做搬運工。她有必要多吃一點,為了身體裡的我。

    沒有,母親沒有這個權利。我的姐姐哥哥沒感到有這必要,讓母親多吃——沒必要讓尚未出生的我多吃一點。他們為我作了不必要的犧牲,在那難忍的日子裡。後來,他們腦子裡忘了這一點,心裡卻很難忘記。我感覺到這一點,卻一直未弄懂他們怨氣的由來。

    我在母親的肚子裡就營養不良,在胎中就拒絕動彈。母親覺得怪異,一直擔心害怕。我是城中心七星崗那個婦幼保健中心生下來的。母親說她到醫院去的路上,路過一家電影院,正在演《洪湖赤衛隊》。在電影院門口,羊水流了下來,她忍著繼續走,痛得受不住就坐在街邊石階上。過路的好心人見她大肚子,咬著牙,臉色慘白,就把她扶到這家醫院去。

    母親生過那麼多孩子,除了大姐,都不是在醫院生的,她自己生,自己剪臍帶,洗和包。母親捏算日子,我早過預產期,早該出生了,她怕我是死胎,這才去了城中心。我生下來,過了許久也沒哭,醫生倒抓我的腿,使出力氣打屁股,才拍出我滿喉嚨胎裡帶來的苦水,我的哭聲只是呻吟一樣的哼叫。

    4

    都說我有福氣,生下來已是1962年夏秋之際。那年夏季的好收成終於緩解了連續三年,死了幾千萬人、弄到人吃人的地步的饑荒。整個毛澤東時代三十年之中,也只有那幾年共產主義高調唱得少些。

    等我稍懂事時,人民又有了些存糧,毛主席就又勁頭十足地搞起他的「文化革命」政治實驗來。都說我有福氣,因為大饑荒總算讓毛主席明白了,前無古人的事還可以做,全國可以大亂大鬥,只有吃飯的事不能胡來。文革中工廠幾乎停產,學校停課,農民卻大致還在種田。雖然缺乏食品,買什麼樣的東西都得憑票,大人孩子營養不良,卻還沒有到整年整月挨餓的地步。人餓到成天找吃,能吃不能吃的都吃的地步,就沒勁兒到處抓人斗人了。

    飢餓是我的胎教,我們母女倆活了下來,飢餓卻烙印在我的腦子裡。母親為了我的營養,究竟付出過怎樣慘重代價?我不敢想像。

    我整個平靜的身體,一個年輕的外殼,不過是一個假相。我的思想總是頑固地糾纏在一個苦惱中:為什麼我總感到自己是一個多餘的人?

    我真希望那個跟在我身後的陌生男人不要離開,他該兇惡一點,該對我做點出格的事,「強暴」之類叫人發抖哆嗦的事。那樣我就不多餘了,那樣的結局不就挺狂熱的嗎?這想法搞得我很興奮。

    每天夜裡我總是從一個夢掙扎到另一個夢,尖叫著,大汗淋漓醒來,跟得了重病一樣。我在夢裡總餓得找不到飯碗,卻聞到飯香,我悄悄地,害怕被人知道地哭,恨不得跟每個手裡有碗的人下跪。為了一個碗,為了盡早地夠著香噴噴的紅燒肉,我就肯朝那些欺侮過我的人跪著作揖。醒來一回想,我便詛咒自己,把自己看成一文不值的人,我瞧不起自己,恨自己有那麼強烈的身體需求。

    我一次次對自己否認:你不是生來這樣,胎兒不會有記憶,不會受委屈,不會有創傷。但是我無法解釋我的某些行為。比如,我對食物的味道特別敏感,已經這麼大一個姑娘了,還是永遠想吃好東西,永遠有吃不夠的慾望,而且吃再多還是瘦骨嶙峋。聞見鄰居家灶上在炒雞蛋飯,我清口水長流。我從不吃零食,討厭同學中有小錢買零食的「五香嘴」,卻對肥肉特別饞,幻想以後的一天,能自己做主了,就天天吃肉。

    而且,我對受虧待特別敏感,不管什麼樣的虧待,別人受得了,我就不行。心裡一鬧,怎麼想也想不開。

    我知道自己並不是個特別好高要強的女孩,我嘴笨,一到公眾場合就緊張得什麼也說不出來。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裡,在似錦如花的少女堆中,我不僅個兒矮人一截,臉也瘦削些,連頭髮也長得稀疏些。我總在最不扎眼的角落裡呆著,覺得受到別人的有意壓制:別人得意,總拿我做犧牲。

    十八歲過去了,難道飢餓的後遺症就這麼嚴重?比我大幾歲的人出生後挨了餓,與我同年齡的人大都胎中挨過餓,幾乎都是死裡逃生。為什麼他們高高興興忘掉了,現在享受著青春年華,日子過得自得其樂,我卻抑鬱不歡。

    難道我出生前後還經歷過別的什麼事?

    我很想讓母親講講這一段時期。但母親總說:「災荒年嘛,蘇修美帝吧,『反華大合唱』吧。不也把你們幾個沒心沒肝的拉扯大了,不也熬過來了,數那些陳年爛谷作啥子呢?」

    母親有意冷漠,反使我好奇心更強。一個抬槓子的女工,重慶所謂的「棒棒」女子,她怎麼度過這饑荒之年的?有誰會關心她?母親有的只是她自己,或許,她曾討好過大鍋飯食堂打粥掌勺的,手一低一轉,也就比別人稠了幾分;或許,她曾向打菜的師傅陪過笑臉,手一高一揚,也就比別人多了小半。饑荒年每個人眼睛都瞪得癲狂圓亮,隨時會為缺半兩少幾錢大動肝火哭鬧打架,但食堂總是有油水,養得活一二張嘴,包括肚子裡的小嘴。當時食堂總由最嚴格最靠得住的黨員來管,這樣的好事,怎麼可能輪得上我們這種毫無靠山的人家?

    大姐不止一次在與母親的吵鬧中說,她去食堂打飯,那些掌勺的人給她打最清最淡的稀飯,跟水差不多,她坐在凳子上哭,沒用,便把清湯水飯端回家,在路上喝掉一半,讓家裡餓得七歪八倒的弟妹一起去食堂鬧,弄到一圈圈人圍觀,掌勺人只好給大姐重新添幾勺稠的。

    「就是因為你,我們才被人欺,差點都成了餓死鬼!」大姐一向關不住嘴,但這樣指責母親,太不像話了。

    母親氣得臉通紅,大口喘氣,竟也忍住了要脫口而出的話。為什麼家裡人一提到饑荒之年,向母親發脾氣,母親就啞口無言了呢?她做了什麼理虧的事?

    5

    第二天上午的四節課,我腦子裡都在想母親的話,她將退休,領少得可憐的退休津貼。

    我怎麼辦?聽從母親?不準備高考,就不能去學校,等於就見不到歷史老師。後者最讓我難受。而繼續複習,別說下學期,就是本學期還得用的課本、作業本,別想讓母親給,課本也許能借,作業本呢?著急之中,我想起父親的病休工資那麼低。夜盲症應該算工傷退休,該給全薪。如果我去把這件事辦成了,父親補幾年的工資,不就有我的一份了嗎?我壯起膽,乘輪渡過江到城中心。

    「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鬼都不到這個旮旯角角來。」鄰居經常抱怨住在這個地方。醫院,煤店,菜市場,電影院,郵局,不僅隔得老遠,而且高了或低了上百米,辦任何小事,都得打定出遠門爬坡的主意。我更是難得過江到城中心去。

    1980年重慶長江大橋建成,從城中心跨江通南岸,南岸人興奮若狂,歡呼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以為從此就是半個城中心人。但不久就發現,我們這些住在隔江半山坡上貧民區的人,得往山頂走,直走到有馬路的地方,乘公共汽車繞一個大圈,才能過橋。時間長不說,付的錢還貴,一點沒沾到好處。只有遇上大霧封江,或洪水暴漲,渡船停開時,才去拚命擠公共汽車,從大橋上過江。坐輪渡,路要短些,還省錢,因此一切如故。

    找到省輪船公司勞資科,大約下午三點左右。好幾個幹部模樣的人,坐在各自的辦公桌前在看報喝茶,有個人在打電話聊天。

    我問了好幾聲,沒有一個人理我。然後,我走進辦公室,說我是退休職工子女,來這兒主要是想問問父親為什麼沒拿工傷退休工資?幾個人仍然照舊,不予理睬。我再說了一遍,打電話的人擱了電話走過來,看看我,打著官腔說:「一個姑娘家,還能到公司來,還曉得來問父親的工資。回家去,我們做這種工作都按黨的政策按中央文件辦事,哪會有錯?」

    我覺得牙齒在抖,於是沒看說話人,眼睛盯著桌子,按打了一上午的腹稿說了下去:我父親不僅不該拿病休工資,我父親的工齡也有錯,不該從1949年解放後算起。他是1945年前參加輪船公司的,那時國共聯合抗日,按文件該算工齡。

    不等我的話說完,喝茶的一個臉刮得光光的男人站起來,從鼻子裡哼了一聲,「看你人年輕,還真有兩刷子。也好,讓你看,看完就別在這兒給我們添亂。」他掏出鑰匙,打開櫃子的鎖,從摞成小山一般的宗卷中,取出一袋卷宗,翻了半天,才從一堆紙片裡找出一個本子,翻到某一頁:「你自己看吧!」

    我按照他指著的地方,一看,嚇了一跳:「梅毒治癒後遺症目衰」。我的父親規距得不讓我們家孩子說話帶一個髒字,他會有別的女人?決不會的,他心裡唯有我母親,他怎會和這樣的病有絲毫的聯繫呢?我大聲嚷了起來,「這怎麼可能?我父親是世界上最老實的人!」

    幾個幹部相視一下,大笑起來。

    我很惶惑,父親那麼多年白天黑夜都在開船,眼睛累壞了,明明是在船上工作時跌下河去的,差點還送了命,該算工傷。

    「他的工資搞錯了,你們行行好糾正過來,」我聲音放低,懇求地說。

    有人在問,「這不知高低的丫頭是他的第幾個女兒?」

    「好像是老六。」

    「哦,老六,」笑聲裡夾有一種曖昧的鄙視,那種盯著我看的目光,彷彿在從頭到尾地剝開我,檢驗我。勞資科的人經手著近萬人職工,對我父親的什麼事,卻比我清楚得多,他們的檔案袋掌握職工的命運。

    我委屈極了,費了好大勁才沒讓淚流下來。我的腳步跨出這間辦公室後,心裡很害怕,怎麼人都有好多秘密?而且一下冒出來,令我驚嚇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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