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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音樂履歷 文 / 張承志

    在平庸的日子裡,有時會突然聽見一串樂句,像風在哪裡搖動了一株異樣的樹枝。它與眾不同,不是一般常說的悅耳。它也不同於古典的莊嚴、流行的瘋狂。我至今還沒有找到概括它的語彙。我只是霎時若有所思,一瞬感覺到了心魂被牽扯,有時當場站住,癡癡地聽下去。而它卻多是似是又非;一陣風飄了過去,就再也追不上。遲鈍的失聰的日子又淹沒而來,又將久久地不能和它相遇了。

    何止沒有聽出譜子歌詞,即便感覺和滋味也再不能分辨。哪怕固執地尋訪,但是已經追問不清——已經與它永遠地失之交臂了。

    這樣的體驗一旦被自己意識清晰,以後再聽人議論歌曲音樂,就會覺得難以插嘴。人不會喜歡自己的沉默;可是怎麼說得請呢,那種奪魂的神秘和親切,那種迷人的坦白和浪漫!

    我很少和人談論歌曲。哪怕是當人們談到一些受到知識界和青年強烈支持的著名音樂家;更不用說對那些充斥電視的老鼠腔狐狸眼、對那些廁所蒼蠅一般嗡嗡繁殖的「偽歌」了。

    漸漸地我必須習慣一個「偏激」的名聲。因為這個莫須有的結論,我在漫長的、差不多走遍了北方的過程裡,無數次地審查著自己的感覺。不管手裡忙著什麼,我的雙耳總是在傾聽。我用觸覺留意,處處盼著與我念盼的歌子相遇。迎著那些清風般吹拂而來的、使我愛戀的歌,我再三地看到了——在這人間和大地上,存在著洗煉的詩句、特定的和鬼斧天工的旋律、還有導致著一種音樂類型的、幾乎無可概述的神秘氣質。

    它們是真實存在的。

    無論誰,在他活一世的路上,都會與音樂——主要是歌,發生若干關係,雖然質類深淺不同。我也一樣,我可以用一連串的歌子,把自己的履歷編寫一遍。

    我回憶起伴奏著各種歌聲的過去。追憶中我不住地咀嚼著其中的意味。我不禁吃驚地發現,我居然長久地獨自涉水,逆溯著沖騰的水流。那些在往日漫不經心地哼過的小調,正滾滾淹沒而來。它們至今仍在強勁地沖刷著我,繼續著對我的改造。

    (一)

    1968年夏天,當我和兩個同班同學扒車插隊,混跡在正式被批准的知識青年隊伍裡,翻越了張家口大境門一線的長城,緊緊抓牢解放牌卡車的木攔板,奔向蒼蒼茫茫的蒙古大草原的時候,我們嘴裡哼的是清華老團的《井岡山的道路》,是還沒改詞的《長征組歌》,和被大小三軍宣傳隊唱紅的、譜曲不同的兩套《毛主席詩詞》。

    在那條劇烈顛簸的,蜿蜿蜒蜒通向大草原的路上,我們沒有察覺:自己唱著的歌,和自己將要迎送的生活,其實各自屬於極其相異的文化。

    時代的偽裝,相當全面地隱蔽了這種區別。

    那時的草原,正在席捲著紅色歌曲大潮。只不過,沒有誰指出過它其實是「漢式」的。那時不僅人人都在唱《毛主席的著作閃金光》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而且還正在一個小節或一拍之間,拚命地塞進好幾個蒙語單詞。雖然已經住進這片將要安身立命的草地,知識青年們卻沒有怎麼擔心自己的蒙古知識缺乏。我們只是興致勃勃地在那轟鳴的大一統主旋律之中,和貧下中牧們一起大喊大唱。

    ——只是,非常不同的是,在這種大喊大唱時使用的,是一種非常新鮮的語言。

    最初的蒙語學習,最初的對異質文化的接觸和喜愛,居然就在簡直說是最不自然的方式中,自然而然地開始了。今天我才懂得:多少人永遠不能接近的一步質變,被我們跨越得簡單至極。此刻回想,只覺得不可思議。

    時代的野性也鼓勵了在這個方向上的興趣。因為,突兀地加於我們的,還不僅是壓抑的政治和乾癟的「藝術」,更有亙古沿襲的——騎馬遊牧生活。

    青春的慾望和活力,在騎馬的生活方式中,被釋放和平衡了。

    隨著第一件袍子穿破,隨著對牧人生計的熟悉,以及在生產隊(今天叫嘎查)的家族和人群眾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昔日的北京中學生們闖過了蒙古語言的第一道關口。應當說,在這道關口裡的一片空地上,很多人都停步了。生活總算有了秩序,餘下的只是謀生,他們不打算再費力改變。

    而且,誰也沒要求過誰什麼。

    可是,在另外一部分北京學生的內裡深處,卻不易察覺地滋生出了一個細胞。

    起伏的牧草,合理的飲食尤其是奶茶,鮮艷的袍服,駿馬和忠實的狗,慷慨而不道謝的作風,引誘著啟發著他們。追逐牧群作息,觀望水草遷徙的日復一日,使他們的身心漸漸熏染上了一層蒙古牧民的、難以形容的氣質。

    壓迫人的政治空氣,並不能阻擋敏銳起來的蒙語聽力。那麼人就會向著魅力傾倒。對於我,就是向著蒙古舊歌的傾倒。

    是有生第一次嗎?當我初次從一種異族語言中接觸了那樣的表達時,我有些不知所措。只是,幾乎就是在感到興奮的同一個瞬間,我就明白了——我不能和這些歌不發生關係。

    「十兩黃金打成的摔跤服,在後背的上面閃著光。」而在草原上聽的時候,它的蒙語原詞不僅比漢譯更富畫面感,而且韻律間還有悠悠的讚歎:

    「ArbanLang—ginaltanJodag

    Ar—inedegurgilalJinahoi

    和漢語是多麼不一樣呵,它居然是首句押韻!a對a,阿勒巴(+)對阿楞(後背)!年輕的我叼著草棍,躺在牧場上想入非非了。真絕呀,接著:「二十兩絲線繡的花護腿,在護腰的下面閃著金光」:

    Horinlang-ginholgaitoxiu

    Hormuicdogurgilajinahoi

    從十兩到二十兩,從穿戴到籍貫,傳奇的摔跤手獨龍章被詠吟了一遍。最後,「百兩重的一頭走騾子,在場子中央小走著出現了」——Jo對Jo,召(一百)對召西(Josin,摔跤場)。當然,還要懂得什麼叫走馬的「走」(Joro),否則想像不出那頭走騾上場時又穩又搖的神態。

    牧民們非常耐心地解釋說:走騾,據說是古來角鬥場上最高級獎賞。低一級的獎賞是全鞍馬;再低一級是馬,然後是牛羊。我究根問底:那麼為什麼騾子重一百兩呢?牧民們哈哈大笑。

    躺在草地上的我,捉摸著這種奇特的性格。這些舊歌子,對詞彙的使用簡練得幾乎吝嗇,比如動詞「閃光」就只是重複而不替換。而名詞則是全套的蒙古話;排著隊一樣,滾滾而來。最新鮮的是,從來枯燥的數詞在這個隊列中無拘無束,活潑又可愛。

    就這樣,我接觸了韻腳、音節、詞首和句尾。也是這樣,我第一次見識了樸素而有趣的比喻、排比和比興的藝術。對於一個在一所重理輕文的工科大學附中裡,幾乎從未接觸過文學的中學生來說;對於除了小人書和語文課本,再也沒有誰為自己開闊視野的普通北京孩子來說,這異樣又對仗的蒙古詞兒,是一次新奇的啟蒙。它們像灌頂的雪水,像開竅的一擊,弄得正在草原上尋尋覓覓,精力過剩的,剛剛滿了二十歲的我滿心歡喜。

    第一首學會的舊歌是什麼?是《乃林呼和》還是《獨龍章》?時至今天記憶已經模糊了。記不清我那時是用漢字記的音呢,還是用別字連篇的「准蒙文」加上俄文字母和漢語拼音。我耳朵豎直地聽,右手急速地寫,把老人們好不容易才吐露的一句半句,不求甚解,先記下來。

    恐怖的政治,從來直接壓迫人的歌唱。阿爸額吉們沒有忘記謹慎,他們往往唱了幾句就後悔了,生怕因為宣揚古舊而招禍。他們在教了幾句之後,往往就神色不安,漸漸坐不住了。「拜!都是舊東西,拜!」他們連連揮手,堅決不教了。但是,我大多已經勝利地記了下來。

    由於蒙古長調的用語的樸素和口語化,諸如「大海喇嘛的祭會上,它七十三次跑第一」那樣的奇句,往往讓人一聽即熟,過耳不忘。這種樸素成全了我,使我不至因為沒聽懂、沒記住,而落得過多地得而復失。這種樸素不僅使我感慨,而且至今使我體會不盡。

    歌詞因人而異,古歌在每一個歌手那裡都被隨意增刪。我忍住煩,費勁地一個人一個人地反覆打聽。後來我懂了,確認一種介乎民間流傳和傳世古典之間的舊歌,是一件不易的大業,歌子的生命也表現在就在於它的衍變。但我的要求不高,我的願望只是大體學會立即上口;只是用這些異色的歌強化自己身上的、那些被我滿心喜歡的牧人味兒。

    那是我的最初求學。

    我在馬背上遊蕩,琢磨著遠近的老人。歌子成了我的心事,我用一切辦法引誘和啟發他們開口。一般在羊群安穩的時候我就去串包,然後端著茶碗哼出半句,他們大多不可能憋住,大都會接下去。當然求學不能只靠這些小伎倆;在嚴酷的草原,人之間的關係在隨人的品質改變。記得在我教遊牧小學的那個冬天,有一次刮著凶狠的白毛風,放學時刮得更猛,四顧天昏地暗。我把布德的小女兒抱在胸前,踏著雪把她送回了家。那一晚,布德似乎為了報答,他拉起了四胡,唱了一個晚上——我記詞又記譜,手臂都寫累了。

    那一夜在我的經歷中相當重要。許久以來我一直認為,那一夜使我突破了向著底層的人的防線。近來,我又總是想,是那一夜使我靠近了真實的音樂。

    蒙古民歌啟發了愚鈍的我。似乎心裡有一絲靈性在生成。幾年時光如白駒過隙,終於,我遇上了那首神奇古歌,當然,它就是長調《黑駿馬》。

    至今我依然對這首歌咀嚼未盡。你愈是深入草原,你就逾覺得它概括了北亞草原的一切。茫茫的風景、異樣的風俗、男女的方式、話語的思路、道路和水井、燃料和道程、牧人的日日生計、生為牧人的前途,還有成為憧憬的駿馬。我震驚不已,它居然能似有似無地、平淡至極而又如鏤如刻地、描畫出了我們每年每日的生活,描畫出了我那麼熟悉的普通牧民,他們的風塵遠影,他們難言的心境。特別是,他們中使年輕的我入迷凝神的女性。

    這只偉大的古歌無可替代。順便說一句,小說《黑駿馬》在改編成電影以後,我一直覺得不好過多議論。如果只說一句,我覺得電影對那首古歌勾勒的基本遊牧世界的畫面,以及它敘述的那種古樸的生活方式,缺乏神會和深究。自然,耳朵和眼睛都隨人而異;也許那古歌能給人不同的印象。它給予我的,是一種異彩的誘惑。多少年了,它總是給我不盡的感歎和啟迪。已經不能計算有多少次,我從完全不同的角度,一再地對它驚奇不已。

    不錯,我已經和它結成了一種神秘的授受關係,好比芨芨草叢生的雨季窪地,它常年浸泡般地,徐緩地改變著我。而我,每當我聽見了它遙遠的流音,我就想竭盡全力喊出一響回聲;我總想以它象徵的生活本質,批評傲慢而空虛的文化。

    歌子促進著語言。歲月推移帶來的語言的熟悉,又使我學會了更多的歌子。我沒有對證過別的朋友,也許我學的並不算多;不過是,我一直在吟味而已。

    至於旋律和曲調,至於蒙古民歌為什麼找到了這種音樂,對我還是一個深邃的迷。我常對它依仗著那麼簡單的因素就能保持的、那麼持久的生命力,反覆地暗歎不已。

    唱蒙古民歌的訣竅是必須騎馬。

    若是不騎馬,無論如何也不會唱得自在。而且一旦馬兒奔馳起來,身隨馬,聲隨蹄,那麼無論是誰,都能傾吐出一串又一串自由至極的、顛簸滑下的長音。歌唱在這個火候上,其實是無所謂好聽不好聽的;只有這麼唱,才能騎姿和唱勢都舒暢,才能使人馬世界還有心情,都達到和諧。

    在馳騁和呼喊的縱慾中,人癡醉了,有時我真地覺得自己化成了雨點般的蹄音。歌聲只是在奔跑中的隨意拋灑。盈溢胸膛的,都是日復一日的心事和渴望。在馬鞍上,耳邊風急急呼響,慾望被鼓舞了。旋律話語都不用改變,那種呼嘯顛簸之間的心情,和古歌裡唱過的毫無兩樣。

    四蹄的敲擊密如雨點,體重一壓住鞍子,歌聲就被顛得破碎,墜跳閃滑著脫口而出。一霎間歌手不敢相信這是自己的聲音——唱慣了我就胡亂總結:著名的蒙古長調的自由滑落部分,也許就是這樣誕生的。只是,儘管有閃跳而滑落,它的定義仍然只能是「長調」。

    什麼叫典型草原呢?也許,只有古歌裡的描述才最傳神。蒙古草原的地理,幾乎原封不動地進入了這種歌曲。

    和其他民族比較,比如高山牧場上的突厥遊牧民族的音樂比較時,可以看到平坦草原給予古歌的特性。峻峭的森林和冰峰山谷,使得突厥人的彈撥樂就像密集的馬蹄。而綿延起伏的地理特點,卻奪取了蒙古古歌的主調,賦予了它長慢的旋律、舒緩的節拍。因為,只有遼遠地盡著喉嚨和呼吸的極限,延伸再延伸,才能夠得上這坦蕩世界的無限。加上華彩裝飾一般的、激烈的跌化,它描述和抒發了——這無論怎樣疾奔馳驟也走不出去的、草之大海裡的傷感和崇拜。

    當我二十來歲的時候,在世界的一隅,我學會了在六合八方洶湧的草海裡,匹馬獨行,心高氣遠地歌唱。那時曾是多麼痛快啊,我記得那分分刻刻的愉悅,甚至是狂喜和興奮。

    記得那時我得到了著名的白音塔拉的竿子馬,它的顏色叫「切普德拉」,即通身紅艷,但有銀色的鬃尾和白蹄白唇的的馬。它非常快,飛一樣地下坡時人會失重。一夜,我在從一道山梁向下過癮時身子失重了,霎時心如開花一樣甜甜地醉了,長調脫口而出。我忘情地在高高的音階上揚落跳轉,隨著馬兒衝下長長的草原。顛簸的、妙不可言的歌唱感覺,伴了我一路。

    還有一次,但卻是另一匹馬;我在同樣的發瘋般的飛馳放歌中馬失前蹄,連人帶馬翻了幾圈。正是初春,滿地濕雪,我摔了個頭暈眼花。但是坐了起來,呆了半晌,用雪胡亂擦著臉上的血跡,第一個念頭是——唉!我還沒唱完呢。突然我忍不住獨自笑了起來。回到家裡,和兄嫂額吉們一說,大家又是一陣捧腹大笑。

    後來彈指二十幾年。

    身不由己地,我幾次重返過草原。也許,我的目的,就是要把這感覺「放生」麼?1985年夏天的一夜,我在蒙古哥哥的長子巴特爾的陪同下串包做客。回家時,抬頭看見,正是月上中天的時分。月兒姣好,真的像半個靜靜的銀盤。繁星璀璨,夏夜的草原在暗暗引誘。

    我要放縱了。藉著滿肚子的酒勁,我半是醉了半是有意地,劇烈地在馬背上東傾西歪,肆情地把當年的古歌一一吐了出來。馬兒衝過呼屏·烏拉,馳過汗敖包西側的丘陵,巴特兒無奈地緊貼著我,他緊張地隨時準備救護,幾次企圖奪過我的馬籠頭。而那時他甚至還不算兒童,只是一個虛歲才兩歲的嬰兒。他把奶子叫「乎」而不叫「蘇」,光屁股只穿一件連褲的羊皮「格登」。

    那是實實在在的、美麗的夜草原,墨藍色的天穹下,只有我們倆騎馬飛馳著,穿過一座座氈包,順著傾斜的山坡,飛奔向家。

    馬兒馳下山麓,唱調激越起來,尖銳的拖音在高揚處還能三折三疊。我興奮得想哭。在北京,平日裡,我哪能這麼痛快地大吼大唱呢?後來,巴特兒說我那一夜是完全地爛醉,「aimor!(嚇人)」,他說。而我明白,我是清醒的。原來自古牧人一旦有了心事,就在馬背鞍上,把它緩急輕重地卸掉。我要用草原的夜歌,把心中的堵噎酒盡吐淨。

    到了1996年,從我插隊數的第二十八個年頭,我又一次回到草原。因為額吉逝世了。二十八年過去,世事滄桑,牧區富裕了。家家都端出健力寶和啤酒,我穿著團花的嶄新緞子長袍。依然是巴特爾陪著我四處轉悠;只不過他不是騎兵護衛而是駕駛員,我坐在他的嘉陵牌摩托後座上,聽憑這小子馱著我,以八十公里的時速危險地從山頂筆直衝下。

    我憶起十幾年前,老人六十一歲的「jil」(本命年)時,我們就在這裡,在爐火熊熊的烘烤前,圍著她此起彼伏地唱起《乃林谷和》的情景。嫂子的破長袍拖到地面,她攪著鐵鍋裡翻滾的奶茶,銅勺不斷地朝鐵鍋流下棕色的小小瀑布。她帶頭唱起了那首歌唱母親的古歌,調子起得又高又陡。大家應和著,不知怎麼都有些羞澀;因為當著老人動了感情。歌聲高銳地拔地而起,久久地繚繞不散。我當然使出丹田之氣緊跟。我唱著,也捨不得地注視著。那一夜多麼難忘,我們複習古歌和往事,爐火照紅了臉龐,長調從半圓的蒙古包天窗扶搖而去。

    老人在應該離開的時候離開了,沒有拖累和病痛。我雖然因她的逝去而長途奔來,但是我懂得,牧民的習俗中並沒有弔孝。我還是只休息身心,半躺著喝奶茶,用蒙語扯家常,在巴特爾陪同下出遊。

    我和哥哥的話題依舊:孩子,燃料,畜群,羊毛價錢。我們都覺得,彼此誰也沒有變。我們避免過多涉及母親的話題,儘管我們非常清楚,我們都在想著她。

    我們都喜歡一面散漫地談著,一面在硬盤左近散步。遼闊的草浪方圓之中,少了的只有一個人,那位生養了他和影響了我的蒙古母親。草浪在靴子上摩擦,歷史就在眼前。一股無聲的氣氛,莫名地在四周升起,又輕悄悄地四散落下。我感到了古歌在走近,就是它,那音樂和汗烏拉的草海一樣浩渺蒼茫,它逼近著,我簡直就在與它對岸相望。《二十八年的額吉》,我突然想到了一個題目。

    那一夜我失眠了。以前的我從未在草原上失眠過,那一夜我滿心都是句子、單詞、排比和比興,都是騎手們爛醉地縱馬馳過,高喊著我寫的歌詞的幻境。

    一夜過去了,我編成了幾個半截的句子,幾個想用的關鍵詞,幾個……一個野心突兀地出現在我的心頭。我的心思被它俘獲了,我一下子沉浸在對久疏的蒙語的尋詞摘句之中。

    次日我用筆寫著想,又多了幾個半截句子,幾個比喻,幾個想法的表達。

    次年,我還在對著它發愁。儘管心中反覆湧起著一團強烈的堵噎,儘管旋律有時已經轟擊和裹挾得自己不能忍受;歌子沒有出現,紙上的它,依然還只是一些句子、幾個段落、一行行蒙文。

    一直到了今年,到了寫這篇散文之前我還沒有放棄幻想。我想在這一節收尾時使用它。但是歌沒有寫成。我絕望了:我缺乏足夠的修養和才力。

    二十八年變成了三十年。儘管我真地從對一種古歌的喜愛,神差鬼使地走到企圖寫一首如此的歌;但是,萬能的造物平衡著人的成敗,限制著人的野望。

    絕望並不痛苦,它是溫暖和深沉的。在計劃以後寫的散文《二十八年的額吉》裡,我會把那幾個零散小節和半截句子整理一下,但是我已經不會強求了。

    也許可以說,在蒙古草原上的日子裡,我聽見過自己這條生命的、可能的和最好聽的歌唱。馬和歌,我發覺「這一個我」正合我意。如此一種感覺,決定了此生的我做人與處世,惠予了我以幸福和成功,也帶來了我要接受的一些麻煩。無論如何,感激草原,它使我遠離了另一種——我想是可怕的存活方式。如今回顧,何止單單是一時橫行的「紅文化」;遊牧烏珠穆沁和蒙古古歌的履歷,托拽得我如同墜落一般,劇烈地傾斜了自己的選擇。

    我開始朝著一個魅力世界墜去。一個幽靈已經潛入了我的肌骨筋絡。它在我的深處凸動著,催化著血肉的一次次蛻變。直到今天它還在鳴響著、掙跳著、不可控制、重現不已。我不知道這是禍是福,我不敢判斷究竟該驕傲還是該自省。我只知道它使我此生再無法回頭。反正它不會全是壞的;至少,平庸順從的人生,猥瑣噤聲的人生,與它賦與我的氣質,已經不能協調。

    (二)

    隨著一個個的變化,後來我從一個職業牧民變成了一個職業寫作者。裹挾著我的時代也從六十年代來到了蛻變更新的八十年代。現代正沖淘而來,帶著炫目的色彩和轟鳴般的聲響。

    憶起八十年代的文學環境,可能不少人會有多少的惜春感覺。時值百廢俱興,現代藝術如強勁的風,使我們都陶醉在它的沐浴之中。穿著磨破的靴子、凍疤尚未褪盡的我,那時對自己教養中的欠缺有一種很強的補足願望。回到都市我覺得力氣單薄,我希望捕捉住「現代」,以求獲得新的坐騎。那時對形式、對手法和語言特別關心;雖然我一邊弄著也一直在琢磨,這些技術和概念的玩藝究竟是不是真有意味的現代主義。

    文學領域,特別是小說領域的故作玄虛和曖昧怪奧,使我淺嘗輒止和心裡疲倦。一個朋友的介紹,使我偶然地碰上了岡林信康的歌曲。初聽時雖然有振聾發聵的新鮮感,但我並沒有意識到,這個遭遇,對於我見識「現代派」有多麼重要。

    關於日本歌手岡林信康,我已經寫過三篇小文,還有他的一張CD解說詞。此外用日文發表的,還有我和他在《朝日Journal》上發表的對談《從兩個邊境看到的文化》;以及論文《絕望的前衛》。我不願寫得更多;我曾表示,就對岡林信康的分析和介紹而言,以上的文字已經夠了。

    但是在我的音樂履歷中,這一格如同學歷:一個被蒙古草原的古樂塗抹過耳朵、但還不能掌握它的含義的現代人,或許需要一個類似學院的階段。誰也不能拒絕現代。如果歌聲和音樂真的與人的進步息息相關,那麼音樂的路上必須有一個究及現代的階段。

    對於我,那是離經叛道德、極其新鮮的體驗。我久久地不能分辨,它的聲音,是肉體?還是一種質地的美?好長一段時間,我的聽覺和思路,在這些念頭中間被撕來扯去。

    過分清晰的,帶著喘息和胸腔震鳴的原樣的肉聲,給了我異樣的、首先是生理的感覺。有一個評論家說,他聽岡林的音樂會時,像被鐵錘猛砸著後腦。那種過度的刺激,把人幾乎是一陣風般擄掠而去,使人完全不能抵抗。

    不用說我們聽膩了贗品和噁心的作假,這種嗓音當然因人而異。只是他不同,十幾年聽著,不管我怎樣審視和挑剔,我還是一次次地肯定了他。他的音質很難形容,哪怕在震耳欲聾的喧囂聲浪中,也藏著那一絲特質。他的聲音比常人高出一階,這不單使他在嘶吼中游刃有餘,尤其在低唱時,帶有一種透明的男性質感。

    這個質感很特別。我發現由於這個質地,他和別人區別得很清楚。在錄音帶或唱片裡,尤其是在音樂會的現場,只有那一絲本質任他迴避而不能掩飾。它時隱時現深藏又閃耀,如隱現的磁場,悄悄地抓著聽眾。是的,哪怕他在唱得最放縱最瘋的搖滾時期,那些怪誕野蠻的話語裡仍然挾著一股神聖的因素,使人不斷地聯想到歌手的牧師家庭,和歌手的唱讚美詩的幼年。

    與歌聲共存的,是歌唱者的臉龐。那樣的歌,要求著與歌手徹底一致的形象。後來岡林信康曾經對我開玩笑說,他可能有俄羅斯血統。裝幀者曾利用他的形象,在一張唱片廣告上把他畫成一個十字架上的耶穌。他有一雙低垂的眼睛,長髮蓄須,在日本人中罕見地拔群。變幻的燈光照射之下的他,迴盪的聲浪浮托之下的他,給了默默聽著的人們一個美男子的確認。

    這些是視聽中的現象。只是他的現象特別誘人思索。誰都知道,缺乏內容的表層,是不會達到美的。如果從1983年開始算,我追蹤和傾聽了他十幾年,漸漸地我明白了他始終在竭力調動著自己複雜的經歷,順遂著自己的天賦。

    他立志做一名牧師的少年時代,他練習拳擊以感受痛苦的故事,他的考入同志社大學神社部又退學放棄教會的選擇,他的著名的在山谷貧民窟出賣體力、當僱用工人的體驗,他買了一把劣質吉他一鳴驚人的傳奇,他的作為六十年代左翼青年的「民謠之神」、大紅大紫的記錄,以及又突然遁入鄉間自耕自食的行為,他的被人牢記不忘的名曲《山谷布魯斯》——,他不僅極盡了歌星的風流,更積蓄了寶貴的體驗。

    三十年一彈指而過。其實如果缺乏底蘊,那麼過了中年以後,明星的能力就大多衰竭了。對於藝術和思想來說,時間的含義是嚴峻的。

    在日本,六十年代的群星紛紛凋落以後,唯有他,不僅能成功地重返舞台,而且還能再三地掀起波瀾、保持著自己的存在價值——我想,他的異乎群類的特殊體驗,是關鍵的原因。這種向自身經歷強求力量的努力,有時甚至使人覺得難過。他在1986年9月和我的對話中,突然說過這樣的一段話:「還是最近,藉著老父親做手術臨死的時候,才終於寫出來一首。可是結果呢,老頭還是沒為我死掉。」在場的人一片哄笑。他指的是抒情的《』84冬》,一首凝視著病床上的父親的歌。日後我幾次重讀那本《朝日Journal》,總是不由得盯住這段話,心裡不是滋味。

    只有開一代風氣的鮑勃·迪蘭(BobDylan)才擅長的寫詩才能,在這個日本歌手身上同樣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的詩句不定不羈,人們很難猜出他的念頭由來。這種自由的才能在早期就已經顯現,他能在凶狠粗重的搖滾和囈語中,突然插入非常直接的輕柔抒情。比如《Hobitto》。他編了一個自己在「Hobitto」(咖啡館)裡遇上一夥要去示威的左翼學生,由於那些女大學生嬌聲邀請,就決定和他們一塊去跟警察干。半路上碰上一個唱他的《朋友啊》(此曲一度被當成小國際歌使用)的青年,捉弄了那害羞的青年後繼續前進。看了警察後他掄起武鬥棒,對準警察的腦門一劈而下——而警察也在同一瞬間掏出了手槍。岡林信康唱得又瘋又癡,節奏快得如同快板書。兩段相接的當兒,他居然還對唱片外的的聽眾說:「您受累了」。而「究竟武鬥棒劈開了警察的天靈蓋還是沒有劈開,警察的手槍裡是打出了子彈還是沒有打」,他的結尾句是「請聽下回分解」。

    而在一堆如此的亂暴合集中,他又突然用單調的口琴聲和吉他和弦伴奏,唱起秋天的紅葉,風中的蘆草;敘述「姐姐已經有了,已經有了第二個孩子。前面的小五月子,已經成了,已經成了小姐姐」——表露他寧靜的另一面,表達他比普通人還要平易的感情了。

    我又開始有了一種模糊的觸覺般的感受。

    那是繼草原以後,對一種語言滋味的不確切把握。岡林信康的歌曲使我對又一種語言有了體會,日語的語彙限度和曖昧、它的特用形式,使得這種語言常常含有更重的語感。他的歌詞則在這一點上更突出;時而有入木三分或使人受襲擊般的刺激。而我並沒有太留意:我正在雙語的路上增加記錄。

    我覺得這都是為著躲避;為著躲避人們要求他暴露真心的逼迫。一切都是依仗才能,當然伴隨著捕捉旋律的作曲才能。藝術的殘酷說明著社會的殘酷,人好像是享受藝術,而實際上是在享用藝術家本人。這個道理,經過中國的政治空氣濾出以後,一分分顯得令人心悸。

    岡林信康的作曲由於涉及了廣泛的形式,其實應該受到更充分的評價。從早期的FolkSong,到大潮大流中的搖滾,到電吉他以及大音響效果,再回頭到日本的演歌。「演歌」其實是「艷歌」的一個變稱,顧名思義,日本流行的大多數演歌都相當俗氣。可岡林的幾首還是有一股清純,作曲也地道至極。其中有兩首,是他為盛名經久不衰的演歌女王美空Hibari(有人譯成美空雲雀)寫的,但美空當然不可能反映岡林信康在農村自耕自作的意境,所以她唱得並沒有岡林的男聲唱得好。美空與他之間的合作,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明星行為。

    但是,左翼之星的政治標籤,不管他怎麼撕,還是牢牢貼在他的臉上。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就連我這樣一個中國人,也不知幾次地目睹了聽眾強求他重唱抗議歌曲的場面。而他似乎毫無禮貌,在樂器譜架之間和台下的聽眾爭吵,臉上是滿不在乎和惡作劇的表情。只有少數朋友才能透過那種表情,看出一種受傷的野獸般的絕望。對政治的恐怖,居然能迅速變成對眼前觀眾、對圍著自己的人們的恐怖,這種苦味,他不知早於我多少年就嘗夠了。

    而當他剛剛宣佈要用類似中國的「呼而嘿呀」的「en—ya—to—to」做主旋律時,我完全沒有相信。關於藝術的諾言常不可信;不敢斷定哪一招是真心,哪一招是招攬。即便是被環境逼迫吧,藝術家常會有冷靜的狡一面。

    但他看來決意已定。整個九十年代他沒有再做改弦更張,每一首歌都使用最傳統的日本民謠號子做旋律和節奏的基調。包括《雖然沒有成為JamesDing》和不久前他剛剛寄給我的、紀念早逝母親的《風歌》;即便在這類最適合他本意的心底抒情中,他仍然放棄folksong唱法,放棄微微歐化的修飾,放棄現代派的習慣,把心情納入大鼓和竹子的單調打擊。我記得那時已是1992年,我已經自以為對他做到了掌握,就在為他寫的CD《信康》的解說詞中藏入一點微詞。後來在北京,又在為週刊《AERA》使用的一篇文字(只用於採訪者引文,沒有原樣發表)裡,委婉地對他的尋根表示了不同意見。我第一次用文字建議他回到依靠詩作、進行獨自一人、一把吉他的路上去。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的態度居然在私人的書信之間也那麼堅決。他讀了我給《AERA》的原文後回信說:「我明白一把吉他彈唱是我的一部分才能。但是以它作為音樂活動的中心,會不會變成對尋求三十年前政治歌的人的迎合?我有這樣的恐怖心。因此,不能那樣。」

    我建議的,其實是他的「無拳套的演出」(BareKnuckleRevue)方式。而他卻早留意了我對政治的拒絕,因此他乾脆斷言抒情與政治之間的危險關係。只是話裡行間,還有更多的難言之隱。我幾遍地讀著,這封信,應該說是他的一次尖銳的內心暴露。我暗暗感到震動。

    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一連幾張「成人pop」裡嘲男笑女和糊塗亂抹之後,終於走上了「無拳套的演出」。他考證說,在1867年規定拳擊必須戴上皮製手套之前,拳手門是用精拳搏鬥的。音樂在沒有電氣設備音響伴奏之前,歌手們也是用肉聲唱的,因此,Bareknucklerevue就是扔掉歌手的電拳套,放棄一切音響和工業化手段,放棄如今的歌已經離不開的電氣化粉飾和掩護,像古時那樣精拳上陣的鬥士一樣,以真的「歌」面對人們。不用說,這樣的觀點使我深深讚歎。這樣的歌,和我在蒙古草原上朦朧跟隨過的的歌,似乎有著一絲維繫。

    那是我真正明白岡林信康不同凡響的一次。他依然是前衛,如兄長一般又走在前面。如同一個暗示一樣,我已經覺察出,我的文學也在走近同樣的路口;我早晚也要走向類似的抉擇。

    已經不是七千人擁擠在日比谷野外音樂堂歡呼的時代了;他一把吉他,獨自一人,在各種館舍、廟宇、結婚式場、青年會,農協、酒館飯店——發動聽眾鼓著掌給他伴奏,讓歌聲和淋漓的汗水面對面地迎著他的聽眾。他的「無拳套的演出」遍佈日本每個角落,幾年裡,一共進行過近三百場。後來到了九十年代我們又在日本重逢,他告訴我,1984年6月9日,我在東京EggMan聽過的那場如醉如癡的演唱,原來就是Bareknucklerevue的大規模實行的開始。我總覺得,只有他,只有回到獨自一人的無拳套的英雄路,才使這個BobDylan的日本複製品終於在一步之上超過了BobDylan。因為那種合唱逼近了歌唱的原初,它造就岡林信康達到了一生藝術的頂峰。

    但是岡林信康顯然並不像我這麼重視「無拳套演出」的意味。他的悲劇在於,他今天對日本號子的宣傳,和昨天對「無拳套」、前天對演歌、更以前對回歸農村的宣傳是那麼類似。在日本他的聽眾已經很少,他在試著接近亞洲。而亞洲是歌舞的淵藪,不僅有能力問題,他的常識是否夠用也日益嚴峻。1993年的CD裡有兩首蒙古題材的創作,那簡直是敗筆,令人不敢聽完。

    日本的六十年代人,包括他,如今都進入了五十歲。前幾年在東京,我問過他對「以後」的考慮。他說:我除了唱什麼也不會。最近在《風歌》的附信中,他主動提到他的五十歲,但他說他要做「新的出發了」。在歌詞以外,他還是只傳達自信。我沒有讀出一丁點傷感,他的筆跡依然草率輕鬆,用語漫不經意。我讀著有些難受,旋即又覺得多餘。

    寄來的《風歌》還是試聽帶,依然使用號子的底色。其中的題目曲《風歌》一首,是岡林信康頭一次涉及他早逝的母親的歌。

    也就是說,他的決心是真的。他決心把自己一切最寶貴的,都在這激烈、單調、有些古怪的竹木笛鼓之間孤注一擲。

    茫然地聽著一陣陣的號子變音,我猛地想起《雖然沒有成為JamesDing》。那大約是在1992年,他在受到尾奇慧之死的刺激後,寫出的一首堪稱最真摯的自敘傳的歌。歌手尾奇慧死於年輕的二十六歲,他的歌尤其他的死贏得了成千上萬的青年。電視上接連幾天一直播著痛哭的年輕人弔唁的鏡頭。岡林信康對尾奇的死,用《雖然沒有成為JamesDing》進行了發言。詹姆斯·丁(JamesDing)是個流星般的演員,幾乎是與成名同時就死了,也正因為他活得短暫,他在死後就更加出名。人人都愛看他的電影,他成了年輕地走上藝術祭壇的象徵。岡林信康的這首歌在東京的首次演唱時,是在日清大廈裡一個可以邊吃邊喝的場所。再不是衝破警察維持的秩序、跳牆擠入大海、數千人共同狂吼狂歡的年代了;如今他的會場首先要滿足客人胃口的品嚐,然後再給客人添加音樂的品嚐。

    一個歌手死去了

    只有二十六歲那麼年輕

    他被人們捧上了祭壇

    從此變成了詹姆斯·丁

    我曾經被歌累得疲憊到了盡頭

    一直逃到了深山野村

    那年剛好也是二十六歲

    而且至今又是二十年

    記得唱到這首歌時,沒有太多的聽眾注意他的表情。隔著變幻色彩的照明,我記得他如同一尊雕像,稜角鋒利,目光冷漠。這首歌的配樂如同竹子的鳴嘯,絲絲淒厲。在激烈蕭殺的竹木伴奏正中,他抱著吉他,反覆唱著這樣的副歌:

    雖然沒有成為——詹姆斯·丁

    但是能夠活了下來,還是該說,真好

    我不知道,使用母語聽人如此表白時,聽者會不會感覺舒服;我更不知道,使用著母語,對著人唱如此坦白私心事的歌時,歌手的感覺會是怎樣。但是無論我有過怎樣複雜的心境,當時我並沒有留意——《雖然沒有成為JamesDing》的作曲,用的就是傳統的號子變調!他的小樂隊汗流滿面,重重地打擊著竹筒、三弦還有震耳欲聾的大鼓。特別是竹子;他的樂隊頭目是忠實的平野,一個人負責編曲、旋律吉他、電子琴、以及最主要的擊竹。他把砍來的竹子挑出不同質地的幾節,製成一個打擊竹樂器。我一直暗想這麼幹不如乾脆打梆子,但是那一次——我突然聽到了一排竹筒發出的,無可比擬的淒厲傾訴和逼人的效果。

    像農民號子一般晃動的、古拙的節奏單調的音樂,淹沒了岡林的吉他。一派不易形容的聲浪,使得手持吉他的他,完全抽像成了他的形象。我想,當年,他僅僅二十幾歲的當年,在萬眾歡呼中緊握吉他,唱著震撼了一個國度和一個時代的《山谷布魯斯》時,他的形象一定就是這樣。毫無疑問,因為我清楚地看見了一種永遠不變的、人的質地。

    追憶起來,居然一直聽了他十八年。我不僅覺得珍惜,而且意識到這已是我經歷的一部分。以他為入口,我接觸了現代形式的歌曲。這種學習和蒙古草原和長調不停地撞擊,催我總是在一個念頭上捉摸不完:究竟什麼才是歌。當然,概括一個深刻的結論不是我的事;我只是覺得,流水般的悅耳音聲流入心裡,人的內裡不再僵老枯硬。音樂的流水直接滋養著我的文字,若不是幾條小溪分別注著活潑的水,我早就在那些呆傻的乾癟作文裡死掉了。

    我的體驗常常被他唱出,多少次我驚奇和感到親切。我愈來愈習慣了以他為參考,對一個蹣跚在嚴格控制裡的作家來說,對世界的參考是極為重要的;只是大多數人只參考文字,而我喜歡聽歌。

    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對岡林信康所下的功夫,已經使不少日本人覺得過度。可是我想,他們不懂得在藝術懸崖的邊緣上站著的個人,需要的心境是什麼。時間積壓太久了,我自己也追究不清,到底我為什麼那麼長久地聽他的歌。我無法擺脫一種辨別後的美感。他的歌被我比較過、判斷過多次,我不能否定自己的聽覺和感動。我總想作證,他的歌裡確實有著美的質感。

    後來孩子也開始聽他的歌了。女兒經常邊聽音樂邊做功課,以減輕沉重作業的壓迫。但她說:「不能一邊做作業一邊聽岡林叔叔的歌。你根本就做不下去。不用說他的詞,單說那嗓子吧——太好聽了!」我這才敢信任了聽覺。或者孩子的感覺更可靠;由嗓音傳達的氣質,還有人的某種不易解釋的內涵,當然還有直接反映思想的歌詞,區別著現代的歌潮歌海中的真偽。

    他的男聲獨訴在房間裡傳蕩。又是最後扔開手裡的筆,乾脆一聽到底。一張張唱片走著自然而曲折的路,如今我抽出任何一首,都如同電影的切入,看見他那時的形象。是的,歌子未必曲曲經典,偶爾敗筆甚至一個時期的迷茫確有存在;但那形象的美從來沒有消失,儘管,我也開始看見他的衰老。

    十數年的歲月裡,聽岡林信康成了我的休息,也成了我的功課。後來他對我不再是什麼現代主義的參考,而只是一個可以信賴的兄長。我們有了淡淡的、但是彼此相敬相遠的私交。他是我因遊學和打工而結識的眾多日本人中惟一的名人,但卻是這眾多中最平易的一個。

    和他在一起時我經常想,其實成為明星並不難,只有獲得美的質地最難。若是具備這種本質,旋律和流暢的作曲會來到,有力而富有靈性的文章也會來到。它們都不是欺世文藝的花屁股。

    在接觸本人與聽他的歌之間,存在著奇異的距離感,也感受到巨大的原因。就是這樣,一面覺得不可理喻,不能相信這風暴般的搖滾居然從詞到曲都出自他的筆下,也不能相信那排山倒海的音響是源於他的口齒之間;另一方面,又覺得道理簡單至極,從來如此,最棒的一個才最樸素。

    我還在聽他。雖然他目前堅持的「en-ya-to-to」形式使我多少有些擔心,但是我對他的傾聽已經是我的個人行為。他的聲音依然高人一階,但是已經失去著引而不發的餘裕,和令人艷羨的那種豐滿。他的聲音在不易察覺之間帶著一種嘶啞。這更使我凝思屏息,聽得緊張而集中。不,不要緊,我在心裡對自己說,在他隨著他喜愛的大自然逐步遠去的時候,歌聲並沒有失美。在我聽來,他清清楚楚地在那些旋律節拍之間,在高亢淒烈的竹子擊打中掙跳,高傲而孤單。他依然與眾不同,一如舊日地閃爍不已。是的,仍是他人不能企及的獨特光芒。

    確實,無論是歌,無論是文,決定的因素從來沒有變,最終決定的還是有血有肉的東西,還是人的真摯、拔群的氣質,還是血肉的美。

    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日譯本《北方的河》正好在日本出版。出版社居然找到了他,而他,這前任「folksong之神」的岡林信康,居然為《北方的河》寫了封套環帶上的一段話:

    大約十年前,讀了張在日本雜誌上發表的岡林信康論,我從心底裡流出了眼淚。他是「紅衛兵」這個留在世界史上的詞彙的命名者;在沉重的前紅衛兵標籤之下,持續著實現自己的嚴峻旅途。我想,正因此,他理解了在民謠之神的標籤下痛苦的我。人都是為了成為自己、為了實現自己而活著。在如此之深的的題目下的這個故事,我只能祈願,它能夠在日本被盡量多的人讀到。

    他提及的岡林信康論,指的是我寫的論文《絕望的前衛》。我是在拿到書之前聽說他為我寫圍帶的事的,我有些震驚。因為這一段話將隨著每一本書,在大大小小的書店裡為我促銷——在書滯銷時更會與書一同被冷落。他是在為了我破例。我心裡掠過強烈的不安,如果我在東京也許我會阻止這件事。但是,看到他的名字印在封面洶湧的黃河浪頭上,我又覺出一種莫名的安慰。也許對一個日本歌手來說,靠近偉大的黃河,並非是一件小事。此外,他講及的話題,於今天的我更非無所謂。我不知道,此刻在我心裡湧起的,是否也是流淚的感覺。

    我還會繼續聽下去的,懷著善意的關心、學習的姿態和嚴肅的質疑,直到或是他或是我先一步離開。已經不是簡單的愛惡贊否,岡林信康,這個存在給了我一個完整的現代主義藝術家的例證。他使我覺得親切,也使我在雙語尋求的路上更有信心了。

    (三)

    我是在很久之後才覺察到,我愛聽的歌,大多不是由漢語表達的。已經有人非難,我自己也暗暗吃驚。

    有一陣我主動補習西洋正統,托朋友買了一大批磁帶,也去聽音樂廳和朋友的演奏。那些縹緲的演奏確實使人如夢如幻,我也自覺很喜歡。但在請教時我總有一句話說不出來,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我聽著,我沉默。行家的解釋好像周密,但原因是曖昧的。他們說的不是被襲擊時的感受,而是一種秩序般的詮釋體系。人不能在聽覺上也隨波逐流。我委屈地想,該有一針見血的、本質的解說,在我找到它之前,我寧肯應聲而去吧。

    宿命的是,漢語之外的啟發還剛剛開頭。

    是的,語言幾乎不能更替。回憶蒙古古歌和岡林信康的時候,我只須十數一二。喜愛的歌,會使人對一部分外語記得爛熟,並且使人悄悄進入他的語感和分寸之中。然而真是學無涯;後來我多少次對朋友說過——臨死前若是問我有什麼憾事,我就說,此生沒有掌握哈薩克語,此恨綿綿!再後來,隨著我對塔里木南緣的文明開始瞭解,更對維吾爾渾如天成的文化構造禁不住地驚歎;我又斟酌好久,最後把這句遺言裡的語種,改成了維吾爾語。

    在老城舊街的深巷裡,若是彷徨良久,而並沒有一個瞭解你的維吾爾家庭,人會覺得難忍的孤單。我聽說過葉文福(他才算得上是詩人)的一個故事。他從喀什到烏魯木齊的長途車上,和滿滿一車維吾爾人同路。維吾爾人唱了一路,照例唱得瘋瘋癲癲。而葉沒有言語,也不熟悉他們。他枯坐一路,那時的喀什路要走六天。車到烏魯木齊,滿車的維吾爾人心滿意足地下車了,沒有人理睬他。等到葉踉蹌下了車,他抱住一棵樹,號啕大哭起來。

    這個傳聞使我感動不已。他能夠為這樣的事而哭,這是詩人的記號。

    和葉難過的一樣,我的命運也僅是旁聽。聽見了,愛上了,心裡發燙了,又無法深入,被拒之於外——那真是可怕的折磨。為了掙脫葉文福的厄運,我在喀什到烏魯木齊的路上拚命跟上他們;我跟著大聲哼曲子,喊伴唱的吆聲,迅速地大致模仿哪怕一句,使勁地加入進去。他們露出了有名的微笑,不斷回過頭,向我瞟著鼓勵的眼神。鄰座的胖大嫂乾脆唱一個副歌是「郎呀郎,親愛的郎,你要找上一個好對像」的怪裡怪氣的知青歌來安慰我。

    後來不再那麼慘。我多少學了幾段,多少進入過他們的環境。在果園子裡,在朋友們歡聚飲宴,在長途灼熱戈壁路上。但我雖然努力加入還是停在表面,擺脫外人的遺恨是那麼難。這使我不能容忍,我幾乎打算撤退回頭。只是,在每一次的離別之後,那快活的耳音,那亞洲腹地的氣息,又挑逗一般不依不饒地追上來,又一陣陣不由分說地摩挲充灌!

    它使人迷亂,它一陣陣誘得人不由得把雙肩著了魔似的漸漸端起,兩腳蠢蠢地尋找節拍。它被它的環境發酵得愈加濃烈,眼神都乜斜了,嘴角閉著微笑,白楊葉子也嘩嘩地響著切分音。一頭撞上了它,我怎麼不暈眩,我只想一個勁地沉入進去,向著它紅艷或漆黑的神秘洞底。

    這可是不折不扣地聽音樂。由於不懂歌詞,我聽的是單純的音樂,就像都會裡那些古典西洋大曲的崇拜者一樣。只是它可不那麼大雅大器,它不需要解釋,它新鮮明艷,它給人悅耳和心動的時刻,它不是「皇帝的新衣」——但是,它究竟是一種什麼音樂呢?

    他們在塵土飛揚的廣場上唱,在烈日炎炎的沙漠路上唱,在新娘子害羞地不抬頭的婚禮上唱,肥胖的大師傅在在油煙瀰漫的灶台旁唱,蒙面的窮苦女人和傷殘的乞丐,在清真寺的尖塔下唱。我被它引著領略悅耳和心動,可是我哪裡敢解釋。

    所以在這篇隨感裡,前兩節我能依仗經久的體驗,而筆行至此,我只能大致追著直覺和感覺。我無法彌補這個缺陷了;誰叫我多少次猶豫,沒有決心攻下這麼美的語言。我惟有的僥倖心理是,歌畢竟是音樂而不僅是歌詞;也許,歌聲可以用直覺和感覺來判斷?

    為了確認再次西行。而一旦再次踏進,感覺如封存後的發酵,它深沉了。它不再那麼明麗,又一次在心中掀起的,是又似無形又在湧起的重重大潮。

    絕望其實往往也是希望,我最終不能容忍自己與它無緣。

    在帕米爾的高原,那年夏天可怕的暴曬就像世道,地皮被曬焦了厚厚一層,踏上去立刻升起一股白煙。聽說有一個婚禮正在舉行,我趕快跑了去。院落裡積著一尺厚的黃土粉末。即便那樣他們跳得滋味濃足。他們一個個深眉俊目,銳利的眼睛在挑著塵土的舞步中柔和了,嘴角掛著優雅的微笑。兩個男子吹著鷹翅骨製成的骨笛,兩個女人擊著大張的皮鼓。就那樣兩支笛、兩張鼓,他們不間斷地奏出撩人的曲子,那異樣的旋律不可思議。我目不轉睛地聽到天色昏黑,沒有歌,只有單調的四件樂器裡流出的魅人樂曲。

    我絕望於捕捉和記憶。那一刻我明白了,做什麼都是徒勞的,此刻就只該這樣與他們同在,加入這肆情流意的中亞情調。背後是近在咫尺的冰峰,在塵埃中,它若隱若現,如秘如讖,強大地吸引著渺小的我。

    一個白皙的少婦接過了手鼓。它仍然擊打著那個節拍,只是一舉手一側目,明眸瞟過或淡淡一笑,都使我陣陣受傷。她簡直不是此界的人物;我猜,一定在只有最古老的兩大文明混合時,才會有如此的美女誕生。是哪兩大文明呢,突厥和土火羅?或者是印度和波斯?誰也再不可能猜測了,只有她的鼓點伴著鷹笛的婉轉,匯成世人不知但魔力無垠的音樂。舞步在凸凹的土地上輕佻慢踏,長長的睫毛在肩頭上面垂下。險峭的高原也被暈染了,我被蒙裹在色彩裡。這種歌,這種音樂——它是一個魔女,不留一絲殘剩地,專門掠奪和俘虜人心。它又是一副甜甜的毒藥,誰飲下去誰就再不得脫離。

    不能看著美逃跑。我在想辦法,總會還有一些辦法。

    漫長的日子裡我魂不守舍,中了魔症般一次次進入秘境。哪怕在最嚴謹的學習中,感覺也是無法推翻的:這是一個文明林中的魔區。除了咬著牙一次次反覆奔波著靠近,除了多少學幾句話幾首歌,除了做些微的語言急救之外,我使出了吃奶的勁,從其他方面補充。也就是說,閱讀、學習、考古、旅途,反正追著它,不捨棄。我讀著,聽著,一點一點地瞭解著它。漸漸地我的視野不再那麼朦朧,音樂開始顯現一點輪廓。

    它不是一道支流,它是一個樞紐或者核心。這和亙古的、我熟識的那種牧民的長嘯不同。綠洲像串起的文明珍珠,這裡本身就是一個發達的文明中心。遠古的伊蘭人(這個概念準確麼,反正是一種印歐人)、粟特人在這裡大規模活動過,雖然在史料上無聲無息。

    後來突厥南下的浪頭重重滾來,突厥化使得牧人的長調得到了質變。直到蒙古鐵蹄激起的狼煙散盡以後,西方和東方在一個扭結上再生了。

    很久以後的突兀一天,人們才猛醒般悟到,伊斯蘭是新文明響亮的名字。所有古伊斯蘭的、土火羅的、印度的、突厥的和回鶻、阿拉伯的和波斯的一切,都響起了魅力十足的鮮艷旋律。當知道了這些以後再轉過眼睛:它正如醉如癡地唱著,它和它更富魔力的音樂形象遙遙微笑著,望著目瞪口呆的我。

    第一次,這回是我獨自笑了。因為恰巧我新配了一把鑰匙。

    秋天,秘密地帶著我的鑰匙,我又一次奔向沙漠南緣,奔向我已經對它刮目相看的喀什葛兒和葉兒羌。

    英吉沙古城的這個夏天依然酷熱。白楊樹和葡萄架的葉子在肆虐的日曬下,已經不再綠閃閃地抖擻。夾道的囊坑鋪子,沙啞的歌聲琴響,這情調任世道變遷不改底色。女人長裙,男子花帽,滿街都是神秘異域的眼神。眼中是熟悉的中亞小城風景。心裡示翻捲的波瀾。渺小的我,終於在一群維吾爾人中間,被他們緊握著,簇擁著,走過他們的風情街道,走進他們的乾淨庭院。二十年後,終於有了一個改變。在那個炎熱的正午,我獲得了和「它」關係的改變。

    我也許已經累得衰老,但我懷著的,還是那年喀什路上的那顆心。那年我不會一句,而今天——我掌握了幾個關鍵詞。

    我跟著節拍,踏上了維吾爾人的、圓圈般的打伊爾。如今我們用音樂和舞步,來暢談我們心中的迪尼。依著門框的女人和那年帕米爾見到的一樣漂亮。她驚異這個東干,居然流暢地和男人們一道唱著即克爾。一個穿袷袢的人居然當場進入了費那,他的臉頰上流下了幸福的淚水。

    上述詞語的註解是多餘的。一切都只不過是氣氛中的因子。重要的是終於有了我們的話語。當然,其實語言也是次要的,充溢一切的是音樂。

    望著這情景我不由笑了。忽然我想到了葉,若是堅持下來他也會笑的。胖胖的母親滿面笑容,忙著在桌單的上面換上更多的食物。那個粗壯的漢子則著急地準備給客人的禮物,我已經看見了英吉沙特產的鑲嵌刀子。四壁的掛毯圖案酷似波斯,也像音樂一樣難以捉摸。放下剛喝了半碗的奶茶,顧不上吃一顆晶瑩的葡萄。打伊爾上,人們已經開始旋轉。

    那是人一生中難得幾次的、短暫的點悟時刻。因為我不僅見識了傳奇中聽說已久的舞蹈祈念;還結識了第一個apiz。只有這個詞需要解釋一下:維語中需要阿拉伯語彙藉詞時,通常省略詞首的送氣音h。所以,apiz(阿皮茲),就是阿語中的harfiz。解釋它很複雜;在這裡,它指專司伴唱的蘇菲世界的歌手。

    他是一個綠衣的中年男人,眼睛裡含著憂鬱。他總是歎息般地望著我,一件暗綠的長衫上繡有綠絲線的花紋,對扣的襟口也縫著銀綠的花邊。看來,他在激動的時候不外現,神色嚴肅。不像比比皆是的巴扎攤和飯鋪子歌手,不是那種粗魯的莫合煙嗓子,他有著一副顫抖的、圓潤的職業歌喉。

    歌聲如怨如訴,踏著使人搖晃的節拍。正是這個調子,你使我癡迷了半生。現在你正為我響起,阿皮茲就站在我的身旁,從他那兒,歌聲流水般不住地汩汩淌入打伊爾。都陶醉了,但阿皮茲沒有一刻間歇,他邊唱邊輕輕地搖著頭,像是體會著自己的歌唱。我盡心地投入陶醉,隨著拍子在在圈子上旋轉。我要抓住難逢的機會,和我尊重的他們一共度良辰。微醺之中,我勉強地分出一念確認著葡萄、囊,還有和田壁毯,我提醒自己說:記住幸福。

    如今問題就有趣了,究竟是這片世界的音樂底色,使得統一它的信仰沾染了濃重的音樂味道呢;還是信仰輸入時也一路送來了音樂?是阿拉伯、波斯,還有印度都溶成一道道源流灌溉了這片古老的綠洲呢,還是這秘境的風土使得伊斯蘭唱起了豐饒快樂的歌?

    追究也許可有可無,總之此刻他們是渾然一體。它們早就再也難分難辨,宛如一首歌中的曲和詞,一種歌中的情調和內容。阿皮茲,如果遠息的古文化裡沒有它,那麼它隨著強勁的文明之風吹來時被催生了。如果它本初就是生活中的水,那麼它已經被兌上潔白的乳和香醇的酒了。重要的是阿皮茲的存在,還有他胸中無窮無盡的歌。

    走下打伊爾的時候,我們已經成了朋友。剛才哭了的男子久久拉著我的手,難受地說「難道胡大真的要我們馬上分開麼」。領袖般的老者翹首朝著天空,自語著感謝上蒼。只有阿皮茲沒有表達,他撫撫青綠的長衫,默默地目送著我,他已經在詠歌時表達過了。

    那一天,綠洲的暮色從來沒有那麼溫柔。高空的白楊長梢,在沉重地搖來拽去。我只能離開;推辭水珠滾動的大串葡萄,推辭滿是金黃的粘稠汁液無花果。我實踐著又一次的離別,就像我經常非要離開美好的時候一樣。我甚至沒有顧上傷感;因為對我來說,阿皮茲——的發現席捲了並充斥了我的心。

    我緊緊抓著他。淡綠的繡花袖口,遮住了我們緊握的手。捨不得,我想著。抬頭望去,毒日頭還在驕橫地施虐。還是不要久留吧,我做出了決定。阿皮茲不眨眼地注視著我,像是在審視我追求真知的程度。我覺得他的雙眼那麼美,那麼深陷的眸子,就像深藏的夜星。

    也許,傳說中的木卡姆,喧囂中的木卡姆,其實就是緣於阿皮茲的蘇菲之歌?我想著,又覺察到自己的不安分。但是我更判斷著學術和邏輯,是不安分麼?我突然心花怒放,我笑了,一邊把阿皮茲的手握得更緊。

    最後的感覺,是欣慰呢還是難過?你在為無法更深入而難過的同時,也在最後辯出了它的本相。最後的時光我默默無語。你也許是一個失敗者,但你畢竟嚮往過、甚至兩腳塵沙地探尋過——所謂天籟。不必強求做到更多了,我想,你已經耗盡了一生,不該奢望過度。不僅如此,當失助的文明被歧視和欺侮時,你留下了你的判斷與正義的辯解。你已經成為了一個美好絕唱的、哪怕是蹩腳的介紹者。那麼,在剩下的時間裡,你不妨悠閒地走走,做一個享受者和欣賞者吧。

    懷著這樣的心情,我常在古跡上散步。

    在近郊,在僅僅隔了一步就和都市離開的冷清野地裡,矗立著泥塗表面的迪尼麻扎。

    我走近時,看見那裡獨自跪著一個農民,破舊褐衫的枯瘦老人。他撥弄著一小堆點燃的枯樹枝,把手指直接插進火堆裡。篝火很小,不過是熄了又亮的,一小簇枯樹枝架起的火苗。褐布的袷袢和土地混為一色。他的靴子滿粘著紅褐的泥巴。他癡癡凝視著微弱的輕煙,漫聲哼著一些句子。那身四郊最普通的褐色袷袢和也曬成了土褐色的圓帽,與幾天前結交的、潔淨綠衣的阿皮茲恰好成了一對。而歌聲卻一模一樣;他獨自地低唱著,若有所思地搖著肩頭。他不時把手伸進火苗撥著枯枝,好像火苗一點也不灼手。

    我在寂靜的空曠中走近。間或他濁重地咳嗽,他的曲調時有時無。但是聲音慢慢散開,原野如同被點化著,浮現了情調。我那時靠得很緊,聽著那些滑落的音節和沙啞的喘息,遠處的暮靄一層層次第蒼涼了。我要溶入,我捧起了雙手。我摹仿著,追隨著空中的旋律,開口吟唱起來。開了頭,當吟到《阿葉提·庫勒西》時,褐衣的老人禮貌地對我欠起了身。

    他濁啞地問道:

    Siz…Diniuxunma?

    (您是……為了迪尼嗎?)

    Man…birApizboldem.

    (我是……一個阿皮茲。)

    我輕聲地回答。

    剩下的傍晚時光,都是音樂的低訴。無論一身土褐散漫坐著的維吾爾老農,還是滿腳塵沙的我。我們各自吟歎,時間就在身邊流過,曠野裡只有我和他。我抬起頭來,看見喀什噶爾大地上,蕩漾著暮靄的黃色。

    我覺察到了難以言說的和諧。我信服了,人間的音樂,確實起源於神授。我記憶著心靈的洗滌,記憶著這個永恆的邊緣。我緊靠著它,它溫暖著我,一直到黑藍晶瑩的夜幕完全垂落。

    ***

    我迷戀著各種異族的音樂,心裡卻想著母語和故土。從遠古的禮樂時代開始,其實我雙腳踏著的這塊土地,也是一個音樂的源頭。只是旋律隨時間而僵硬,和聲之律變成了鐵序。不知為了什麼,氣質和真情一絲絲被排斥,鼓樂衍化成了統治的禮教,音樂可哀地異化了。

    只剩下邊緣死角。只剩下貧瘠不毛的旱渴之地,還殘存著幾絲熾熱和苦澀,還繚繞著一響擾人的呼叫。

    當植被和綠色都破壞淨盡,當世界已是一派荒漠的黃色,人的心事更重了。年復一年,我徘徊在黃土的塬坪峽谷之間,尋尋覓覓,山東山西地找著新的《三十里鋪》,高山空谷地聽著《花兒》和《少年》。但是,封建主義是一個無處不在的主宰;他使人吶喊著又要矜持,渴盼之中又要規矩。它總使每一股鮮活的情感,都依附在另一股強大的束縛之上。

    於是我便步不可收,急劇地滑下了深淵。憶起來如同前世的定然,三十年過去了,留下腳印般的履歷。在漫野的美聲魅惑中,我如中魔症,如被奪魂,離官俸利益、大勢時潮步步遠了。猛然覺醒時,才發現自己像是初次做人,剛剛嘗到一點人性的滋味。

    有一些糾纏我半生的命題,諸如木卡姆與蘇菲的關係,諸如不同語言的樂感、它們與曲調的承載諧調……,要承認自己已經很難深入了。不用說更使我傾心的那個題目——關於那個覆蓋著廣袤歐亞內大陸的音樂之海,究竟是從印度起源還是從波斯起源——不,已經不是此生可以窮究的領域了。

    但是更多的依然是滿足的感覺。因為我畢竟聽見了,我沒有完全墜入失聰,這是一件使我悄悄喜悅的事。

    懷著感激,我不斷地學習,一次次踏上長旅。我和深愛的人們時散時聚,分享和分憂著文學和生計。流年之中,我總是聽見耳際充斥著一脈歌聲;是的,就是它,是它在陪伴著我,生息度世。

    19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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