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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歌聲中的故鄉 第5節 渡不過的巨流河 文 / 齊邦媛

    在我記憶中,我的父親齊世英一生都是位溫和的君子。他說那實在是他理想的開始,做人要有個人的樣子。

    他少年時曾跟祖母到祖父的軍隊駐防地住過,體驗過軍營生活,也看到許多北方的鄉村,深深感到一般國民知識的閉塞,對國家和自己的命運幾乎全然無知,在純樸的美德後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他十五歲到天津上新學書院那三年,受的是英國式教育,要養成彬彬有禮的紳士。在天津他經常聽到「關裡人」對張作霖奉軍粗魯的嘲笑。新學書院每日如升旗典禮一樣,有讀基督教《聖經》的早課,雖未強迫學生皈依,卻引領他開始思索心靈問題,人生在世意義為何?

    十八歲考取官費到日本讀書,更進一步認識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國民普遍的教養是清潔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講究溫恭的禮節,鼓勵知識的追求。對國家有強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麼小,卻已成為亞洲強國。

    他進入東京一高預科讀好日文,一年後分發至日本中部面對日本海、十六世紀後有「加賀百萬石」之稱、有精緻藝術文化傳統的金澤第四高等學校(日本當時全國只有八所高等學校)理科。該校各項功課皆強,且注重語文教育,除日文外,每週英文、德文各八小時,他在此三年,打好一生閱讀的紮實基礎。最初常去教會,讀些基督教的書,但無法感到滿足,進而讀哲學書籍。當時有一位影響他很大的老師西田幾多郎,本在金澤四高任教,後來到京都帝大教哲學,引導他閱讀哲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書,尤其是河上肇《貧乏物語》等,讓他深感社會充滿種種不平。由於沒那麼多錢買書,他和書店約好,把書買回來以後,不要弄髒,看完後送回書店可以拿回八折的錢再買別的書。金澤多雨,冬天積雪甚深,常能閉戶讀書,日積月累,他由一個聰明好動的少年,長成一個深思耽讀的青年。

    二十二歲,他追隨堂兄的腳步,到德國柏林留學,讀哲學經濟系,認真地念了馬克斯的《資本論》和不少社會主義論著。但覺得心中許多不能解的疑問,終極思考的基礎不能建立,頗感傍徨。那時德國剛剛戰敗,通貨膨脹,中、日銀洋都很值錢,他與同學們生活可稱優裕,常在一起玩樂,多了一些認識德國社會的機會,卻耽誤了讀書的時間。下學期轉學到海德堡大學,受教於歷史哲學派大師李凱爾特(HeinriChRiCkert)和阿弗雷德.韋伯(AlfredWeber,是已故馬克思.韋伯(MaxWeber)之弟),既是慕名而去,便全心傾聽,也常在課餘發問。歷史哲學派由政治經濟的思想更分析人生現象,在研究過程闡明理性思考之必要,也提醒他區域現實的不同,不可以衝動熱情地強以理論(如《資本論》)套在大政策上。——這對他是一生的啟發,使他堅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識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潛移默化拯救積弱的中國,而不是激動熱情的群眾運動。不擇手段只達目的的階級革命,留下的社會、文化問題需要更多的理性解決,才能彌補。

    那兩年時光,課後過了橋,在尼卡河畔思考徘徊,是一生僅有的幸福時光。春日河水激流常令他想到遼河解凍的濁流。青年壯志也常洶湧難抑,他記起五歲那年,穿了一雙新棉鞋,走在遼河岸上,圍繞著媽媽,攬生局采烈地又跑又跳的情景有個聲音在他心中呼喚:回去辦教育,我美麗蒼茫的故鄉啊!我一定要拚命練好一身本事,用最理性的方式回去辦教育……我今日所學所知,終有一天會讓我報答你養育乏恩。

    他一生第一個大挫折是堂兄因肺結核逝世於德國南部的Freiburg,最初尚隱瞞一陣,但不久伯祖父在家鄉去世。兒子為何不能奔喪?只好捧著他的骨灰回家。回到瀋陽,家中堅決不許他再出去,追求學問的夢至此中斷,那一年他二十五歲。喪事結束後,他離開莊院又回到瀋陽城,想另尋途徑,再走進修之路。在那時代的瀋陽,一個官費留學生從德國歸來,是件很受重視的事。他父親在奉天武備學堂的同學好友郭松齡將軍。認為他住在旅館不方便,邀他搬到郭家。塞外一月,冰雪封途,最適作長夜之談,兩人談地方事,國事到天下事,無所不談。郭將軍敬重的客人來訪亦常邀他聚談,歸國青年得以宏觀知家鄉處境,他在日本和德國所見,亦引聽者極大興趣。尤其談到德國在第一次大戰敗後,經濟幾近崩潰,民間生活艱苦,但人民處處流露民族的自尊,和走出困境的堅定意志。他們石頭建基的老樓舊廈,廊柱依然修整,門前路樹,石砌街巷,有文化根基深厚的穩定感。而東北當時在日俄覬覦下已處危境,參加軍閥混戰有何意義?中國的老百姓,何日才能普遍受到足夠的教育,走出渾渾噩噩受人擺佈的境地?——他不知道,這些大家充滿強烈憤慨和改革使命感的雪夜長談,因緣際會,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自古以來,塞外傳奇人物,都是驍勇善戰的騎射英雄,保住江山,進而生聚教育。郭松齡將軍,晚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生於遼寧鄉漁樵寨村。家貧,十五歲就讀私墊數年,進奉天武備學堂,畢業後隨朱慶瀾(一八七四~一九四一年)軍入川,在四川新軍加入同盟會。三十三歲由陸軍大學畢業後,由己任廣東省省長朱慶瀾的推薦,在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擔任警衛軍及韶關講武堂教官。他有學識,有見解,講課時督促青年成為有民主思想的愛國軍人。辛亥革命後全國軍政混亂,他在軍中由北至南嘗遍了國家動盪之苦,對局勢具有寬闊的視野,回到新創辦的東北講武堂任戰術教官,當時奉軍少帥張學良是他的學生,對郭教官極為佩服,邀他加入奉軍,改革軍隊成立新軍,凡事傾誠合作。兩次直奉戰爭中,郭軍以戰力戰術皆立戰功。但是進關參戰,意義何在?故鄉沃野千里,農耕缺人,而青年官兵傷亡異鄉,遺族處境悲慘,實在應停止征戰,教育生息。

    在由歐洲回國的青年人眼中,新軍的理念是很有吸引力的。那時的郭將軍已是新軍領袖,地位顯赫,儀表堂堂,凡事能決能行。郭夫人韓淑英女士,燕京大學畢業,伉儷情深,兩人皆好讀書,接受新思想,交友、談話多以天下國家為己任。郭將軍與張學良等原已籌備成立一所中學,教育軍人遺族子女,以盡袍澤之情,名為「同澤中學」。知我父親回國後志在辦教育,培育家鄉青年新思想,便派他出任校長,參酌英、德、日本學校制訂規章,奠定良好基礎,延請各地優良師資。在偽滿洲國之前,同澤中學未受政局影響,一直辦得很好,之後還加辦「同澤女子中學」。同時也籌劃辦一所真正研究學問的大學,不受當權者支配,不以培養官員為目的。

    同澤中學成立,校舍尚未興建完成時,先借用瀋陽城東山咀子軍營一部份新修的營房,其餘的由軍官教育班使用。那一年夏天先招考了三班十四歲以下的學生(到台灣後曾任海軍總司令的宋長志即是那時的學生)。這樣的有遠景的工作,真是一個青春夢的實現……年輕的校長興高采烈地忙碌工作,師資、課程、學生的教導……要全心去做。東山咀子營房距瀋陽約二十里,有修建營房用的小火車進城,他的心情真似那小火車頭一樣,充滿了勇往直前的幹勁。

    這樣快樂的日子不到一年即告終止。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初旬一天晚上,郭將軍電話召他立刻進城面談,那時小火車車頭已經熄火,商量之後,再升火,把他送到城內。郭將軍說奉命又須率兵進關,先到天津,邀他隨軍前往,校務請教務主任代理一下,第二天即須出發。到天津後數日,郭將軍住進意大利租界的義國醫院,對他說,此次入關,要對抗二次奉直戰後,孫傳芳召集的五省聯軍,鞏固奉軍在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等省的地盤。郭軍是常勝軍,但是他早已厭倦這種窮兵黯武的政策,官兵傷亡慘重,不知為何而戰。進駐天津後,他即邀集核心幹部,團長以上軍官開會,願隨他回師者,在和平開發東北方案上簽字,不願者,留在天津李景林部隊。除了幾位追隨張作霖多年,不便參與「造反」的將領外,大家都簽了名。

    郭將軍邀請我父親負責回師時爭取國際支持,首先須取得日本駐在滿洲鐵路的軍隊保持中立。在天津參加的還有幾位關內的政界名人。如饒漢祥(曾任黎元洪的秘書長)、殷汝耕、高惜冰、楊夢周、蘇上達、樊光、林長民(林徽音之父)和盧春芳等。已允出任外交處長的王正廷尚未到任(後來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先由齊世英代理外交事務主任。大家對郭軍回師瀋陽,不去參加軍閥內戰的革新理想很有信心。回師前夕,郭將軍對大家說,「此事成功固好,若失敗則大家皆須亡命。」

    十一月二十二日,郭將軍揮師前往河北灣州,通電請張作霖停戰下野,將軍政權交給張學良。電文內容是:進關參戰官兵傷亡慘重,遺族無依,民生困苦。日俄對東北侵略日亟,必須休養生息,儲備實力以御外侮,永遠不再參加內戰。振興教育,全力建設資源富甲全國的家鄉。張作霖接電後,次日來電報,不提息戰下野要求,只邀郭將軍回沈面談。擺明是鴻門宴。郭軍隔一日再由灣州發出第二次通電,未見回復,即開拔前往攻打。出了山海關,由秦皇島北上,沿海岸線打到連山,遇到百年不遇的大風雪,溫降到攝氏零下二十度,海面封凍,人馬可行。當夜郭軍前鋒第二軍,由海面穿過突襲張作霖守軍,奪下葫蘆島,三天後進駐錦州。消息傳到瀋陽,全城震動,張大師緊急動員數十輛大卡車滿載元師府聚斂的財物,運往滿洲鐵路的日本事務所倉庫存放,往返十多次才運完。大師府四周堆滿木柴和大汽油桶準備逃離時將帥府燒掉,省議會、各總商會等聯名致電郭將軍進城後,「我公要求、目的、前途決可達到……務望暫時停止軍事活動。」。——此時奉軍與日本沿滿鐵駐軍達成牽制郭軍的協議,並且急調吉林黑龍江的駐軍來助,在巨流河東岸佈陣迎戰。郭軍十二月二十日攻佔新民市,在巨流河西岸備戰,前鋒部隊已可看到瀋陽燈火,只待主力部隊到新民市即將強行渡河。但是長途行軍,風雪嚴寒,冬衣補給不夠,到錦州休養數日,給張軍調兵時間。此一延遲也給了對方許多滲透分化的機會,困難增加,軍心複雜,驍勇善戰的郭軍,在對方喊話:「吃張家飯,不打張家人!」時士氣動搖。巨流河對峙三日,原可一鼓作氣渡河,已打到距奉軍總指揮部僅十華里的興隆堡,但在關鍵時刻,郭軍射出的炮彈卻因有人卸了引信而沒有爆炸。二十四日清晨,郭軍參謀長鄒作華等三人已成奉軍內應,逼迫郭將軍投降,且發出請降通電。郭將軍率衛隊二百餘人離開新民,如騎快馬,輕易可以脫險,另求再起,但是郭夫人及文人饒漢群等人不會騎馬,郭不忍獨自逃生,同坐馬車往南走,被對方騎馬追上,奉命就地槍決,以免生變。臨刑前,郭松齡遺言:「吾倡大義。除賊不濟,死固分也;後有同志,請視此血道而來!」

    郭妻韓淑秀說:「夫為國死,吾為夫死,吾夫婦可以無憾矣。」郭松齡四十二歲,韓淑秀三十六歲。屍首運回瀋陽市,在小河沿廣場,曝屍三日。始准家人收殮。郭氏夫婦的屍體曝放在小河沿的大廣場上,基督聖誕之日,上天降雪,覆蓋了冰封土地上的屍身,成了最潔淨和平的棺梆,沒有人敢去祭拜,遙遠哭泣的親友流下的眼淚也立刻凍結成冰。

    參加郭軍倒戈的人原都難逃一死,但是與張作霖一起由綠林出道打天下的老弟兄張作相,性格寬厚,有高度智能,勸他說,「不能這麼辦,他們都是家鄉子弟,冤冤相報,將來那還得了?」這一句話不知保全了多少性命。叛軍歸回原職之後,更加效忠賣命,也延長了奉軍的政治生命。

    後來得知投效郭軍的林長民隨郭將軍出亡途中,中流彈死亡。饒漢群在解往瀋陽途中,押解的兵問他,「你是做什麼的?」他說,「我是寫字的。」士兵說寫字的不要,推他下車,得以保住一命回到天津黎元洪家。

    但是,張氏父子特別懸賞捉拿齊世英,認為張家送出去的留學生回來反對他,煽動郭軍兵變,非捉來殺掉不可。那許多年裡,他們認為東北就是張家的,政府公開考試遴選的官費留學生就是張家派的,只能效忠他一家。

    十二月二十四日天剛一亮,齊世英即去新民臨時司令部準備全面渡巨流河,誰知郭將軍竟已被迫於午夜出亡。在亂軍中,他帶了外交處的五個人,殷汝耕、劉友惠、楊夢周、蘇上達和後趕上的盧春芳,步行涉險到新民市的日本領事館尋求暫時躲避,因為前二日曾為日軍沿滿鐵鐵路駐軍問題交涉,與日方見過

    數次,此時未多問答,即給予政治庇護。

    奉軍包圍日本領事館,要求將這六人引渡。日本駐瀋陽總領事吉田茂加派十名警察至新民,不許奉軍進領事館一步,以保護政治犯,由他出面去辦交涉,並送去行李、威士忌酒以示敬意。吉田茂(一八七八~一九六七年)這個人道的決定不僅救了這六個人的性命,也顯示出他一生敢做敢為有擔當的政治勇氣。他的父親竹內綱是日本自民黨前身的領袖,將龐大家產留給他作從政資本。他的岳父牧野伸顯是明治維新後一代的宮中重臣,世世代代培養宏觀政治智慧。他在瀋陽總領事任內觀察中國北方政局,很看不起張作霖。認為他坐擁東北這樣富饒的土地,不知培養生民社會福祉,提高文化教育,而窮兵黯武是無知短視。據說他在領事館內談起張作霖時,不稱官銜,也不呼名,就直呼「馬賊」,個人對郭松齡的革新思想極為尊敬。他由外交界出身,深信在正常的國際局勢中,日本如果能與一個現代化的近鄰保持良好密切關係,同樣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吉田茂出任日本戰敗後第一任首相,利用美國佔領軍優厚的協助。不僅使日本自政經廢墟中重建,後來成為經濟強國,且在他任內培育了許多大臣人才。成為歷史上稱為「吉田學校」的佳話。

    齊世英和他的落難兄弟,六個人睡在新民領事館八個榻榻米的偏房裡,整整半年被奉軍日夜圍困,白天連院子都不敢去,怕挨冷槍。由領事館人員口中得知郭將軍已死,遺體在瀋陽小河沿廣場曝屍三日,軍隊全已收編歸制,六個人蟄居在此,出門一步即是死亡。他們曾千里追隨,撼動山河的郭軍回師壯舉,有如過眼煙雲,一切都在囚牆外的天地,吹過去了,散了。

    漫漫長日,漫漫長夜,日日夜夜,他想了又想:「一路上打的都是勝仗,為什麼當瀋陽燈火可見的夜晚,我們就是渡不過巨流河?那一天午夜,如果我住在設於馬車店的臨時司令部,參謀長他們通電投降奉軍,到逼迫郭將軍出亡的那一段時間,我會派人送郭天人去新民日本領事館取得庇護,然後隨郭將軍及衛隊快馬闖出去,奔回錦州,巨流河西岸都是郭軍,撤回錦州,保住實力,可以捲土重來……。」思前想後,憾恨圍繞著巨流河功敗垂成的那一戰。巨流河啊,巨流河,那渡不過的巨流莫非即是現實中的嚴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被困凍於此?

    春耕解凍的時候,奉軍又進關參加直、魯、豫軍閥的混戰。京奉鐵路離日本領事館只有五百公尺左右,從傳來的聲音斷定,運兵車和鐵軌磨擦損壞得很厲害。奉軍這樣不予人民生息,即使他不追殺,齊世英也不能回去了,唯一的盼望是早日脫困,另尋生路。「但是,今生只剩我一人,我也要反抗惡勢力到底,。」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一個下弦月的夜晚,他們終於在日本領事館同情郭軍的書記中田豐千代,和警察金井房太郎協助下,翻牆化裝逃出稍微鬆懈的包圍線,沿著鐵路步行六十里,到興隆店由日本友人接應到達皇姑屯。二十七歲的齊世英和四十八歲的吉田茂第一次作了長夜之談,彼此頗為投緣。吉田茂很欣賞齊世英有教養,有見解,是個磊落的青年;他雖是執行日本政府那時的「中立」政策,而在庇護政治犯與助他們脫險的行動上,大約也有些浪漫情懷吧。年輕人不僅感謝他及時伸出的援手,二次大戰後再次相見,兩人又各是一番人生,也進一步欽佩吉田茂的國際觀和戰後培養政治人才的遠見。

    齊世英化裝曲遼寧到朝鮮聳山乘渡輪到日本,再換火車去東京,車到京都便被記者追蹤,次日報上亂報一些猜測,只好正面接受訪問。說明郭軍革新理想及回師前後真相,消息也迅速傳至中國各地。到東京時,淺草區有一劇場正在上演以郭松齡為題材的一齣話劇,邀他們去當貴賓,劇中有不少屬於齊世英的戲。原是一場改變東北命運的壯舉,如今只是人間一齣戲劇了。

    由日本回到天津,那時北洋政府的一些新舊人物間的恩恩怨怨,仍在餘波蕩漾之中。故鄉是回不去了,也沒有能力和心情回到德國讀書。在天津義祖界見到了郭將軍的朋友黃乳先生,他曾雪中送炭,寄錢到新民領事館(北伐軍攻克上海,黃出任上海市長,後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黃乳勸他先去上海,多作觀察,再定行止。從上海去武漢,因為郭軍回師之舉,是南方各種革命份子都同情的,飄然一身,亡命天涯的心情下,與留德、留日的同學也都陸續見面,都能開懷暢談。那時仍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和共產黨人李漢俊、詹大悲、耿伯釗等人也曾聚餐談話,參加他們野外召開的群眾大會,聽各黨派演講,仔細閱讀他們的宣傳小冊,認真思考後,覺得國民黨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對中國實際狀況是最穩健的做法。黨員水平高,形象清新,一九二六年底,在上海加入了國民黨,並不是投奔任何人。蔣先生在南昌第一次見面時說,「你不像東北人!」這句話令他很難忘記。蔣先生那時尚不是唯一的權力中心。三十年後,他在台北把他開除國民黨籍,大約是政術嫻熟的浙江人終於發現,溫和英俊的齊世英,骨頭又倔又硬,是個不馴服的,真正東北人。

    加入國民黨後他多次往返於上海、漢口之間,也隨黃乳到國民黨總部的南昌去,蔣先生與黃乳情誼甚重,餐聚時常邀他參加,在此認識了陳果夫、立夫兄弟。寧漢國共分裂後,在南昌九江和杭州認識了許多風雲人物,瞭解國民黨的狀況,也認清了國共的關係。這一年中曾多次到日本去,進一步觀察、研究日本。在郭軍革命中,見識到政治大起大落的局面,深知參與政治不能不懂軍事,希望能有系統地研究現代軍事。遂於一九二八年,由政府授予陸軍中尉軍階,正式報考進入日本訓練在職軍官的步兵學校(陸軍大學需三年才畢業)。開學前被派下部隊,在高田三十連隊任隊附(相當於副連長),白天上課,晚上住在部隊,每週末坐夜車到東京去,常與中央派去日本留學的軍官(多為黃埔一期)相聚,因他畢業於金澤四高,日語文皆好,被尊為日本通,常可助人。有時與日本老同學敘舊,接觸面甚廣。日本人一般對中國東北(他們稱為滿洲)都有興趣,因他是參與郭松齡起義的革命者,而樂與交談,使他聽到日本覬覦東北的種種真心話,內心深為故鄉擔憂。在此期間,他進一步研讀日本的軍事史,幕府時期的武士精神,明治維新後的軍事現代化和二十世紀擴張主義的萌芽。

    那三年,一個二十七歲的北國青年,兵敗亡命,浪跡天涯,從郭將軍家圍爐夜話至長江,遇見了許多當時正在創造中國近代史的人物,因緣際會,作了許多長談;談抱負,談理想,投契相知,這些長談鑄造了他一生的政治性格和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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