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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遊牧的校園 文 / 張承志

    可能就是在那個風雪交加的冬天裡,有一顆怪異的種子播下了。因為1988年是北大建校九十週年,我可以算出那是十六年前的冬季。但是,恍如它世的感覺模糊了手中的筆——在那個白雪茫茫人苦馬瘦的下午,當我聽說招生的來到東烏旗的傳聞時,我是正在把氈靴踏住凍硬的馬鐙、用馬竿子撐助雪地躍上馬背呢,還是正在勒勒車轅上裹緊皮袍子、咬緊牙關頂著如割的烈風遷徙呢?那時有一頂巡迴小學的灰舊氈包。我那時有一群尋尋覓覓的羊。當我如同聽著耳際疾流的風聲一樣,聽著一些招大學生的朦朧消息時,我究竟是在牧人的馬背上徘徊呢,還是在草原巡迴小學的牛車上徘徊?

    馬鐙清脆的撞擊,車轅上凍成黃褐色的冰殼——我辨別不清了。細節越尖銳清晰地復甦,回憶就愈遲鈍而混沌。

    後來,北京大學就古怪地成了我的母校。再後來,北京大學又移動著遠我而去。再再後來,彷彿聽見過人們議論我們的一些是非優劣——而我反應很差。我有一種不相干的感覺。我一直沒有擺脫那種遊魂般的幻境。對於我來說,不但有母校而且有母隊,還有被我擴張了母鄉,甚至有已經失去的母語。北大給我的印象不是那麼固定的;未名湖水一直在流動,磚塔和我們親手建造的圖書館都如一幀剪影——他們都潛入了我的心路歷程,與我一起繼續著那個不盡的徘徊。

    三十多個來自北國草地烏珠穆沁的、頰上帶著凍瘡、褲腿遮著捨不得脫掉的馬靴筒的青年,那年就像進了圈的羊一樣,乖乖地被拴進了一個個個草原蒙語難以翻譯的專業。低溫物理、無線電、哲學……我因為說了一句「愛好?到處逛」而被編入歷史系考古專業(現在已經是考古學系),從而開始了漫長的所謂學問之路。

    現在看來這個專業的選擇(是它選擇我)也似有深意。對於我來說,我需要完成一個由學科而科學、由知識而認識、由歷史而心史的追求。我需要一種職業的不安寧和酷烈以適應自己。雖然十六年前的我完全不理解這個自己;但是,流水的兵一般的頻頻上路,十餘個省那麼大的視野徐徐打開,加上恐怖的政治氣氛和艱苦的田野發掘,今天回憶起來都是極富意味的淬火般的成人訓練。

    在為另一所母校,中學的清華寫的一篇散文中,我寫過一所高等學校的關鍵,在於它具備不具備Keramati的可能。這個詞彙是一個蘇菲主義的伊斯蘭概念,指一種神示的奇跡和感應的能力。同樣,不僅僅是一所學校的好壞,其實一個學生的優劣的標準,也只看那學生是否遭逢校園中無影無形的啟示。醒悟、抓住、感受並吸收母校為偉大靈氣的學生,能使自己母校成為人生Keramati實現的契機的學生,就是母校的優秀教子。北京大學從來負責民族興亡的重任,如這樣的大學從來不在一時一事計得失,也更不僅僅是一些專科干匠的培訓處。問題是,十六年前騎著自行車的鞍子,用說過草地蒙話的嘴巴學著敘述標型學地層學術語的我,究竟有多少可能去感悟校園的那一方風土呢?

    那時的校園——「沒有一張安靜書桌了」。

    那時的校園是徘徊遊蕩的校園。

    有一些詞再記一記:開門辦學、以社會為工廠、上管改——不是為了讓今天風采全異的師弟妹們考據,而是為了讓那些今天又在言必稱這個,言必稱那個的人們回憶。我倒不埋怨他們那時鬧得偌大北大安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我只是覺得他們壓制和阻礙了一種Keramati。對於母校,對於北大風土,對於許多重要體現的感悟,我似的離開學校許多年之後才逐漸獲得的。如果他們閉閉嘴,我想我會獲得的早一些。

    那麼一切有意味的東西都要在不安定的徘徊中尋找了。好在我在內蒙古草原上養成了遊牧的習慣,不安定的日子對於我永遠是親切的。

    在洛陽深夜的街路上,我和後日的北大教授、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老師談過一次。那個夜晚又是一個萌生和甦醒的時辰。我滿心沉重而感覺新奇。隨著夜路在延伸和街燈的遠近,我們細緻地談到了政治、人生、學問、歷史、將來。那一夜對於俞老師不過是他多難生涯中的一瞬;而於我,一次的啟發便使我喚醒了心底埋著的種子——以後我便本能地判斷學問的真偽以至生存的高低,以後我便再不猶豫。我從那一夜開始掙開學府和學科的束縛,懵懂地踏上了我獨自的求學道路。

    我當然是誇大地評價了我和俞老師的那一夕談。但是誇張也是為了加強自己對啟發的感受能力。為著新的發現,為著真正的啟示以及神示,我暗自感激洛陽那暫駐一次的校園,感激我度過的奔波無定的大學生活。

    琉璃河、盤龍城、柳灣、河北、河南、長江、青海——我們總是只用一個小時便捆起行裝上了火車。日出走上工地,入夜探訪農家,草原的昔日在不知不覺中重複著。任何歷史都能使人珍惜;我在北大那廣袤半個中國的校園裡,為自己鑄下的人生一環像個圓圓的馬蹄。我們可以主觀地把我的大學生活判斷為遊牧的繼續,而這一點,無論是對於一個學者還是對於一個作家,它的意義哪裡是外類人可能理解的呢?

    關於關鍵時刻,關於真正有益的震動和啟示,關於蘇菲神秘論者式的感悟,其實不可能在學生時代遭遇和實現。北京大學之於我,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使我受到了高等教育,粗知了一門學科(我並沒有講科學)。而這是極其寶貴的,因為當一個人真的一天天向一個純粹牧人沉沒下去時,他的可能性也就單純得只是一個牧人了。我至今記得十六年前那個冬雪的荒原,記得鐵鐙撞擦著馬韉時的清脆響動,以及牛車前槓上那塊凍成淡黃色的冰殼。它們交替地爭搶著我腦海裡的空白,使我實實在在地又回到了當年那混沌散漫的牧人心境。而北京大學拉開了那張迷茫的大幕,使牧人和草原從此與現實對峙。有一支無形的巨手在冥冥中推動了一下,於是鬧劇般的政治校園便為了我變成了一個移動牧場,當我再次從這親愛的駐營地上馬出發,遍歷了研究生、留學生、研究所,乃至赫赫有名的漢學中心——日本東洋文庫,又回憶起十六年前的那個冬日的下午時,我突然吃驚地發現:牧人真的正立馬城市,默默地與這世界對峙著。

    這一次沒有誇張。

    我願我的緣如流水的母校,願我的早就對我嚴厲慣了的恩師們,能寬容這些偏離了專業的囈語。哪怕我並沒有實現你們的期望就撲倒墜地也要寬容。因為我堅信,你們對北京大學也有近似的理解。

    198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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