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失才亡魏 第六節 緩賢忘士者 天亡之國也 文 / 孫皓暉
魏國的滅亡很沒有波瀾，算是山東六國的壽終正寢典型。
一個國家的末期歷史如此死一般寂靜，以至在所有史料中除了國王魏假，竟然找不到一個文臣武將的影子，在轟轟然的戰國之世堪稱異數。作為國別史，《史記·魏世家》對魏國最後三年的記載只有寥寥三行：「……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為郡縣。」列位看官留意，三行之中，最長的中間一行說得還是國際形勢。魏王假在位三年，實際只發生了三件事：秦灌大梁，虜王假，滅魏以為郡縣。每讀至此，嘗有太史公檢索歷史廢墟而無可奈何之感歎。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魏國實在沒有值得一提的人物了。
在山東六國之中，魏國滅亡的原因最沒有秘密性，最沒有偶然性，最沒有戲劇性。也就是說，魏國滅亡的原因最清楚，最簡單，最為人所共識。後世史家對魏國滅亡的評論揣測很少，原因也在於魏國滅亡的必然性最確定，只有教訓可以借鑒，沒有秘密可資研究。《史記·魏世家》之後有四種評論，大約足可說明這種簡單明瞭。
其一，魏國民眾的記憶感喟。百餘年之後，太史公在文後必有的「太史公日」中記載云：他到大梁遺跡踏勘搜求資料，在已經變成廢墟的大梁遇見了前來憑弔的魏國遺民（墟中人）；遺民感傷地回顧了當年秦軍水攻大梁的故事，「說者皆以為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也就是說，民眾認定魏國衰弱滅亡的原因，是沒有用信陵君。
其二，太史公自家的評價。太史公先表示了對大梁民眾的評價不贊同，後面的話卻是反著說。其全話是：「……（對墟中人之說）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直譯，太史公是說：我不能苟同墟中人評判。天命秦統一天下，在其大業未成之時，魏國便是得到伊尹（其名阿衡）那樣的大賢輔佐，又能有什麼益處呢？果真將這幾句話看作為魏國辯護，未免小瞧太史公了。究其實，太史公顯然是在說反話。如同面對一個長期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有人說這種病服了仙藥也沒用，你能說這個人不承認那個人有病麼？也就說，太史公實際是有前提的，魏國失才之病由來已久，此時已經無力回天矣！
其三，東漢三國人評價。《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三國學人譙周對魏國滅亡之評說云：「以予所聞，所謂天之亡者，有賢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況秦虎狼乎！」譙周評說是歷史主流的評判，他闡明了這樣一個簡單實在的道理：有賢不用，便是史諺所謂的「天亡之國」。若殷紂王用三個大賢（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稱為三仁），縱然是明修王道的周室也不能取代殷商而王天下，何況秦國虎狼之邦，如何能滅亡果真用賢的魏國？應當說，譙周之論是對天命國運觀的另一種詮釋，因其立足於人為（天亡即人亡），因而更為接近戰國時代雄強無倫的國運大爭觀，與戰國時論對魏國滅亡的評說幾無二致，應該是更為本質的一種詮釋。
其四，後世另一種評價。《史記·魏世家·索隱述贊》云：「畢公之苗……大名始賞，盈數自正。胤裔繁昌，系載忠正……王假削弱，虜於秦政。」述贊評價的實際意思是：自立國開始，魏國便是個很正道的邦國，只是魏假時期削弱了，滅亡了。這是史論第一次正面肯定魏國。兩千餘年後，這種罕見的正面肯定在儒家史觀浸潤下瀰漫為正統思潮。清朝乾隆時代產生的系統展示春秋戰國興亡史的《東周列國志》，其敘述到魏國滅亡時，引用並修改了這段述贊，云：「史臣贊云：畢公之苗，因國為姓。嗣裔繁昌，世戴忠正。文始建侯，武益強盛。惠王好戰，大梁不竟。信陵養士，神氣稍振。景湣式微，再傳而隕。」此書以「志」為名刊行天下，並非以「演義」為名，顯然被官方當做幾類正史的史書。這說明，這種觀念在清代已經成為長期為官方認可的正統評價。這種評價的核心是：忽視或有意抹煞魏國的最根本缺陷，而以空洞的正面肯定貶損「暴秦」，與三國之前客觀平實的歷史評判有著很大的距離。但是，它畢竟是一種觀念，而且是長期居於正統地位的評判，我們沒有理由忽視它。
一個「繁昌忠正」的國家能削弱而滅亡，這本身就是一個歷史悖論。
歷史評判的衝突背後，必然隱藏著某種被刻意抹煞的事實。
這個事實最簡單，最實在：長期地緩賢忘士，而最終導致亡國。
魏氏部族是周室王族後裔，其歷史可謂詭秘多難。
西周滅商之初，三個王族大臣最為棟樑：周公（旦）、召公（爽）、畢公（高）。其中的畢公姬高，便是魏氏部族的祖先。西周初期分封，畢公封於周人本土的畢地，史稱畢原。《史記·集解》引唐代杜預注云：「畢在長安縣西北。」據此可知，畢原大體在當時鎬京的東部，可算是拱衛京師的要害諸侯。之後，不清楚發生了何等樣事變，總之是「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成夷狄」。檢索西周初年的諸多事件，其最大的可能是，畢公高或深或淺地捲入了殷商遺族與周室王族大臣合謀的「管蔡之亂」，否則畢公部族不可能以赫赫王族之身陡然淪為庶人，其餘部也不可能逃奔夷狄。其後，歷經西周東周數百年無史黑洞，畢公高的中原後裔終於在晉國的獻公時期出現，其族領名畢萬，一個極為尋常的將軍而已。
晉獻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晉國攻伐霍、耿、魏三個小諸侯國，畢萬被任命為右軍主將。此戰大勝，晉獻公將耿地封給了主將趙夙，將魏地封給了右將軍畢萬。從這次受封開始，畢萬才步入晉國廟堂的大夫階層。也許是部族坎坷命運艱險，這個畢萬很是篤信天命，大事皆要占卜以求吉凶。當年，畢萬漂泊無定，欲入晉國尋求根基，先請一個叫做辛廖的巫師占卜。辛廖占卜，得屯卦，解卦云：「吉（卦）。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繁昌。」因為屯卦是闡釋天地草創萬物萌芽的蓬勃之象，對於尋求生路者而言，確實是一個大大的吉卦。後來的足跡，果然證明了這個屯卦的預兆。這次，畢萬也依照慣例，請行占卜，意圖在於確定諸般封地事項。晉國的占卜官郭偃主持了這次占卜，解卦象云：「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封賞，天開之矣！天子日兆民，諸侯日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眾。」於是，畢萬正式決斷：從大名，部族以封地「魏」為姓氏；從滿數，全力經營這方有「萬民諸侯」預兆的封地。
至此，晉國士族勢力中正式有了魏氏，魏國根基遂告確立。
其後，晉國出現了晉獻公末期的儲君內爭之亂。此時畢萬已死，其子魏武子選准了公子重耳為擁戴對象，追隨這位公子在外流亡十九年。重耳成為晉國國君（文公）後，下令由魏武子正式承襲魏氏爵位封地，位列晉國主政大夫之一。由此，魏氏開始了穩定蓬勃的壯大。歷經魏悼子、魏絳（謚號魏昭子）、魏嬴、魏獻子四代，魏氏已經成為晉國六大新興士族之一（六卿）。這六大部族結成了最大的利益共同體，不斷吞滅、瓜分、蠶食著中小部族的土地人口，古老的晉國事實上支離破碎了。又經過魏筒子、魏侈兩代，六大部族的兩個（范氏、中行氏）被瓜分，晉國只有四大部族了。經過魏桓子一代，魏氏部族與韓趙兩部族結成秘密同盟，共同攻滅瓜分了最大的知氏部族。至此，魏趙韓三大部族主宰了晉國。
承襲魏桓子族領地位的，是其孫子魏斯。魏斯經過二十一年擴張，終於在二十二年（公元前403年），與趙韓兩族一起，被周王室正式承認為諸侯國。魏斯為侯爵，史稱魏文侯。從這一年開始，魏氏正式踏上了邦國之路，成為開端戰國的新興諸侯國。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魏國的政治事件成為我們必須關注的對象。
自魏文侯立國至魏假滅亡，魏國歷經八代君主一百七十八年。在春秋戰國歷史上，近兩百年的大國只經歷了八代君主，算是權力傳承之穩定性最強的國家了。這種穩定性，當時只有秦國齊國可以與之相比，國君代次顯然還要稍多。魏國君主平均在位時間是二十二年有餘，若除去末期魏假的三年，則七任君主平均在位時間是二十五年有餘。應該說，在戰國那樣的劇烈競爭時代能有如此穩定的傳承，是極其罕見的。列位看官留意，之所以要將代次傳承作為政治穩定的基本標誌，原因在於世襲制下的傳承頻繁國家，都是變亂多發所致。是故，君位傳承頻繁，其實質原因必定是政治動盪劇烈，君主傳承正常，其實質原因也在於這個國家的政治穩定性強。當然，也不能絕對化地說，穩定性是傳承少的唯一原因。譬如魏國，其傳承代次少，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出現過兩個在位五十年以上的國君：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其餘兩個在位時間長的君主是：魏武侯二十六年，魏安釐王三十五年。這四任君主，便佔去了一百六十二年。
魏國政治傳統的基本架構及其演變，都發生在這四代之間。
這一政治傳統，是破解魏國滅亡秘密的內在密碼。
魏文侯之世，是魏國風華的開創時代。
戰國初期，魏國迅速成為實力最強的新興大國，對天下諸侯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力。尤其對西鄰秦國，魏國以強盛的國力軍力，奪取了整個河西高原與秦川東部，將秦國壓縮得只剩下關中中西部與隴西商於等地。這種令天下瞠目結舌的崛起，根源在於魏文侯開創了後來一再被歷史證實其巨大威力的兩條強國之路：一是積極變法，二是急賢親士。
先說變法。魏文侯任用當時的法家士子李悝，第一次在戰國時代推行以變更土地制度為軸心的大變法。史料對魏國這次變法語焉不詳，然依據後來的變法實踐，李悝變法的兩個基本方面該當是明確的：其一是圍繞舊土地制度的變法，基本點是有限廢除隸農制、重新分配土地、鼓勵耕作並開拓稅源等等。其二是公開頒行種種法令，以法治代替久遠的人治禮治。可以做出的總體評判是：後來商鞅變法的基本面，李悝都涉及了，只是其深度廣度不能與後來的商鞅變法相比。雖則如此，作為戰國變法的第一聲驚雷，魏國變法的衝擊作用是極其巨大的，其歷史意義是亙古不朽的，其效用是實實在在的。
變法的同時，魏文侯大批起用當時出身卑微而具有真才實學的新興士子，此所謂急賢親士也。文侯之世，魏國群星璀璨文武濟濟，僅見諸史籍的才士便有：李悝、樂羊、吳起、西門豹、趙倉唐；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故舊能臣重用者有翟璜、魏成子等。至少，魏國初期一舉擁有了李悝、樂羊、吳起、西門豹如此四個大政治家，實在是天下奇跡。由此，魏國急賢親士的聲名遠播，以至秦國想攻伐魏國而被人勸阻。勸諫者的說法是：「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
由於魏文侯在位長達五十年，這種政治風氣自然積澱成了一種傳統。
可是。魏文侯開創的這種生機蓬勃的政治傳統，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時期漸漸變形了。所謂變形，一則是不再積極求變，變法在魏國就此中止；二則是急賢親士的濃郁風氣，漸漸淡化為貴族式的表面文章。也就是說，魏文侯開創的兩大強國之路都沒有得到繼續推進，相反，卻漸漸走偏了。這條大道是如何漸漸誤入歧途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可尋路徑的蛛絲馬跡。
一則史料是，魏擊（魏武侯）做儲君時暴露出的濃厚的貴族驕人心態。魏文侯十七年，樂羊打下中山國後，魏擊奉文侯之命做了留守大臣。一日，魏擊遊覽殷商舊都朝歌，不期遇到了魏文侯待以師禮的田子方。魏擊將高車停在了道邊，並下車拜見田子方。可是，田子方竟沒有還禮。魏擊很是不悅，譏刺道：「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田子方冷冷道：「亦貧賤者驕人耳。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踞（鞋）然，奈何其同之哉！」魏擊很不高興，但又不能開罪於這個頂著父親老師名分的老才士，只有陰沉沉回去了。姑且不說這個儒家子貢的老弟子田子方的牛烘烘脾性究竟有多少底氣，因為，戰國時期真正的法家大政治家，反倒根本不會做出這種毫無意義的清高，該遵守的禮儀便遵守，犯不著無謂顯示什麼。我們留意的，是魏擊的兩句譏刺流露出的貴族心態——田子方雖貴為文侯老師，依然被魏擊看作貧賤者，而貧賤者是沒有對人驕傲的資格的！如此貴族心態，豈能做到真正的親士敬賢？於是，後來一切的變味大體便有了心靈的根源。
另一則史料是：魂擊承襲國君後不思求變修政的守成心態。魏擊即位，吳起已經任河西將軍多年。一次，魏武侯與吳起同乘戰船從河西高原段的大河南下，船到中流，魏武侯眼看兩岸河山壯美，高興地看著吳起大是感歎：「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也許是吳起早已經覺察到了這位君主的某種氣息需要糾正，立即正色回答說：「邦國之固，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結果，魏武侯只淡淡一個「善」字便罷了。吳起對答，後世演化為「固國不以山河之險」的著名政諺，卻沒有留下魏武侯任何由此而警醒的憑據。列位看官留意，這是魏國君主第一次將人才之外的物事當做「國寶」。此後，魏惠王更是將珍珠寶玉當做「國寶」，留下一段戰國之世著名的國寶對答。魏武侯盛讚山河壯美，原本無可指責。這裡的要害是，一個國君在軍事要塞之前首先想到的是什麼，如何評判山川要塞，至少具有心態指標的意義。魏武侯的感慨若變為：「山河固美，無變法強國亦不能守也！」試想當是何等境界？這件事足以說明，魏武侯已經沒有了開創君主的雄闊氣度，對人對物對事，已經淪落為以個人好惡為評判標尺了。
第三則史料是，魏武侯錯失吳起。
吳起是戰國之世的布衣巨匠之一，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政治軍事天才之一。與戰國時代所有的布衣名士一樣，吳起的功業心極其強烈，那則殺妻求將的傳說故事，正是戰國名士功業心志的最好註腳。後來的事實證明，樂羊、吳起被魏文侯重用，是魏國擴張成功的最根本原因。也就是說，李悝變法激發積聚了強盛國力，樂羊、吳起則將這種國力變成了實際領土的延伸。在整個魏文侯時期，樂羊攻滅中山國，吳起攻取整個河西高原，既是魏國最大的兩處戰略性勝利，也是當時天下最成功的實力擴張。李悝、樂羊死後，兼具政治家才華的吳起實際上成為魏國的最重要支柱。
可是，魏武侯即位，吳起沒有得到應有的重用，既沒能成為丞相，也沒能成為上將軍，只是一個「甚有聲名」的地方軍政首腦（西河守）。依著戰國用人傳統，魏文侯時期有老資格名將樂羊為上將軍，吳起為西河守尚算正常。然在魏武侯時期，吳起依然是西河守，就很不正常了。《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秉性剛正的吳起對這種狀況很是鬱悶，曾公開與新丞相田文（不是後來的孟嘗君田文）論功，說治軍、治民、征戰三方面皆強於田文，如何自己不能做丞相？田文以反詰方式做了回答，很是牽強，其說云：「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應當說，田文對魏國狀況的認定，只是使用了當時政治理論對新君即位朝局的一種諺語式描述，實際根本不存在。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擊是老太子即位實權早早在握，如何能有少年君主即位才有的那種「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的險惡狀況？剛直的吳起畢竟聰明，見田文擺平了老臉與自己周旋論道，便知道此人絕不是那種憑功勞說話的人物，所以才有了史料所載的「起默然良久，曰『屬子之矣。』」吳起的服輸，實際上顯然是講求實際的政治家的顧全大局。不想，卻被太史公解讀成了「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這個田文，既不是後來的孟嘗君田文，史料中也沒有任何只言片語的功業，史料中的全部蹤跡便是與吳起的這幾句對答，及「田文既死」四個字。如此一個人物，豪氣干雲的吳起如何便能「自知弗如田文」？太史公此處之認定。只能看做一種誤讀，而不能看作事實。
歷史煙霧之深，誠為一歎也！
重要大臣將軍之間的這種微妙狀況，魏武侯不可能沒有覺察。之後的處置方式，立即證明魏武侯對吳起早已經心存戒懼了。田文死後，公叔為相。這個公叔丞相欲將吳起從魏國趕走，與親信商議對策。其親信說，要吳起走，很容易。親信的依據是秉性評判：吳起有氣節，剛正廉明並看重名譽。潛台詞很顯然，這等人得從其尊嚴名譽著手。親信謀劃出了一個連環套式的陰謀：先以固賢為名，請魏武侯將少公主嫁給吳起，言明以此為試探吳起的婚姻占卜——吳起忠於魏國，則受公主；若不受婚嫁，必有去心；魏侯必從，而後由丞相宴請吳起，使丞相夫人的大公主當著吳起的面辱賤丞相；吳起見如此公主，必要辭婚；只要吳起辭婚，便不可能留在魏國了。後來的事實果然如此：吳起辭婚，魏武侯懷疑吳起而疏遠，吳起眼看在魏國無望，便離開魏國去了楚國。這是一則深藏悲劇性的喜劇故事，使吳起的最終離魏具有了難言的荒誕性。
吳起離魏，至少證實了幾個最重要的事實：其一，魏武侯疑忌吳起由來已久，絕非一日一事；其二，魏武侯已經沒有了囊括人才的開闊胸襟，也沒有了坦率精誠的凝聚人才的人格魅力；其三，魏武侯時期，魏國的內耗權術之道漸開，廟堂之風的公正坦蕩大不如前。從魏國人才流失的歷史說，吳起是第一個被魏國擠走的乾坤大才。
魏惠王后期，魏國尊賢風氣忽然復起。
魏武侯死時，魏國的廟堂土壤已經滋生出了內爭的種子，這便是魏武侯的兩個兒子，公子罌與公子緩爭位。這個公子罌，便是後來的魏惠王。公子罌得到了一個才能傑出的大夫王錯的擁戴效力，佔據了魏國河外的上黨與故中山國之地，公子緩失勢。可是，公子罌還沒來得及即位，韓趙兩軍便進攻魏國了。韓趙遵循晉國老部族相互吞噬的傳統，要趁魏國內亂之機滅魏而瓜分之。濁澤一戰，公子罌軍大敗，被韓趙兩軍死死包圍。然則，一夜天明，幾乎是在等死的公子罌卻看見兩支大軍竟然沒有了。事後得知，是兩國對於如何處置魏國意見相左。各自不悅而去。對這場本當滅魏而終未滅魏的詭異事變，戰國時評是：「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也就是說，魏武侯終究沒有堪當大任的兒子，魏國原本是可以破滅的。言外之意很顯然：沒有滅國，並不是公子罌的才能所致。然，公子罌不如此看，他將魏國大難不死歸結於二：一是天意，二是自家大才。是故，公子罌即位之後立即宣佈稱王，成了戰國時代第一個稱王的大國（自來稱王的楚國除外）。
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稱霸前期，衰落中期，遷都大梁之後的末期。第一時期是魏國的全盛霸權時期，大約二十餘年；其時白圭、公叔痤先後為相，龐涓為上將軍，率軍多次攻伐諸侯，威勢極盛，國力軍力毫無疑義地處於戰國首屈一指的地位。第二時期，以三次大戰連續失敗為轉折，魏國霸權一舉衰落。這三次大戰是圍魏救趙之戰、圍魏救韓之戰、秦國收復河西之戰。第三時期，以魏國畏懼秦國之勢遷都大梁始，是魏惠王的最後二十年。
總括魏惠王五十一年國王生涯之概貌，成敗皆在於用人。
魏惠王其人是戰國君主中典型的能才庸君。列位看官留意，歷史不乏那種極具才華而又極其昏庸的君主。秦漢之後，此等君主比比皆是，戰國之世亦不少見。魏惠王者，一個典型而已。魏惠王之所以典型，在於他具備了這種君主給國家帶來巨大破壞性的全部三個特徵：其一，聰敏機變，多大言之談，有足以顯示其高貴的特異怪癖，此所謂志大才疏而多欲多謀也，與真正的智能低下的白癡君主相比（譬如後世的少年晉惠帝），此等「庸君」具有令人目眩的迷惑性，完全可能被許多人誤認為「英主」；其二，胸襟狹小，任人唯親與敬賢不用賢並存，外寬內忌。這一特徵的內在缺陷，幾乎完全被敬賢的外表形式所遮掩，當時當事很難覺察；其三，在位執政期長得令人窒息，一旦將國家帶入沼澤，只有漸漸下陷，無人能有回天之力。
在君主終身制時代，這種「長生果庸主」積小錯而致大毀的進程，幾乎是人力無法改變的。也就是說，庸主若短命，事或可為，庸主若搖搖不墜，則上天注定了這個邦國必然滅亡。譬如秦國，也曾經有一個利令智昏的躁君秦武王出現，但卻只有三年便舉鼎脫力而暴死了。後來又有兩個庸君，一個秦孝文王，一個秦莊襄王，一個不到一年死了，一個兩三年死了。所以，庸君對秦國的危害並不大。在位最長的秦昭王也是五十餘年，然秦昭王卻是一代雄主。然則，即或如秦昭王這般雄主，高年暮期也將秦國廟堂帶入了一種神秘化的不正常格局，況乎魏惠王這等「長生果庸主」，豈能給國家帶來蓬勃氣象？這等君主當政，任何錯誤決策都會被說得振振有詞，任何墮落沉淪都會被披上高貴正當的外衣，任何齷齪技術都會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任何真知灼見都會被善於揣摩上意的親信駁斥得一文不值。總歸一句，一切在後來看去都是滑稽劇的國家行為，在當時一定都是極為雄辯地無可阻擋地發生著，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魏惠王有一個奇特的癖好，酷愛熠熠華彩的珍珠，並認定此等物事是國寶。史載：魏惠王與齊威王狩獵相遇於逢澤之畔，魏惠王提出要與齊威王較量國寶。齊威王問，何謂國寶？魏惠王得意矜持地說，國寶便是珠寶財貨，譬如他的十二顆大珍珠，每顆可照亮十二輛戰車，這便是價值連城的國寶。齊威王卻說，這不是國寶，真正的國寶是人才。於是，齊威王一口氣說了他搜求到的七八個能臣及其巨大效用，魏惠王大是難堪。這是見諸史料的一次真實對話，其意義在於最典型不過地反映出了有為戰國對人才競爭的熾熱以及魏國的遲暮衰落。
也許是受了這次對話的刺激，也許是有感於秦國的壓迫，總之是魏惠王后期，魏國突然瀰漫出一片敬賢求賢氣象。這裡有一個背景須得說明，否則不足以證明魏國失才之荒謬。戰國時期，魏國開文明風氣之先，有識之士紛紛以到魏國求學遊歷為榮耀，為必須。安邑、大梁兩座都城，曾先後成為天下人才最為集中的風華聖地，鮮有名士大家不遊學魏國而能開闊眼界者。為此，魏國若想搜求人才，可謂得天獨厚也。可是，終魏惠王前、中期，大才紛紛流失，魏國竟一個也沒有留住。
魏惠王前、中期，從魏國流失的乾坤大才有四個：商鞅（衛人，魏國小吏）、孫臏（齊人，先入魏任職）、樂毅（魏人，樂羊之後）、張儀（魏人）。若再加上此前的吳起，此後的范雎、尉繚子，以及不計其數的後來在秦國與各國任官的各種士子，可以說，魏國是當時天下政治家學問家及各種專家的滋生基地。在所有的流失人才中，最為令人感慨者，便是商鞅。所以感慨者，一則是商鞅後來的驚世變法改寫了戰國格局，二則是商鞅是魏惠王親手放走的。商鞅的本來志向，是選擇魏國實現抱負。魏國歷史的遺憾在於，當商鞅被丞相公叔痤三番幾次舉薦給魏惠王時，魏惠王非但絲毫沒有上心，甚至連殺這個人的興趣都沒有，麻木若此，豈非天亡其國哉！
種種流失之後，此時的魏惠王突然大肆尊賢，又是何等一番風貌呢？
《史記·魏世家》載：「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召賢者。鄒衍、淳於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你等老人家）不遠千里，辱幸之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這一場景，實在令人忍俊不能。魏惠王莊重無比，先宣佈自己不說油滑的虛話，一定說老實話（寡人不佞），於是，一臉沉痛地將自己罵了一通，最後鄭重相求，請幾個赫赫大師謀劃有利於魏國的對策。如鄒衍、淳於髡等，大約覺得魏惠王此舉突兀，一定是茫然地坐著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樣。偏大師孟子自視甚高，肅然開口，將魏惠王教訓了一通。滑稽處在於，孟子的教訓之辭完全不著邊際。分明是一個失敗的君主向高人請教利國之道，這個高人卻義正詞嚴教導說，君主不能言利，只能恪守仁義！也就是說，孟子認為，作為君主，連「利」這個字都不能提。在天下大爭的時代，君主不言利國，豈為君主？更深層的可笑處在於：魏惠王明知邦國之爭在利害，不可能不言利；也明知大名赫赫的儒家大師孟子的治國理念，明知鄒衍、淳於髡等陰陽家雜家之士的基本主張；當此背景，卻要生生求教一個自己早已經知道此人答案的問題，豈非滑天下之大稽？說穿了，作秀而已。魏惠王親自面見過多少治國大才，沒有一次如此「嚴正沉重」地譴責過自己，也沒有一次如此虔誠地求教過，偏偏在明知談不攏的另類高人面前「求教」，其虛偽，其可笑，千古之下猶見其神色也。
後來，魏惠王便如此這般地開始尊賢求賢了。經常恭敬迎送往來於大梁的大師們，送他們厚禮，管他們吃喝，與他們認真切磋一番治國之道，而後殷殷執手作別，很令大臣大師們唏噓不已。用鄒衍、惠施做過丞相，尊孟子如同老師，似乎完全與魏文侯沒有兩樣。而且，魏惠王還在《孟子》中留下了《孟子見梁惠王》的問答篇章……能說，魏惠王不尊賢麼？
歷史幽默的黑色在於，總是不動聲色地撕碎那些企圖迷惑歷史的大偽面具。
魏惠王之世形成的外寬內忌之風，在其後五代愈演愈烈，終至於將魏國人才驅趕得乾乾淨淨。這種外寬內忌，表現為幾種非常怪誕的特徵：其一，大做尊賢敬賢文章，敬賢之名傳遍天下；其二，對身負盛名但其政治主張顯然不合潮流的大師級人物，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道；其三，對已經成為他國棟樑的名臣能才分外敬重，只要可能，便聘為本國的兼職丞相（事實上是輔助邦交的外相，不涉內政）；其四，對尚未成名的潛在人才一律視而不見，從來不會在布衣士子中搜求人才；其五，對無法擠走的本國王族湧現的大才，分外戒懼，寧肯束之高閣。自魏惠王開始直到魏假亡國，魏國對待人才的所有表現，都不出這五種做派。到了最後一個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色自毀而死，魏國人才已經蕭疏之極，實際上已經宣告了魏國的滅亡。
對吳起的變相排擠，對商鞅的視而不見，對張儀的公然蔑視，對范雎的嫉妒折磨，對孫臏的殘酷迫害，對尉繚子的置若罔聞，對樂毅等名將之後的放任出走……回顧魏國的用人史，幾乎是一條僵直的黑線。一個國家在將近兩百年的時間裡始終重複著一個可怕的錯誤，其政治土壤之惡劣，其虛偽品性之根深蒂固不言而喻。
實在說話，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可能出現對人才的不公正事件，但只要是政治相對清明，這種事件一定是少數，甚或偶然。譬如秦國，秦惠王殺商鞅與秦昭王殺白起，是兩樁明顯的冤案，但卻沒有影響秦國的堅實步伐。原因在二，一是偶然，二是功業大成後錯殺。列位看官留意，戰國時期的人才命運或者說國家用人路線，實質上有兩個階段，其方略有著很大差別：第一階段是搜求賢才而重用，可以說是解決尋求階段；第二階段是功業大成後，能在何種程度上繼續，可以說是後需求階段。歷史證明的邏輯是：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需求階段的人才方略都是第一位的，起決定作用的。而魏國的根本錯失，恰恰始終在需求階段。在將近兩百年裡擁有最豐厚人才資源的魏國，出現的名相名將卻寥若晨星。與此同時，戰國天空成群閃爍的相星將星，卻十之七八都出自魏國。不能不說，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奇跡。
大爭之世，何物最為寶貴？人才。
風華魏國，何種資源最豐厚？人才。
魏國政風，最不在乎的是什麼？人才。
為什麼會是這樣？魏國長期人才流失的根源究竟在哪裡？凡是熟悉戰國史者，無不為魏國這種尊賢外表下大量長期人才流失的怪誕現象所困惑。仔細尋覓蛛絲馬跡，有一個事實很值得注意，這就是魏氏先祖篤信天命的傳統。魏國正史著意記載了畢萬創魏時期的兩次占卜卦象，至少意味著一種可能：魏國王族很是迷信卦象預言，對人為奮發有著某種程度的輕慢。這種精神層面的原因。很容易被人忽視。尤其在已經成為歷史的興亡沉浮面前，歷史家更容易簡單化地只在人為事實鏈中探察究竟，很容易忽略那種無形而又起決定作用的精神現象。
事實上，無論古今中外，力圖預見未來命運的種種預測方式，都極大地影響著決策者們的行為理念，甚至直接決定著當權者的現實抉擇。在自然經濟的古典社會，這種影響更大。客觀地說，力圖解釋、預見自然與社會的種種神秘文化，都是古典文明的有機構成部分，一味地忽視這種歷史現象，只能使我們的歷史敘事簡單化，最終必然背離歷史真相。
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解釋並預測自然與社會的學問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龐大的系統。就社會方面而言，陰陽五行學說、天地學說（分為星相、占候、災異、堪輿四大門類）、占卜學說，構成三大系統。其中每一系統，都有相對嚴密的理論基礎與理論所延伸出的實用說明或操作技能。第一系統，以陰陽五行論為理論基礎，衍生出對國家品性的規範：邦國必有五行之一德，此德構成全部國家行為的性格特點。第二系統，以天人合一觀為理論基礎，衍生出占星、占候、災異預兆解說、堪輿（風水）等預測技能。第三系統，以陰陽論為基礎，衍生出八卦推演的預測技能。凡此等等，可以說，中國古典時期的預言理論之博大龐雜，預測手段之豐富精到，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堪稱奇葩。
是故，在那樣的時代，執政族群不受天命預言之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
然則，執政者以何種姿態對待天命預言，又是有極大迴旋餘地的。
這種迴旋，不是今人所謂的簡單的迷信不迷信，而是該文化系統本身提供給人的廣闊天地。華夏文明之智慧，在於所有的理論與手段都蘊含著極其豐富的變化，而不是簡單機械的僵死界定。「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之謂也！以人對天命之關係說，天人合一論的內涵本身便賦予了人與天之間的互動性，而這種互動性，最終總是落腳於人的奮發有為。且看：天意冥冥，民心可察，故此，民心即天心，天命不再虛妄渺茫，而有了實實在在的參照系，於是，執政者只要順應民心潮流，便是順應天命！再看：天命固然難違，但卻有最根本的一條——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天命之實際只在入有德無德；天意（或占卜或星象等等）縱然不好，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發點的靜態設計，若人奮發有為順應民心廣行陰德（不事張揚地做有利於人民的好事，此謂陰德），則上天立即給予關照，修改原來的命運設計方案！
如此天人互動之理論，何曾有過教人拘泥迷信之可能？
就歷史事實說話，先秦時代的中國族群有著極其渾厚的精神力量與行為自信，對天命天意等等，相對於後世的種種脆弱心理與冥頑迷信，確實做到了既敬重又不拘泥的相對理想狀態。敬重天命，在於使人不敢任意妄為；不拘泥者，在於使人保持奮發創造力。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凶的龜甲，春秋諸侯不敬天子而潮水般重新組合，新興大夫（地主）階層紛紛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諸侯，種種潮流，無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色。就基本方面而言，秦國是一個典型。秦人歷史上有兩則神秘預言，一則是舜帝「秦人將大出天下」的預言，一則是老子關於秦國統一天下的預言。兩則預言能見諸《史記》，足證在當時是廣為人知的。但是，歷史的事實是，秦國執政階層始終沒有坐等天意變成事實，而是歷經六代人浴血奮爭才成就了煌煌偉業。
魏國如何？
雖然，在畢萬之後，我們沒有發現更多的關於魏國王族篤信天命的史料，但合理的推測卻是有歷史邏輯依據的。這個歷史的邏輯是：一百餘年永遠重複著一個致命的錯誤，這個國家的王族便必然有著精神層面的根源；這個精神根源不可能是厭惡人才的某種生理性疾病，而只能是對另一種冥冥之力產生依賴而衍生出的對人才的淡漠；這個冥冥之力不可能僅僅是先祖魂靈，而只能是更為強大的天命。列位看官留意，魏國滅亡一百餘年後，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論解讀魏國滅亡原因，況乎當時之魏國王族乎？簡單的邏輯演化出最殘酷的結論：無論天意如何，失才便要亡國。越是競爭激烈的大爭之世，這一結局的表現方式便越是酷烈。
春秋戰國時代，對人才的重要性的認識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無論是用才實踐還是用人理論，都是中國歷史的最高峰。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說魏國對人才的重要性認識不夠，顯然是牽強的。當時，對人才與國家興亡這個邏輯說得最清楚透徹的當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論有三個基本點。
第一是「親士急賢」。《墨子》第一章《親士》篇，去：「入國（執政）而不存其士，則國亡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墨子在這裡說得非常扎實，對待才士，不應是一般的敬重（緩賢），而應該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謂「見賢而急」；見賢不急，則才士便要怠慢國君，離開出走。田子方說的那種「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若脫鞋然」的自由，在戰國時代可謂時尚潮流。當此之時，「急賢」自然是求賢的最有效對策。
第二是「眾賢厚國」。《墨子·尚賢上》云：「……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在於眾賢而已。」也就說，國家要強盛，不能僅僅憑一兩個人才，而是要一大批人才，否則，這個國家便會很脆弱（薄）。
第三是「尚賢乃為政之本」理念。《墨子·尚賢中、下》云：「……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為政之本也？……賢者為政，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對墨子的尚賢為本的目標，可以一句話概括：尚賢能使天下安寧，所以是為政之根本。
墨子的人才理論，實在具有千古不朽的意義。
魏國以偽尚賢之道塞天下耳目，誠天亡之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