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秦論 第三節 歷史煙霧的久遠瀰散 文 / 孫皓暉
歷史意識分裂的煙霧，終於無可遏制地瀰漫開來。
大一統的秦帝國十五年而亡，既無修史遺存，亦無原典史料現世。項羽的屠戮劫掠與焚燒，使大咸陽化作了廢墟，集戰國之世全部典籍法令與文明書證的豐厚無比的帝國文檔庫存，悉數付之罪惡火焰。從此，這個偉大的帝國喪失了為自己辯護的絕大部分書證、物證與人證，淪入了面對種種口誅筆伐而無以澄清的境地。就實說，後世對秦帝國的評判依據，相對直接的文本資料大體只有四種：其一是後來搶救再現的先秦典籍與諸子著作；其二是帝國遺留於山川河海的部分勒石碑文與殘存物證；其三是司馬遷的《史記》中所記載的經過作者「甄別」的史實；其四是西漢初期帝國遺民的部分親歷言論紀錄。當然，若天意終有一目可使始皇陵地宮藏品再現於世，我們為這個偉大帝國辯護的直接證據，完全可能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在此之前，我們的澄清依然分外的艱難。
然則，我們的努力不能停止。
歷史，正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所謂國家與民族的歷史意識，大體是四個層面：其一是歷代政權對原生文明的實際繼承原則；其二是見諸正史的官方意識對歷代文明演進的價值評判；其三是歷代史家學者及學派的歷史論說；其四是見諸文學藝術與民間傳說的普遍認知。而我們所謂的歷史意識分裂的煙霧，當然也指同時體現於這四個方面的種種變形。
從此四方面說，自西漢之後，秦帝國及其所處的原生文明時代，在理念上被大大扭曲變形，且表現為一個愈演愈烈的歷史過程。也就是說，兩千餘年來，我們對自己的原生文明時代的總體評判，始終處於一種不可思議的割裂狀態：一方面，在建政原則上，對一統秦帝國的文明框架原封繼承，並全力維護；另一方面，在理念認定上，對秦帝國與春秋戰國的文明功績又極力否定，極力攻訐。這是一個奇特而巨大的矛盾。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沒有哪個創造了獨立文明的民族，在後來的發展中極力貶低本民族原生文明的先例，更沒有實際繼承而理念否定的荒誕割裂先例。唯有我們，承受了先人的豐厚遺產，還要罵先人不是東西。此等咄咄怪事，發生於我們這個自認深有感恩傳統的古老民族身上，豈非不可思議哉！
一片博大遼闊的文明沃土呈現出來，耕耘者的屍體橫陳在田間。後來者毫不遲疑地宣佈了沃土繼承權，卻又困惑於曾經包括自己在內的一群人殺死了耕耘者不好交代。於是，一面謹慎地審視著這片沃土，一面小心地探詢著其餘人對農夫之死的說法。終於，人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耕耘著，開始探究起來，漸漸爭論起來，又漸漸吵成了一團，終於將耕耘者的死與被開墾的沃土連成了一體，無休止地吵吵起來。有人說，這片土地邪惡，導致了農夫的突然死亡，與群毆無關。有人說，農夫愚蠢不知歇息，才有突然死亡。有人說，農夫耕耘有誤，給這片土地留下了禍根。有人說，農夫根本不該開墾這片土地。有人說，農夫用力太猛死得活該。一代代爭吵延續下來，人們終於一致認定：這是一個壞農夫，原本該死，不需爭論。有渾不知事的孩童突然一問：「農夫壞，開出來的土地也壞麼？」人們驚愕良久，又齊聲回答：「土地是我們的了，自然不壞！」於是人們力乏，從此不屑提起這個死去了的壞農夫，索性簡化為見了農夫屍體只啐得一口，罵得一聲了事。偶有同情者，遙望農夫屍體歎息了一聲，立即便會招來人眾側目千夫所指……
一則古老的寓言，一幅歷史的大相。
大偽欺史，文明何堪？
東漢伊始，「暴秦」說終於成為官方正式立場。
西漢末期，基於對秦政的普遍指控，對夏商週三代的「王制」文明一時滋生出一種嚮往思潮。在這一思潮的瀰漫中，一股信奉儒家文明價值觀的社會勢力崛起了。在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的同時，這股勢力力圖重新復辟周制，再現那個「憲章文武，禮治王化」的遠古田園詩時代。這便是號為「新始」的王莽集團，在近二十年的歲月裡全面復辟周制的荒誕時期。歷史的演進是殘酷的：王莽集團竭盡全力改制復古，非但沒有使天下趨於王道昌盛，反倒引發了大饑荒大混亂大動盪，華夏大地再次淪入了較秦末大劫難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社會大倒退，西漢二百餘年累積的文明成果，悉數付之東流！綠林赤眉農民軍遭遇的大飢餓大殺戮，其酷烈遠遠過於因不堪徭役而舉事的陳勝吳廣農民集團。
歷史的教訓是冰冷的。隨後立定根基的東漢政權，不再做任何復古夢，很現實地回到了忠實傚法西漢而秉承秦制的道路上，在實際施政中再度肯定了秦文明的價值，斷然摒棄了復古道路。秦末至西漢末的兩百多年間，歷經項羽王莽兩次大復辟，既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也對整個社會歷史意識產生了巨大的震懾。此後的中國歷史上，嘗試復辟「三代王制」的政治狂人再也沒有出現，即或偶有政治幻想症者，也只能自家嘟噥幾句而已。這一基本事實足以說明：華夏族群的歷史意識已經實實在在地認定了秦文明的真實價值，在實際中永遠地奉行不悖了。
歷史的荒誕，也正在這樣的時期定型了。
東漢王朝在實際奉行秦文明的同時，官方意識卻更為明確地指控秦文明，更為高調地頌揚三代王制，從而瀰漫出一股濃郁的弦外之音：三代王制本身仍然是值得推崇的，只是王莽的復辟還不夠水準而已。再次確立這種實際建政法則與意識形態價值原則的荒誕割裂，是「暴秦」說瀰漫為歷史煙霧的根基所在。
《漢書·食貨志》與《漢書·刑法志》，是東漢官方對歷代文明框架（制）的總體看法。在這兩篇概括敘述並評判歷代體制的文獻中，完全可以看出「暴秦」說的新面目。這兩篇文獻對華夏文明進程的總體評判是：以井田制為軸心的夏商週三代「王制」文明，是最高的理想社會狀態；自春秋戰國至秦帝國，則是最為不堪的淪落時代；西漢之世，始入承平昌盛。基於此等價值標準，這兩篇文獻的定式是：開首皆以大段篇幅描繪三代「王制」的田園詩畫面，緊接著語氣一轉，便開始嚴厲指控春秋戰國秦的種種不堪與暴虐，之後再敘述西漢的承平國策。
唯其具有代表意義，我將其對春秋戰國秦的指控摘引如下：
《漢書·食貨志》云：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經界，徭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春秋》譏焉！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並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漢書·刑法志》云：
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東漢官方認定「暴秦說」之外，學人官員的個人評判，也循此基準多有呈現。但是，這一時代的文明史視野已經大為弱化，官員學者個人即或有局部肯定秦政的論說，也是星星點點不成氣候。諸如東漢之桓譚、王充，皆有局部肯定秦政之文章，然已成為極其微弱的聲音了。
東漢之後，華夏再度陷入了分裂割據狀態。三國時代的劇烈竟爭，頗有小戰國氣象。基於競爭本身的需要，這一時代對歷史的重新認知，有了新的可能。由於《三國誌》乃晉人陳壽撰寫，且沒有總括敘述某領域歷史演進的諸《志》專類，是故，無法評判三國及西晉的官方歷史意識。然則，從這一時期各方實際奉行的政策體制，以及著名君主與政治家的歷史評判言論，仍然可見其對秦文明的總體評判。這種評判，較之東漢鬆動了許多。曹操被《三國誌》評曰：「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超世之傑矣！」而曹操對秦皇漢武的肯定也是明確的，其《置屯田令》云：「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在三國大政治家中，唯有諸葛亮對秦政表現出繼承東漢的荒誕割裂：實際奉行而理念否定。諸葛亮《答法正書》云：「……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足見其忠實秉承東漢之傳統也。
步入兩晉南北朝時期，華夏大地紛爭頻仍，又逢北方諸族群相繼佔據北中國，政權不斷更迭，相互攻伐不斷。當此之時，中國關於文明史演進的探討幾乎趨於沉寂，玄妙清談瀰漫一時。無論是官府作為，還是官學私學，對歷史文明的總體探討及其理論總結，都幾乎趨於銷聲匿跡。這是一個特殊的沉淪時代，兩漢時代注重文明演進探討的歷史視野，這時已經變化為注重個人體驗的思辨「玄學」。在玄學清談瀰漫之時，偶然也迸發出些許文明史探究的火花。葛洪的《抱朴子·外篇·用刑》，便對秦亡原因做了探討，認定秦亡並非嚴刑而亡，「秦其所以亡，豈由嚴刑？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其餘，如做過廷尉的劉頌、做過明法掾（解釋法令的官員）的張斐，也都曾經從論說法令演進的意義上肯定過秦政。當然，這些聲音遠非主流，幾乎沒有實際影響力。
進入隋代，對文明演進史的探討又是一變。
隋雖短促，然卻是三百年分裂之後再度統一中國的重要時期，是華夏族群的第五次大一統。從實際制度框架說，隋繼承了秦制無疑。然則，由於此時距秦帝國已經千年之遙，且又經過了西晉之後的三百年分裂戰亂，隋對文明演進的審視，遂開始以西晉之後的歷史演進為主，對兩漢之前的歷史已經很少涉及，對秦政得失的探究則更少了。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基本面看出隋代對秦文明的模糊肯定。隋文帝楊堅注重實務，臨死之遺詔開首便是：「嗟乎！自昔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爭相尋，年將三百。」遺詔最後云：「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隨時。律令格式，或有不便於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務當政要。」顯然，隋對秦文明所體現的變法精神尚是肯定的。
唐代情形，又是一變。唐變之要，是從隋的不甚清晰堅實的歷史評判中擺脫出來，再度開始大規模總結文明演進史。結局是，唐又重新回到了東漢軌跡。唐人魏征主修的《隋書》，實則是唐政權的歷史目光，而不是隋政權的歷史目光。《隋書》的《食貨志》、《刑法志》、《百官志》等綜合篇章，在對特定領域的總括性敘述中，均對秦文明做出了復歸東漢傳統的評判。
《隋書·食貨志》云：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脈；以頭會之斂，屯戍窮於嶺外。
《隋書·刑法志》云：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區夏，於時投戈棄甲，仰恩祈惠，乃落嚴霜於政教，揮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毒網凝科，害肌膚於後；玄鉞肆於朝市，赭服飄於路衢；將閭有一劍之哀，茅焦請列星之數。
《隋書·百官志》云：秦始皇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創立朝儀；事不師古，始罷封侯之制，立郡縣之官；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自餘眾職，各有司存。漢高祖除暴寧亂，輕刑約法，而職官之制，因於嬴氏。
如果說，《隋書》諸志的總括性敘述，代表了唐政權的官方評判，那麼唐太宗在《貞觀政要》中的理念，則是更為直接的建政施政態度。《貞觀政要·君臣鑒戒》云：「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舉，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不過二世而滅。」其《務農》篇云：「昔秦皇漢武，外多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當然，唐代也有基於現實政治而對秦政秦法的具體肯定，但已經遠非主流了。同一個魏征，在答唐太宗對商鞅法治的責難時，論說便是相對肯定的：「商鞅、韓非、申不害等，以戰國縱橫，間諜交錯，禍亂易起，譎詐難防，務深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權救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魏鄭公諫錄》卷三）
在整個唐代的歷史意識中，只有柳宗元對秦文明做出了「政」與「制」的區分，指出了秦「失在於政，不在於制。」其《封建論》云：「秦有天下……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行，竭其禍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將文明體制框架與具體的施政作為區別開來，這是自兩漢以來最有見地的文明演進史觀念。這一觀念，在某種意義上合理解釋了對秦文明的實際繼承與理念否定這一巨大割裂現象——實際繼承對「秦制」，理念否定對「秦政」。雖然，柳宗元的評判依舊遠遠不是主流歷史意識；雖然，柳宗元的「秦制」幾乎單純地指郡縣制，而並非包容了秦文明的所有基本方面，但就其歷史意識的出新而言，依然是不容忽視的。
唐之後，華夏又陷入了幾近百年的分裂割據。五代十國，是一個歷史意識嚴重萎縮的時期，大器局的文明視野與民族進取精神，從這個時期開始嚴重衰退了。政變頻頻交錯，政權反覆更迭，邦國林立，各求自安。這一時代除了諸多的佛教事件與閃爍的詩詞現象，幾乎沒有文明史意義上的重大事件，對中國文明史的探究自然也難覓蹤跡。
宋王朝統一中國之後，幾乎是立即陷入了連番外患與諸多內憂之中，對既往歷史的審視已經大為乏力了。《宋史》乃元代主修，其概括性的諸《志》綜述，已經根本不提秦文明了。當然，我們不能將《宋史》的綜合敘述，看做宋代的官方歷史意識。宋代的歷史意識，我們只有到其學派思潮與主要人物的言論中去尋找。宋代儒學大起，生發出號為「理學」的新潮儒學。理學的歷史意識，自然是以儒家的歷史價值觀為根基的。
從宋代開始，一種歷史現象開始生成：審視歷史，必引孔孟言論以為權威。大量的先秦諸子典籍，在這個時期被一體性忽視。以致連墨子這樣的大家，其論著也湮滅難見，淪入到道家典籍中隱身了。直到近代，墨子才被梁啟超發掘出來，重新獲得重視。最為實際的改革家王安石，尚且言必引孔孟為據，對制度沿革的論說則多以五代十國的興亡為依據。其餘人物之論述，則更可以想見了。以修《資治通鑒》聞名的司馬光，其歷史意識更是明確地貶斥秦文明。凡見諸《資治通鑒》的「臣光曰」，很少對秦政秦製作認真的總體性評判，而對秦政秦制的具體「罪行」指控，則屢見不鮮。朱熹、二程等儒家大師，指控秦文明更是司空見慣了。作為治學，他們對秦政的探究是很認真的。譬如朱熹，對商鞅變法之「廢井田，開阡陌」做出了新解：「開」非開墾之開，而是開禁之開；開阡陌，便是開土地國有制不准買賣之禁，從此「民得買賣」土地。然則，這種具體的學問功夫，並不意味著文明歷史意識的深化與開闊。從總體上說，宋代對秦文明及其母體時代的評判，是遺忘融於淡漠之中——既很少提及，又一概貶斥。
元明清三代，歷史意識對秦文明的評判，已經板結為冰冷的硬體了。
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清人修《明史》。這三史，對包括秦帝國及先秦時代的評判都呈現為一個定式：先極為概括地簡說夏商週三代，而後立即接敘距離自己最近的前朝興亡，對春秋戰國秦時代基本略去不提。這種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為「遺忘定式」。然則，遺忘絕不意味著肯定，而恰恰是偏見已經板結為堅深謬誤的表徵。元明清三代，非但官方歷史意識斷然以「暴秦」為總括性評價，即或被後世視為進步思想家的學子，也同樣斷然「非秦」。也就是說，自宋開始的千餘年之間，對秦文明的評判已經積澱成一種不需要探究的真理式結論。耶律楚材有詩論秦：「……焚書嫌孔孟，峻法用高斯。政出人思亂，身亡國亦隨。阿房修象魏，許福覓靈芝。偶語真虛禁，長城信謾為。只知秦失鹿，不覺楚亡騅。約法三章日，恩垂四百期……」海瑞云：「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尚可存古人遺意。」邱浚云：「秦世慘刻。」黃宗羲云：「秦變封建而為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王夫之云：「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顧炎武云：「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凡此等等，其中即或有個別特出者對秦文明作局部肯定，也只是熒熒之光了。加之話本戲劇等民間藝術形式的渲染，「暴秦」論遂大肆流播。千年濫觴之下，雖不能說人人信奉，大體也是十之八九論秦皆斥之以「暴」字了事。
從此，國人的歷史意識與文明視野，淪入了最簡單化的凍結境地。
1840年開始，中國在人類高端文明的入口處遭遇了巨大的歷史衝擊。
這一衝擊歷時百年餘。幾經亡國滅種的劫難，中國民族的歷史意識終於開始了艱難的覺醒。自覺地，不自覺地，華夏族群開始了連綿不斷的文明歷史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國家何以貧窮？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凡此等等關乎民族興亡的思索，都在「救亡圖存」這一嚴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燃燒起來。於是，有了「戊戌變法」對中國現實出路的嘗試，有了「辛亥革命」對中國現實命運的設計，有了「五四」運動對中國傳統文明的反思，有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的「新文化運動」的文明反思。當我們這個民族終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時候，我們又開始了大規模的意識形態重建，開始了借助於高端文明時代的科學思維方式，對我們民族的文明史重新審視的歷史過程。從一個民族開拓文明史進程的意義上說，我們這個民族的偉大智慧並沒有被歷史的煙塵窒息。我們堅韌努力的腳步，體現著我們民族再生與復興的偉大心願，也體現著我們民族的文明歷史意識覺醒的豐厚成果。
但是，我們走過的彎路太多了。戊戌變法企圖以淺層的形式變革，引領中國走入高端文明時代。我們失敗了！辛亥革命則企圖以倣傚西方文明的政治變革方式，引領中國走入高端文明時代。我們也失敗了！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企圖以相對簡單的「打倒」方式清理總結我們的文明史。我們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所導致的社會大變革，使我們這個民族實實在在地站了起來。在我們的生存生計成為最迫切問題的歷史關頭，我們這個民族以最大的智慧，停止了無休止的論爭，從紛雜折騰中擺脫出來，而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民族富強的努力之中。歷史證明，我們的偉大智慧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國家，給我們這個民族在最艱難的歷史時刻開啟了真正復興的希望。
然則，被我們擱置的問題，並不因為擱置而消失。
一個民族的文明發展歷史，有著必然的邏輯：要在發展中保持悠長的生命力與飽滿的生命狀態，就必須有堅實的文明根基；這種文明根基的堅實程度，既取決於民族文明的豐厚性，更取決於一個時代基於歷史意識而確立的繼承原則。我們可以因為最緊迫問題所必需的社會精神集中，而暫時中止大規模的文明文化論爭，誠如戰國名士魯仲連所言：「白刃加胸，不計流矢。」然則，我們不能忘記，在獲得必要的社會條件之後，對文明歷史的認真探究，依然是一個民族必需的文明再生的歷史環節。我們所需要避免的，只是不能重蹈將文明審視一定等同於某一實際目標的簡單化。也就是說，任何時候，一個民族對自己文明歷史的審視，都不應該成為任何實際目標的手段。這一探究與審視，本身有其偉大的目標：清理我們的歷史傳統，尋求我們的精神根基，樹立我們的民族精神，並使這些基本面獲得普遍的社會認知，使我們民族的復興與發展，有著久遠的清晰的堅定的信念。
這是我們審視中國原生文明的根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