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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歌聲中的故鄉 第11節 張大非,家破人亡的故事 文 / 齊邦媛

    我哥哥隨中山中學由北平遷到南京之後,每個星期六中午會帶五六個同學回家。吃過晚飯,他們坐江南鐵路的火車回板橋,哥哥在家住一晚。

    母親在她自己的幸福中,覺得每個沒有家的東北孩子都是她的孩子。在南遷之後、抗戰八年之中,所有中山學生都是沒家的孩子,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淒楚的故事。

    張大非初到我家的時候,沒有人注意他。他靜靜地坐著,很少說話,也不參加遊戲。吃飯時,媽媽總叫他坐在她旁邊,不斷地給他夾菜。

    在這之前,我只知道爸爸要哥哥去找一位姓張的學生——他的父親在滿洲國成立之初是瀋陽縣警察局長,因接濟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

    哥哥終於在同學中找到了他。他比我哥哥大三歲,除了打籃球,不參加任何課外活動,也很少與人說話。透過那一年畢業和他一起打球的撐竿跳國手符保盧〈是那時女生的偶像〉知道他的身世,哥哥才找到他。

    那一年過年除夕,他們留在學校,全校包餃子過年。初二下午,張大非與哥哥回我家。當天外面開始下雪,很冷,屋子裡生了火,飯後坐在壁爐邊,媽媽問他離開家鄉的情況。

    他說他父親被燒死之後,在日本人追殺之前,一家八口四散逃亡;他與一個弟弟、妹妹連夜逃往營口投奔姑姑,進了一所教會辦的中學,每天早上學校有早禱會,由「主禱文」開始:「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主賜給我們……。」在這裡他可以盡情求告一個父親的保護和愛,於是他信奉了基督教。

    第二年滿洲國成立,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他已十五歲,一個人進關,到北平投奔叔叔。失學了一年,叔叔家也不適久住。那時在北平、天津街上流落的東北青年很多,冬天街旁常有凍餓路倒。

    有一天,他在極端困頓中在報國寺旁遊蕩,看到院子裡搭了幾個帳篷,廟門上貼著「國立中山中學」招收東北流亡學生的佈告。他考取了初三,入學後全體學生食宿一切公費,從此有了安身之所。

    學校功課水平很高,原以為自己有了前途,誰知過了兩年,華北在日本由滿洲國進逼之下已風雨飄搖,漸漸岌岌可危,中山中學被迫南遷。離開北平時,只能輾轉告訴在家鄉卻已無家可言的母親,將隨學校南遷,到了南京板橋卻始終得不到母親的消息……。

    我永遠記得那個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個十八歲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號啕,在我家溫暖的火爐前,敘述家破人亡的故事——和幾年前有個小男孩告訴我他爸爸的頭掛在城門上一樣悲慘。

    窗外,媽媽種的幾棵小樹在風雪中搖晃,彎得近於折斷。自此,我深深地記住他的名字——逃到營口後,他把原來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張乃昌」改為「張大非」。

    從此,每個星期六午後,我會在哥哥那群喧鬧的同學中,期待他那憂鬱溫和的笑容。他最喜歡帶我那三歲的大妹妹到院子裡玩,有時幫媽媽抱襁褓中的二妹,偶爾會到我常坐的椅子旁看我新買的書。有一次,他帶來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鑲了金邊的聖經給媽媽和我看,說這是離家後唯一的依靠。當時我雖不懂,但多年後我明白,為什麼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種和平、寧靜,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奧待解的書,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隨身帶走了。

    那一年初春,中山中學大門外面蓋了一些小平房,很小的木架泥牆小房子。媽媽每星期去住四五天,因為她又懷孕了,很喜歡再過一過鄉村生活,每天可以種些菜。此外,另幾家東北出來的老師家眷,更能慰解她的真正鄉愁。

    我每週末也會去板橋,可以滿山遍野跑一跑,好似回到六歲前的童年。張大非常常來,他最喜歡抱我那兩個妹妹,看我媽媽做家事,仍然很少說話。

    有一天吃過中飯,哥哥和七、八個同學說要去爬不遠處的一座小山,牛首山。我看著那山羨慕許久了,就追著趕上跟了去。

    下午四點鐘開始下山的時候,突然起了風,我比他們下山時走得慢,漸漸一個人落後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著一塊小巖頂,進退兩難。山風吹著尖銳的哨音,我在寒風與恐懼中開始哭泣。這時,我看到張大非在山的隘口回頭看我。

    天已漸漸暗了,他竟然走回頭,往山上攀登,把我牽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學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軀,說:「別哭,別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與關懷,是我這個經常轉學的十二歲邊緣人很少看到的。

    回到家,哥哥對媽媽說:「以後再也不許她跟著我!那麼小座山,她上去那麼慢,又下不來,動不動就哭,煩死人了。」

    初夏,我們搬回南京城裡,媽媽待產。

    我們的一生和中國的命運不久就全變了,我再也沒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緣分。

    數十年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總記得他在山風裡由隘口回頭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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