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張賢亮小說自選集》前言 文 / 張賢亮

    有道是文壇上「各領風騷三五年」，但俗話說「六十年風水轉一轉」：原來曾風行一時的小說過了若干年，又會引起人們注意。盡皆哀歎「嚴肅文學衰退」的今天，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學復興期」的小說再找來讀，也還過癮。據說書店裡現在很難買到我的書，於是一下子有好幾種選集出版，既然市場有這種需求，出版社只要覺得不會虧本，我自然也不想矯情藏拙。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這本選集，稍稍與別的選集不同。我要求這本集子囊括我小說的不同風格和所描寫的社會各個側面。我個人命運經過大起大落，生命有晦暗的陰影也有過明麗的亮色，既然文學創作純然是個人行為，創作出的作品也當然是作者個人人格和經歷的表現。我從一九七九年「平反」後開始寫小說，迄今止有短短的十五年。這十五年中我可說是扶搖直上，固然憑借了改革開放的好風力，但也有我自己生活積累深厚的優勢。一九七六年吉林下隕石雨時，我還在離銀川市六十里之遙的賀蘭山下「監督勞動」，曾以《隕石》為題口占打油詩一首：「流光似火落蠻荒，鐵魄銅魂體藏；歷遍三界方悟道，空間未必是天堂。」這裡的「三界」，指的是凡夫生死往來之世界；上自六欲天，中自人界之四大洲，下至無間地獄。那時我當然還不能說「歷遍三界」。「平反」後，「三界」雖仍未「歷遍」，離「悟道」更差得遠，卻也多少嘗到箇中滋味。回顧大半生：要過飯，討過錢，戴過銬子關過監；也曾失戀也曾被人追求，也曾踏過紅地毯也曾赴過國王宴。這話也許有人聽來俗氣得要命，可是我天生就沒有仙風道骨，是個大俗人。羅曼·羅蘭說「性格就是命運」，反過來，命運何嘗不能再塑性格。我有這樣的命運，於是就有這樣的性格，於是就化為風格反映在所寫的每部作品中。坎坷蹇滯也是一種豐富，起落上下給我提供了廣泛接觸人的機會。所以我的作品就決不會是單一的、一種類型的。

    我所有的作品，不過表現了我對生命的貪婪，總想利用機緣做多種的嘗試，即使是小說，我也不願僅用一種筆法書寫。

    有權發表文章以來，我一直沒有想將「作家」當做一門職業，僅靠寫小說安身立命。提起筆我便想參與社會活動，我是把寫作當成社會活動的一種方式來對待。說是「主題先行」也好，說是「文以載道」也罷，我總是把我的作品能給人以什麼這個問題放在首位。個人的作為和個人的作品相比，我重視前者。我不願做一個除了會寫寫文章之外別無它能的人。今天看來，事實證明我這種生活態度或說是生存方式是對的。魯迅在一九一九年即大聲疾呼「救救孩子」，大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個任務倒好像越來越近切，可見得文學功能的微弱。大師數十大卷作品也止是在這個民族的皮膚播了一下，不管是政治排斥他或利用他，其實他都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無所補益。魯迅要是現在看到中國人在日俄戰爭中被砍頭的電影，大約也不會再以為文學即能救這個民族，還是醫生有點實際的用處。我倒以為文學今天真正降落到了它應該待的那個位置，這就是漢武帝早就給規定了的「俳憂文學」。聽說張承志要告別文學，我猜想他並不完全是對當今「文學的墮落」表示激憤，也有一種整個文學的無力感。而我，我早已看慣了比「墮落」更墮落的人和事，面對作家見「意義」就躲、「純文學」變成了高智商文字遊戲的書攤，我絲毫沒有激憤，我採取的方式是乾脆宣佈我所有的小說都是「政治小說」，在人們的印象中盡量減弱它的文學性。

    然而，不但我幾種版本的選集都能賣得出去，竟還有人盜版，證明讀者還沒有忘記我，或新一代的文學愛好者仍對我的作品有一定興趣。這又說明我的「政治小說」除了政治之外還有一點文學性。我想，這大概也是由我的性格和人生態度所決定。我把文學創作當做參與社會活動，便真正發揮了語言的基質——用有意義的工具做有意義的事情——因而它就比任何玩弄語言以逃避現實的猜謎遊戲式的作品具有生命力。而政治對於人最大的影響，無過於靈與肉、生與死。這樣，我寫政治其實就一下子觸到了文學的根本，人最關心的終極價值。

    正因為我始終把關注和參與現實社會放在單純的文學創作之上，即使蜷縮在西北一隅，彈丸之地，我自認為自己也有一定的敏銳，有一定的超前感。在中國大陸，我是第一個寫「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九八五）、第一個寫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風格》——一九八三）、第一個寫中學生早戀的（《早安朋友》——一九八六）、第一個寫知識分子沒落感的（《習慣死亡》——一九八九，不客氣地說，平凹的《廢都》晚我五年，當然他的寫法與我不同）、第一個揭示已被很多人遺忘的「低標準瓜菜代」對整個民族、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生理和心理損傷的（《我的菩提樹》——一九九四）……你可以說我寫得不好，但我畢竟開了風氣之先，是功是罪，我以為只有後人才有資格評說。

    亞里斯多德說「人是政治的生物」，馬克思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合」。尤其在中國社會，人的真正屬性不通過政治幾乎無從表現。政治甚至滲透到床上旁觀做愛的全過程，柏拉圖的愛情常常也要以政治術語來表達。政治敗壞或說是提高了中國的固有文化，使中國文化下降或說是達到了一個新的層面。但只要把語言當做語言，將語言的功能發揮到極致，藝術便從中產生了，那也是今日的中國文化，不可置疑地體現了某個歷史階段。

    最後，請允許我引用哈爾濱的白實來信中的話結束這篇前言，我並不是以讀者的讚揚為榮，實在是我從她的話裡感覺到了我自己的價值。

    「自從迷戀語言，我最多地便是對死亡的觸摸。你那些關於死亡的議論，已成為我追求生命的經典。死亡，似乎是探索生命之門，每敲它幾下，聽聽它的回聲，才更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危難。……你說你的『全部人生價值和人生目的就是阻止極左路線在中國復活』，以親身經歷和感受寫的是『政治讀物』，是這樣的麼？……我讀過一些類似你經歷的報告文學，如果單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歷史的證明已足使我們切齒、阻止極左路線的重演，這一使命基本完成。我從你的作品裡所汲取的更多的還是文學的質。語言是你智慧的珍珠，是你思想的太陽雨，你的語言穿透歲月，歲月的斷壁紛紛坍圯。你的語言犀利、敏感，牽動著讀者的每根神經。從你的語言中，我看到你靈魂煎熬的全過程，死而生的一切痛楚，看到你漠視來自生存與死亡全部內容的所有恫嚇，讓人捧著你的語言如同捧著你的五臟六腑，讓人辛酸痛徹卻不讓人懈怠、萎靡、絕望。

    1994.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