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去國　明日隔山嶽 世事雙茫茫 文 / 安意如

    海上花落

    愛玲的發現，除了夏志清《中國文學史》洋洋灑灑的幾十頁紙以外，也與上海的重新發現有關。其中貫穿著一種濃厚的情緒，但是這個上海又與安妮寶貝的上海，王安憶的上海是不同的。

    上海注定是獨特的，地理的獨特，歷史的獨特，文化的獨特。它既是邊緣，又是中心。從一個小商埠到國際大都市，匆忙間有些潦草，彷彿搬來一些舊磚瓦，雜亂堆積在那裡。那些磚瓦形狀顏色各異，無法彌合，於是便滋生出一種落寞無根的空洞來。

    這就是愛玲的「底子」，她的基本色調。紅的，黃的，黑的，新舊雜陳，調出來不是彩虹，卻是灰色的，冷冷的灰色。

    這樣的灰色是歷史的暗和現實的明調出來的。也只是在這樣的半明半暗，才能發生《小艾》、《金鎖記》那樣的故事來。如同《紅樓夢》的場景只能在遠離北京的舊都南京一樣，距離常常能讓一些事情順理成章地發生。它是如此沉重地存在著，像一個巨大的影子。一百年來，上海轟轟烈烈存在著，卻似乎並沒有發生過驚天動地的大事。所有的大事都被消融得無影無蹤。

    於是在《傾城之戀》裡，白流蘇只能逃離了。

    范柳原對白流蘇說：「在上海第一次遇見你，我想著，離開了你家裡那些人，你也許會自然一點。好容易盼著你到了香港，……，現在，我又想把你帶到馬來亞，到原始人的森林裡去。」

    愛玲也離開了。惘然而倉皇。先去了香港，後去了美國，離開得越來越遠了。

    一九五二年，上海。乘船去香港的人在碼頭等待檢查。一個穿著素花布旗袍的女人夾雜在人群中。輪到她了，那個小小的民兵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照片問：「姓張？行李裡有金銀首飾嗎？」

    愛玲點點頭，有點緊張地說：「只有一副包金小籐鐲。」說著把行李遞出去。她申請到香港大學復學批准，如果不能去，一切的努力就白費了。

    檢查過關的人果然看不出她是紅極一時的張愛玲，除了狠狠地檢查了一下她的首飾，把一對有淺色紋路的棕色粗籐上鑲著蟠龍蝙蝠的包金小籐鐲刮花了以外，沒有過多的刁難就放行了。這小小的意外令她竊喜，這竊喜是一個女子對自身形象百變卻能瞞人的肯定和滿足，如小時候躲起來大叫「你看不見我」時掩耳盜鈴般的喜悅。

    想像著愛玲穿著花布旗袍，站在那個折騰她手鐲的小同志面前的可憐相，又心疼又心急，敢怒不敢言。她在後來的文章裡，用的是一種輕鬆調侃的語調：「他瞥見我臉上有點心痛的神氣，便道：『這位同志的臉相很誠實，她說是包金就是包金。』」

    民兵檢查完行李，放她上船。張愛玲站在船上，鬆了口氣。回過頭來，深深地凝視著她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地方。

    離開上海的經歷平順簡單，甚至有一種喜劇的輕鬆。但是，對於愛玲，也許無論如何沒有想到這竟是訣別。

    《對照記》裡有一張照片一直是我最愛，她穿著緞子作的高領短袖大襟衫，看上去柔軟閃亮，人也半昂著頭，眼睛朝著側上方，短髮。給人一種清貴桀驁的姿態。衣服和人都是那樣寂寞，搭配得卻又是那麼恰到好處。

    我端詳著這張照片，難以確定它的時間，上午還是下午，愛玲照這張相時的天氣如何，那是她生命的一個瞬間。惟一可以確定的是地址是香港蘭馨照相館。

    一九五四年，她從上海到了香港。那時候她早已和胡蘭成離婚多年，彼時看上去，仍是一株蘭花，開得淡妝濃抹兩相宜，只是少了賞花人，略略顯得意興闌珊。

    對照記上寫著這樣的文字：「1984年我在洛杉磯搬家理行李，看到這張照片上的署名與日期，剛巧整三十年，不禁自題『悵望卅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這樣的感慨流露出晚年淒涼的感受，然而在當時，也未必不會有「一灑淚」的衝動。看看照片就知道，愛玲的神情，是有些落寞在裡面的。

    她走了，避開那一場喧天徹地的浩劫，否則，以她的身世糾葛，是否能安度餘生，不可得知。不過，她避居美國的幾十年裡一直都為生計所迫，再沒有驚世的佳作問世。究竟是幸與不幸，人生不是試驗場，已無法分說。身在異鄉，顛沛流離，清貧寡淡，這些都並非是關鍵，只是離開了「底子」，就少了塗抹的背景，即使那底子是灰暗陰冷的也畢竟襯托出她的光彩。她的創作生命，從離開中國那一刻起就戛然而止了。

    「倘使我不得不離開你，不會去尋短見，也不會愛別人，我將只是自我萎謝了。」胡蘭成無疑是她的寶，她的珠，她生命的光輝所在。離了他，她的確像一條靈蛇失去了口中銜著的夜明珠，不再美得兵氣逼人。她情感也許真的是枯萎了，但性命一時總是無礙的，她若是一朵花，他至多是滋潤她的水，讓她凋謝卻是土，是中國，是上海。

    沒有人愛，她還可以依靠文字賦予的靈力活下去，愛玲擅寫的世俗情愛，沒落貴族，市井小民，她高看紅塵三千里，活得自在而灑脫。一旦離開了中國，尤其是上海，她才是真正的枯萎了。她連寫上海人的壞，也寫得玲瓏剔透，好像雨夜點燃一盞琉璃燈似的，明麗得叫人歎服。她自幼讀《紅樓夢》、《西遊記》、《七俠五義》，三歲能背唐詩，「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吟得前清遺老淚沾襟，這些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一點一點孕育雕琢出來的。她的根，不是美國的一點基金可以移植的。

    如她所說：「文人該是園裡的一棵樹，天生在那裡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長，眼界越寬，看得更遠，要往別處發展，也未嘗不可以，風吹了種子，播送到遠方，另生出一棵樹，可是那到底是很艱難的事。」

    我們依然在這個時代，只是拐了一個大彎又回來了。人性底色始終未變，時代的底色只是抹上了一點污色。她輾轉反覆，至死沒有再回來了。離開上海，她自是凋謝了。但是，她只是早早凋謝，卻沒有改變自己的軌跡。

    王安憶說：「上海過去是一個比較粗糙的城市，它沒有貴族，有的是資本家、平民、流氓，其前身也就是農民。現在年輕人熱衷於去酒吧、咖啡館、茶坊，尋訪舊上海的痕跡，其實他們尋找的是舊上海的時尚，而舊上海的靈魂，在於千家萬戶那種仔細的生活中，任何時尚都是表面的，而且不斷循環，舊翻新是時尚的老戲。」

    今天的上海，似乎有了另外一種不同的繁華蜃景。掀開一看，不過依然是以前的底子。只是少了一雙眼睛，冷眼而熱望的注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