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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白茅嶺紀事.5 文 / 王安憶

    當她問到上海音樂學院的某某某時,她臉上忽流露出一絲惆悵,放輕聲音道:我進來的那天中午,我們在一起吃午飯的。停了一會兒,又說,假如我要不進來,他就會和我結婚。她眼睛看著前面牆上的地方,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而她又很快回過神來,說她在這裡過得不錯,開始在食堂,後來在小分隊,她不喜歡小分隊,在那裡很沒意思,亂哄哄的,每天早上還要練功,她就不要待了,來到這裡,又看倉庫,過幾日要歌詠比賽,隊長要她去輔導,因她是小分隊來的。她說起話來左顧右盼,搔首弄姿,語氣又很輕浮,聽起來就像在說夢話。我們很想打擊她一下,使她回到現實中來,險些兒將她哥哥來到此地終又回去的事情說出了口。可她話頭很快一轉,說她明年八月就可出去,到那時,她的兒子就將上小學一年級了,九月一日那一大,她將送她兒子上學,第一天上學,總是要媽媽送的。她眼睛裡有了淚光,使我們的話到了嘴邊又嚥了下去。這一回,她沉默了稍長的時間,我們就問起那華亭路的商販。她說那人五十多歲,對她很好,對她兒子也很好,時常給她錢,衣服,對她說,不要去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來就沒意思了。她很懷念地又低了低頭,緊接著又左右顧盼起來。她好像很容易就進了角色,並且很勝任似的。她的話很多也很碎,打也打不斷,眉飛色舞的,將她過去,眼下,以及將來的情景都描繪得很有色彩。這時我忽然很想證實一下,她是否真有一個台灣叔叔,思索了一下應怎麼問起,這時她開始談到出國的事情,說曾有人邀她出國,被她婉拒了,現在卻又有點動心。我就說你自己家裡是不是有親戚在海外呢?她說,聽她父親曾經說過,她有一個叔叔,是在國民黨部隊開汽車的,解放前夕,去了台灣。這時候,我們感到很難將她哥哥的話告訴她了,無論她是多麼令我們討厭,是多麼矯揉造作,想入非非,可一旦要是知道,她的哥哥、兒子,還有台灣叔叔已經來到大牆外面卻又返回,她的角色意識再強烈也抵擋不住這打擊的,不知會鬧出什麼樣的事來,弄得不好收場。在這裡,自傷與他傷的暴烈事故時有發生,我們無權再製造一件。倘若為了我們追求戲劇效果的行為,隊長們卻要承擔其嚴重的後果,那實是很輕薄的舉動。我們什麼也沒有說,就離開了倉庫。

    勞教們很狡猾,避重就輕。總是能夠繞過重要的事實去說別的。但從她們的談話中,卻也不時傳達出一些信息,使我們窺見到她們的那一個世界。比如,當她們面對男人的那種要求時,她們常常說:人家這樣懇求,怎麼好意思呢?還比如,那華亭路的商販,勸那女孩不要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就沒意思了"。在她們的世界裡,道德與價值的觀念、法則是與我們這個世界裡,由書刊。報紙及學校裡的教育所代替的法則。觀念不相同的。她們生活在一個公認的合法的世界之外,她們是如何抵達彼處的呢?

    這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日子過得有些快了,白茅嶺的印象似有漸漸陳舊,採訪有些大同小異,千篇一律,對明天不再抱有好奇心,有些得過且過。早晨與傍晚,客車走在途中,窗外的風景也已漠然,低矮的茶林一望無際,顯得荒涼,柏樹總是孤獨地一株兩株,久久停留在視線中。在無雨而乾燥的日子裡,塵土便煙霧般地湧起,擋住了後窗,汽車在雨後乾涸了的車轍上顛簸,搖搖晃晃。一九五三年的時候,第一批幹警和第一批犯人來到此地時,這是一片什麼樣的情景呢!據說有野狼出沒,在夜晚里長聲嚎叫,召喚著迷路的狼崽。明月當空。孩子們又在齊聲吼叫:謝謝叔叔,小學校到了,孩子們轉眼間消失在一片樹叢後面,他們長大了做什麼?做第三代幹警嗎?

    星期一的早晨,隊部又呈現出繁忙的景象。幹部們商量,要送那位嚴管的女孩去宣城精神病院研究所做鑒定,這是通過一位學校老師的哥哥聯絡的關係。那女孩在嚴管其間依然如舊,嚴管對她沒有明顯的效果,幹部們說:如真有精神病,馬上放她回去,如不是,就好好地收拾她,提起她,人們氣就不打一處來,她挫傷了管教幹部的權威感和自尊心。

    在我們情緒低落興味索然的這一天裡,很幸運地遇到了那個氣質最高貴的勞教,她使我們保持了美好的觀念,她的不卑不亢的氣度,她的自尊與自愛,她直到如今尚具有健全的人性,正常的情感,使我們之間能夠進行一場至今為止最為平等和誠懇的談話。由於她的這一切素質都是歷經了這一切而保持的,因此,她的穩定和堅強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使我們選擇她來做採訪對象的原因,是她出生於一個軍隊幹部共產黨員的家庭,她的案情是在深圳賣淫。曾有一次,她的父親,一名老共產黨員,帶了她的長期姘居的情人,一位在深圳開辦公司的香港人,路途迢迢地來到楓樹林看她,這是一個意外的情節,她經過我們的窗口然後才走進房門,至今還記得她挺拔的身姿從窗前掠過的情景,那天早晨的太陽又特別清新。她穿了一件湖藍色的確涼短袖襯衫,一條藍色的線褲,腳下是一雙淺黃色有網眼的淺幫平跟鞋,這雙鞋能使我們想像她在沿海的新型城市裡是如何光華照人地出場。她有一米七十二三的身高,模特兒型的,坐相很端正,神態凝重而安靜。她使我們靜止了有一分鐘或者一分半鐘,覺得以往的所有問題對於她都將是不夠尊重的,也將損害我們自己的形象,她是眾多的勞教中唯一一個使我們想起並注意到我們自己形象的,這不是普通的女人的魅力。開始她垂著眼睛,後來她抬起眼睛笑了,說:有什麼問題你們問好了。我們不由也笑了,氣氛這才輕鬆了一些。不久我們將發現,在這場談話中,她其實是處於主動的地位。她是第二次勞教,第一次是在上海婦女教養所。對於上一次的處理,她是不服的,她說:哪一個女孩子談戀愛是談一次就成的呢?這次我服的——她說。她服的是什麼?她又錯在哪裡呢?她說話很含蓄也很得體,頭腦清楚,使我們不好窮加追究。她說她中學畢業在某個單位工作,廠裡有個中年人,是個畫家,因是右派而被下放做工人,受到人們的歧視。而她總是待他很好,並且在大庭廣眾之下,也不迴避對他的好感,比如在醫療室看病時,讓座位給他。然後她就和他成了好朋友,他還教她畫畫,——我們想起黑板報上的題圖,問是不是她畫的,她說:是的。漸漸,就有了議論,她無視這種議論,依然與他接近。提起他時,她依然充滿了溫存的心情,她懷戀他說:假如不是遇見了他,我的生活也許就和大多數女孩一樣,結婚,再生個小孩……他對她的影響究竟是什麼樣的?他使她走的是什麼樣的另一條生活道路?這條生活道路帶給她的是幸還是不幸呢?當她結束第一次教養,回到單位,人事幹部劈頭就一頓訓斥,這使她無法忍受。正好有個前一年去深圳工作的朋友寫信邀她去玩,她便去了一次,她發現深圳是個適合她生存的地方,朋友又幫她在一家公司裡找到了工作,於是她便回上海辦理辭職手續,人們問她找到什麼好工作了,她只說是去做水產生意,然後她就飛到了深圳,在那裡就遇到了那個香港人,他們公司的老闆。你在那裡做什麼呢?我們問。她說,幫助老闆做生意。他教我,開支票,談買賣,他都教我。他好嗎?我問。過去我不認為他好,而到了這裡以後,我覺得他很好,他對我父母很好,為他們買東西,寄錢給他們,打電話安慰他們,他對我父母好就是對我好。聽說他來看過你一次?我說。是的,他來了,沒有被同意會見,我出來會見爸爸時,走過那裡——她指了指窗外,那裡有一棵柏樹,在陽光下——看見他,我沒有哭,他哭了,我對他說:我已經三十二歲了,你不能再拖我了,他說:你放心,我會對你負責的。說完,她沉默了。我問,他能不能和你結婚呢?這樣的話我也不好多說,在香港,離婚是件複雜的事,財產,房子……她垂下眼睛,眼圈卻紅了,她悄悄地抹去眼淚,輕聲說:這些事想起來就很難過,平時我從不多想。我們默默地坐了一會兒,然後問她,她的父親對這事是怎麼想的呢?她說:照傳統的說法,就是我們把爸爸帶壞了,而照我的看法,就是使他思想解放了。我們都笑了,她也笑了。我們又問她在這裡生活怎麼樣?她說這裡比婦女教養所好。為什麼?是因為你在這裡比較受重用?她在這裡是小分隊的,又是縫紉組,屢次受表揚嘉獎。她說並不因為這個,在婦女教養所我也是做大組長,反正我喜歡這裡。她站起身走的時候,我想我們之間已建立起了信任的感情,我們目送她沿了隊部前的大路走去,消失在大門內。太陽始終是那樣光艷耀人,深圳是多麼遙遠。那香港人是什麼模樣的?人品如何?他們在一起相處的情景又是怎樣?她平時裡不敢多想,想起未就會難過的,究竟是些什麼?是過去的事還是現在的事,抑或是將來的事?過後,我始終在想,直到有了米尼,甚至米尼登了船之後,我還在想的是她那一段話:"假如不是遇見了他,我的生活,也就和一般女孩子一樣,結婚,生個孩子……"聽她口氣,對現今的狀況非但不後悔,還有幾分慶幸的意思。慶幸她脫離了那種常規世界的生活,儘管有些事她想起來很難過,那香港人路遠迢迢前來探訪是令人心酸的一幕。

    接下來談話的是幾位隊長都極力推薦的一位勞教。她曾在勞教大會上做過講話,講關於她在香港生活。一年的情景,使大家明白,香港的月亮並不特別圓。她的生平具有傳奇色彩,甚至使我們懷疑:這有多少真實的成分?她已臨近解教,這幾日在隊部服務,每日都看見她頭戴草帽勤勉勞動的身影,一個美國老闆要娶她為妻的故事便顯得極不可信。可最終因為不忍辜負隊長們的好意還是請了她來,她已有三十八歲的年齡,身體有些粗重,皮膚還算白皙,可卻有堅牢的皺紋,她穿了一身勞作的衣服,想不出她還能有其他妝扮。她忙著為我們張羅茶水,除了慇勤討好也不乏有誠實的關切和熱情。她說話的聲音響亮而粗爽,不經我們多問,便如俗話所說竹筒倒豆子般地倒了出來。她說她的母親在她幼年時就去了香港,後又從香港去了美國——據幹部們說,她的母親是一名妓女,是偷渡去了香港——母親走後,父親又另結婚,去了常州,她跟奶奶長大。小學畢業後考取了上海戲曲學校越劇班,那時,她長得花容月貌,生活得很快樂。十六歲那年,文化革命開始,學校停課,奶奶死了。奶奶死後,房子被叔叔們收回,她無家可歸,日夜流浪,在一個夜晚,她來到黃浦江邊,想來想去想不出有什麼出路,便跳江了。剛跳下去,便被一個船民撈起,她濕淋淋地躺在江邊,啼哭著。天漸漸亮了,越來越多的人圍在了她的身邊,那是一個自殺事件頻繁發生的年代,人們並不問長問短,只嘖歎著她的年輕和可憐。這時,江邊走過一個婦女,一眼認出她來,說:這不是我家女兒的同學嗎?曾經到我們家來玩過。於是,那女人便將她帶回家,讓她換了乾淨衣服,又讓她休息。她睡不著,只坐在裡屋床沿上發愁。這天,這家來了一個客人,是一個車床工人,自十三歲做徒工,至那時已有二十年工齡,一手好活,是個八級金工。人卻很老實,還是孑然一身。這家的母親正在為他做媒,介紹了一個女人,卻不中他意,他正是來拒絕的。那家母親先是不樂意,覺得被拂了面子,緊接著卻心頭一備便向裡屋指指,示意他去看看。他探進門裡,見一位愁容滿面的女孩坐在屋內,退出門來時,只說了一句:問問她的意見。她並沒有什麼意見,跟了這男人,就將有住有吃有人養,她的問題就解決了,她跟了這男人去到他家鄉成了婚,後來有了三個兒子,她才發現自己犯了錯誤。她想離婚了。他有什麼不好呢?我們問。他沒有什麼不好,也沒有什麼好,可是我不喜歡。她說,他只喜歡這世界上兩件事,一是車床,二是釣魚,除此,他對什麼都沒興趣,我想和他一起逛街,他除了看釣魚竿,什麼商店都不肯進,我想和他聊天,他說我為什麼那樣話多,我要給兒子買幾件襯衫,他說買幾尺龍頭細布做兩件就行了……離婚那年,她是二十四歲,她把兒子全都要了過來,住在市郊的小鎮上,做些臨時工。這段日子,是艱苦異常,總算平安度過。到了一九七六年,有一個晚上,鎮上的政府辦公室有一個秘書冒了雨匆匆趕來,說有一個美國打來的長途電話找她,他費了好大的勁才找到她的家,要她立即去聽電話,電話還沒掛斷。她跟了秘書跑到鎮辦公室,拿起話筒,話筒裡傳來一個女人夾帶著啜位的說話聲,說是她的母親,她只感到茫然和驚愕。放下電話時,那秘書說你怎麼那麼冷靜?她奇怪他說:為什麼要激動?過後不久,母親給她寄來了錢,共有兩千元人民幣,她這才激動起來,她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多的錢,她數來數去數了多少遍,最終也沒有數清楚,總是兩千元多一點,或者兩千元不到。她挑了一個星期日,帶了三個兒子來到上海南京路上,對兒子們說:你們要什麼,快說,我都給你們買,兒子們一向只習慣約束自己的慾望,這時幾乎提不出要求。她便自己下手了,買了一大堆的玩具,兒子說:媽媽,我們已經大了!她說,不管,這都是你們小時媽媽欠你們的。然後母子四人又去國際飯店吃飯,盡興而歸。這一日在他們四個人記憶中至今仍是美好而激動人心的,後來,她的母親為她辦理了香港簽證,與她在香港會面了。這一對闊別多年的母女相見的情景有一些滑稽,母親抱住她就哭了,而她無動於衷,母親說:你怎麼連一滴眼淚都沒有呢?她說:我實在是哭不出來,我實在是對你很陌生,你走的時候,我什麼都不知道。現在我也希望自己能哭,可是哭不出來,怎麼辦呢!弄得母親很掃興。母親在香港處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她在美國有了自己的不大不小的企業,也重新結了婚,有了子女,其中最大的妹妹,是當年出去時懷在肚裡的。這期間,母親的一個朋友,一個在美國的華人老闆看上了她,希望娶她為妻,母親也極力促成,因這樁婚姻將帶給她生意上的好處,她卻執意不從。我問她為什麼?她說:我不喜歡。母親對她說:如你應了這婚事,我將給你和孩子許多錢,如不應,我從此不給你任何支援。她說不應,然後從香港回了上海,生活重新陷入困境,與以往不同的是,她有了兩套房子,是母親為她買的。她便開始動房子的念頭,指望這能生出錢來。她被判處三年勞教的罪行是:提供賣淫地點。她不願意多談她的案情,將話題轉到這三年的勞教生活,說這三年全憑了幾個兒子才使她順利地度過。天下再沒比這幾個兒子更好的兒子啦!她說。阿大老實,阿二精明,阿三糊塗,可阿大阿二阿三都很孝順,三人每星期都要寫很長的信給她,這些信是她最寶貴的東西,別的都是假的,唯有兒子是真的!她說。有一次,阿二來探望,她跑到招待所,就有人告訴她:那個青年是你的兒子嗎?他帶了個大蛋糕,一路上可不容易了,擠得要命,他拚命保護那個蛋糕。她跑進房間,對阿二說:阿二你為什麼要帶蛋糕呢?阿二微笑著說:媽媽你說今天是幾號?今天是五月二十五日。是你的生日呀!是你三十八歲生日。你看看,這就是兒子,要知道,這不是六十年代,而是八十年代的青年呀!多麼難得啊!兒子給我看他在交誼舞比賽中得到的一等獎狀,我看了就急了,說:阿二,跳舞這樣的事情弄不好就要出問題。阿二說:媽媽,你不要急啊,你再看!他又攤開了一張獎狀,是區的新長征突擊手稱號證書,這就是兒子!她笑著,眼淚卻滾下了臉頰!有這樣的兒子,我怎麼還能夠去美國結婚?她問我們,我們無語。我想,在這因重複講敘而已經得到整理的通篇故事裡,終究還有一點真實的流露,我相信自己能夠從面對面坐著的這人身上,識別出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當她離開我們之後,我們都改變了對她的最初印象,她所以一生坎坷,全由於一些性情的緣由:喜歡什麼,或者不喜歡什麼。這裡的女人,似乎都缺乏一些理性,太隨性情,還喜歡做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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