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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國名著精華全集》序 文 / 李敖

    談中國名著,得先談中國書;談中國書,得先談中國的文字歷史。

    中國歷史從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遠在五十萬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山頂洞人"起算,已遠在兩萬五千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遠在四千五百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遠在三千五百年以前。這時候,已經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龍,史實開始明確;從紀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國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來的紀錄,從紀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國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來的紀錄。中國人有排排坐的文字歷史,已長達兩千八百多年。

    從何處說起

    在長達兩千一百多年的時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帶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羅丞相前,他告訴博羅:"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挨殺的多了,請你早點殺我算了。"博羅說:"你說有興有廢,請問從盤古開天闢地到今天,有幾帝幾王?我弄不清楚,你給我說說看。"文天祥說:"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

    三百多年過去了,十七史變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統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黃宗轟回憶說:"我十九、二十歲的時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兩年。可是我很笨,常常一篇還沒看完,已經搞不清那些人名了。"一部二十一史,從何處說起?

    三百多年又過去了,二十一史變成了二十五史。書更多了,人更忙了,歷史更長了。一部二十五史,從何處說起?

    何況,中國歷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書中的正史。正史以外,還有其他十四類歷史書。最有名的《資治通鑒》,就是一個例子。司馬光寫《資治通鑒》,除了正史以外,參考了三百二十二種其他的歷史書,寫成兩百九十四卷,前後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後,他回憶,只有他一個朋友王勝之看了一遍,別的人看了一頁,就愛困了。

    一部中國史,從何處說起?

    古書有多少呢?

    何況,中國書又不只歷史書,歷史書只是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學家主張"六經皆史",這下子經書又變成了歷史書。其實凡書皆史才對,中國人面對的,已不是歷史書的問題,而是古書的問題。

    古書有多少呢?

    古書多得嚇人。

    古書不只什麼《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它們只不過佔兩種:古書不只什麼《四書》、《五經》.它們只不過佔九種;古書不只什麼二十五史,它們只不過佔二十五種。古書遠超過這些,超過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過兩千倍,而是三千倍,古書有-十萬種!

    嚇人吧?

    這還是客氣的。本來有二十五萬三千種呢!幸虧歷代戰亂,把五分之三的古書給弄丟了,只剩下十萬種了,不然的話,更給中國人好看!

    又何況,還不止於古書呢!還有古物和古跡,有書本以外的大量殘碑斷簡、大量手澤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壘孤墳,和陸續不斷的大量考古出土。……要面對起來,更難上加難了。

    又何況,一個人想一輩子獻身從事這種"白首窮經"的工作,也不見得有好成績。多少學究花一輩子時間去在古書裡打滾,寫出來的,不過是"斷爛朝報";瞭解的,不過是"瞎子摸路"

    你不配做中國人

    於是,中國人的辦法便是:口口聲聲說復興中華文化,但事實上,他們卻對古書敬而遠之,思念起來,未免慚愧。

    說你不配做中國人,你一定從心裡不服氣;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國人的條件,你一定從心裡慚愧。

    做中國人,總不能不著中國書吧?你看了多少中國書呢?

    《四書》、《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一數之下,不過幾種而已,這就叫慚愧。

    面對十萬種的古書,面對這一龐大遺產,中國的子孫們到底該怎麼辦?不看嗎?說不過去;看嗎?從何看起?又多麼難看?這的確是一個令人痛苦的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令人痛苦的問題,有心人便出來,想法子做種種選本,來喂中國人。可歎的是,這些選本都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文章"為檢定標準了,太注重"文章"掛帥,並且這種"文章",又大局限在僵化的模式裡頭了。

    好壞標準

    以中國"文章"的大家而論,中國人評判"文章",缺乏一種像樣的標準。行家論"唐宋八大家",說韓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巖怪壑"、歐陽修文章"如秋山平遠"、蘇緘文章"如長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斷岸千尺"、曾鞏文章"如波澤春漲",……說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們知道水到處流。山一大堆以外,實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裡?好的標準是什麼?

    又如林紓說他的文章是"史(記)漢(書)之遺";章炳麟卻大罵林紓吹牛,說林紓的文章,乃從唐人傳奇剽竊衍演而來。章炳麟又說:"當世之文,唯王閻運為能盡雅,馬通伯為能盡俗。"其實一切攤開,有何史漢傳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壞問題,並無史漢傳奇雅俗問題。文章的好壞標準,根本不在這裡。

    做為新時代的中國人,我們評判文章,實在該用一種新的標準,我們必須放棄什麼山水標準、什麼雅俗標準、什麼氣骨標準、什麼文白標準。我們看文章,要問的只是兩個問題:一。要表達什麼?二、表達得好不好?有了這種新的標準,一切錯打的筆墨官司,都可以去它的蛋;一切不敢說它不好的所謂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從對對子到古文

    古往今來,中國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沒能將這二合一的問題擺平。中國人一淡寫文章排名。韓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頭牌,又是"文起八代(魏晉六朝)之衰"的大將,承前啟後,代表性特強,可是你去讀讀他的全集看,你會發現讀不下去。你用上面兩個問題一套:

    一、他要表達什麼?答案是:他思路不清,頭腦很混,他主張"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但什麼是聖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達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氣勢奔放狀,文言文在他手下,變成了抽像名詞排列組合,用一大堆廢話,來說三句話就可說清楚的小意思,表達得實在不好。

    雖然這樣,韓愈卻還算是進步分子呢?中國文章自魏晉以後,就有話不好好說,一定要配成了對兒才說話,一作起文來,就是"四六體"。"四六體"是四句六句對偶而成的驕體文,是純粹的中國字一字一形一音一義的大排隊。中國人這時候,一寫文章就要對對子,寫滿篇文章就是寫滿篇春聯,滿篇堆砌、矯揉造作,非常討厭。到了唐朝,韓愈出來,主張秦漢古文,"師其意而不師其詞"、"唯陳言之務去".雖然韓愈文章也一樣討厭,但比起以前的八代的來,總是一種進步。

    從古文到解放

    這種進步,轉變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說復古,一一方面也創新,雖然南宋以後,有"語體"出現,把白話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論,還是"古文"的天下。於是,從韓愈到曾國藩,中國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們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點是它不能做為好的表達工具,它跟白話分裂,寫出來,是活人說死話,說得再好也是"古文辭類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紀,有人開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啟超,梁啟超說他文章"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者輩則痛恨,詆為野狐。"

    梁啟超雖被者輩痛恨,詆為野狐,但他在中國文章史上。和司馬遷、韓愈等一樣,是十足劃時代的人物。梁啟超風靡文壇一二十年,最後由白話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國古書的時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們現在談古書,就是以這一段落做標準的。這一段落以前的書,就是古書。讀它們,無從讀起,不讀它們,又愧為中國人。我們遭遇了"兩難式"。

    分類的荒唐

    對古書做選本,失敗在"文章"掛帥以外,另外的失敗,是"分類"籠統。

    中國古書的分類,最流行的,是四部(經、史、子、集)分類。四部分類從東晉以後通吃,變成了典型的圖書分類規範。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這種分類是相當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經部"為例,"經部"的一部分,近於百科全書式的總集,應分入總類、文學類、歷史類,其他部分(像《論語》、《孟子》),應分人"集部"(個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為例,體裁上分正史、編年、別史、雜史、載記等,全無道理與必要,其他詔令應人法律類,時令應分入天文類,目錄應分人總類;以第三部分"子部"為例,老莊申韓等家,其實與"論語"、"孟子"無別,都應分入"集部",其他譜錄中草木蟲魚應分入植物類、動物類,類書應分入總類,小說應分入文學類;以第四部分"集部"為例,"經部"、"子部"分過來的書,多可分入哲學類、法律類、文學類。……總之,四部分類,大體上說,"經""子""集"多是一類,"史"是另一類,四部分類實在只是兩部分類。分類、分類,分了半天類,最後只分了兩類。所謂分類,分了等於沒分,這叫什麼分類!(並且若按前面所提"六經皆史"之說,甚至連兩類都沒有呢!)

    雖然這樣,四部分類卻還算是進步的分類呢!其他像《永樂大典》以韻來分類;《文淵閣書目》以《千字文》來分類;朱彝尊《竹垞行笈書目》以"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無人獨還"六絕一首來分類,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類就尤有過之了。

    所謂書目指導

    從分類的籠統中,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毛病發生在古書內容上面,發生在古書內容的籠統。因為中國思想獨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書一翻開,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病。乍看起來,經常一部書中,什麼都包括;但細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極有限,在儒家框框裡的同類作品大多大多,而異類的有個性有創見的作品大少太少,在這種情形下,要去做分類,尤其有現代眼光的分類,就非常困難了。

    正因為古書眾多而。又分類困難,所以有心人就開始想法子,使中國人能夠知所選擇。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舉書目,例如:

    一、龍啟瑞《經籍舉要》,列舉書籍二百八十九種。

    二、張之洞《書目答問》.列舉書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種。

    三、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列舉書籍一百八十五種。

    四、梁啟超《國學入門書耍目》,列舉書籍一百六十種。

    五、李笠《國學用書撰要》,列舉書籍三百七十八種。

    六、陳鍾凡《治國學書目》,列舉書籍四百八十八種。

    七、支偉成《國學用書類述》,列舉書籍三千二百種。

    八、章炳麟《中學國文書目》,列舉書籍五十一種。

    九、徐敬修《國學常識書目》,列舉書籍二百六十二種。

    十、傅屯艮《中學適用之文學研究法》,列舉書籍七十九種。

    十一、沈信卿《國文自修書輯要》,列舉書籍五十種。

    十二、湯濟滄《中小學國學書目》.列舉書籍一百零六種。

    十二、吳虞《中國文學選讀書目》,列舉書籍一百四十二種。

    但是,看了這些列舉的書目,我仍舊不得不感到:它們沒有太多的用處,它們的毛病在不該有的有了,該有的卻又沒有。它們無法把古書予以現代分類、無法從現代分類裡透視古書的推陳出新的意義。同時,它們只提出書目,沒有書本,雖然告訴人可以按圖索驥,但是驥在哪兒,也要大費周章啊!

    新的版本觀念

    由於時代的轉變、由於"知識的爆炸"、由於傳播知識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今天的有心人,從事這一努力的時候,就要採取現代的觀點,來處理古書;以版本(板本)為例,現代印刷術的進步,尤其是影印技術的進步,使刊布圖書的方法根本改變,同時也改變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觀念,使古書不復成為某一階層人的獨得之秘。當然,對古書,非不可講究版本,但為一二校勘之便或幾個異文訛漏,就把一部書的功能和流傳性絞殺,則顯然是舊式藏書樓主的行為;同樣的,為了講究版本之說,整天光刊些無甚價值的僻書,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競賽"的常見經史之類,也不能不說是舊式版本學家的流毒,對鑒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業,為功究屬狹窄。

    當年黃堯圃的學生曾有過書無庸講本子的議論;俞樾的學生(章炳麟)也提過讀書何必講究版本的疑問。這些見解,都是從"取其大者"的角度,來從古書選材的,他們並不斤斤於"輿薪之不見"的癖好,當然也反對先以偏為務、再以偏概全的專家孔見。

    現代處理古書的標準,不該以古董式的版本為尚,也不該以鑒賞,校勘的用度為足,而該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務印書館的宋本《資治通鑒》,當然沒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鑒賞和校勘上,雖然有它的價值,可是在普及和實用上,就遠不如它的重排本《資治通鑒》;商務印書館的《四部叢刊》本無疏單注《五經》,在普及和實用上,也遠不及藝文印書館的阮刻《十三經註疏》;同樣的,《仁壽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監本《史記》,在普及和實用上,也遠不如黃善夫本或殿本或瀧川會注本,這些例子,都說明了版本的考究,並不就是弘揚了古書〔注一〕。

    出土帶來了新收穫

    除了現有的古書以外,從汲塚到敦煌,歷代也們有古書的出土,值得我們特別重視。近十年來,古書的出土,更達到"漢唐以來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書,帶給我們前所未有的新發現,使我們在處理古書上,有了古人所沒有的收穫。例如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的一號、二號漢墓裡,發現了一批竹簡,由於竹簡中有漢武帝元光元年(紀允前一三四年)的歷譜,可以斷定這批竹簡是兩千一百年前就已流傳的文獻;又由於竹簡中用字不避漢朝皇帝的諱,又可以斷定竹簡的古書,都早於漢朝。再往上一椎,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戰國,不過四十多年,囚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統一思想,沒人有閒工夫造假書,所以竹簡中的古書,都是戰國以前的原裝貨,應無疑義。

    例如這批竹簡中,有古書《尉繚子》。《尉繚子》一直被許多大牌學者如錢穆等人懷疑是後代假造的書、是偽書,並且說得頭頭是道。但是這批竹簡一出土,證明了真金不怕眾口鑠,大牌學者也者,不過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繚子》出土了,我們當然要恢復它在古書中的應有地位。

    帛書也出現了

    又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長沙馬王堆第二、三號漢墓,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物,最難得的是,其中有十二萬字以上的帛書(因為那時紙還沒發明,只能寫在帛上,故叫帛書)。帛書中有一部分是失傳了的古代醫書。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種病名,和治療它們的二百八十個醫方(每個都沒有方名)。每個病的醫方,從一個到二十七個不等,專家們把這部書定名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中國最古的醫學文獻,它顯示出來的病名,在內科方面、有肌肉痙攣、精神異常、往來寒熱、小便不利、小便異常、陰囊腫大、腸道寄生蟲和中蠱毒;在外科方面,有外傷、化膿、體表潰瘍、動物咬螫、肛門、皮膚、腫瘤;在婦科方面,有產時子癇;在兒科方面,有小兒驚風;在五官科方面,有眼疾。用現代的觀點來看這些醫學材料,-看這些早於《內經》等現有醫書的材料,它們值得研究的意義,自然非比尋常。

    又如同時出土的《相馬經》,這是中國動物學、畜牧學的重要文獻。

    春秋戰國時代,由於己從車戰演變到騎兵,馬的身價,也就愈來愈高。傳說中的相馬專家是伯樂,事實上,這種專家是很多的,《呂氏春秋》(觀表篇)就提到十個相馬家;《史記》(日者列傳)也提到"以相馬立名天下"的人氏,這些都可證明古人對相馬的重視。這部《相馬經》竟用來給死人陪葬,它在當時,必然是流行的一部名著。讀了這部書,我們不得不驚訝:古人對馬,原來是這樣不馬虎!

    搜尋亡佚

    另一個現代的觀點是被埋沒的古書的廣為流傳。中國歷代的戰亂不斷,圖書上的損失,早已無法細計,不論無意的被焚於兵禍,還是有意的聚毀於七塔,對文化而言,自屬有害無益。今天我們得現代印刷術之便,實在應該把這些被埋沒了的古書,盡量予以亮相,以免及身而絕〔注二〕。過去有心人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出版"叢書"。

    "叢書"在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是宋代俞鼎孫、俞經的《儒學警悟》,這部書成於宋寧宗嘉泰元年(一二○一),距離今天,足足七百八十多年了。

    七百八十多年來,從事文化出版的人,輯印叢書的種類很多,但是專輯近著搜尋亡佚的,除了光緒年間潘祖蔭的《功順堂叢書》、趙之謙的《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外,實不多見。尤其趙之謙的叢書中,收有七弦河上釣叟的《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未》一卷,更可看出輯刊者的歷史眼光。

    宋朝以來,因為受印刷技術的限制,不能影印,至多只能影刻,直到清末,還是如此。陳三立的《黃山谷集》、端方的《東坡七集》,都是最有名的影刻本。但因影刻太貴,且產生竄易首尾節略翻刻的缺點,給了人們不良的印象。現在印刷術進步了,並且超過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古逸叢書》、《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的影印水準,所以現在為被埋沒了的古書,做亮相的工作、做搜尋亡佚的工作,自然也就責無旁貸了。

    現代分類

    由於過去的通病是儒家掛帥下的四部分類,古書所遭遇的摧殘是相當嚴重的,這種掛帥和分類不打破,中國的古書情況必將永遠陷在不均衡的畸形裡、陷在比例不對的懸殊裡。所以,用現代的觀點處理古書,必須首先把儒家掛帥四部分類的錯誤予以矯正,把所有古書,重新估定,該拉平的拉平、該扶起的扶起、該縮小的縮小、該放大的放大、該恢復的補足該重視的給它地位〔注三〕。這種重新估定之下,整個中國文化遺產才能均衡的、成比例的重新呈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再用現代方法去"新瓶裝舊酒",古書才不止是古書,才有現代的意義〔注四〕。在現代意義的光照下:許多古書,古人所貴者,如今看來已是斷爛朝報;又許多古書,古人所賤者,如今看來卻餘味無窮。如今我們處理古書,並不是止於把它們進一步分類(如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或杜定友《杜氏圖書分類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陣就算完事,而該大力發掘並認定真正值得現代學術"獺祭"的典籍,否則的話,只是引今泥古而已,離玩物喪志也就不很遠了,"學術"雲乎哉!

    解決難讀的問題

    除了現代分類外,如何解決讀得懂古書的問題〔注五〕,也是現代的觀點中不能忽視的事。中國古今語文上的變化,差距很大,《尚書》中的文告,在當時是口語,現在是很難的文言了;《論語》中的對話,在當時是口語,現在是很斯文的典故了。所以古書的文字語言,對現代的中國人說來,有時比外國文還恐怖。這一現象,早在半個世紀前就被提出來討論了。梁啟超在一九二五年寫《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自序》,就指出:

    諸君對於中國舊書,不可因"無用"或"難讀"這兩個觀念,便廢止不讀。有用無用的標準本來很準確定,何以見得橫文書都有用,線裝書都無用?依我看,著述有帶時代性的,有不帶時代性的。不帶時代性的書,無論何時都有用。舊書裡頭屬於此類者確不少。至於難讀易讀的問題呢,不錯,未經整理之書,確是難讀,讀起來沒有興味或不得要領,像是枉費我們的時光。但是,從別方面看,讀這類書,要自己用刻苦功夫,拔荊斬棘,尋出一條路來,因此可以磨練自己的讀書能力,比專吃現成飯的得益較多。

    所以我希望好學的青年們最好找一兩部自己認為難讀的書,偏要拚命一讀,而且應用最新的方法去讀它,讀通之後,所得益處,在本書以內的不算,在本書以外的還多著哩。現在,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人讀古書的能力更不如前,時間也不如前了。所以,有心人處理古書給現代的中國人,必須兼顧到現代人的讀書能力,精挑細選之後,必要的解題、註釋、翻譯,也該盡量齊備〔注六〕。

    《中國名著精華全集》

    基於上面所說的一些有關古書的重點、基於上面所說的一些心得和認識,王榮文和我,經過多次的交換意見和反覆討論,決定在《中國歷史演義全集》成功後第四年的今天,推出一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注七〕。

    《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構想,部分接近美國哈佛大學校長伊利鶚(CharlesW.Eliot)的《哈佛叢書》(TheHarvardClassics)。《哈佛叢書》長五英尺,又名,《五呎叢書》(FiveFootShelfofBooks),是用五英尺長度的精裝書,把西方古典名著,收入精華。由於中國古書大多,在性質上也與西方互異,這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在編選方面,自然獨有它的特色。我們決定按照現代圖書分類,精選出兩百種古書〔注八〕。每種"加工"以後,也以五英尺的長度〔注九〕,精裝起來〔注十〕,配上圖片〔注十一〕,貢獻給現代的讀者。我們用這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把中國古書做一次徹底的、劃時代的處理,用現代的觀點、現代的印刷術、現代的出版企劃,把它們帶到現代的中國人面前。

    我們希望,這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問世,可以使現代的中國人,能夠多少知道做為中國人應有的條件是什麼、多少知道祖宗們的遺產是什麼、多少知道這些遺產可以入寶山而不空手。多少知道這些遺產對我們並非高不可攀。

    我們相信,這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問世,可以把現代人看古書的問題,得到滿意的一次解決。有了這部大書,你可以上下古今,把千年精華盡收眼底;你可以縱橫左右,把多樣遺產羅列手邊。你可以從古典中尋新義;從舊籍裡找時潮;從深入淺出的文字裡,瞭解古代的中國和現代的中國。

    做為一個"舊學邃密""新知深沉"的中國人,我想逢今之世、處此之島,沒有人比我更適合做這一件大事了;也沒有人比王榮文更適合推動這一出版計劃了。我們高興在我們的努力下,終於完成了這部大書,相信細心而識貨的中國人,會和我們一樣高興。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八日在台灣寫

    〔注一〕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又注意版本又注意內容的特色,我舉一個例。我收進了顧炎武的《亭林先生遺書匯輯》,在這個全集性總名下,我選的是《日知錄》,但我用的《日知錄》版本,卻是一九三二年張繼搜集得到的"何義門批校精抄本",其中有"胡服"等文字,這是一般《日知錄》所沒有的。所以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所用的版本,是注意版本又注意內容的。這類特色,是很不容易的。為了達到這些好效果,有的版本,我甚至商請所有者特別同意我使用,桂冠圖書公司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中的幾種書,就是賴阿勝特別同意的。我要謝謝他。

    〔注二〕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就收有李敖珍藏的絕世稿本《秋審小看》,這是它第一次與世人見面。

    〔注三〕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盡量表揚被壓扁的異類思想,特別注重中國古書中的多樣性、獨創性與個性。因此,作者群中,入獄的、殺頭的比例也頗大,這是一個必要的義舉。-點燃舊日的火種,加添今後的光明,這本就是我多年的一個心願。至於純屬個人的一些感情氾濫的集部書,我有意縮小它們的比例。

    〔注四〕把難以分類的古書,納入現代分類,是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一大特色。為了使中國人對中國書有鳥瞰式的瞭解,所以在總類方面特別加強(我為加強中國人對圖書分類的認識,特別以《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做為分類的總代表,當然在體積上,"長蟲吞不了象",是不能收入的);又因為中國人讀書,缺乏方法上的講究。所以在方法學方面,特別著力。

    〔注五〕俞樾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能讀古書的人,他在《古書疑義舉例》裡,卻描寫了古書是多麼難讀。他說:"夫自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譬如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夫自大小篆而隸書、而真書,自竹簡而嫌素、而紙,其為變也屢矣。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人之真本。譬如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煎其簀也!嗟夫,此古書疑義所以日滋也歟?"

    〔注六〕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盡量以實用的解題、註釋、翻譯為原則,酌量收入。現代人每以註釋為讀古書的要件,其實註釋不一定全對讀者有益。像《論語》、《孟子》,讀了朱熹的註釋,反會墮入宋儒理學的魔障,這說明了註釋不當,反倒有害。

    〔注七〕書名《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所謂名著,除了一般的意義外.也包括特定的意義;凡是推定可成為名著的,也酌量選人。這是因為古書中,有的的確被埋沒了、被不合理的埋沒了。清朝李慈銘說得好:

    "網羅散逸,鹵拾叢殘,幾於無隱之不搜、無微之不續,而其事遂為天壤間學術之所繫,前哲之心力,其一二存者得以不墜。"為了使"一二存者得以不墜",所以用的名著標準,比較有彈性。還有,在名著的去取上,我有大刀闊斧的氣魄,去取之間,不受傳統的名著的認定方式。例如我選深的書,所以淺的《三字經》等名著不選;我選原本的書,所以選本的《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等名著不選;我選精審的書(如《呻吟語》),所以粗劣的《菜根譚》等名著不選。有的書,在去取上,也有割愛的,例如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我終於嫌它缺乏獨立見解,還是不選了。總之,這些去取之間的苦心與調濟,只有全面的、非常的專家才能識貨、才能驚歎。一般對中國古書似知非知的人,難免會有點議論,我是不重視的。至於古書真偽問題,我雖然選入胡應麟《少室山房全集》、姚際恆《庸言錄》中辨偽的文獻來提醒大家注意,但對一些可疑的書,能夠取其內容而不取其時代,把它們看成"反正是古代中國人寫的",倒也四通自在。因此我選《晏子春秋》、選《列子》等等,都有反對因噎廢食的意思。

    〔注八〕古書入選標準,以一九一二年為下限(偶有例外,也是記事在一九一二年前的,像吳永的《庚子西狩叢談》是);以一人一書為原則(所以只能說是割愛,不能說是遺漏。此外.也有兩人"共家"的書出現。如程顥程頤的《二程全書》;也有以輯佚刊印者掛名的一堆書出現,如葉德輝的《雙梅景暗叢書》。所以,這會《中國名著精華全集》,作者不止二百人,書也不止二百種);作者不明確的,從俗標注(當然過分荒謬的,如黃帝作《內經》等,也只好以佚名處理);作者有時不明確,也是古書的一大特色。古人沒有著作權觀念,不但沒有,還喜歡把自己的作品,射在別人頭上,這種作者叫"箭垛式作者"。"箭垛式作者"有時以一個人代表一個學派(像管仲之於《管子》)、有時以一個人代表集體創作(像施耐庵之於《水滸傳》),都不可拘泥就是;作者明確的;書名盡量採用作者死後的總集名目(像收入章炳麟的《國故論衡》,但目錄上卻用《章氏叢書》等是);但是生前有總集性質的書名,雖然包羅不全,我也盡量把以後的出版品來個總歸戶,歸到這個書名下(像康有為《萬木草堂叢書》等是)。

    〔注九〕因為要在五英尺長的書裡收入兩百種古書的槽華,所以有的能全書收入、有的只能收入部分,古書這麼多,有的自難免有迫珠之憾。但是不論怎麼收,都以"精華"為準。一個人的作品或一部書的內容,如果涉及的項目多元的時候,盡量就多元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做為分類依據,但是雖然分類從嚴,但是選入卻從寬,因為古書的性質本來就很含混,若從嚴選人,必將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注十〕古書的處理,由於現代印刷術的進步,在規格上,又不得不注意配合時代要求,線裝薄面也好、綢函絲訂也罷,早已都是落伍的玩藝。都不應該再予以考慮。在國際標準的圖書館中,甚至平袋書都在不受庋藏之列,我們怎麼能再抱殘守缺,開時代倒車?所以無須採用舊式裝訂的方法,自無疑義。

    〔注十一〕在《中國歷史演義全集》中,我配上圖片,並且把每張圖片加上活潑的說明,很受歡迎。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也同樣處理。圖片中有的得來之不易,非細心而識貨的中國人,就很難看出來。以配圖中徐謂(文長)《青天歌卷》的首尾為例,《青天歌卷》在一九六六年江蘇吳縣東角直地方曹澄墓中出土。紙本,縱三一·六公分,長二○三六公分,共七十四行。卷首有"許寶善印"、"豎豎(下為石,不會打)子"收藏章。卷後蓋有"天池山人"、"青籐道上"章。這種十多年前才從墳裡挖出來的文獻,都被我用到了,這種"絕活",總該令人絕倒吧?

    後記

    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內容,林明德(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詹宏志、李傳理(遠流的兩位干將)提供我不少的好意見,我要特別謝謝他們(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八日,李敖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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