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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自救與自由 條件即逆境 文 / 熊培雲

    無論是談判,還是談戀愛,人多愛講條件。這不是因為人世故,而是因為人必須生活在一定的條件之中。值得思考的是,當人們受制於這些條件時,會感受到自己身處逆境之中,而當人們充分地享用這些條件時,卻經常忽略條件給我們帶來的麻煩。這種麻煩,就是我要說的「條件即逆境」。

    比如說,當泰坦尼克號撞上冰山,人們準備倉皇逃命時,都不懷疑自己身處逆境,但是,在旅客們踏上這艘世界頂級遊船時,卻可能毫無察覺;又比如說,魚兒在魚缸裡游泳,並不知道自己身處逆境之中。但是我們知道,魚缸可能隨時會打破,水可能因為主人的疏忽隨時變質。換言之,魚兒在獲得魚缸這一條件時,同時也獲得了魚缸這一逆境。

    人類不斷地為自己創造條件時,也不斷將自己拋進逆境之中。如不同的主義實現在不同的監獄轉移人民一樣,人們在創造條件時,也是不斷地將人們從一個逆境轉移到另一個逆境。不同之處,也許只在於,有的是地牢,有的是「天鵝絨監獄」。如今,當科技引領時尚,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或者宗教時,同樣意味著人類成為無窮逆境中的難民。就像影片《心慌方》(Cube)一樣,你打開一個房間,只意味著進入一處新的逆境。

    逆境的存在,意味著人永遠不會真正自由。這不僅因為環境沒有給人類充足的積極條件,還在於人們自己製造的條件同樣具有消極因素。比如說汽車是人為自己製造的條件,但是,汽油短缺同樣讓我們舉步維艱。

    法國漫畫家菲利浦·格呂克曾經講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過去有比現在更多的未來」。在我看來,這句話已經接近真理。這裡講的實際上是選擇的問題。舉例說,人類祖先沒有從樹上下來之前比下來之後便多一種選擇,即,可以選擇不從樹上下來。「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當那些學會直立行走的動物從山重水復中走向了村落文明,直至今日的城市文明時,不可否認,無論是過去「落後的」村莊還是現在「先進的」城市,對於人類來說,都是一種逆境。倘使那時的領袖能預見現在的房價這麼高,為子孫後代著想,或許真有可能考慮住在樹上。畢竟,在有人類走向「文明」之前,天底下處處是「免費的午餐」。

    人類文明發展至今,也拋棄至今。我們既拋棄了處處是免費午餐的「樹上不文明時期」,也拋棄了讓盧梭充滿懷舊之情的互敬互愛、自由平等的「黃金時代」。選擇,就是一個不斷拋棄的過程。這意味著選擇不僅成就了路徑依賴(或者說條件依賴),而且造就了對其他路徑或條件的無所依賴。每次選擇,都意味著新的條件的誕生,也意味著其他條件的消失。從這方面說,如果將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每次選擇都意味著將所有雞都裝在一個籃子裡,因此危機重重。正因為如此,保護文化多樣性成為拯救當今高速發展中的人類文明的當務之急。保護文化多樣性,歸根到底是出於對人類選擇權的保衛。

    一旦失去選擇,人類將會怎樣?我們正面臨這樣一個悖論——隨著科技、傳播的發展以及物質生活的豐富,個體的選擇已經越來越多,然而人類的選擇機會越來越少。這種真實的困境,就像作為個體的人的成長一樣,在童年時,每個孩子都有千萬種選擇機會,而到了中年或晚年,則會停留於別無選擇、不做選擇的「霍布森選擇」困境之中。時間賦予人類的,似乎永是一個悲觀的前途。糟糕的是,基於時空的變化,我們所做的每一次選擇,都將是惟一的。正因為此,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法國前文化部長、作家安德烈·馬爾羅曾以小說《人的條件》(Laconditionhumaine)揚名。在他看來,人是世界上唯一預先知道自己要死的動物,人要根據各自的生活態度和條件做出自己的反應,這種反應就是不斷地「行動」,從而證實自己的存在和價值。著名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曾在《人的條件》(TheHumanCondition)一書將「勞動」、「工作」以及「行動」作為人的三種基本條件,指出行動與積極生活的意義。

    換言之,人類的光明前景,並不在於人或人類是否永生,而在於人不斷地超拔於逆境之上。人類加之於自身的真正善良,就在於即使「天塌下來」也要積極生活。這種樸素的「在逆境中求生」,成為人的全部生活與信仰的來源。當逆境因此成為一種條件,更有理由相信,正是逆境的永恆,造就了人的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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