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勝利虛空，一切的虛空 第13節 六一慘案 文 / 齊邦媛
在教室、宿舍、餐廳甚至運動場上，左派同學們已半公開活動，讀書會、歌詠團。既不再有抗戰心情，竟大半狂熱於蘇俄書籍和革命歌曲如《東方紅》等等。那一年在珞珈山最紅的女同學王雲從，大概是領導人之一，很亮麗，很酷，從不在女生宿舍與人作「小女子語」。有一天下午我從操場經過，看到一場排球賽，場外可以說是人山人海，大家全注目著王雲從，只見她不但球技好，且全場指揮若定，絕非一般大學女生姿態，那種戰鬥的魅力我至今記得清楚。
繆朗山教授所發揮的影響則更巨大。但比起西南聯大聞一多和李公僕、潘光旦等人當然是小巫見大巫。他們在聯大罵現狀批政府的演講、激烈活動。乃至身殉，引起全國學潮，幫助中共影響知識分子，意義是不同的。
繆教授自抗戰中期起到武大任教，上課、演講、座談都很吸引學生。由內容豐富的俄國文學作品引申至罵中國時局，罵政府，穿插許多恢諧言談以自嘲嘲人，聽時很「過癮」，場場客滿，也引領許多不滿現狀的學生「前進」，投入左派陣營。但他自稱並非共產黨員。
一九四五年二月初，警備司令部要逮捕他。他去見王校長，請校方保護，校長說無法保證。請他離開以保安全。學生對這件事的反應很激烈，有些老師認為他太愛說話，在文學課上講太多政治是不太妥當的。系主任朱光潛老師想挽留他，但校方認為沒人敢保證繆教授究竟是什麼背景。然而因前線戰局轉折，正式公文並未發出。寒假後開學，盟軍在歐洲大勝，蘇俄搶先進佔柏林城，保住了繆教授的職位，所以我三年級讀了他一年的俄國文學。那一年。一九四五年秋季到一九四六年夏，他還很顧及課程的內容與進度，守住了文學教授的本份。但回到珞珈山，繆教授的課演變成三分之一文學。三份之二政治。他的政治攻擊語言配合戲劇性動作，在中共由敵後到公開的攻城奪地開始之時找到了著力點，更具有煽動力。外文系師資剛復員武漢還不夠充實時，他的舞台擴張至全校。那是一種潮流，一種趨勢，幾乎沒有人敢公開批評他的言論。
袁昌英教授的丈夫楊端六教授留學英國，是貨幣理論專家，與劉乃誠教授連手將武大經濟系辦成培養數代經濟人才的重鎮。夫妻倆與武大相守二十多年。在抗戰艱困中。這一批學術報國的讀書人守住學術標準和學者尊嚴。當他們研究「前進」的女兒楊靜遠攻擊現狀時，做父親的娓娓相勸，「固然現在政府缺點很多，可是轉過來想想，如果現在沒有它，我們還能好好地在這裡過日子嗎？日本人早把中國滅了。國民政府雖不好，我們完全靠它撐持，才打這七年仗。而且要說它沒有做一點好事也是不公平的，自民國以來已經有相當的建設，你只和清代比一比就可以看出這進步。」女兒回說，「大學教育有什麼用?專門讀書有什麼用？一點不能和現實結合起來。」父親說，「一個人不讀書怎麼能懂得世界上的事情，怎麼曉得分辨對與不對？人對於問題的看法完全要靠他的腦筋來判斷，而腦筋不經過讀書怎麼訓練?」
楊教授這一席話，即是我在樂山三年，幾乎所有學校集會時校長和老師們說的話。危急時考慮把學生撤至「雷馬屏峨」山區去，教育部的指示也是說要「絃歌不輟」。即使在俄國文學課上，繆教授也是規定我們讀那些重要著作，才能認識那個文化的深度和演變。也許，他對中國的文化演變反而沒有深思。他和其他的左傾教師如聞一多等，在各校園中煽動青年人反政府的效果，遠勝於共軍初期的兵力。當年在校如有人敢反駁他們的煽動言語，先會被嘲罵為國民黨的職業學生，以後會有更實際的侮辱。到了一九四七年「六一慘案」發生之後，男生宿舍的同學已有人拳腳相向了。
一九四六年起，國共內戰全面展開。至一九四七年，在共產黨領導下，高舉「反內戰、反飢餓」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遍及各地，已具有燎原的態勢。五月，京滬蘇杭學生六千多人示威遊行，遭到鎮壓，隨後武大一千七百多名學生舉行另一波示威遊行、請願，隊伍衝進省政府，震驚武漢當局，埋下六月一日武漢警備司令部進入武大校園逮捕共產黨師生的行動。
「六一慘案」發生在那一日清晨大約六點鐘。男生宿舍靠校門的那一幢，有同學起床洗臉，發現門口停了幾輛軍車，荷槍實彈的士兵正把繆朗山教授帶上車。他大聲求救，一些學生衝出去攔阻，拉扯之間，兵士開槍，立刻有三人中槍倒地死已，有一人手裡還抓著臉盆，受傷者數人。
一時之間，學生愈聚愈多，拉回了繆教授，軍車受令疾馳撤離。大家把傷者送醫務室，用門板將死者抬到大禮堂，以被單蓋住身體，全是頭部中彈，所以胸部以上露在外面，沒有遮蓋。
全校師生都擁聚到大禮堂，校長和老師帶著大家。全場一片哭聲。這時一位領袖型的同學跳到台上，大聲地說，我們知道學校會處理後事，但是必須有同學代表參加。當時有人提了幾個名字，寫在講台黑板上，女生宿舍也有三、四人被提名，其中有王雲從。突然間，我聽到我的名字被清晰地提出來，在千百個人頭中，我看不到提名的人，只看到我的名字被寫在黑板上。
散會後，這些人要留下來，參加校方的善後工作。散會之前，所有的人排隊由死者身前走過致敬。我記得其中一位的傷口很大，血還沒有凝住，在我數尺之外，雙眼也末合上。
我在逃難路上看過不少死者，在武漢和重慶的轟炸中也看到很多炸死燒焦的屍體，但從未如此近距離地看過。那種震撼的感覺是終生無法忘的，也不是哭泣可以紓解的。
留下來開會的時候，我因從未參加過南開校友會和團契以外的任何校園活動，不知為何此時會被提名，心中明白並不單純。這是一個挑戰，也不能逃避。想著爸爸常常訓示的「要沉得住氣!」先不要說話，看看再說。果然，這十幾個學生代表討論一些大事項後，有人提議由齊邦媛寫追悼會的悼文。
我站起來說，我恐怕沒這個能力在兩天內寫這麼重要的文章。有一位男生大聲說，你不是朱光潛的得意門生嗎?這事難不到你吧。另一個較小的聲音說，小布爾喬亞的《神曲》裡沒有革命和暴行。
在近乎廢寢忘食兩天之後，我繳出了一篇悼文。我寫的時候，眼前總閃著那流血的傷口和半合的眼睛，耳旁似乎響著朱老師誦念:"O，Captain！myCaptain"，詩裡的句子，"TheshiphasWeathe`deveryrack,/TheprizeWesoUghtisWOn;/ThepOrtisnear,thebellsIhear,/^所以我寫這三個年輕的生命，不死於入侵敵人之手，卻死於勝利後自己同胞之手，苦難的中國何日才能超脫苦難的血腥、對立仇恨，能允許求知的安全和思想的自由?如此，他們的血即不白流……。
那篇短短的祭文是我以虔誠之心寫的，他們拿去抄成大字報，又油印了許多份，反應都不錯。我由人心開始寫起，到知識、思想的自由止，誠實地說出大多數人的想法，也預言了我一生的態度。在激昂慷慨的追悼會上宣讀時，似乎也有一種至誠的尊嚴。前進的同學也許不夠滿意，但是也沒法再罵我什麼。
我的導師吳宓教授，以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保全了繆教授的安全，並且親自護送他到機場乘飛機赴香港。中央政府下令武漢警備司令彭善撤職，執行捕人開槍者嚴辦。武大六一慘案成了中共奪取政權的一大文化武器，然而二十年後在文化大革命慘死的無數大學師生，又該如何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