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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張辛欣:諾貝爾,藝術化的幽默作對? 文 / 高行健

    浴室門突然被敲響,我知道,一定發生了很意外的事。果然,在水聲裡我聽到斯蒂夫大聲報告:「中國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名字叫個『Gaoshinjin』。」

    我能想像,他是從NBC晨間電視新聞前直跳起來的,到處找我來著。

    我繼續在水下,平靜地回答:

    「早就知道了。」

    然後,一邊穿著衣服,一邊看著在鏡子上斯蒂夫留的一張小條。小條上急抄著同一個消息。從新聞得來的高行健的名字全拼錯了,而搶在第一時間出手的報導太匆忙了,名字走調不說,居然說高現住美國。

    收音機裡NPR在採訪普林斯頓大學的林培瑞教授。他是這個國家最好的公共電台能找到的最好的漢學家。林培瑞是80年代末中美學術交流委員會的主席,出版描述中國知識分子情況的「北京夜話」;是他把方勵之帶到美國大使館宴會上,引出布什的極端不滿,說不定,也為方先生後來避難美國使館提供了思路;我曾經參與寫林主持的一本《非官方的中國》,和他有過個人交談。在我的印象裡,他的非官方立場是很溫和的,一口山東腔的流利中文,頗有幽默感,有一次在美國之音裡學中國的出租汽車司機,跟像相聲似的,聽的中文部編輯大為讚歎。六四之後,他從中國逃出來,我正好到香港,在港大樓梯上相遇,他掏出學術主席的名片,劃掉了頭銜,匆匆寫下一個臨時寄居的電話。那畫面極有逃難味道。

    聽起來溫和的林培瑞顯然還在震驚之中。落到林式句子裡是委婉著說,高本不在首選視線。(可以猜想他眼界裡的首選),林背誦高行健的創作成績:話劇車站,長篇小說《靈山》。記者問他,高在英語世界的出版情況,他描述說,也就是近一年,高兩個作品才有英語小出版。林說,高行健的作品是藝術性的,是有社會批判性的,而中國大陸對藝術性的社會批判作品不能見容。果然是林培瑞,婉轉著,學究著,說,無論如何,中國人歷史性第一次得諾貝爾獎,這會使中國作家更多地進入了世界文學的視線。而中國作家長期不能獲獎的原因,他認為和翻譯有關。我聽著心想,美國漢學界那幾位腕兒HowardGoldblatt,OrvilleSchell,JeffreyKinkley,聽了不知該怎麼想?擴大著再想,諾貝爾這回讓在美國的國際中文評論腕兒,比如王德威,鄭樹森什麼的,一定都傻眼了?所有腕兒們都有點找不到北?都在找詞調整說法?是說自己有先見之明?還是照直說有點想不通?而中國究竟怎麼對待這個被國際媒體描述為「作品在中國被禁止」的中國作家?怎麼對待諾貝爾的選擇?

    讓我真正生感慨的卻是,放眼浮華文學世界,誰會知道,在邊角北歐,有一個中國人非常安靜地握著這副文學牌的基本玩法?

    而這個人給香港《明報》的評論新諾貝爾得主的文章早在幾天之前就寫好了。

    這人叫陳邁平。是《今天》雜誌的元老級人物,現在瑞典大學中文系教書。兩個孩子,一個瑞典漢學家的也是翻譯家的妻子,妻子很漂亮,也很學究氣,曾經有機會到中國作文化參贊,而邁平被中國大使館打了小報告,於是,瑞典外交部想把他妻子的機會轉給別人,一時間,成為瑞典媒體現場連續直播的新聞,弄得瑞典外交部很下不來台,那位置便一直空著。

    我和邁平是中央戲劇學院時候的同學。我念導演本科,他是研究生,專攻莎士比亞。今年三月,我到瑞典開會,他帶著我逛大街。說起學院的舊日風景。並且才發現,在學院的時候彼此話並不這麼多。他說,他現在敢說了,覺得我當時很孤傲,不敢跟我說話,而我說,我覺得他很深沉,於是不敢和他說話。

    邁平穿著件暗綠色風衣,晃著一把極長的傘,提著教書匠沉甸甸的皮包,在結冰的斯德格爾摩街邊搖晃著,慢聲慢氣說著。北歐的漫長冬季,使他本來的憂鬱更加重了。不過,在我看來,邁平似乎有一點偵探味道。

    台灣的李敖不愧聰明,比漢學家和國際中國文學評論腕們更注意到陳邁平的重要性。去年,陳邁平到台灣開會時,發現有人老在旅館門口晃,晃得他煩起來,打算抓住人家問個明白的時候,人家自動湊上來,說是李敖的代理人,請教怎麼弄諾貝爾提名。邁平鬆下一口氣,笑起來,指出諾貝爾提名的幾個要素:作品翻譯,什麼人能作提名人,包括學院的教授。在邁平的具體指點下,人找了翻譯,翻譯了作品,又問,那怎麼才能證明諾貝爾委員會收到了提名信?邁平繼續微笑,慢聲慢氣說,一封回執掛號信,秘書籤字就是證據。這就是李敖為黨作秀弄得中文世界一時沸揚的諾貝爾提名故事。

    如果說,走在瑞典街上的陳邁平像偵探,有點福爾摩斯,我可能更像華生,像那個代表讀者發問的傻瓜。我們自然談論到諾貝爾。因為談他曾經心目中的大哥北島來著。談早年參加刊物,兩人騎著自行車,他跟在北島身後,一前一後,頂著大風,繞了一大圈,又回到原來的破房子,好像一場考驗。那個短促的清純時代!

    而北島無疑是很想得獎的。有一年連記者都先招好了,邁平給他打電話,十分震驚,北島回答說,「如果我得了獎,紹飛(離婚妻子,畫家)也許會回來?」

    (──我覺得北島因此是人。)

    邁平瞇著眼,微笑問:「現在你想到中國的誰呢?」

    他的微笑像個作怪的大孩子,於是,我自暴自棄地想,我是怎麼都答不對的。

    我還是數了北島,莫言,鄭義。北島的原因是委員會裡的中文霸主馬悅然。他在作家和評論家裡被大寫景仰著,我看,這和他在諾貝爾裡大有關係。他是瑞典大學前中文系主任,提名北島,提了有10年之多。外界說他也非常喜歡李銳,但是,他不會提李銳──絕對不會自己亂了自己的陣腳。(讀讀描寫學院派內幕的小說是很容易理解的。)他翻譯的北島詩集瑞典出版社今年居然不想出版,間接說明馬悅然的學術權威在發生變化。

    莫言的原因更充分。他的力作「紅高粱」英文是Goldblatt的翻譯,翻譯得很精心,並且,諾貝爾得主大江建三郎也曾提到他。

    而鄭義也有傳說。最近的傳說是,他自我感覺都要得獎了。

    「高行健呢?」陳邁平當時問。

    我承認,我沒想。並且,我坦率說,不覺得他真那麼棒。

    「不過,」邁平微笑說,「他的劇本,他的小說,加他的評論,關鍵是他有評論,他的作品在歐洲評論很多……」

    不難聯想到,最近得主們創作和涉獵廣搏的前例,特別是想到文字遊走國際時候,評論製造的幻覺,常常可能大於文字內容的幻術效果,如果說,這是一個國際化商業時代,特點之一就是,說法要比內容更重要。我立刻就同意他的預測了。何況,他分析了諾貝爾文學獎內部新生力量出現:於是,高行健的作品不需要仰仗英文市場的漢學家,也不需要瑞典馬悅然提拔,他可以從法文翻譯,通過其他評委直打諾貝爾。

    雖然當時我聽這句不是很用心,但是,接著,見到馬悅然,我就明白了。當年我見過馬,10多年了,他還是那樣,一頭銀髮,很有風度的樣子,不過,有了多年闖蕩國際文化江湖的經驗後,我承認,我看人看事不一樣了。那一次是中國女經濟學家何清漣唱主角,馬在聽眾席裡。然而,作為聽眾發言的時候,他可不是聽眾的角色。在批判了中國知識分子都缺乏反省之後,突然,話題一轉,他提到高行健,說他最近看了高行健的作品,他非常欣賞高行健。他要翻譯高行健。

    他的發言長度和內容完全超過了聽眾提問,和會議話題毫無關係。坐在台上角落裡,在福爾摩斯的啟發下,看這位漢學家,直覺著,他的話是放出來給其他什麼人聽的。我是不是敢說,我那時候就認定高行健是重要人選了?不過,和陳邁平討論下來,我們認為,主攻高行健的話,也還需要幾年。我們還是太狹窄於文化遊戲,那時候忘記WTO這類參數。

    依我看,眼下真想議論高行健的中國評論家,可能不是劉再復,而是李陀等大陸80年代那時候的文化風雲人物?高行健在大陸文化圈子裡最早知名的,與其說是在小劇場上演的《車站》(我用來寫在《劇場效果》的短篇小說裡),不如說是《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的小冊子。那是80年代初,他和李陀,馮驥才討論小說的新形式,新手法。後來他們自己認為,很難說那有什麼真新的東西。那個揚起來的「屁股簾「(當時文學評論語)引起大討論和大批判的一部分。我也因此成為大批判對像之一。

    在處境小改善之後,我得以進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作導演,高行健當時在人藝當編劇,剛寫了話劇《野人》。副院長林兆華導演,想讓我給他作副手。我讀了劇本。我對高行健的劇本是有看法的。我覺得,他的劇本和他的小說一樣,說法上的玄妙,要大於閱讀快感和舞台實踐的魅力。換句話,他比較像為評論家二度創作提供的原本創作。我在大學裡讀過些當代「外國戲劇」手法,我能在他的劇本裡找到對照,而刺激我的創作欲的生命本源性東西不那麼多。並且,林兆華是有他的狡猾的,你很難說他是不是理解了作者,理解了劇本,他也喜歡用說法罩住舞台,而不是哪怕說不出來的誘人的地方。我委婉地說了我認為的舞台修改方法,高行健當然是自我堅持的,是非常溫和的,不過,是只可以領會他,不可以向其他創作合作者開拓的,而我,寧願劇作者是激烈對抗的,那更可能出現新創作。大不必為一個戲搞僵了關係,於是,我就騎車走運河,寫自己的去了──現在我是不是應該說,我是認識得主的?

    和高行健交往的時候,從來不談小說,不談創作。我主觀地想過,因為觀點不很相同。不過,作為朋友,有的時候,你居然會有比以為的生命既創作的更多的真正話題。這種感覺,我倒是從高行健那裡體會到的。是90年代初,我到法國作訪問學者,私下裡和高行健研究能不能在那裡生存。行建給我的指點非常直接。一點饒彎都沒有。那時候他靠賣畫為生,(儘管他的畫我覺得也是說法大於「看法」。)說寫作是絕對不能吃飯的。當然,他有法語,他大學是法語專業。他就這樣直接攤開自己,讓我研究一下我自己怎麼個活法,怎麼才能以其他來養自己的文字。高行健是不是個超等作家,現在很可能成為私下爭議的話題。不過,在我的感覺裡,高行健倒是個誠懇的人。

    在創作層面,做人的誠懇與文學表現,這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普通讀者以為的那麼大。問題是,這裡其實沒有普通讀者的份。高行健得獎提出了一些問題:比如,果真是扮演對抗專制的創作者嗎?作品現在被禁止嗎?還是說,在商業化時代,放到焦躁的中國,他的作品沒有什麼出版市場?而諾貝爾不是奧斯卡,和大眾閱讀市場無關,不過,在21世紀「全球化」的虛幻感下,個人創作這種精神生存行為,其實空前依賴於評論的隱蔽的商業化促銷,而銷售是異地來的好銷,是以他鄉「轟動」轉銷的。至於轉銷之後,好不好銷,又是另外的事了。而高行健究竟是不是中文的一流寫手?外國人是不是在翻譯裡走了眼?這問題有點意思。依我看,人對語言的感覺是相當有地域性,內心時空性的,以為中文老大的讀者們自己,也不能全以自己的口味來評定文字。而高行健文學「成功」的現象,提出了主題哲學化,空靈化,可能還和著國際文化市場(誰說不要讀者的諾貝爾不是市場?)對中國創作產品多年來缺乏哲學感,內省感,史詩感的口味感?還有一個隱秘的問題:如果說,高行健的小說,雖然在台灣銷路也極小(一個人的聖經銷200冊),但是台灣有些小出版社能夠給大陸作家印書,這個事實是不是提醒我們,文化在高度商業化的世界裡,目前在哪些異地有更多的小生存氣候?因為,同樣的,高行健的一些戲劇創作是得到法國文化部獎金支持的。好奇的是,高行健這兩天在準備的發言稿寫作裡,會不會感激繼續他的創作的文化滋養者?

    而中國文化知識分子會因此內部亂一下?而怎麼亂,才不是在罵或捧,而老百姓仍然說看不懂的表面文章上?那會比80年代努力過的情景還不如。

    就在諾貝爾出結果的前幾天,大江建三郎到中國訪問。這一次大江沒有提莫言,只提鄭義。他透露給人的感覺是,鄭義很有可能獲獎,而一個國家不應當把自己的優秀作家放逐門外。他在發言裡再三地提鄭義的名字,堅決要求翻譯把這些內容都翻譯出來。結果也都給翻譯了。

    離開中國的前一天晚上我到一個女編輯家,她是把大江的版權作品引進中國的人,也是《今天》早年發起人的亡妻,自己是一個極好的散文寫手。我進去的時候,邁平才來過電話。她帶著震驚告訴我說,她問邁平來著,這次哪個國家的作家會得獎?她想著版權引進的問題。邁平告訴她,這次可能是中國。她猜到鄭義。邁平說不一定。只說,「我為老北島悲哀。不過,你等著看,這次是很有戲看的。」

    我告訴她,他說的是高行健。她不能相信。

    這位女編輯的小桌上擺著和丈夫的舊日照片。我每次去都會默默看上一會。這個當年幫助抄寫的女學生,後來,丈夫病了,在長期臥床後終於去了。她一個人帶著孩子,總處在被監視,被抄查的恐懼裡,她寫作著,她作著出版,進了家,放下書包,就趴在稿子前。和照片上那個天真的女人不同,她已經相當老辣,還有反省。下一代詩人在裡搜集了一些回憶,包括她的回憶。不像高行健的作品,這書的確被禁止了,只印了6000冊,但是,至今仍然在公開出售和盜版中。永遠打著6,000冊。無以記數的讀者在書中尋找微小的回憶,盜版商只看中偷摸的利潤。邁平打長途,本只為告訴她,他的床頭也放著一本,讀著這本書勾起他寫自己的文學回憶。而當我們在瑞典街上走著的時候,討論著高行健和諾貝爾,也和邁平討論他自己的新小說。他自己還說了一個故事,說當年第一次見到阿城的時候,有一桌人,阿城正在大成名,卻說,自己寫小說是有榜樣的,小說的一個榜樣是個「萬之」。當場的人都直笑阿城,指著陳邁平。萬之是陳邁平的筆名。邁平是大陸現代小說的先驅人物。

    聽他講自己的老故事時,我有一種淡然的傷感。感覺邁平這樣講,有點強行自我提示,自我鼓舞的味道。他還在寫小說,是寫給兒子們的自己生命的經驗,不過,他的新小說失去了早期的先鋒性,是非常老實(太過老實!)的方法。

    ──所有遊走邊緣的,曾經的文學分子和不文學的過來的我們,不知道,此刻的其他人,是不是像我一樣,在表面的自我鼓舞下,在溫和的質疑裡,呼喚著遙遠的,過去的,一切的自我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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