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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8、雍正十三年 文 / 王躍文

    雍正元年,清世宗胤禛登基沒幾日,連發多道聖諭,諄諄告誡各級官員。雍正皇帝發給知州、知縣的諭示中,專門警告官員,不得「或借刻以為清,或恃才而多事。」所謂借刻以為清,就是把苛刻嚴酷當清廉,或自以為清廉便為官凶殘。所謂恃才而多事,就是自以為才能卓越,便政事頻出,勞民傷財。雍正皇帝看穿了某些「清官」、「能官」的面目,可見是個明白君主。

    坊間傳說雍正皇帝苛酷,亦是不爭之史實。他對骨肉兄弟之殘忍,對功勳大臣之無情,都是有史可考的。但他也有仁慈的時候,行事法度嚴謹。比如,雍正元年正月初二,這位皇帝命戶部嚴查恩賞老人之銀兩,不許絲毫侵扣。老人年九十以上者,州縣不時存問,或鰥寡無子及子孫不能養贍者,設法恤養。又如元年初,朝廷於京城煮粥賑饑,來京就食的窮人很多,雍正皇帝命煮粥期限延長,每日增撥銀錢和糧食。直隸、山東、河南藉的饑民距京城較近,朝廷發給銀錢勸遣他們回家。官府把事情也做得很細,查明直隸等近京三省入京饑民共一千二百九十六名。

    山西、陝西有所謂「樂藉」,其狀甚為悲苦。因明初永樂起兵,有民眾未肯附順,明成祖遂將他們的子女發入教坊,編為「樂藉」,世代女子,逼勒為娼。無論紳衿貢監及土豪地棍,呼召不敢不往,「侑酒宣淫,百般賤辱。」雍正皇帝看了御史年熙的條奏,命除去「樂藉」,改業為良。浙江紹興還有丐戶,又稱惰民,另編為丐戶藉。此亦為前明沉錮,「農工商賈無其業,禮義廉恥不相關。男則吹樂捕蛙,婦則做媒送嫁。」雍正皇帝也令他們改業為良,自食其力。這些也算得上德政。

    雍正皇帝憎惡貪官,遇著廉官就大加讚賞。兩廣總督楊琳,原為十阿哥屬下,常年需向十阿哥孝敬。楊琳奏言:自康熙五十四年任廣東巡撫起就應酬不暇,自己所有收入不足供十阿哥王府所用,除任內每年所有之外,將京中住房及素日所有盡行變賣,可能還會負債。雍正皇帝見如此封疆大吏,清廉到官俸不能養家,也像凡人一樣動情起來,朱批道:今日之皇帝乃當年之雍親王也。大家今日只要共勉一個「真」字,一個「好」字,君臣之福不可量矣!

    皇帝沒有不叫官員廉潔的,官員們嘴上也會講廉潔,只不過有的是真心,有的是假意。雲南巡撫楊名時折奏:巡撫衙門所入,有藩司平規四千兩,通省稅規七千兩,連鹽稅四萬六千兩,共五萬七千兩,請准留若干,其餘應允公用。怎料雍正皇帝卻惱了,諭示道:督撫這點銀錢,豈可用法則限制?取所當取,而不傷乎廉;用所當用,而不涉乎濫!若一切公用、犒賞之需至於拮据窘乏,殊失封疆之體,非朕意也!雍正皇帝竟然還以此責備楊名時:矯激以沽譽,不知是何用心!楊名時因了這道倡導廉潔的折子,稀里糊塗成了罪臣。馬屁拍到蹄子上,真是聖心難測!十三年後,乾隆皇帝弘歷即位沒幾日,就把先皇時日的待罪之臣楊名時召回京城,賜禮部尚書銜,領國子監祭酒,兼值上書房、南書房。弘歷諭稱楊名時:為人誠樸,品德端方。這是後話了。

    翻閱雍正逐日朱批,方知皇帝當得實在辛苦。雍正皇帝勵精圖治,似乎很快就見效了。山東巡撫黃炳奏稱:「雙穗瑞谷,處處挺生。」雍正皇帝很高興,諭稱:「此誠天地神祇並皇考聖靈垂佑之所致也」,「亦由民風淳樸,封疆大吏治理有方,始克睹嘉谷之祥。」全因皇帝喜歡,各省督撫便紛紛奏報瑞谷。江西、山東等地麥谷雙穗雙歧,四川的黍一干四穗。紫禁城內的蓮花也很爭氣,居然同莖分蒂。大學士們奏請:諸瑞疊至,皆皇上盛德之所感召。雍正皇帝愈發高興了,諭示:宣付史館!史書要重重記上一筆了。

    但天下並非真這麼快就太平了。漕運總督張大有奏報:山東沿河州縣忽生蝗蟲,百姓將半熟之高粱、谷子搶收三、四分,其餘盡被蝗蟲食盡。秋收無望,士民哀懇救濟。巧的是鬧蝗災的地方,正是率先奏報瑞谷的地方。

    天災難免,人禍也難免。很快就發現了大貪官,江蘇巡撫吳存禮被革職。查明吳存禮用其貪污所得,賄賂朝中大小官員及太監等,共二百二十六人,計銀四十四萬三千七百餘兩。今人熟知的名臣嵩祝、李光地、張鵬翮及六位皇子皆在受賄之列。

    自古官員為貪,手段百出。雍正初年,官員們流行建生祠書院。皇帝看出其中蹊蹺,發佈上諭禁止,說:此種生祠書院,各地建得很多,不過是官員在任之時,或由下屬獻媚逢迎而建;或由地方出入公門的有錢人、包攬官司的訟棍倡儀糾合而建,實則假公派費,佔地興工,勞民傷財。生祠書院或為宴會遊玩之所,或被本官據為產業。雍正皇帝下令,將已建生祠書院改為義學,不聽法令仍行建造者追究本官及為首倡建之人。

    從皇太極算起,此時清朝坐享天下已百餘年。桃子不是一天爛起來的。雍正皇帝殫精竭慮,想著還是得借助先皇余烈。二年二月,雍正皇帝把康熙《聖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衍其文」,而成《聖諭廣訓》。《聖諭十六條》僅一百一十二字,而《聖諭廣訓》則洋洋萬言。自古皇上想做什麼,自有臣子替他說出來。有個叫覺羅逢泰的侍講學士奏請皇上,在京八旗應每月宣講《聖諭廣訓》。雍正皇帝從善如流,准了覺羅逢泰的折子。

    又有一位侍講學士叫張士照的不甘落後,奏請將《聖諭廣訓》用於試士訓蒙,縣、府及學政複試童生時,必令默寫《聖諭廣訓》一條,不錯一字者才准取錄。平日,各學府選拔有品行的生員朔望宣講,蒙學則用此訓迪幼童。事情到此應算妥帖,已經從娃娃抓起了。

    但是,祭酒張廷璐又有折子上來,建議將軍及提督、鎮守使,應向所屬武職宣講《聖諭廣訓》。至此,從京城八旗貴族、幼童發蒙、科舉取士,到全軍武官,月月都要掀起宣講《聖諭廣訓》的高潮。應該再沒人上折子了吧。且慢,又有右參議孫勷奏請,應遴選教官,長年宣講,化導兵民。各地官員的政績考核,即所謂「考成」,第一條就應看他是否勤宣《聖諭廣訓》。

    雍正皇帝如此重視教化,應是察覺到世風很不好了。事實確是如此。刑部尚書勵廷儀折奏:今年應試士子投詩送文,往來拜訪者不少。「場前既多奔競,榜後必生事端。」皇上便命都察院頒示曉諭這些讀書人:應試士子宜安分守法,毋得希圖僥倖,如有鑽營彰著者,即行拿參治罪!

    雍正皇帝自己也做重視教育的表率,親自到太學拜謁孔子,並在彝倫堂講經論學,發佈聖諭說:「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膺,用資治理。爾師生其勉之!」為尊師重道,雍正皇帝又下諭旨,此後一應章奏、記注,把皇帝「幸學」統統改稱「詣學」。

    古人治國,最重耕讀二字。雍正皇帝命各地切實重農務本,督撫皆有課農之責,應率全體官員悉心勸農,並咨訪農民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為除去。又命每鄉擇一二老農之勤作者,優其獎賞。覆命各州縣擇老農之勤勞儉樸者,每年舉一人,給以八品頂戴榮身,以示鼓勵。

    雍正皇帝在位時間不長,於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駕崩。雍正皇帝在遺詔裡說:「十三年以來,竭精殫心,朝乾夕惕;勵精圖治,不憚辛勤;訓誡臣工,不辭諄復。雖未能全如期望,而庶政漸已肅清,人心漸臻良善。」但這個時候,官場風氣並非雍正皇帝遺詔說的那麼好。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就曉諭督撫:不得無故傳喚屬官。此話聽來輕巧,實則是官場走奔之風大盛。乾隆皇帝諭稱:「督撫及其屬員,均有辦理地方事務之責,屬員唯當實心供職,不宜以趨走逢迎為尚。」原來省府所在首府首縣的知府知縣,不論有無緊要公務,每日必在督撫衙門伺候。督撫同城的地方,撫傳未歸,督傳又到,僕僕於道,奔走不遑。

    奔走不遑者,絕不是田徑賽跑。其中奧妙,今人自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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