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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台灣、文學、我們 第6節 譯介台灣文學的橋樑中華民國筆會 文 / 齊邦媛

    我既是作學術交流的人,必須先站穩台灣文學的立足點。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經

    驗之後,我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台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令我震撼至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筆會年會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UnterGraSS)對支持俄共威權的東德作家,咆哮責問:「文學良心何在?」

    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筆會年會,幾乎是該城向西班牙爭取獨立的一個論壇,我們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該城的加泰隆尼亞語,以示他們古老語文的存在意義。而最強烈的啟發則是一九九四年,在捷克布拉格的筆會年會,主題是「國家、種族、宗教、社會的容忍與文學」,由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主持,其中有一場座談會題目是「小語言與偉大文學,小語言寫作者的難題」。另一場是「我們自知幾許?」第一次看到語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聽到蘇俄解體後,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獨立的國家,不用俄語陳述,而是重用小語言的母語創作,陷入另一種困境。

    我曾根據他們的話寫了一篇《我的聲音只有寒風聽見》,文中並未明言我的憂慮,世界的漢學界已將注意轉移至中國大陸,台灣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筆,本土化的聲浪日益高漲,當年大家用中文寫作的熱情不再,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面臨小語言、小文學的處境?從此,我對台灣文學的關懷,就不再只是單純地鼓勵與評介,而是它在末來的發展和定位。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總編輯的工作,將近十年,得以深耕台灣土她的文學創作,對這個大問題有切身的領悟。

    這本英文季刊自一九七二年創辦以來,我一直是個實質的顧問。主編選集後,我對台灣文學的發展,以不遺漏的閱讀,保持真正的瞭解。因為「台大哲學系事件」(一九七三年)而離開的趙天儀被教育部安排到國立編譯館任人文組編審。以及接辦《現代文學》的柯慶明,都助我深入認識本土作家。當時台灣詩社如雨後春筍,我一直是訂戶讀者,日後主編筆會英文季刊選稿來源仍是維持公平的態度,尤其沒有「政治正確」的立場。

    在自由世界,文學作者原不必有「會」,寫作是個單打獨鬥的行業,文壇原本無「壇」,只是有時文人相聚也有可談之事。一九二一年由英國和一些歐洲作家在倫敦成立了國際筆會(TheInternationalPEN),PEN是Poet,Essayist,Novclist的縮寫。

    一九二四年,中華民國筆會成立於上海加入總會,發起人有林語堂、胡適、徐志摩等人,第一任會長是蔡元培,開始做各種文化交流,作品互譯,作家互訪等拓荒工作。

    我自幼逢書便讀,讀後常有難忘之事,他們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的事,啟發我多年的想像。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筆會會員國參加戰爭,立場對立,文學交流停止,直到一九四六年,在中立的瑞典重開。中華民國筆會一九五三年在台灣復會,第一、二屆的會長是張道藩和羅家倫。一九五九年首次回歸國際總會,參加每年一度的年會。

    一九七0年林語堂當選會長,在台北召開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邀請川端康成、張大千等及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國重要作家前來,台灣作家將近百人參加盛會。王藍、彭歌(姚朋)和殷張蘭熙(NancyIng)三人負責辦事,在剛剛落成的圓山飯店將大會辦得有聲有色,大大地提高了台灣的聲譽。林語堂說,台灣應該有一份發表作品的英文刊物,讓我們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搭一座橋。

    一九七二年秋天,《中華民國筆會季刊》創刊號出版。由母語是英文的殷張蘭熙擔任總編輯,王藍和彭歌是編輯顧問。從創刊到一九九二年,殷張蘭熙獨撐二十年,我繼編九年,彭鏡禧、張惠娟、高天恩和現任的梁欣榮都是我台大外文系的年輕同事,以拔刀相助之情前來兼任總編輯,助理編輯兼秘書只有一人,前十五年是劉克端女士,近十五年是項人慧,發書時增一工讀學生,大出版社很難想像那種「孤寂」。三十六年來,春、夏、秋、冬四季運行,和大地運行一樣,《中華民國筆會季刊》至今發行一百四十四期,從無一季脫期,是國際筆會最穩定最持久的刊物。在一百多個會員國的文學界,台灣是個有信譽的地方。

    殷張蘭熙是最早作台灣文學英譯的人。一九六一年美國新聞處資助HeritagePress出版社英譯小說和新詩,殷張蘭熙就是《新聲》的主編,選入者白先勇、賞虹、王文興、陳若曦、葉珊(後改筆名為楊牧)等作品。因此執編筆會季刊之前,殷張蘭熙已有數年孤軍奮戰的經驗了。

    殷張蘭熙的名字和季刊幾乎是不可分的。她選稿,翻譯每期的詩,尋找高水平譯者,讀譯稿、校對、發排。創刊後三年開始用台灣藝術作品作封面,刊內介紹,她又增加了另一個領域的挑戰,在這方面協助最多的是王藍,我接編後是林文月、丁貞婉等好友。

    殷張蘭熙金髮碧眼的美麗母親,一九一七年嫁給中國同學張承標先生(來台後曾任審計長),由美國維吉尼亞州到中國湖北縣城成家,生兒育女。十多年後蘭熙長大,畢業於成都華西大學外文系,一九四九年隨夫婿殷之浩先生來台灣,創立大陸工程公司,因為出國開會而冠夫姓,文壇好友都只稱Nancy。她愛文學,有時也寫詩,一九七一年曾出版OneLeafFalls詩集。

    一九七二年我從台中搬到台北,恰巧與蘭熙住在鄰巷,街頭路狗又常遇到。各自主編筆會季刊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最基本的話題是值得譯介的書稿。英譯的人才,字字句句斟酌譯文,整體的安排,呈現的效果,國際讀者的反應等等,好似長河流水,永不厭倦。

    蘭熙是個開朗溫暖的人,忙碌中熱情洋溢。每年在各地召開的年會前,催集論

    文,安排演講和討論議題,準備禮物,到會場結交天下士,握住那麼多伸出的友誼之手。大陸的「中國筆會」文革後參加總會,多次在會場排擠我們。蘭熙收起她自然溫婉的笑容,登台發言憤慨迎擊,保衛自由民主的台灣代表權。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他們不再出席年會。在今日政局情勢下,會籍立場仍會被提出,但是蘭熙與當年代表所建立的國際友誼,以及我們的季刊三十多年穩定的出刊,豐富的專業形象,已讓中華民國筆會立於不易撼動的地位。中美斷交後,蘭熙受邀在美國十家地方電視台上「談台灣」(,TalkaboutTaiWan,)節目,侃侃而談,以條理的外析,清晰的言辭,呈現台灣在文化、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英文的筆會季刊更幫助增加瞭解。那些年,在西方世界為台灣發聲的事,蘭熙做了很多,但是在台灣反而少有人知。最可貴的是,這些奉獻和她主編筆會季刊二十年的投入,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季刊收入僅有外交部和新聞局所付國際贈送的那數百冊書款,國內在誠品等地出售則不及百冊,主要的支出如稿費、印刷、發行及人事費用,皆由殷先生資助。筆會會址原也設在大陸工程公司所在地,殷先生去世後,一九九六年開始租屋在溫州街,即將面臨斷炊時,殷氏「浩然基金會」開始資助,得以編印發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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