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語言憧憬 文 / 張承志
還是應當感激西海固，那個沙雪迷濛的冬末。不知為什麼你甚至厭煩了記錄，終日在一家家用樹葉牛糞燒熱的土炕上聽著，那些悲慘剛硬的故事如粗礪的風摩擦著心。漸漸有麻木遲鈍的感覺，不僅不再筆錄也不再傾聽。那個冬末你只是讓心浸泡在那粗糙的撫摸之中，一日日地享受著某種歷程。
改換的歷程，今天懂了。
必須在今天回憶5年前那個開始。那一天你在一面陡陡土崖上，端詳凝視著沙溝寺。這是在深知其味以後的、尊敬而且近乎崇拜的凝視。於是——激動在冰一樣的冷靜中湧起來了，你並沒有覺悟到自己的凝視正穿透黃土層，你只是用蠟筆和油畫棒，胡亂畫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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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覺悟之後，我從這個完全新鮮的立場上又承認了神。確實有過神示。雖然不是左右你的巨大力量，只是一種模糊含混的提醒。頭腦鈍得甚至沒有想想為什麼要畫；手指卻使勁地把那些蠟一樣的彩色塗上去，再塗上去，一直磨得光滑黏膩，再也掛不住新色。
使此刻的我驚奇的是，那以後好久我也沒有嘗試去感情一番。我一直對那個冬日的舉動麻木不仁。有一段時間我把它嵌進鏡框掛在牆上，但不過是沒有找到更合意的裝飾品；有一段時間我把它丟了；前些天我在哪一個夾子裡看見了它一眼，此刻寫著我才感覺到嚴重，我要找到它——我的初作。
必須在覺悟之後就抓牢：應當抓住的確獲得的神示。那時你感受到的並不是一種決定你左右你的思想，不是理念，而只是一種壓抑太久的天性。它使你潮汐中總企圖不沉沒；你主觀地把fashion當做一個貶義詞，對它——潮流——敵意十足。記得你曾有過對表達的缺乏信心，更不用說你對理解的否定。你缺乏一種偉大徹底的感受能力；知識毒害了你，使你永遠邁不出那種教徒的步伐。而悲劇在於不徹底的感性又與你形影不離。因此你曾經錯誤地講究文字；企圖依仗對漢語的源義、組合、暖昧、色彩和強弱的掌握來表達。於是你更使文體學家不解他們想看見一種新技巧而並非是新的激動。這樣寫下去使你覺得絕望，但你很久跳不過你人生的這道關坎。你還在寫；更濃稠地用一行字或幾個詞提出一個認識，更強烈地把小說完全變成了詩——你無法下個決心，你總是宣佈絕望又滿懷希望。
而且左右無法借鑒。你過於苛刻地看待一些大手筆的中庸哲學和阿世幽默。你暗自知道滅頂而來的中國舊文化有多可怕，因此你便苛刻地看待甚至魯迅字裡行間的華夏味兒。草原的過深的烙印、中亞的過美的誘惑、回教的過烈的刺激使你只想向羌狄戎胡少數民族尋求導師，但是純樸的生活方式並不能解決殘酷的藝術矛盾。對這些北方族胞你一直苦苦尋找，對那些知識階級你一直冷冷排斥——你把你自己逐漸地逼進了一個脊稜上，獨自面對著人與藝術的原始質問。
而時光飛逝著。求索未嘗敢有中斷但一事無成。已經寫出的字算一算大約是100萬；它不僅數量微小，而且並沒有實現目的。
繼續寫下去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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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世紀的最後10年之始，馬年正月初一。樓房外中國的鞭炮聲震耳欲聾喜慶遍地橫溢，大西北哲合忍耶卻在為200年前的今天殉教的一位女人悼念。能夠提筆寫這篇散文畢竟是因為踏出了一步：今天我已經不是軍隊文人，而且我也不是國家職人。闊別22年之久的、只有在第一次踏入汗烏拉山麓大草原時才湧現過的醉人的自由感，今天貴比千金地又出現了。職俸退盡，人如再生，新的人生大幕猛然迎著生命揭開了。更重要的是我在藝術上也斗膽邁出了一步——自去年夏天始，我醉心於油畫，向著新的沉默而強烈的語言的旅途已經開始了。已經有20餘幅初作。也許已經應當不失時機地總結，為著打破自己缺乏徹底性的模糊感覺，為著越過大夫，為著獲得生命那麼乞求過的語言。
因此說，應當在這種時刻認真地承認神示。我的下一部小說集將合題為《神示的詩篇》。那時的不安感有多重要；哪怕有過一兩個友人看見過我那種不安——他們的詫異與隔膜，說明他們對啟示的感應是多麼遲鈍呵。驚奇的當然依然是我自己；當時那麼孤立卻不可遏止地抓起了油畫筆、曾有那麼多選擇的可能性卻死死認定了語言——有什麼對語言的追求能勝過捨棄文字呢？把可讀的小說詩歌乾脆變成沉默的色彩，難道不是一次徹底的背叛與皈依嗎？
今天我對那一天充滿感激。那一天的不安全、不信任、熱狂與活力是不可思議的。我再次感激生我這一軀血肉的回族之家；沒有血的堅持，我是沒有能力堅持的。只有極少數人才會有同感：這種堅持有多麼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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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溝寺》是用大小約8開的道林紙畫的，強紅重藍，蠟筆及油畫棒平塗。對它的感受，或者說相同的一個畫面我曾在短篇小說《殘月》中嘗試描繪。這是所謂處女作或初作，它在我手中突然的出現，就宛如1966年在黨支部領導下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批「三家村」時，我在學生作業式的小字報結尾突然寫出了《紅衛兵》3個字一樣。使用書名號的意思不言而喻：那3個字是我文學的處女作。
我已經說過，當時的堅持者或者說追求者並不是我，而是我體內的異族血液。盲目的、毫無思索相隨的、躁亂而快樂的塗抹一連持續了很長一個時期。最初的4幅都是用五合板刷乳膠作底子，然後舉起了因奢侈感而顫抖的手，挑起油畫顏料畫成的。4幅均為60×40cm：一幅是《沙溝寺》的複製；一幅為《Akbaytal》（哈薩克語：小白騍馬）；一幅為《聖山》——關於它寫過散文《聖山難色》，它是一幅至今未完成的習作，我不知該怎樣把它畫完；一幅是《青磚小墓》，是對新疆焉耆哲合忍耶拱北中劉四總爺墓的描繪，（基主被清政府凌遲於烏魯木齊）。
《Akbaytal》又畫了一幅，它們和《青磚小墓》均已贈友人。
如同以前我那麼自認緊要、不顧別人的哈欠、再三向漢語中國解釋阿爾泰語中的「黑」怎樣在突厥系統中是kara在蒙古系統中卻是hara一樣，在油畫中我下意識地解讀「白」。當時意識並不清楚。我只是對這兩個詞入魔。似乎久久以來，我總頑固地企圖向人們宣佈我在草地天山發現的這兩大寶藏。我曾對恩師翁獨健先生滔滔不絕地講過，老頭似信非信。在寫作《黑駿馬》時我只有古怪的對「黑」的衝動，而寫《黑山羊謠》時我已經提出了關於「黑」的理論。或者不是理論，只是感受已經十萬火急，已經覺得不弄清高貴而殘忍、神秘而不祥、美麗而無限的黑色，人便不是人。後來，讀到維吾爾詩人鐵依甫江的小詩《阿克》，我馬上如遇知音如逢定理。我認為鐵依甫江因這一首詩便不愧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我認為不能在作品中掌握這一認識的草原作家一律不及格。ak，白，這是事物的另一極。不是脫胎於純遊牧民生涯的人，不可能理解「白」的絕對純潔、絕對理想、不可實現、聖、絕美。baytal一詞如果譯出來美感也就丟了：指未生育的母馬，漢語可歪譯為「處女馬」。它在蒙古語中的形式是geu，但蒙語中的geu的含義不及突厥，只是「騍馬」。至於ak，及其蒙語形式chagan卻手挽著手，斬釘截鐵地指示著牧人關於「白」的深刻認識。習作《Akbaytal》對於我的意義，僅僅在於喚醒了對「白」的記憶。我對於它的表現則要等待再一次——下文將會述及。
五六十年代，陸定一出任宣傳部長、李維漢出任統戰部長時，亡師翁先生曾戲作對聯稱：「百家爭鳴陸定一，民族團結李維漢。」巧奪天工。我在這幾年之後，喘息追憶，也有幾個字能作總結：「要求七彩，先識黑白。」
文縐縐地來一句是不必要的；但是黑白兩色由北方遊牧民族教我認識——這件事實在是深有蘊味。就像以前一樣，當人們還在搜索枯腸尋章摘句的時候，我已經向色彩——這全新的、充滿誘惑的語言進軍。這是奇跡，哲合忍耶回民認為：奇跡是真主的意欲。我原作證，因為我切膚地覺察到了一種偉力，它正成全著我最初的虔誠，讓我成為一名真正的藝術家。美術界以紅藍黃為三原色，這是他們的道路；而我以黑白為—對原色，這種道路的詭異使我戰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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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習作用的是油畫紙。同樣4張都裁成60×40cm那種習慣尺寸。一張為《雪樹》，一張為《雨的路》，一張為《風景》，一張為《夜草原》。4幀均已贈友人。其中第四幅《夜草原》畫的是黑白調子為主的一幅雪夜氈房，燈火流出紅黃色的溫暖，3道地平線3種暗色，草蓬刺出雪塊，畫得痛快極了。
這4幅畫——今天若還在我手裡大概就捨不得送人了——的境界，後來我失去了。當時總有一種「這些先不算」的短篇小說式的放鬆感，畫得非常隨意。當時我僅僅在一點留心：別陷入凡·高的筆觸。由於我對凡·高傾心已久，我擔心自己只是一個他的愛好者，愛好得臨摹——後來發現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臨摹，無論對於他或對於我，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4幅畫的優點是乾淨、果斷。目的實現得很徹底。用彩極重。今天我非常懷念它們，我知道它們的擁有者未必像我一樣重視它們。以後我不會輕易送人油畫了。也許是因為後來總不能完全地實現目的甚至只能達到三四成，我非常惋惜自己當時沒有冷靜總結一下。那4幀畫，尤其是畫一片桔色的山熱烈奔放地迎接暴雨的《風景》，簡直有過隨心所欲的作畫感覺。有蒙古包燈光的《夜草原》，是一種一次畫過便不應重複的題材，它不可缺少，但極易流行。我的這一幅完成於黑白原色的基礎上，今天寫著關於黑白的認識，然而最能使人從各種色彩中感到黑與白的，至今僅此一幅，將來也未必再有。
那是非常不自覺的階段。那也是天性流露最多的一個階段，我完全沒有料到。那時我依然缺乏感性，我依然沒有看透自己是要尋求語言。那些畫是在完全不懂色彩情況下進行的色彩訴說。改換語言——這意味著怎樣的困難，那時我毫無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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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以色列人認為：不能為書寫文字者立碑。由此理由，古猶太金石文物幾乎沒有傳世。也就是說，那些古時的作家真地腐為泥土永遠消逝了。他們的切膚感受，他們可能寫到極致的華章美文，是和流水與風一樣的東西。
這樣的思路，可能會把人導向藝術手段。像米開朗琪羅選擇石雕，他相信石頭永恆。然而這不是我的命題。我喜愛的是古猶太人那種能信仰一神教的宿命心情。在請求允許我仗作家之勢妄談美術之前，我想，首先應當傳播一點宗教氣氛。我不以成敗論英雄，也不以成敗論自己。我的畫可能永遠也得不到職業畫家那樣的承認，但是我對表現的堅持，我對語言的憧憬是虔誠的，如同流水對下游、如同風對方向的投奔。
哲合忍耶回民中的大手筆選擇的方式，確實是我見過的最富啟發性的方式。從阿卜杜·尕底爾·關裡爺開始，哲合忍耶便以阿拉伯文寫作一種亦史亦文的作品。他們排斥了中國的文字，這勾我魂迷我性的語言，所以他們獲得的東西我永遠不能企及——如同信仰般的理解和欣賞。我作證：西海固閱讀《熱什哈爾》時的認真和傾心，完全如同仔細研究油畫。
語言的改換——謎底果真如此麼？
表現的孿生概念，果真是沉默麼？
如果藝術也是一種宗教，也許它首先應該拒絕那些骯髒而不信神的異教徒。應當忍受一種扭曲，應當堅定地轉彎，應當以拒絕為外殼，應當經過形式。必須強調中介、解讀和翻譯，必須變形帶上一層硬殼。要相信神秘的感受會奇異地升起，如果對方腔子裡長著濕潤的人心。要信仰藝術的本質。
文學是最容易丟了藝術本質的一種藝術。
文學是最粗糙的藝術。
我畢竟急劇地成熟著。我也許沒有相應的作品來當這種認識的後盾，但我確實獨自找到了這金子般的認識。
以前每當經歷了一次什麼事情，或者懂得一點什麼道理，而且都為時過晚——我總感慨：沒有人曾經告訴過我。上過那麼多學，但是我受的教育中並沒有過什麼認識（除了小學課程）。
後來從事文學，10年裡從大小作家學者討論會上也從未獲得過什麼認識。很少有人曾經與文學的本質碰撞。有時哪裡碰撞了——如這些年不止一次出現過的文學政治化現象——討論會也從未看破它。魯迅先生一生被這個矛盾折磨孤獨負重，但他的「小說作法」不單是信口戲作，他畢生沒有找到自己的語言。
渺小者、卑賤者、失敗者卻可能多少揭破真理。也許真理從來是由失敗者提出、再由勝利者證明的。像一個蒙古草原的白髮額吉最初把我引上一條神秘道路一樣；一個黃土高原的哲合忍耶如同嚴父，把我猛地推到了這道路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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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使用高貴的畫布時，我滿心的喜悅在漾動。像終於把馬倌白音塔拉的竿子馬切普德勒弄到手、備上我的鞍子把左腳踏入馬鐙一樣；像終於完美地送走齋月、簇擁著一大群白帽滿拉走進爾德節的花園一樣——我的激情是那樣膨脹，心裡是那樣快活。用這樣繃平的舊畫布，在厚實的底子上，當然只用調色刀。當然要用我最喜愛的藍白色和焦急筆觸，畫《黃泥小屋》。
也許是一種病，也許是一種神示，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那樣渴望描寫黑夜裡一方桔紅色的燈火。我不知為什麼總有無家可歸的那種不祥預感，不知自己為什麼在小說中把一間泥屋定為種種人生方式的解救。同題小說顯然沒有在中國獲得同感，但這並不影響我更著迷地用色彩描寫它。也許2l世紀或23世紀中國人每人抱塊泡沫塑料在太平洋裡亂漂時，他們會想起來借本我的《黃泥小屋》來讀吧。也許我不單不是什麼預言家，而且只是一個在盔甲廠和三里屯的貧民窟裡住出病來的討厭鬼；但是所謂黃泥小屋是我在80年代後半期最執著的主題和意象，我不畫了它心不甘。
這幅畫有白漆外框，46×38cm，主題外露，整幅用調色刀一抹而成。畫得非常快；後來畫乾透以後，那些我自己無法遏止的筆觸使我不忍修改。如果有真主襄助，它將是我下一部集子——《神示的詩篇》的封面。
我這個肉軀中舊有的色彩感——對藍色的喜歡，在這幅畫中表現無遺。我這個思想中迷戀的古典感一一我認為人類遭遇的一切大問題在古典時代（前20世紀）都曾徹底展開並獲得解答——在這幅畫中顯示為一種寫實畫法。
在這個時期的我，模糊地覺得應當在自己的油畫中堅持一種「信」和一種「情」。我希望蛻變成色彩的我的語言仍然有說服力；我也希望這些沉默的色彩更豐富地傳達我的感受。當這一幅疾疾地在一天內畫完的過程中，我的腦海中不斷地閃掠著「信」與「情」兩個字。對於個人來說，我認為自己成功了——我把《黃泥小屋》看作自己的第一幅作品。
只要這種古怪彆扭的感受繼續強烈地襲來，那麼我大概還會繼續畫這個主題。我估計我的筆觸、色調、構圖將會迅速變化，但每個時期都會有一幅這個主題。立功有一天，那一天我覺得黃泥小屋的夢——這是真正的被壓抑到極限的中國夢（Chinesedream）——已經被無情粉碎，那時也許我會掘出我當考古隊員的舊家底，再畫它一道廢墟。
從這時起，我對於新語言的妄想正式形成了。完全不同於古之士子琴棋書畫的中國式傳統，完全不同於流行的書法熱、國畫熱、硬筆、木筆、屁股畫荷葉；我妄圖梅開二度再撈一場青春，新語言如同新鮮的愛情一樣，令我癡醉發狂。油畫不同於小說，打哈欠評頭品足的讀者根本就看不見它，這使我有某種報復的快感。
我用不著再幻想他們讀懂中國方塊字了，他們是絕對不通色彩語言的。投入藝術的險流以來，我破天荒地有了安全和自立的感覺。
——這一切大約是1988年秋天的事情。那時我從民族研究所轉職到海軍已經一年，藝術之外的思想鬥爭也同步地激烈接近頂點。我頑固地、精神病患者般地、總想和人討論大是大非、討論大問題。而所謂朋友群無一人有半絲感性與我呼應。我覺得如此思想下去是可怖的，曾在一篇散文中透露過我要走後門混一張精神病患者證明。我只有一次次深入西海固窮鄉僻壤的黃土山地；但每一次歸來都覺病入膏肓又深一分。於是，在《收穫》第4期我發表了詩小說《海騷》，把我的心事和逼近我的預感盡數傾瀉。
《海騷》是我鄭重地獻給中國海軍的禮物，它的意義會有一天被揭示。我寫出了自由與人民兩大主角，字字飽蘸著我的心血和我們回民的鮮血。它的強大的宗教預感已被驗證——聽說有什麼人在哪裡文長字短地和它練花活；我要說，那些先天不足的小文痞子是不配和我談論《海騷》的。《海騷》是Keramati[1]，是神藉我的詩降喻的警告和啟示！
到了冬天，我的這種思想更加狂烈，由於出現了舉辦慶賀海軍誕生40週年畫展的機會，我決心用油畫再次表現。
大幅油畫《〈海騷〉插圖》畫成於1989年3月，120×72cm，1989年4月19－30日在中國美術館參加了題為《海的詩》的海軍畫展。畫展由張愛萍上將題字，海軍的專業和業餘畫家幾乎全部拿出了作品。我不厭其煩列舉上述資料，是由於這些資料對於我的這幅作品都將是一種證明——包括日期，一切都將證明我的預言，我退一步說是預感。
我使用了我的兩原色之一：白。
白色，前文已述在蒙古語中是chagan，在哈薩克語中是ak；但遊牧世界中並沒有用這兩個詞形容的馬。也就是說，「白馬」只有在理論上才存在。在蒙古牧民中，現實中的所謂白馬都被稱為「亞干」（粉）、「落日勒」（灰）、「烏蘭」（微紅）、「撒樂勒」（有黑鬃線的白馬）、「阿勒克」（有某處花斑的白馬）……等等。我沒有見過一匹在草地上被稱為「chagan（查干）」的白馬。現實中的一切白馬都不是純白；能用蒙語——哈語稱呼一匹馬為「白」——那是美麗的理想。它太純潔，它太漂亮，它那血統太不可思議的高貴，它是大陸的、比維納斯高級多少倍的活美神。[2]
我用了至少5管鋅白和鈦白。我的構圖是一匹ak-chagan馬繃緊肌肉，面對著暴風雨籠罩的大海。在一切細部——不是畫家的細部而是內陸亞洲牧民的細部；如腳踝、蹄、鬃心、尾巴、唇，都用白油彩避免它變成亞干、撒樂勒或阿勒克。這是畫家可能不以為然但牧民將看出門道的白色駿馬。
我和我的哈薩克朋友們一說這個畫面，他們便激動得嘴唇顫抖。他們是中國最懂得黑與白的人。白馬聳著耳繃著腿，站在礁岸上，面對著黑雲和黑海洋，那海上一片暴雨。海軍必須經過這樣的抉擇才能衝向大洋。海軍必須具備這樣如同ak-chagan的純潔，才能戰勝那黑雲如鐵砧、撕裂開的天暗紅如血、黑風暴嚴峻地擋住前方的海洋。
在我杜撰的繪畫學術上，我認為這幅《〈海騷〉插圖》是我的黑白雙原色的一次淋漓盡致的表現。為了「信」在其中，我堅決寫實——哪怕露「怯」出醜，讓人家看破我這半路出家者的底牌。我命題的目的當然不待說：我要使那個中篇詩體小說和這幅畫在一個標題下，共同傾訴我對錯愛於我的中國海軍的全部感情、思索、建議和告別。
這幅畫我不複製。將來，會有一天它被再次展出，而我早已離別了海軍。但是，我希望那一天海軍能因它而自豪；能為有過我這樣一名為海軍獻出過赤誠的戰士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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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決心離開這次駐牧的海軍，重新開始我天性喜愛的遊牧生活。這個決心是以我的第三幅作品表達的。
這是一幅寫實油畫。尺寸是60×40cm。畫布質薄，好像有些化纖成分，陰天下雨時畫布發潮變松。畫面是一個牧人騎一匹褐色瘦馬，拖著一根烏珠穆沁式長馬竿，背影佝僂，走向一片前途未卜的黃昏。題為《太陽下山了》，作畫時間是1989年6月下旬。
畫時我忘了自我。原來還想在鞍上掛根「阿拉木伽」（出遠門的絆馬繩），鞍後捆條毯子，後來怕瑣碎捨棄了。總畫不好近景的枯草，惱得我恨不得拔些草用膠粘上去——搖曳牧草，從來是草海送別的語言呵。畫時我聽著岡林信康的兩首歌，《兩手空空》還有《和幻想的翅膀同逝》。調著油彩，悵然無依。聽著「和昨天已經切斷，如同一個孤兒。把腳邁在哪一步呢，長夜才剛剛來臨」，畫幾筆；再聽「不，我已經厭煩了，再不願看這個世界一眼」，又畫幾筆。這是我度日的唯一方式：沉默，作畫，而且只想用最寫實的筆觸，好像只有這樣才能忍住。
油畫《太陽下山了》伴我度過了可怕的精神折磨，也使我比較認真地練習了一遍油畫基本功。為了達到「信」，我暗暗希望在我放開閘門讓自己的風格衝出來以前，一定要練練基本功。我這樣完全沒有經過油畫訓練的人，能夠畫得「像」，無論如何是件要緊事。但是更重要的不在於此，《太陽下山了》裡那個背著人的牧人身影勾我快走；20年前在內蒙古大草原的艱辛自由部隨筆——浮蕩著，等著我。
在這個6月以前的一個月，我住在西北民族學院招待所。有一天深夜有人敲門，進來一個不認識的瘸腿青年。我剛要發問，他突然用蒙語開口了。蒙語於我是法律，我馬上沏茶敬客。
他是一個西部蒙旗的青年，對我的作品精熟無遺。聊了一會兒高興了。他突然問：「您為什麼進軍隊了呢！」我呆了：我戴著回民的白帽子，剛從寧夏農村度了齋月出來。他那口吻裡有一種不滿，好像我背叛了一種他剛剛好不容易批准了的、在他看來太貴重的騎手形象。
我畫著，心裡強烈地想念著他。我的親愛的蒙古小弟弟，謝謝你為我寄存我的形象。我承認你比我深刻，請把你珍藏的還給我吧。哪怕窮愁潦倒，哪怕走投無路，我永遠也不會再放棄一個走馬浪人的形象了。讀到這篇散文後請通過《收穫》來一封信，我要寄一張《太陽下山了》的照片給你，願你的病腿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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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對於我的殘生來說，回民的哲合忍耶，便是唯一輝煌燦爛的存在了。
徘徊的沉默，微甜的孤獨，也許是油畫導致寫實的原因。我畫那幅遠離而去的騎手時，久久沉浸在一種茫然的漫想之中。沒有結論，沒有邊際。畫是為了想，而想時便在畫。那種畫需要時間，那種色彩大概可以說是細緻而柔和的。色彩也茫然無依，聽天由命——騎手頭上的天空只潦草塗了一遍底子，便覺得恰到分寸，不敢再改一筆。就色彩——我用油畫筆追求的新語言來說，那幅畫沒有對我有過任何建樹。我只是透過它思索；或者說用完成它的過程來完成自己的抉擇。
無疑，對我本人來說——無論抉擇、結論、解救都只可能是哲合忍耶。
哲合忍耶，生我如此一腔血的中國回教最英勇最受難的教派！暴政的挑戰者，奴隸傳統的破壞者，正統中庸的異端，底層民眾的義旗，伊斯蘭及一切真正信仰者的光榮——想到它，我便沉入狂醉癡瘋之中。
像我這樣的人必須崇拜。我不是那種永遠有理而且好與人爭的人，我也不是自信無度靠自我感覺度日的人。我有我透視自己的能力。我要有支撐——如果沒有人願意，那我就在精神世界尋找。哲合忍耶迎我而來，使我如一條將要乾涸的河突然跌入了大海。
時機降臨了。用回民的話來說，口喚到了。再也沒有留戀疑慮，再也沒有幻想，再也沒有一點摻假和輕浮——我決心以全部殘生投入為哲合忍耶、為宗教、為人心最起碼和最高尚的自由，為拯救我自身心終旅決戰。
這個決心應當有一張油畫來記錄。
油畫《光復洪樂府禮拜寺》作於1989年秋，58×52cm，是在板上打乳膠底子，再用油畫筆和調色刀畫成的。畫時我怒不可遏，心中轟鳴著如雷的戰鼓聲，和密集鼓點中激烈穿蕩的嘹亮聖樂，大塊抹上的橙紅晚霞上是湖藍塗成的天。天藍色的禮拜寺（我曾在這裡度過半個齋月）如同聖殿。兩棵黑楊矗立成門旗（這是禮拜寺恢復時留下來的護路樹；原來卑鄙地碾平了寺、碾平了人心的青銅峽——吳忠公路已經在作孽10餘年後改道，10餘年裡長大的楊樹被回民買下了）——如復活的靈魂。
前景，畫到前景時我不能自己，只顧把一切激烈的濃色往上砌抹。這塊土地從清同治年至今，浸過了多少遍哲合忍耶教徒的血啊——我把它畫成了洶湧的紅浪。
這幅面裝好鑲框，正掛在我的西牆上，與一位我崇敬的老阿訇寫下的阿拉伯文「束海達依」（殉教之道）並列。讓世人因無信仰而生，我寧願有信仰而死。《光復洪樂府禮拜寺》造成了我的禮拜場所，它使我陰暗過分的思想裡射進了五彩輝煌的光芒。
這幅油畫也許將成為我重要的宗教畫。面對世紀末的我自己，我總覺得唯它能解決我的矛盾。也許這幅油畫已經幫我跨過了人生的大關。從畫成它以後，我真正獲得了堅定的意志。從此我不怕失去廉價的友誼，不怕再忍受讀者的背叛。有人在我的《金牧場》發表後說，張承志走到了反面；我想說，從這幅油畫開始，我才剛剛走上了人的正道。在洋鬼子那裡，宗教可能是一種傳統習慣；而在中國，敢於宣佈並守衛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人性和人道的標誌，是心靈敢於自由的宣言。
一個人只有敢作這樣的宣言才能打通藝術之路。我痛恨中庸之道，我否認孔孟中庸的人生形式和藝術。
會有一天，我的油畫《光復洪樂府禮拜寺》將掛上蘭州東川拱北或是銀川東寺的牆壁；和遍及10省的哲合忍耶獻上的錦旗並列，和衣衫襤褸但為中國提供了脊骨的西海固回民獻上的賀帳為伴。無論是我或是我的這幅畫，在那一天在那面牆上，都將只有溫暖永不孤單。
那才是夠味的一步，那才是我對輕浮的崇拜者和惡毒的批評者的回擊。幾十萬誓死的哲合忍耶回民將是我的最棒的欣賞者。他們在捨命守衛那些清真寺的同時，也將守衛我的藝術。對於我10年前童言無忌喊出的「為人民」3個字來說，那將是一個多麼響亮的回音啊，是我使藝術真正和底層人民的心貼在了一起——這一點任何人都望塵莫及。
畫《光復洪樂府禮拜寺》的時間，使我若觸若失地感覺過一種快感——我猜它就是一個畫家或藝術家捕捉到、遭遇到自己的語言時的感覺。我剛要品味一下，它又悄然消失了。
色彩？筆法？新語言？或者是終止符？
我明白必須下決心了。這是我的極限。從油畫《黃泥小屋》開始，我聽憑生命去進行的追求已全部結束。如果還要畫，那末，新語言的問題尖銳地、如同再強求活一次一般地等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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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自己：你真的想當一名畫家嗎？
不應該輕率回答。
我是那樣地深愛著大自然。我有十足的資格說我是蒙古草原的義子、黃土高原的兒子。我是美麗新疆至死不渝的戀人。我心中盛滿它們的景象———我不用寫生就是屬於它們的風景畫家。那麼——我要畫嗎？
我是一名從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兩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作家。我是一名無法克制自己渴求創造的血性的作家。我用10年功夫磨煉了自己的文字語言。我已經棄職無業。我今後必須把養活自己的女兒當成首要目標。在這種時刻——改用油畫色彩如同一個巨大的零，它不僅神秘莫測而且暗藏危險。真的要畫嗎？
我沒有決定。
我面臨的不是一種任性之舉；如同蘇非主義的宗教，它是一種唯有主知道的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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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決定之前，我要盡量地畫。也正因此我寫這篇長散文。我的胸中沖騰擠撞著無數景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把它們抽像成構圖。我要為我最喜愛的黃巢詠菊詩畫，我要為我的最高學府——沙溝莊子畫。我要畫《東鄉，三十年後》，我要畫《紅石頭山和如線的新月》。我要畫《外蒙古的白湖：牧人對海的思考》，我要畫《瀰漫蘋果花香的伊犁5月》——我盼著這些繪畫行為變成一種宗教禮儀，為我求未來屬於我自己的繪畫語言。但我並沒有說：我的祈求能夠應驗。
我是一個平凡的、出身貧寒的窮人兒子，但我走過了深具意味的道路。我絲毫不想歸功於自己，我只感激前定。伊斯蘭和一切一種教都強調前定。我已經否定了一部分孔孟之道尤其是它的中庸之道，儘管我濺起的浪花渺小。將來會有人繼續濺起浪花，直至埋葬這種人類已經不需要它的東西。未來的人只需要純潔的心靈追求，以及相應的真正藝術。
年輕時闖入的烏珠穆沁縱深的汗烏拉，成年後闖入的西海固縱深的沙溝，都是一些藝術世界。20歲時成為我親人的蒙族牧民阿洛華一家，36歲時成為我親人的回族農民馬志文一家，都是一些美好的人。我只是他們培育的一個精靈，有時顯現為詩，有時顯現為畫。
覺悟這一切實在太難，覺悟的剎那便想感歎為時太晚。我真想來世原樣不改地再活一遍，那時我將獲得——勝利。
1990·2·6·以浪人身份寫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