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白茅嶺紀事.5 文 / 王安憶
當她問到上海音樂學院的某某某時，她臉上忽流露出一絲惆悵，放輕聲音道：我進來的那天中午，我們在一起吃午飯的。停了一會兒，又說，假如我要不進來，他就會和我結婚。她眼睛看著前面牆上的地方，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而她又很快回過神來，說她在這裡過得不錯，開始在食堂，後來在小分隊，她不喜歡小分隊，在那裡很沒意思，亂哄哄的，每天早上還要練功，她就不要待了，來到這裡，又看倉庫，過幾日要歌詠比賽，隊長要她去輔導，因她是小分隊來的。她說起話來左顧右盼，搔首弄姿，語氣又很輕浮，聽起來就像在說夢話。我們很想打擊她一下，使她回到現實中來，險些兒將她哥哥來到此地終又回去的事情說出了口。可她話頭很快一轉，說她明年八月就可出去，到那時，她的兒子就將上小學一年級了，九月一日那一大，她將送她兒子上學，第一天上學，總是要媽媽送的。她眼睛裡有了淚光，使我們的話到了嘴邊又嚥了下去。這一回，她沉默了稍長的時間，我們就問起那華亭路的商販。她說那人五十多歲，對她很好，對她兒子也很好，時常給她錢，衣服，對她說，不要去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來就沒意思了。她很懷念地又低了低頭，緊接著又左右顧盼起來。她好像很容易就進了角色，並且很勝任似的。她的話很多也很碎，打也打不斷，眉飛色舞的，將她過去，眼下，以及將來的情景都描繪得很有色彩。這時我忽然很想證實一下，她是否真有一個台灣叔叔，思索了一下應怎麼問起，這時她開始談到出國的事情，說曾有人邀她出國，被她婉拒了，現在卻又有點動心。我就說你自己家裡是不是有親戚在海外呢？她說，聽她父親曾經說過，她有一個叔叔，是在國民黨部隊開汽車的，解放前夕，去了台灣。這時候，我們感到很難將她哥哥的話告訴她了，無論她是多麼令我們討厭，是多麼矯揉造作，想入非非，可一旦要是知道，她的哥哥、兒子，還有台灣叔叔已經來到大牆外面卻又返回，她的角色意識再強烈也抵擋不住這打擊的，不知會鬧出什麼樣的事來，弄得不好收場。在這裡，自傷與他傷的暴烈事故時有發生，我們無權再製造一件。倘若為了我們追求戲劇效果的行為，隊長們卻要承擔其嚴重的後果，那實是很輕薄的舉動。我們什麼也沒有說，就離開了倉庫。
勞教們很狡猾，避重就輕。總是能夠繞過重要的事實去說別的。但從她們的談話中，卻也不時傳達出一些信息，使我們窺見到她們的那一個世界。比如，當她們面對男人的那種要求時，她們常常說：人家這樣懇求，怎麼好意思呢？還比如，那華亭路的商販，勸那女孩不要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就沒意思了"。在她們的世界裡，道德與價值的觀念、法則是與我們這個世界裡，由書刊。報紙及學校裡的教育所代替的法則。觀念不相同的。她們生活在一個公認的合法的世界之外，她們是如何抵達彼處的呢？
這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日子過得有些快了，白茅嶺的印象似有漸漸陳舊，採訪有些大同小異，千篇一律，對明天不再抱有好奇心，有些得過且過。早晨與傍晚，客車走在途中，窗外的風景也已漠然，低矮的茶林一望無際，顯得荒涼，柏樹總是孤獨地一株兩株，久久停留在視線中。在無雨而乾燥的日子裡，塵土便煙霧般地湧起，擋住了後窗，汽車在雨後乾涸了的車轍上顛簸，搖搖晃晃。一九五三年的時候，第一批幹警和第一批犯人來到此地時，這是一片什麼樣的情景呢！據說有野狼出沒，在夜晚里長聲嚎叫，召喚著迷路的狼崽。明月當空。孩子們又在齊聲吼叫：謝謝叔叔，小學校到了，孩子們轉眼間消失在一片樹叢後面，他們長大了做什麼？做第三代幹警嗎？
星期一的早晨，隊部又呈現出繁忙的景象。幹部們商量，要送那位嚴管的女孩去宣城精神病院研究所做鑒定，這是通過一位學校老師的哥哥聯絡的關係。那女孩在嚴管其間依然如舊，嚴管對她沒有明顯的效果，幹部們說：如真有精神病，馬上放她回去，如不是，就好好地收拾她，提起她，人們氣就不打一處來，她挫傷了管教幹部的權威感和自尊心。
在我們情緒低落興味索然的這一天裡，很幸運地遇到了那個氣質最高貴的勞教，她使我們保持了美好的觀念，她的不卑不亢的氣度，她的自尊與自愛，她直到如今尚具有健全的人性，正常的情感，使我們之間能夠進行一場至今為止最為平等和誠懇的談話。由於她的這一切素質都是歷經了這一切而保持的，因此，她的穩定和堅強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使我們選擇她來做採訪對象的原因，是她出生於一個軍隊幹部共產黨員的家庭，她的案情是在深圳賣淫。曾有一次，她的父親，一名老共產黨員，帶了她的長期姘居的情人，一位在深圳開辦公司的香港人，路途迢迢地來到楓樹林看她，這是一個意外的情節，她經過我們的窗口然後才走進房門，至今還記得她挺拔的身姿從窗前掠過的情景，那天早晨的太陽又特別清新。她穿了一件湖藍色的確涼短袖襯衫，一條藍色的線褲，腳下是一雙淺黃色有網眼的淺幫平跟鞋，這雙鞋能使我們想像她在沿海的新型城市裡是如何光華照人地出場。她有一米七十二三的身高，模特兒型的，坐相很端正，神態凝重而安靜。她使我們靜止了有一分鐘或者一分半鐘，覺得以往的所有問題對於她都將是不夠尊重的，也將損害我們自己的形象，她是眾多的勞教中唯一一個使我們想起並注意到我們自己形象的，這不是普通的女人的魅力。開始她垂著眼睛，後來她抬起眼睛笑了，說：有什麼問題你們問好了。我們不由也笑了，氣氛這才輕鬆了一些。不久我們將發現，在這場談話中，她其實是處於主動的地位。她是第二次勞教，第一次是在上海婦女教養所。對於上一次的處理，她是不服的，她說：哪一個女孩子談戀愛是談一次就成的呢？這次我服的——她說。她服的是什麼？她又錯在哪裡呢？她說話很含蓄也很得體，頭腦清楚，使我們不好窮加追究。她說她中學畢業在某個單位工作，廠裡有個中年人，是個畫家，因是右派而被下放做工人，受到人們的歧視。而她總是待他很好，並且在大庭廣眾之下，也不迴避對他的好感，比如在醫療室看病時，讓座位給他。然後她就和他成了好朋友，他還教她畫畫，——我們想起黑板報上的題圖，問是不是她畫的，她說：是的。漸漸，就有了議論，她無視這種議論，依然與他接近。提起他時，她依然充滿了溫存的心情，她懷戀他說：假如不是遇見了他，我的生活也許就和大多數女孩一樣，結婚，再生個小孩……他對她的影響究竟是什麼樣的？他使她走的是什麼樣的另一條生活道路？這條生活道路帶給她的是幸還是不幸呢？當她結束第一次教養，回到單位，人事幹部劈頭就一頓訓斥，這使她無法忍受。正好有個前一年去深圳工作的朋友寫信邀她去玩，她便去了一次，她發現深圳是個適合她生存的地方，朋友又幫她在一家公司裡找到了工作，於是她便回上海辦理辭職手續，人們問她找到什麼好工作了，她只說是去做水產生意，然後她就飛到了深圳，在那裡就遇到了那個香港人，他們公司的老闆。你在那裡做什麼呢？我們問。她說，幫助老闆做生意。他教我，開支票，談買賣，他都教我。他好嗎？我問。過去我不認為他好，而到了這裡以後，我覺得他很好，他對我父母很好，為他們買東西，寄錢給他們，打電話安慰他們，他對我父母好就是對我好。聽說他來看過你一次？我說。是的，他來了，沒有被同意會見，我出來會見爸爸時，走過那裡——她指了指窗外，那裡有一棵柏樹，在陽光下——看見他，我沒有哭，他哭了，我對他說：我已經三十二歲了，你不能再拖我了，他說：你放心，我會對你負責的。說完，她沉默了。我問，他能不能和你結婚呢？這樣的話我也不好多說，在香港，離婚是件複雜的事，財產，房子……她垂下眼睛，眼圈卻紅了，她悄悄地抹去眼淚，輕聲說：這些事想起來就很難過，平時我從不多想。我們默默地坐了一會兒，然後問她，她的父親對這事是怎麼想的呢？她說：照傳統的說法，就是我們把爸爸帶壞了，而照我的看法，就是使他思想解放了。我們都笑了，她也笑了。我們又問她在這裡生活怎麼樣？她說這裡比婦女教養所好。為什麼？是因為你在這裡比較受重用？她在這裡是小分隊的，又是縫紉組，屢次受表揚嘉獎。她說並不因為這個，在婦女教養所我也是做大組長，反正我喜歡這裡。她站起身走的時候，我想我們之間已建立起了信任的感情，我們目送她沿了隊部前的大路走去，消失在大門內。太陽始終是那樣光艷耀人，深圳是多麼遙遠。那香港人是什麼模樣的？人品如何？他們在一起相處的情景又是怎樣？她平時裡不敢多想，想起未就會難過的，究竟是些什麼？是過去的事還是現在的事，抑或是將來的事？過後，我始終在想，直到有了米尼，甚至米尼登了船之後，我還在想的是她那一段話："假如不是遇見了他，我的生活，也就和一般女孩子一樣，結婚，生個孩子……"聽她口氣，對現今的狀況非但不後悔，還有幾分慶幸的意思。慶幸她脫離了那種常規世界的生活，儘管有些事她想起來很難過，那香港人路遠迢迢前來探訪是令人心酸的一幕。
接下來談話的是幾位隊長都極力推薦的一位勞教。她曾在勞教大會上做過講話，講關於她在香港生活。一年的情景，使大家明白，香港的月亮並不特別圓。她的生平具有傳奇色彩，甚至使我們懷疑：這有多少真實的成分？她已臨近解教，這幾日在隊部服務，每日都看見她頭戴草帽勤勉勞動的身影，一個美國老闆要娶她為妻的故事便顯得極不可信。可最終因為不忍辜負隊長們的好意還是請了她來，她已有三十八歲的年齡，身體有些粗重，皮膚還算白皙，可卻有堅牢的皺紋，她穿了一身勞作的衣服，想不出她還能有其他妝扮。她忙著為我們張羅茶水，除了慇勤討好也不乏有誠實的關切和熱情。她說話的聲音響亮而粗爽，不經我們多問，便如俗話所說竹筒倒豆子般地倒了出來。她說她的母親在她幼年時就去了香港，後又從香港去了美國——據幹部們說，她的母親是一名妓女，是偷渡去了香港——母親走後，父親又另結婚，去了常州，她跟奶奶長大。小學畢業後考取了上海戲曲學校越劇班，那時，她長得花容月貌，生活得很快樂。十六歲那年，文化革命開始，學校停課，奶奶死了。奶奶死後，房子被叔叔們收回，她無家可歸，日夜流浪，在一個夜晚，她來到黃浦江邊，想來想去想不出有什麼出路，便跳江了。剛跳下去，便被一個船民撈起，她濕淋淋地躺在江邊，啼哭著。天漸漸亮了，越來越多的人圍在了她的身邊，那是一個自殺事件頻繁發生的年代，人們並不問長問短，只嘖歎著她的年輕和可憐。這時，江邊走過一個婦女，一眼認出她來，說：這不是我家女兒的同學嗎？曾經到我們家來玩過。於是，那女人便將她帶回家，讓她換了乾淨衣服，又讓她休息。她睡不著，只坐在裡屋床沿上發愁。這天，這家來了一個客人，是一個車床工人，自十三歲做徒工，至那時已有二十年工齡，一手好活，是個八級金工。人卻很老實，還是孑然一身。這家的母親正在為他做媒，介紹了一個女人，卻不中他意，他正是來拒絕的。那家母親先是不樂意，覺得被拂了面子，緊接著卻心頭一備便向裡屋指指，示意他去看看。他探進門裡，見一位愁容滿面的女孩坐在屋內，退出門來時，只說了一句：問問她的意見。她並沒有什麼意見，跟了這男人，就將有住有吃有人養，她的問題就解決了，她跟了這男人去到他家鄉成了婚，後來有了三個兒子，她才發現自己犯了錯誤。她想離婚了。他有什麼不好呢？我們問。他沒有什麼不好，也沒有什麼好，可是我不喜歡。她說，他只喜歡這世界上兩件事，一是車床，二是釣魚，除此，他對什麼都沒興趣，我想和他一起逛街，他除了看釣魚竿，什麼商店都不肯進，我想和他聊天，他說我為什麼那樣話多，我要給兒子買幾件襯衫，他說買幾尺龍頭細布做兩件就行了……離婚那年，她是二十四歲，她把兒子全都要了過來，住在市郊的小鎮上，做些臨時工。這段日子，是艱苦異常，總算平安度過。到了一九七六年，有一個晚上，鎮上的政府辦公室有一個秘書冒了雨匆匆趕來，說有一個美國打來的長途電話找她，他費了好大的勁才找到她的家，要她立即去聽電話，電話還沒掛斷。她跟了秘書跑到鎮辦公室，拿起話筒，話筒裡傳來一個女人夾帶著啜位的說話聲，說是她的母親，她只感到茫然和驚愕。放下電話時，那秘書說你怎麼那麼冷靜？她奇怪他說：為什麼要激動？過後不久，母親給她寄來了錢，共有兩千元人民幣，她這才激動起來，她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多的錢，她數來數去數了多少遍，最終也沒有數清楚，總是兩千元多一點，或者兩千元不到。她挑了一個星期日，帶了三個兒子來到上海南京路上，對兒子們說：你們要什麼，快說，我都給你們買，兒子們一向只習慣約束自己的慾望，這時幾乎提不出要求。她便自己下手了，買了一大堆的玩具，兒子說：媽媽，我們已經大了！她說，不管，這都是你們小時媽媽欠你們的。然後母子四人又去國際飯店吃飯，盡興而歸。這一日在他們四個人記憶中至今仍是美好而激動人心的，後來，她的母親為她辦理了香港簽證，與她在香港會面了。這一對闊別多年的母女相見的情景有一些滑稽，母親抱住她就哭了，而她無動於衷，母親說：你怎麼連一滴眼淚都沒有呢？她說：我實在是哭不出來，我實在是對你很陌生，你走的時候，我什麼都不知道。現在我也希望自己能哭，可是哭不出來，怎麼辦呢！弄得母親很掃興。母親在香港處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她在美國有了自己的不大不小的企業，也重新結了婚，有了子女，其中最大的妹妹，是當年出去時懷在肚裡的。這期間，母親的一個朋友，一個在美國的華人老闆看上了她，希望娶她為妻，母親也極力促成，因這樁婚姻將帶給她生意上的好處，她卻執意不從。我問她為什麼？她說：我不喜歡。母親對她說：如你應了這婚事，我將給你和孩子許多錢，如不應，我從此不給你任何支援。她說不應，然後從香港回了上海，生活重新陷入困境，與以往不同的是，她有了兩套房子，是母親為她買的。她便開始動房子的念頭，指望這能生出錢來。她被判處三年勞教的罪行是：提供賣淫地點。她不願意多談她的案情，將話題轉到這三年的勞教生活，說這三年全憑了幾個兒子才使她順利地度過。天下再沒比這幾個兒子更好的兒子啦！她說。阿大老實，阿二精明，阿三糊塗，可阿大阿二阿三都很孝順，三人每星期都要寫很長的信給她，這些信是她最寶貴的東西，別的都是假的，唯有兒子是真的！她說。有一次，阿二來探望，她跑到招待所，就有人告訴她：那個青年是你的兒子嗎？他帶了個大蛋糕，一路上可不容易了，擠得要命，他拚命保護那個蛋糕。她跑進房間，對阿二說：阿二你為什麼要帶蛋糕呢？阿二微笑著說：媽媽你說今天是幾號？今天是五月二十五日。是你的生日呀！是你三十八歲生日。你看看，這就是兒子，要知道，這不是六十年代，而是八十年代的青年呀！多麼難得啊！兒子給我看他在交誼舞比賽中得到的一等獎狀，我看了就急了，說：阿二，跳舞這樣的事情弄不好就要出問題。阿二說：媽媽，你不要急啊，你再看！他又攤開了一張獎狀，是區的新長征突擊手稱號證書，這就是兒子！她笑著，眼淚卻滾下了臉頰！有這樣的兒子，我怎麼還能夠去美國結婚？她問我們，我們無語。我想，在這因重複講敘而已經得到整理的通篇故事裡，終究還有一點真實的流露，我相信自己能夠從面對面坐著的這人身上，識別出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當她離開我們之後，我們都改變了對她的最初印象，她所以一生坎坷，全由於一些性情的緣由：喜歡什麼，或者不喜歡什麼。這裡的女人，似乎都缺乏一些理性，太隨性情，還喜歡做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