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2) 蕭瑟洋場 第四章 文 / 高陽

    這本來是件好事，但袁世凱卻懷著鬼胎，但亦無法，只好等紕漏出來以後再來想辦法——終於有一天，為吳長慶辦文案的幕僚。而且也教袁世凱讀過書的周家祿，將他找了去有話問。

    「慰亭，」他問：「你是中書科中書？」

    「怎麼樣？」袁世凱不置可否，先打聽出了什麼事。「你看！」

    是北洋來的公事，說慶軍保獎一案，中書科中書袁世凱，保升同知，業已奉旨允准。惟本部遍查檔冊，中書科中書並無袁世凱其人；請飭該員申復云云。

    袁世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平地起樓台，搞了個五品同知，這個職務是武職，故別稱「司馬」；但官卻是文官，前程無量，比二、三品的副將、參將還值錢；憂的是資歷上的中書科中書原是假冒的，這個底缺如果不存在，升同知的美夢也就落空了。

    心裡七上八下，表面卻很沉著，「周先生，」他笑嘻嘻地說：「你倒猜上一猜。」

    「用不著猜，你當初拿來的那張捐官的『部照』，姓不錯，是袁，名字不是，當然是借來的。」

    「是，是，周先生明見萬里，這件事，」他打了個千說：「請周先生成全。」

    「成全不用說，據實呈復，連慶公都要擔個失察的處分。」周家祿緊接著說：「現在有兩個辦法，一個容易，一個麻煩，要你自己挑。」

    「那請周先生指教，是怎麼樣的兩個辦法。」

    「先說容易的，你改用部照上的名字。」周家祿說：「這個辦法，不但容易，而且方便。你方便，只要一角公文，袁世凱為袁某某的改名。恢復原名即可。」

    袁世凱不願用這個容易方便的法子，因為他在韓國已是知名人物；尤其有關係的是，朝中自慈禧太后、恭王到總理衙門章京，都知道有個在朝鮮立了功的袁世凱，一改名字，區區同知，有誰知道。

    不過他拒絕的理由，卻不是這麼說，「周先生，實不相瞞，」他說，「原來的部照，是我一個堂侄子的，此人業已去世，恢復原名，有許多意外的糾葛。請說難的那個辦法吧！」「難的那個辦法，就是你自己托人到吏部去活動。吏部那些書辦，花樣之多，意想不到，他們一定有辦法，不過『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你這件事，只怕非千金莫辦。」「是、是。我照周先生的意思去辦。」

    「好！我暫且把公事壓下來，等你到吏部活動，看結果如何，再作道理。」

    「是。多謝、多謝。」

    「慰亭！」周家祿笑道：「我有一首打油送你。」

    說完，拈起筆來，就桌上起公文的稿紙，一揮而就；袁世凱接過來念道：「本是中州歪秀才，中書借得不須猜。一時大展經綸手，殺得人頭七個來。」

    等他念完，周家祿哈哈大笑，袁世凱也只好陪著乾笑幾聲，以示灑脫。

    回到自己營帳，袁世凱自然而然想起了一個人，此人名叫徐世昌，是個舉人，辦事很扎實，托他去活動，萬無一失。只是照周家祿說，花費須一千兩銀子，款從何出，卻費思量。想來想去，只好去找張謇。他兼管著支應所，糧餉出入，大權在握，只要他點頭，一千兩銀子就有著落了。見面招呼，一聲「張先生！」張謇便是一楞，原來他稱周家祿是「周先生」，叫張謇一向只「老師」二字，如今不但改了「先生」，而且還加了姓，此又何故？

    一時不便責問，只冷冷地答一聲：「有何見教？」

    袁世凱也發覺自己錯了，但亦不願再改口，只婉轉地說明了自己的困難，請張謇「成全」。

    「成全不敢當，不過既然是朋友，理當相助。支應所的款子是公款，我不便私下借給你；如今只有一個辦法，你的公費每月二百兩，你寫五張『領結』來，我把你的五個月公費先發給你。」

    「好！請問領結如何寫法？」

    本來「印結」之結，當作承認事情已經結束來解釋，辭句上不大好聽，沒有人去理會，只是袁世凱心裡有病，將張謇所開的印結式樣，拿回去一看，上面寫的大意是，領到某月份公費二百兩，當面點清，成色分兩，均未短缺；嗣後倘有短缺，決不致提出任何補償的要求。倒像防他會耍賴似的，心裡已經不大舒服；再翻一翻一部他當作作官秘訣來用的「六部成語」，其中「吏部」有一條常用的成語，叫做「甘結」，註解是：「凡官府斷案既定，或將財物令事主領回者，均命本人作一『情甘遵命』之據，上畫花押，謂這甘結」。頓時大為光火；原來所謂印結是這麼一種做低服小的表示，不過畫花押改為鈐印而已，他覺得支應所欺人太甚了。

    再一想到，這回的保案中，張謇不過是以縣丞保用為七品的知縣；自己是同知，所謂「五品黃堂」，憑什麼要向支應所具印結？

    當時大發了一頓牢騷，但不具印結，領不到銀子，只好忍氣吞聲照辦。可是張謇雖然聽說他背後大罵「何物支應所」，覺得小人得志的那副臉嘴，令人齒冷；但還是很幫他的忙。

    「慰亭，」他問，「你這銀子是要在京裡用？」「是的。」

    「那麼你要寄給誰呢？」

    「我的一個總角之交。」袁世凱答說：「姓徐，大概已經是新科舉人了。」

    張謇懂他的意思，他這姓徐的朋友應北闈鄉試，如今已經發榜，可能榜上有名，不過遠在異國，未得京師消息，所以用了「大概」二字。

    「好！」張謇說道：「我當然不能發你現銀，用銀票呢，又怕寄遞中途失落了，也很麻煩。我有一個辦法，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

    「喔，請張先生說。」

    又是「張先生」！聽慣了他口口聲聲叫「老師」，現在第二回聽見這個稱呼，實在有些刺耳。不過張謇還是很耐心地說：「本軍的餉銀，都是由天津『北洋公所』發的；我現在給你一張領據，你寄給你的朋友，由他直接到北洋公所去領，豈不方便。」

    「好，好！費心張先生了。」

    「你貴友的大名是哪兩個字？」張謇又說：「領據上指明由某人去領，比較保險。」

    袁世凱覺得這話也不錯，點點頭說：「叫徐世昌。五世其昌的世昌。」

    「哪裡人？」

    「這也要寫在領據上？」

    「不是這意思。我要寫明他的身份，赴北闈當然不是監生，就是生員，生員就要寫明哪一縣的生員，所以我問他是哪裡人。

    「他是生員。」袁世凱說：「他原來浙江寧波人，乾隆年間遷居天津，他高祖是河南南陽知縣，歿在任上，葬在河南汲縣，他家以後就一直寄居在那裡，所以他又算浙江人，也算直隸人，或者河南人。」

    「這樣說，他還是天津的生員，如果是汲縣進的學，就得在河南鄉試。」

    張謇開了領據，指明由「原天津生員徐世昌「具領」。等這張鄰據寄寄到徐世昌手裡，他已經是新科舉人了。徐世昌是與他的胞弟徐世光一起下科場的。三場考畢，在等候發榜的那一個月之中，功名心熱，得失這念梗在胸中，有些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常常往來的一個好朋友，便勸他去求一支籤。

    他這個朋友叫柯紹半，字鳳笙，山東膠州人。告訴徐世昌說：「琉璃廠的呂祖祠，那裡的簽，最靈驗不過，有求必應；有應必中。你何妨去求一求看。」

    徐世昌欣然樂從，到了琉璃廠呂祖祠，看香火比它西面的火神廟還盛，信心便又添了幾分。當下虜誠禱祝，抽了一支籤出來，上面寫的一首詩是：「八九玄功已有基，頻添火候莫差池，待看十二重樓透，便是丹成鶴到時。」「這好像工夫還不到。」徐世昌說：「今科恐怕無望。」「不然。」柯紹半說：「照我看，這是指春闈而言，第二句『頻添火候莫差池』，是說你秋闈得意以後，要加緊用功，多寫寫『大卷子』，明年會試中式，殿試得鼎甲，那豈非『十二重樓誘』出？」

    徐世昌聽這一解，大為高興。再看詩後的「斷曰」：「光前裕後，昌大其門庭」，益發滿心歡悅了。

    到得登榜那天，由半夜等到天亮，由天亮等到日中，捷報來了，不過徐世昌卻格外難堪，原來他的胞弟徐世光中了第九十五名舉人。

    當下開發了喜封，在會館中亂過一陣，等靜下來不由得淒然下淚。

    「大哥，我看你的闈墨比我強。」徐世光安慰他說：「一定是五經魁，報來還早呢！」

    原來鄉試發榜，彌封卷子拆一名，寫一名，從前一天半夜，一直要寫到第二天晚上。向例寫榜從第六名開始，前五名稱為，「五經魁」，留到最後揭曉，那時已是第二天晚上，到拆五經魁的卷子時，闈中僕役雜工，人手一支紅蠟燭，光耀如白晝，稱為「鬧榜」。其時黃昏未到，所以徐世光說是「報來還早呢」。

    「報！」外面又熱鬧了，徐世昌側耳靜聽，報的是：「貴府徐大少爺郎世昌，高中壬午科順天鄉試第一百四十五名舉人。」

    這是真的嗎？當然是真的，泥金報條上所寫的，還怕會眼花看錯，報子「連三元」來討賞，賞了二十兩還不肯，說是：「大少爺、二少爺，雙喜臨門，起碼得賞個一百兩銀子。」這總不是假的吧！

    爭多論少，終於以四十兩銀子打發了「連三元」。不過這是「頭報」，接下來還有「二報」、「三報」，少不得還要破費幾兩銀子。這一夜會館中很熱鬧，徐氏兄弟棠棣聯輝，他們所住的那個院子，更是賀客接踵不斷，直到午夜過後，才得清靜下來，雖然人已經非常睏倦了，但徐世昌的精神亢奮，一點睡意都沒有。

    「二弟，好靈啊！」徐世昌突然跳起來，大聲嚷著，倒把徐世光嚇一大跳。

    「大哥，什麼東西好靈？」

    「，二弟，你不能用『東西』這種字眼，我是說呂祖的簽好靈。你看。」徐世昌指著簽詞：「『光前裕後』，不明明道破，你的名次在前嗎？」

    「呃！」徐世光也覺得有點道理，「真的，呂祖已經明示，我要沾大哥的光。」

    「不過，二弟，你也別太得意。你將來的成就不及我。」

    他以兄長的身份，用這樣的口吻說話，徐世光自然只有保持沉默。

    「怎麼，徐世昌說：「你不相信？」

    「不是我不相信。我將來的成就不及大哥，也是可想而知的；不過剛剛是在談呂祖的簽，大哥一定在簽上有所領悟，而沒有說出一個究竟來，我就不便置喙了。」

    「當然！當然是簽上透露的玄機，你看：『昌大其門庭』，不就是我徐世昌才能榮宗耀祖嗎？」

    「徐世光無話可答，只有連聲應說是。

    「只有大哥才能昌大咱們徐家的門庭。」

    「二弟，」徐世昌神情肅穆地說：「明天到呂祖祠去磕個頭，一則謝謝他老人家的指點；再則今後的行止，也要請他老人家指點。」

    徐世光聽兄長的話，第二天又一起到呂祖祠祝告求籤。這回是各求一支，叩問行止，徐世光求得的簽，意思不是如回家讀書，明年春天會試再來；徐世昌的那一支是：「出門何所圖，勝如家裡坐，雖無上天梯，一步高一步。」「二弟，你回去，我不能回去。」徐世昌說：「簽上說得很明白，出門勝似在家。我在京用功為妙。」

    徐世光自是聽他作主，一個人先回家鄉；徐世昌卻尋得一個館地，是兵部尚書張之萬家，他們是世交，張之萬將他請了去陪他的兒子張瑞蔭一起讀書，附帶辦辦筆墨，住在張家後院。

    後院很寬敞，徐世昌佈置了臥室、書房以外，還有餘屋，打算著設一個神龕，供奉呂祖；主意將定未定之際，夜得一夢，夢見呂祖，告訴他說：「你果真有心供奉我的香火，事須秘密；我雲遊稍倦，需要小憩時，自會降臨，把你這裡作為一個避囂的靜室，不宜有人打攪。」

    平時做夢，剛醒來時還記得，稍停一停，便忘得精光；只有這個夢，在他第二天起身漱洗時，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徐世昌認為呂祖托夢，非同小可，不過一定得遵照神靈指示辦事，所以一切親自動手，找一間最隱密的房間，悄悄置了一座神龕；白天門戶緊閉，晚上直到院門關緊閂住，方開密室，在神前燒香膜拜，同時置了一副「呂祖神簽」，以便疑難不決時，得以請呂祖指點。

    這天接到袁世凱的來信，少不得也要求支籤，問一問這件事能不能辦？簽上指示，不但可辦，而且要速辦；遲則不及。當下便向張瑞蔭打聽，吏部有沒有熟人？

    「什麼事？」

    「是一個朋友袁慰亭，有點麻煩。」徐世昌細說了緣由。「這是吏部文選句該管。」張瑞蔭說：「這種事找司官，不如找書辦。」

    「正是，袁慰亭信中關照，也是要找書辦；我問有沒有熟人，就是說吏部書辦之中有沒有夠交情的？」

    「我們這種人家，怎麼會跟胥吏有交情？」張瑞蔭說：「等我來問問門上老牛。」

    徐世昌知道失言了，臉一紅說：「是，是，我說錯了。就拜託你找老牛問一問吧？」

    將老牛找了來一問，他說：「我們熟識一個姓何的，在吏部文選人司很吃得開。不過不知道在在京？」

    「怎麼？吏部的書辦不在京裡會在什麼地方呢？」「老何原籍山西蒲州，前一陣子我聽說他要請假回老家去上墳，不知道走了沒有？」

    「你趕快去一趟。」張瑞蔭說：「看看何書辦在不在？在呢，就跟他說，有這麼一件事。」

    這件事的始末，由徐世昌告訴了老牛，請老牛去談。這是有回扣的事，老牛很巴結地，當時便去找何書辦接頭。到晚來回話，「好險！」老牛說道：「只差一步，行李都上車了，明兒一大早就走。」

    「喔，你跟他談了？」

    「是的。」

    「有辦法沒有？」

    「他們怎麼會沒辦法？」老牛笑道：「就怕『盤子』談不攏。」「他開的『盤口』是多少？」張瑞蔭問。

    「何書辦說，這件事一進一出，關係極大，如果袁老爺的中書還不出娘家，不但升同知不必談，還要追究他何以資歷不符，那就不是吏部的事了。」

    「不是吏部的事，」徐世昌問：「是哪一部的事呢？」「刑部。」

    「好傢伙！」徐世昌大吃一驚，「還要治罪啊！」「人家是這麼說，咱們也不能全聽他的。不過，袁老爺正好有這個短處非求他不可，那就只好聽他獅子大開口了。」「要多少？」

    「兩千。」

    正好差了一半；徐世昌面有難色，將袁世凱的信，遞給了張瑞蔭看。

    看完信，張瑞蔭問道：「老牛，他跟你說了沒有，是怎麼個辦法？」

    「大少爺，你倒想，他肯跟我說嗎？我倒是盯著問了好半天，他只跟我說了一句話：『事不難辦，不過就告訴了你，你也辦不到。」

    「好吧，跟他講盤子吧，最多給他一個半數。」張瑞蔭又說：「徐老爺的朋友，不是外人。」

    這時是暗示老牛別從中亂戴帽子：「是！既然大少爺交代，我盡力去辦就是。」老牛又說：「我得連夜跟何書辦去談，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

    連夜折衝，以一千二百兩銀子成交；先交一半，等辦妥了再交一半。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去北洋公所將一千兩銀子領了出來，存在阜康福錢莊，先打了一張六百兩的票子，交給張瑞蔭。

    張瑞蔭辦事也很周到，將老牛喚了來說道：「你最好把何書辦約出來，大家當面鑼、對面鼓說明白。怕的萬一出了什麼差錯，徐老爺對袁老爺也有個交代。」

    「是。」

    老牛便去約好何書辦，在一家飯館見面。部中胥吏的身份甚低，儘管衣著比紈褲子弟還講究，但見了張瑞蔭稱「大少爺」，對徐世昌叫「徐老爺」，站著說話，執禮甚恭。

    等把銀票遞了過去，何書辦接到手中，擺在桌上，然後請個安說：「跟大少爺、徐老爺回，事情呢？一舉手之勞，不過要經十三道關口，一關過不去就不成。銀票我暫時收著，也不會去兌，等事情辦妥了再說。」

    「是的，你多費心。」張瑞蔭問：「徐老爺應該怎麼回復袁老爺？」

    「請徐老爺告訴袁老爺，說當初捐中書的名字不假，只為將門之後，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凱』。只要北洋這麼咨復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爺的同知就升定了。」

    這個訣竅說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關節，一改名字就可能會把整個前程斷送掉，因為要刁難的話，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折磨個一年半載，及至一關通過，又有另一關，非把錢花夠了數，不能領一張俗稱為「部照』的任官「文憑」，而在更名未確定以前，不能分發，不能赴任，只有閒等，先就是一大損失。所以考試發榜，吏部銓選，如果姓名弄錯，往往情甘委屈，將錯就錯，像袁世凱這樣順利的假「更名」，實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時局勢又已有變化，李鴻章的回任已經定局了——從張樹聲父子無意間得罪了張佩綸以後，李鴻章發覺張樹聲對北洋有「久假不歸」之勢，便利用時機，極力拉攏張佩綸，走李鴻藻的路子，搞出來一個與張樹聲各回本任的結果，但李鴻章母喪尚不滿一年，而朝鮮的內亂已經平定，不必再動用武力，就沒有「墨�梇q軍」而且「奪情」的理由，好在洋務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鴻章與各國公使折衝的借口，將李鴻章留了下來，等待適當的時機再頒回任之諭。

    當李鴻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時，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對左宗棠打算驅逐李鴻章勢力出兩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時，對洋務、軍務的見解，大相逕庭，像中國與法國在越南的糾紛，李鴻章認為「彼欲難饜，我餉難支」，應該和平了結，決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張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軍』劉永福，不但以軍火接濟雲貴總督岑毓英轉以援劉，而且正式致書總理衙門，認為「主戰主和，不難一言而決」，目前的情勢，「不但泰西諸邦多以法為不然；逆料其與中國不協，必致事無結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國亦何嘗不顧慮，真要與中國開戰，危險甚大，不過勢成騎虎，不能不虛張聲勢，如果中國動搖，適中其計。他說他「默察時局，惟主戰於正義有合，而於時勢攸宜，即中外人情亦無不順」

    就因為他一直有這種論調，所以朝廷特派李鴻章前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這是一個名義，實際上李鴻章並不必赴廣東，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國公使寶海和談。但如左宗棠不斷鼓吹武力干預，到最後恐終不免要到廣東去指揮對法戰事，那一來只怕非身敗名裂不可。

    當然，總署亦很持重，不會輕信左宗棠的「正義」說，只是李鴻章跟寶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難。

    對法如此，對英亦常使李鴻章傷腦筋。英商的海洋電報線希望由吳淞接一條旱線到上海，左宗棠堅持不許；英商希望減輕繭捐，左宗棠亦表反對。而最使李鴻章為難的是，左宗棠倡議洋藥土煙加厘一事。

    「洋藥土煙」皆指鴉片，「加厘」便是加「通行稅」。左宗棠認為鴉片流毒無窮，主張寓禁於征，奉旨允准後，會同李鴻章與英國公使威妥瑪交涉。

    威妥瑪提出洋藥進口增加稅，行銷內地在各關卡所征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進口稅，中國要一百五十兩；英國只願繳八十兩。相差太巨，一直沒有成議。

    以後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鴻章接辦，而威妥瑪奉調回國，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國的條件談成功，增添他回國以後的面子，李鴻章有心幫忙，卻以左宗棠的不肯妥協，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對，搞得事成僵局。

    但在事業上最大的衝突是，李鴻章原主「海防」，而張佩綸有個專設「水師衙門」創辦新式海軍之議，大為李鴻章所欣賞。但左宗棠一到兩江，巡閱過海口及長江以後，改變了他原來「陸防」的主張，特意將水師出身的彭玉麟請了來，商量造新式兵艦，而且已經開始在辦了。左宗棠首創福建船政，對此道不能說他是外行；因此可以預見的是，將來創辦新式海軍，左宗棠決不容北洋單獨掌權。「海防」、「陸防」之爭，只要打倒了他的理論，便無他慮；如今左宗棠亦主張海防，那就變成彼此競爭著辦一件事，權不能獨專、事不能由心，是李鴻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因此，無論看眼前，算將來，李鴻章認為左宗棠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釘。

    這得從剪除左宗棠的羽翼著手。李鴻章手下的謀士，都有這樣一種見解；且認為第一個目標，應該是胡雪巖。

    於是上海道邵友濂便與盛宣懷等人，密密商定了一個打擊胡雪巖的辦法，在洋債還款這件事上，造成胡雪巖的困窘。

    其時胡雪巖經手、尚未清結的借款，還有兩筆，一筆是光緒四年八月所借的商款，華洋各計，總計六百五十萬兩；洋款不借借商款，其中別有衷曲，原來光緒三年，由胡雪巖經手，向匯豐銀行借款五百萬兩，借還均用實銀，條件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期限七年，連本帶利分十四期拔還。

    每期六個月，仍由浙、粵、江海、江漢四關出票，按期償還。此外有個附帶條件，即商定此項條件後，如果借方作罷，三個月內關票不到，則胡雪巖罰銀十五萬兩；匯豐如果三個月內不交銀，罰款相間。

    這筆借款由於兩江總督沈葆楨的介入，一波三折，拖延甚久。其時西征軍事頗為順手，劉錦棠率軍自烏魯木齊南進，並分兵與陝西提督張曜會功吐魯番，一舉克復，回亂首腦之一的白彥虎倉皇西遁；劉錦棠亦推進至吐魯番盆地西端的托克遜，回眾投降者兩萬餘人。但回部首腦經和碩、焉耆，出鐵門關在庫爾勒地方，跟俄國軍方搭上了線，而西征軍卻因糧餉困難，無法西進，左宗棠著急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在五月裡談成功了這筆洋債，至少望梅止渴，軍心先是一振；同時在上海、湖北、陝西的三處糧台，借商款應急，亦比較容易措手了。

    哪知在辦手續時，起了波折，原來英商匯豐銀行貸款，照例要由總理衙門出面，致英國公使一個照會，敘明借款條件等等，由英國公使再轉行總稅務司及駐上海領事，轉知匯豐銀行照辦。

    這一來，如果貸款放出去收不回，便可由英國向中國交涉；這通照會實際上是中國政府所出的保證書，所以由匯豐銀行擬好稿子，交給胡雪巖，再經左宗棠咨請總理衙門辦理，而匯豐的稿子中，說明「息銀不得過一分」，然則左宗棠的奏折中，何以說是月息一分二厘五？為此，其中處於關鍵地位的總稅務司赫德，表示這筆借款不能成立。

    這當然要查。左宗棠根據胡雪巖的答覆回奏，說匯豐的息銀，只有一分，誠然不錯，但付款辦法是以先令計算，折付銀圓；這種銀圓，一向在東南各省通用，稱之為「爛番銀」，西北向不通用，所以仍舊須藉以兩為單位的現銀。

    但先令的市價，根據倫敦掛牌，早晚不同；到時候如果匯價上漲，胡雪巖便要吃賠帳，所以接洽德商泰來洋行，「包認先令」，這要承擔相當風險，泰來洋行得息二厘五，並不為多。

    左宗棠表示，此案「首尾本屬一貫」，只是前次「未經聲敘明析」，又力言胡雪巖「息借洋款，實無別故」。很顯然的，這是左宗棠硬頂下來的，朝廷不能不買他的老面子；左宗棠心裡卻覺得很不是味道，從此對胡雪巖的信用便打了一個折扣，可是卻不能不用胡雪巖。

    胡雪巖當然亦想力蓋前愆，於是而有借商款的辦法，這年——光緒三年年底，左宗棠寫給胡雪巖的覆信說：「今歲餉事，拮据殊常，非樞邸嚴催協餉，籌部款，大局已不可問。洋款枝節橫生，非閣下苦心孤詣，竭力維持，無從說起。「現在年關滿餉，仍待洋款頭批速到，始夠支銷，除清還鄂欠外，尚須勻撥陝賑及甘屬災黎，所餘洋款，除清還滬局借款外，核計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後又不知何以為計？尊意以為兵事可慰，餉事則殊可憂，不得不先一年預為之地，洵切實確鑿之論，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閣下已代為計之，非設身處地，通盤熟籌，不能道其隻字，萬里同心，不言而喻。」

    原來胡雪巖早替左宗棠算過了，年底本應發餉；陝甘兩省旱災要賑濟，再還了湖北、上海兩處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間，便又是青黃不接的時期了。借款籌餉要早一年便須著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國家的責任，雖說由各省協餉，但災荒連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協餉，無法歸還欠款，仍須政府設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氣，自己亦不大願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巖想到左宗棠說過，「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還罷了。洋人賺了我們重利，還要多方挑剔，實在不甘。」同時又一再表示，「何必海關及各省出票？倒像是各省替陝甘來還債；其實還的還是陝甘應得的協餉。我主持西征，籌餉我有全權；協餉不到，先借款子來接濟，這就是所謂調度。商人如果相信陝甘相信我，由陝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勞動總署？」

    因此他設計了一套借商款的辦法，往返磋商定議，由胡雪巖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萬兩；另由匯豐「認股」一百七十五萬兩，合併三百五十萬，組識一個乾泰公司負責借出。照左宗棠的計算，在七年之中，陝甘可得協餉一千八百十萬以上，除還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萬之多，所以借幾百萬商款，一定能夠清償；但協餉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來一個「機圓法話」的要求，第一，不出關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還，亦可以遲還；第三，有錢還錢、無錢暫欠，利息照算，不必定為幾個月一期。

    這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胡雪巖只能替他辦到不出關票，此外年限定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當然借商款亦須奏准；左宗棠於光緒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個月以後奉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銀既重，各省關每年除劃還本息外，京協各餉，更屬無從籌措，本系萬不得已之計。此次故念左宗棠籌辦各務，事在垂成，准照所議辦理。

    嗣後無論何項急需，不得動輒息借商款，致貽後累。」所謂「京餉」，即是在京的各項開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給、八旗士兵的餉項，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宮內供兩宮太后及皇帝私人開支的「交進銀」在內，是最重要的一筆預算，由於左宗棠動輒借款之累，連京餉都「無從籌措」，這話說得很重了。

    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入京，為了替劉錦棠籌劃西征善後，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獨斷獨行的情況下，借了匯豐銀行招股所貸的四百萬兩。

    這兩筆款子的風險，都在胡雪巖一個人身上。三百五十萬的商款，自光緒五年起分期拔還，幾乎已還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約十來萬銀子，邵友濂亦知道，難不倒胡雪巖，要刁難他，只有在光緒七年所借的那一筆上。

    這筆款子實收於光緒七年四月，年息九厘九毫五，前兩年只付息，不還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萬兩，分兩期給付；光緒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萬兩。

    以前各次洋債，雖由胡雪巖經手，但如何償還，不用他來操心，因為各省督撫加了印的「關票」，彙集於江海關後，稅務司還要簽押負連帶責任，如果各省的「關票」不能兌現，稅務司可以截留稅款，代為抵付。可是這最後一次的四百萬兩，在借款時為了替劉錦棠解除後顧之憂，左宗棠近乎獨斷獨行，只以為未來數年協餉尚多，不愁無法償還，所以大包大攬地說：本銀「如期由上海轉運局經手交還；如上海無銀，應准其向戶部如期兌取。」

    這一惟恐總理衙門及李鴻章策動棘德陰撓，但求成功不惜遷就的承諾，無形之中便將全部風險都加了在胡雪巖的肩頭上，因為各省如果不解，匯豐銀行一定找胡雪巖，他們不必多費周折，請英國公使出面跟戶部打交道；以胡雪巖的財力、信用與擔當，每期五十萬兩銀子的本銀，亦一定挑得起來。

    話雖如此，五十萬兩銀子到底不是一個小數目。邵友濂與盛宣懷秘密商定，到時候，「擠他一擠」，雖未必能擠倒，至少可以打擊打擊他的信用。

    其時——光緒九年春天，中法的關係復又惡化了。本來前一年十一月間，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在上海談判，已經達成了和平解決在越南的糾紛的三點協議。但法國海軍部及殖民部，分別向他們的外交部表示，不滿寶海與李鴻章的協議，海軍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而又恰好法國發生政潮，新內閣的外交部長沙美拉庫支持軍部的主張，推翻前議，而且將寶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專程來華談判。

    妙的是法國公使寶海，特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鴻章，他勸李鴻章堅持前議，不防指責法國政府違約；有了這種反對他們政府的法國公使，李鴻章覺得談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舊照原定計劃，奏請准予給假回籍葬親。李還不肯回任，但為了開始建設旅順軍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來了，既然請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張樹聲暫署。

    但就在二月裡李鴻章在合肥原籍時，法軍在越南復又動武，不但攻佔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國在越南權益，招商局運米的船，在海防為法軍扣押；設在海防及順安的兩處倉庫，為法軍佔領，其中的存糧及其他物品，當然也被沒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禮部乞援外，並特派「刑部尚書」范慎來華，效「申包胥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動，清議昂揚，都主張採取強硬的對策；甚至駐英兼駐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紀澤，亦打電報回來，建議派軍援越，不可對法國讓步。當時疆臣亦多主戰，雲貴總督岑毓英，備戰已有多時，但署理兩廣總督的曾國荃，卻不願輕啟戰端，清議深為不滿，因而主持總署的恭王，一面循外交途徑向法國抗議；一面奏准命李鴻章迅回直隸總督本任，接著降諭，派李鴻章以直隸總督的身份迅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所有廣東、廣西、雲南防軍，均歸節制。同時命左宗棠籌劃江南防軍待命南調援越。這時胡雪巖恰好在江寧，便跟左宗棠說：「好像應該還有張制軍回兩廣本任的上諭；不然，李合肥一到天津，不就是有了兩位直隸總署？」

    「妙就妙在沒有張振軒回本任的上諭。」左宗棠答說，「總署也知道李少荃決不會到廣東，恐怕也不會回天津。」

    「這，大人倒多指點指點，讓我們也開開茅塞。」「李少荃看在曾文正分上，對曾老九一向是很客氣的。當年江寧之圍，師老無功，李少荃已經克復了常州，朝命赴援江寧，他按兵不動，為的是不願分曾老九的功。你想，如今他如果一到廣東，曾老九怎麼辦？」

    「是，是。」胡雪巖想了一下說：「大人說李合肥也不會到天津，是怕一到了，張制軍就得回廣東，那一來不是又要把曾九帥擠走的嗎？」

    「正是如此。」

    「照此說來，京裡只說叫李某某回任，對於張曾兩位沒不交代，意思也就是要李合能只領虛銜，暫時不必回任。」「不錯，舉一反三，你明白了。」

    「那末，李合肥怎麼辦呢？」

    左宗棠沉吟了好了一會『問說：「你看呢？」

    「我看，他仍舊會到上海。」

    左宗棠點點頭，「我想他也只能先駐上海。」他說：「而且他也不能忘情上海。」

    胡雪巖當即說道：「我本來想跟大人辭了行，回杭州，以後再到上海；照現在看，似乎應該直接到上海的好。」

    原來各省關應解陝甘，以便還本的協款，都交由江海關代轉；所以各省解繳的情況如何，非要胡雪巖到上海去查了才知道。

    「好，你到上海首先辦這件事，看情形如何趕緊寫信來。看哪裡還沒有解到，好及早去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