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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蜀中無大將 第一節 蔣汪雙簧之謎 文 / 李敖

    第一節蔣汪雙簧之謎

    國民黨宣傳的歷史中,都說抗戰前後,汪精衛是主和的、是妥協的、誤國的;而蔣介石卻是主戰的、是抗日的、愛國的。其實,在許多情況下,事實正好相反。

    汪精衛從一九三二年就任行政院長以來,就以「跳火坑」的心情,處理國事。其中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他肯替蔣介石背黑鍋、受閒氣。

    蔣介石自從一九二八年濟南事變、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閃躲日本人起,骨子裡本來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後,一九三三年塘沽協定,出賣華北利權;同年摧殘察綏抗日活動,打擊抗日分子;一九三五年何梅協定,使華北特殊化,這些都是蔣介石的作為。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鍋的,都是汪精衛。事實上,汪精衛本人,對日本原是主戰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和日本人打,且為了張學良的不抵抗(事實上是蔣介石指令的),一度忍無可忍,通電邀張學良一起下野,因此出國。據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

    汪先生那時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長,我當時大不以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為然。外間的批評都集中於汪先生一人,以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當日許多人都曾勸過汪先生說:上海的淞滬協定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協定是事後才知道的,汪先生也應該分辯一下。汪先生說:「絕不分辯,誰叫我當行政院長?行政院長是要負一切責任的。」汪先生這一句話可以表明他當日的心境。

    汪精衛身為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竟被蔣介石派人去主和,主了和以後,還要汪精衛追認。

    陳公博的回憶,告訴了我們:蔣介石是如何在自取美名,卻要汪精衛代背惡名?選蔣介石這種性格,甚至他的把兄黃郛有時都氣不過。沈亦云《亦云回憶》中收有黃郛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一封電報,其中責備把弟說:「希望今後彼此真實地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指蔣介石),誤國者為兄(黃郛自稱)也。」(頁四九二)——連蔣介石的把兄黃郛都如此,又況汪精衛乎?事實上,當時汪精衛的處境,正是扮誤國的角色,為表面愛國的蔣介石,代演襯托的苦戲耳?選

    據陳公博回憶:汪精衛開始有主和的傾向,始於一九三三年的長城古北口之役。這次戰事,「因為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並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為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並看不見敵人,只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汪先生聽了這些報告,以後便慢慢有主和的傾向」。到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他益發認為「中國對日應該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否則一旦開戰,只是便宜了蘇聯。

    從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起,國事在形式上是由汪與蔣介石共同負責的,在強敵咄咄逼人的形勢下,兩人都沒有抵抗日本的信心與決心,引起舉國嘩然。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國民黨在南京舉行四屆六中全會,在開幕典禮拍照時,汪精衛被擊三槍。這件案子現在已經十分明朗,開槍的兇手是晨光通訊社外勤記者孫鳳鳴,通訊社的社長叫胡雲卿,都是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激於「九一八」以後不抵抗的恥辱,決心犧牲個人,除蔣救國。結果蔣沒有出來拍照,而槍手孫鳳鳴已服鴉片煙泡,毒性將定時發作,乃一不做二不休,退而求其次,向汪精衛開了槍。蔣雖倖免,汪卻替蔣挨了槍。(參閱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二二八至二三一)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懷疑是老蔣干的,冤枉了蔣,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汪與蔣合作,不僅替蔣背了黑鍋,還挨了槍。兇手明明是要殺蔣介石的啊?選……

    西安事變之後,「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全面抗戰,好像和戰問題已經解決了。其實,表面上打得烽火連天,暗地裡蔣日和談不斷,甚至於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蔣介石仍不願完全切斷和談的線索。

    蔣介石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分別約見英國、美國、德國、法國大使,希望西方強國調停。其實早於七月十九日,英國外相艾登(AnthonyEden)為了英國在華利益,宣佈已與美、法兩國聯繫,並通知南京與東京,願意斡旋。(見Friedman,BritishRelationwithChina,P.93)七月二十八日,蔣約見英國駐華大使之後,英國駐東京代辦多茲(Dodds)拜訪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廣田聲稱盧溝橋事變可由地方解決。但事實上事端更加惡化,英國輿論雖然譴責日本將損及大英利益(TheTimes,10Augustl937),然英國政府僅能做無力的抗議。孔祥熙時任財政部長,經由駐美大使王正廷,要羅斯福總統調停。美國駐日大使格魯(Grew)遂向日本外相表示,如有必要,美國願意幫助解決中日糾紛。(參閱DepartmentofState,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Japan,1931—1941,Vot.1.P.435)但是日方,尤其是日本的軍方,根本不歡迎英、美介入。而德國正好與蔣介石自二十年代起就有良好關係,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崛起又與日帝建立夥伴關係,並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簽訂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自處於調解中日的有利地位。日本既不好峻拒德國,德國顧及對華關係,不僅希望事變早日解決,而且希望日本考慮德國在華利益,以及提醒日本在華行動可能減輕對蘇壓力。(參閱Fox,GermanyandFarEasternQuestion,P.233)七月底,德國政府外交部長魏什克(ErnstvonWeizsacker)電告其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Trautmann):「我們已清楚地使日本人知道,他們不能以反共產國際協定來對付中國,因該協定絕無在第三國攻打布爾什維克主義之目的。」(美國務院編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licy,1918—1945,1:P,742,743,參閱P.748)同時德國繼續向中國提供軍火,亦未立即撤除軍事顧問團。德國人最顧慮的還是:由於日本的侵略行動,將使中國投向蘇俄的懷抱。(見陶德曼報告,載GermanDocumentsonForeignPolicy,1:P.741,748)此為德國願意介入的背景,雖然一時仍持謹慎態度。

    日本侵華,軍方最力,文人政府並不希望戰爭擴大。廣田外相曾於八月初遣使到上海議和,導致八月八日,日本大使與中國外交部東亞司長高宗武在上海談判。日方提出:一、沿白河建立不設防區,中日軍隊各自撤退;二、不侵佔領土;三、不賠款。高氏代表中國政府表示,基於以上條件和平有望。(參閱《東京戰犯審判紀錄》,Exh.3260)然而八月九日卻發生「大山事件」,最後引發「八一三」淞滬之戰,談判自然流產。

    淞滬之戰打得血肉橫飛,但蔣介石暗中繼續試探和平,曾向德國表示是否可以「德日反共協議」來影響日本,德方回答是否定的。(見陶德曼與德外相來往文件,載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licy,1:P.741,742)接著於八月二十一日,中蘇正式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並於九月九日向國聯提出申訴,國聯遂於十月初召集會議,但廣田於十月二十一日聲明拒絕參加會議,惟表示願與中國直接談判,並示意德國或意大利可為說客。(見德國駐日大使Derksen致德國外交部,載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ticy,1:P.769—770)一周之後,日本正式向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HerbertvonDerksen)提出:「日本政府歡迎德國促使中國與日和談。」(同書,頁七七三)陶德曼遂於十月三十日會見中國外交部次長陳介,表示願意作為溝通的橋樑。不久,於十一月三日,廣田開出和議七條件,由德國轉達。七條件重點是:一、內蒙自治;二、華北設非武裝區,委派親日首長,並圓滿解決日本開發礦產事;三、上海非武裝區要擴大,由國際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書;五、共同防共;六、減低日本貨進口稅;七、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向柏林報告,他相信日本在上開七條件基礎上,有和平誠意,故認為值得勸南京接受。柏林對陶德曼的訓示也認為這些條件可作為和談的基礎。十一月五日,徐謨陪陶大使自漢口乘車至南京晉見時,蔣介石因猶冀望於尚在開會中的九國公約會議,故推說中國如同意日本的這些要求,國民政府將會被輿論的浪潮衝倒。蔣介石又說:中國不能正式承認收到日本的要求,因為中國現在正是布魯塞爾的九國公約會議各國關切的對象,各國是有意要在九國公約的基礎上覓取和平的。陶德曼說:「我現在採取的步驟僅僅是機密地通知中國政府:日本向我們駐日大使表示的對於和平的意見。」

    可是,日本拒絕參加的九國公約會議仍然進行之時,蔣介石見陶德曼這天,日本就在杭州灣登陸,同時安陽失守。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任縣失守。九日,淞江失守。十一日,上海失守、大名失守。十三日,濟陽失守。十四日,嘉善失守。十六日,昆山失守。十八日,嘉興失守、煙台失守。二十日,蘇州失守。二十一日,吳興失守。二十四日,布魯塞爾會議閉幕,所得之決議僅僅是重申普遍原則,促中日雙方和談,中止戰爭,完全暴露沒有強制力的根本弱點。日本照樣進軍,二十五日,無錫失守、長興失守。二十九日,宜興失守、武進失守。三十日,溧陽失守、廣德失守。十二月一日,德國外交部長牛拉特(BaronvonNeurath)告知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說:「為中國利益著想,不要不加考慮便拒絕日本的和平建議,還是盡速議和為好。中國政府遲延議和的時間愈久,中國國家解體的危險也愈大。」(美國國務院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1918—1945,P.787)十二月二日,蔣介石召集軍事長官匯報,先由外交部次長徐謨報告陶德曼從漢口到了南京。各將領問:日本有無旁的條件?徐謨說:據陶德曼所說,只是所提出的七條件,並無別的條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介石就問唐生智的意見,唐生智還沒答,又轉問白崇禧。白崇禧說,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徐謨說:陶德曼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介石又問徐永昌。徐永昌說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顧祝同,也說可以答應。再問唐生智,也贊同各人的意見。蔣介石就表示:一、德國調停不應拒絕,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蔣介石顯然慌了。那天下午五點,他接見陶德曼,「願意以德國大使閣下所提出的各點作為談判的基礎」。另表達兩點:一、中國深望:在恢復和平的全部過程中,德國通過調停予以幫助;二、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不得改變,必須維持其完整。這就是說:一、一切結果,要請德國人背書,德國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華北就好了,東北也不要了,內蒙也不要了。最後蔣介石要求:「必須強調提醒日本:在談判完成以前,不要公佈任何提出的條件。」(參閱《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頁一一三)這顯然是丟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幹。

    蔣介石遂於十二月三日再度約見陶德曼,感謝德國政府努力斡旋,願意接受日本十一月的條件為和談基礎:一、中國接受該條件議和;二、華北領土與主權獨立完整;三、德國自始至終調停;四、和談不涉及與第三國之協議。(見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P.787—789)陶德曼得到蔣介石的「毅然許諾」後,轉報回國。德國外交部認定「日本的建議,差不多在所有的要點上都已得到了滿意的反應」,遂在十二月七日,轉告日本。可是,此時日軍已逼近南京,氣焰特甚,廣田外相也對以一個月前的條件為和談基礎,表示懷疑(見同書,頁七九九),調停發生了意外的變化。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

    暴日雖相逼如是之甚,蔣介石雖發表一貫抵抗日本的宣言,但陶德曼調停並未因此中斷。十二月二十二日,德國大使在漢口提出日本所開的新條件,重點是:一、中、日、滿(滿洲國,即中國東北)共同防共;二、設立非武裝區,並在必要區域內成立特殊政權;三、中、日、滿經濟合作;四、對日本賠款。日本還提出和約締結之前,不停止軍事行動,並要求中國政府於年底以前接受這些條款。這種條件,連德國也認為太苛刻了,德駐日大使狄克遜即認為中國政府不可能接受。(見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P.804)德國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照會日本,此種結果將無助於「反共產國際協議」。(見同書,頁八一一)廣田辯稱條件可以修改,不過日本駐英大使又謂,日本願盡早結束戰爭,然若蔣介石不接受日方條款,則將與中國地方政府媾和。(參閱同書,頁八一一、八一二、八一三)儘管如此,蔣介石還是不敢斷然拒絕,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派出外交部長王寵惠,向陶德曼說:「經過適當的考慮後,我們覺得,改變了的條件範圍太廣泛了。因此,中國政府希望知道這些新提出的條件的性質和內容,以便仔細研究,再做確切的決定。」(見同書,頁八一五至八一六)日本外相廣田雖說將依此與內閣討論,實對中國政府的回復極為不滿,乃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時半,將日方強硬回應請德方立即轉給漢口,並要求中止德國調停,此即日本首相《近衛文縻聲明》,宣稱「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見《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第二冊,頁三八六至三八七)蔣介石亦在一月十八日做了自我澄清的聲明,謂中國將為領土完整及其主權奮戰到底。至此,和談好像是徹底破裂了。事實上,德國調停雖然結束,蔣日間和談的線索並未中斷。

    蔣介石於一九三八年春就已建立起渠道,主要是靠孫中山的日本舊友,如萱野長知(一八七三—一九四七)、小川平吉(一八六九—一九四二)、頭山滿(一八五五—一九四四)、秋山定輔(一八六六—一九五O)等。這批人看似民間人士,實與日本政府關係密切,他們站在其本國利益的立場,又與國民黨有歷史淵源,自願為兩邊奔走和平。

    蔣日之間的秘密接觸,初由南京失守後出任行政院長的孔祥熙主其事,在香港設有秘密辦事處,由柳雲龍、杜石山(又作石珊)負責。日方資料稱柳為蔣介石的外甥,或稱蔣母妹妹的兒子,宋美齡曾親自到香港「指導」,全盤都是蔣門作業。

    根據日本外務省檔案,國府行政院長孔祥熙於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亦即是日相近衛已宣佈不以國府為談判對手之後,曾電請頭山滿「主持正義,力挽狂瀾,設使貴國軍人早日醒悟」。同年三四月間,萱野長知的助手鬆木藏次與孔祥熙的親信賈存德,在上海中國旅行社秘密見面商談,松本傳達承認滿蒙的要求,賈存德則要求日本撤兵。萱野本人也與賈見了面,並由賈帶信經港飛漢口報告孔祥熙。孔回信要求雙方即刻停戰,尊重中國主權,至於日方要求解決滿蒙,中國原則上同意,具體問題可於談判時商定。萱野回到日本後與小川平吉商討,覺得孔有誠意,小川遂於六月十日分訪新任日相宇垣一成與前相近衛文縻。不過近衛不久之前已宣佈「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然小川與宇垣認為仍然需要與國府交涉,必要時可取消舊聲明,故頗支持萱野與孔祥熙繼續談判,不久談判集中到香港。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馬伯援和居正夫人(居正的女兒是萱野的養女)到港相助,特別希望日軍暫勿進攻漢口。不過日方又提出蔣介石下野以承擔責任的要求無法解決,孔祥熙願辭行政院長代蔣下野,未為日方接納。一時之間,蔣介石的下野問題成為和談的障礙,日本軍方對蔣介石尤持堅決排斥態度。

    約當此時,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於七月五日自香港抵達神戶。(參閱《汪精衛集團投敵》,頁二一二至二七三)高氏日本之行,論者每想當然,以為奉汪精衛之命,其實是奉蔣介石之命,專治汪精衛和平運動的美國學者邦克(GeraldE.Bunker)曾與高宗武做多次訪談,論定高直通蔣介石,「絕非汪之代理人」(KaoinnosenseactingasWang』sagent)。(見Bunker,ThePeaceConspiracy,P.75,80)高宗武早於一九三八年二月就奉命在香港設立以「日本問題研究所」為名的情報機關,暗中與日方聯繫。三月二十七日,曾與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在港和日人西義顯等會晤後,飛往漢口,於四月三日提出報告,並於五日晨「晉謁委座」。四月十四日,高自漢飛港,「負有秘密使命也」。(《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七十八、八三十)據西義顯《悲劇的證人——中日和平運動秘史》說,蔣介石要高氏轉達:「東北與內蒙問題,可留待他日再談,惟河北省應即交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日方應予尊重。上項條件獲日方之諒解,則先行停戰,再行談商細節。」五月三十日,高宗武又自香港來漢口,當時已任宣傳部代部長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陳佈雷處。(《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一O六)六月五日,高又「奉命飛港」。六月二十五日,梅思平謁汪精衛後往見周佛海,「談對宗武赴日之推測」。(同書,頁一一六)可見高宗武赴日之前,漢口已知之,汪、梅、周尚需「推測」,證明高奉蔣命,連他們三人都不知詳情。當時在漢口軍令廳工作的張有谷說,七月六日,侍從室命令派機將求和密函,由飛行員湯卜生駕駛,前往南京,空投給在訪的日本秩父宮親王,若日軍停止關內軍事行動,東北可以割讓。(張有谷《保衛武漢時期蔣介石的一件通敵罪行》,《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頁一四一至一四二)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後,沒有馬上報命,周在七月十九日日記上說:「聞宗武返港數日,迄無消息,布兄亦無所聞。」(頁一二六)顯因日方仍「不以蔣介石為對手」之故,使高覺得無以報蔣之命,結果高宗武於七月二十二日派外交部情報司科長周隆庠,「送其報告呈委座」,沒有諱言「對方堅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見同書,頁一二七)第二天,周佛海去蔣介石公館聚餐時,見蔣「打不起精神」。沒過幾天,周就聽說,蔣令「王亮疇(寵惠)托英、美大使,設法由英、美向中日雙方提出停戰,或向中、日雙方提出希望早日結束戰爭」。(同書,頁一二八至一二九)《蔣總統秘錄》說,高宗武「成了被日軍所利用於為汪兆銘抬轎子的腳夫」(頁二五五八),顯然是蔣介石的一面之詞。蔣於失望之餘,悻悻然竟不承認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談判的事了。

    周佛海在七月二十六日記道:「與隆庠談半小時,囑其明日赴港,轉達一切。」轉達什麼,雖不知道,很可能是為了可以接受的和平,如不與蔣為對手,非要蔣下台不可,則可由國民黨元老汪精衛出馬。所以高宗武並沒有就此在香港養病,而是繼續在港、滬兩地與日方交涉,尋又有梅思平參與其事,最後才會有近衛的新聲明與三原則。

    經過萱野長知與賈存德的溝通,日方雖仍要蔣下野,然而若蔣決心「鏟共親日,媾和爾後有辦法」。所謂辦法,即體諒蔣一時不能下野的苦衷,答允只須預先做下野表示,「而在和平之後自動實行,當亦無妨。」(《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一),頁五九六)宇垣還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與孔祥熙在軍艇上晤面的計劃。至此,日方實已修正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主張。九月二十五日馬伯援自港取道河內赴渝,與蔣介石、孔祥熙詳商。蔣也派鄭介民到香港會談。蔣日和談即將一拍即合,奈日本內部一直有矛盾,陸相與外相意見尤其不合。陸相板垣征四郎認為漢口即下,國府即將投降,無鬚髮表撤兵聲明,並指外相宇垣要與孔祥熙談判為「國賊」,反對和議。宇垣被迫於九月二十九日辭去外相職務,那已經準備的不尋常會談也告流產。(參閱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六O八至六一○;施樂渠《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的一件陰謀活動》,《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頁六十五至六十七)

    日本軍閥果於十月二十五日攻佔武漢,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號召「繼續貫徹持久抗戰」,但是暗中仍繼續與萱野等民間人士保持聯繫。然而日本雖攻下武漢,並不如軍方所想,中國會投降。日本政府顯然憂心孤軍深入,久戰不決,增強了媾和意願,梅思平也有了成績。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有記,頗堪玩味:

    (梅思平由港來,略談,即偕赴汪公館,報告與宗武赴滬接洽經過,並攜來雙方簽字條件及近衛宣言草稿。(頁一九四)

    這個草稿,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政府發表所謂調整中日邦交,「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的聲明(亦稱近衛第三次對華聲明,全文見《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第三冊,頁四○七)。發表前將近一個月,重慶方面已經知道底案。蔣、汪既然都主和,此三原則無疑可作為和談的基礎。蔣、汪的爭執絕非主戰、主和之爭,蔣之不願附和,顯然因為近衛沒有明確撤銷先前不與他為對手的聲明,而汪則認為應做積極回應。當蔣堅持不肯,汪乃決定脫離重慶,自由表達和平主張,配合近衛三原則的發表,在輿論上造勢,逼蔣走向談判桌來。

    汪精衛自重慶出走,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事,這天他由重慶飛往昆明,十九日再由昆明轉往河內。二十一日,張群電蔣介石,說汪精衛有電給他,說「擬對和平及防共問題以去就爭」。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衛文縻第三次發表「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聲明」,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且以絕無領土野心,尊重中國主權,不要求軍費賠償為說。二十四日,龍雲電蔣介石,說汪精衛有電叫他代轉,內容是:「在渝兩次謁談,如對方所提非亡國條件,宜及時謀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禍,詳容函陳。」二十六日,蔣介石在紀念周上宣佈說:「汪先生請假四個月,出國養病,希望早日回來,共商大計。」二十八日,汪精衛有信致蔣介石,認為日方提出三原則之後,「我方如聲明,可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進而「結束戰爭,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要求「毅然決定,見之施行」。汪精衛這封信,收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國民黨黨史會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第三冊裡。但信中提到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茲有上中央電」,卻被做了手腳,未見收入。現據一九四一年三月汪政權宣傳部出版的《和平反共建國文獻國民政府還都週年紀念冊》所收,抄錄如下:

    茲有上中央一電,除拍發外,謹再抄呈一紙,以備鑒。本月九日,銘謁總裁蔣先生,曾力陳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協助,蘇聯之不反對,德意之不作難,尤期待日本之覺悟;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當到來。凡此披瀝,當日在座諸同志,所共聞也。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畫,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後日方遷延,南京陷落之後,改提條件,範圍廣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誠為不可再失之良機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見其端倪,惟此等助力僅能用於調停,俾我比較有利,絕不能用於解決戰爭,俾我得因參戰而獲得全勝,此為盡人所能知,無待贅言。蘇聯不能脫離英美法而單獨行動,德意見我肯從事和平談判,必欣然協助,國際情勢,大致可見。至於國內,除共產黨及惟恐中國不亡、惟恐國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國國民黨不滅之少數人外,想當無不同情者。銘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始敢向中央為此提議;除已另函蔣先生陳述意見外,僅再披瀝以陳。伏望諸同志鑒其愚誠,俯賜贊同,幸甚,幸甚。專此,敬候公祺。

    汪精衛此電把陶德曼調停經過說得很明白,調停之所以失敗,因日方改變十一月份可以接受之條件,現在日本既已「覺悟」,回到原來可被蔣介石接受的立場,甚至更加明確,豈有相拒之理?到了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衛即發出著名的艷(「艷」是二十九日電報代日的簡寫,電載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新聞報》)電給重慶,再度敦促接受調整中日邦交三原則,作為和談的基礎。汪氏這三個文件,俱收入《和平反共建國文獻》之中,基本重點只有一個,就是「如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爭」,則不妨結束。汪精衛認為:與日本和談,並不是他個人的私見,他說南京尚未陷落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從事調停,當時日本開的價碼比現在還苛,但是「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如今一年仗打下來,中國已由武漢撤守而退往四川,處境更差,但日本開的價碼反倒比去年寬了,既然這樣,為什麼不能談和?抗戰的目的既然在保國家的生存獨立,如果能以和平得之,為什麼一定要打?

    汪精衛能夠從重慶出走,雖說汪氏副總裁身份特殊,無人敢擋駕,但出走的不止汪一人,陸陸續續,難道蔣介石的特務皆視而不見?再說出走有目的,難道戴笠連這一點情報都沒有?其中必有文章。據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的回憶,當時就有人說這是「蔣介石汪精衛唱雙簧」,馮玉祥舉出最明顯的理由是:

    那時重慶交通完全由軍統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買飛機票都要先登記,經過審查、核准,高級官吏更要先經蔣介石個人批准,汪精衛帶著曾仲鳴、林柏生以及許多人乘坐專機飛昆明,事先既沒有政府與黨部給他什麼任務,戴笠豈有不先報告蔣的道理?說汪精衛是潛逃出重慶,斷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龍雲還有電報來報告蔣,如蔣要阻止他,是絕對做得到的。

    對馮玉祥這段話,我們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證。一九八一年九月國民黨黨史會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第三冊裡,曾收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龍雲以汪兆銘經滇飛往河內呈蔣委員長之效電》,內容是:

    重慶,委員長蔣鈞鑒:僭密。汪副總裁於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適,午後二時半已離滇飛航河內。昨夜及臨行時兩次電詳呈。職龍雲。效秘印。(頁四十六)

    這一秘密電文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汪精衛到雲南的當晚,龍雲就「電呈」了蔣介石;在汪精衛次日臨行時,又再度「電呈」了蔣介石。可見馮玉祥所說「如蔣要阻止他,是絕對做得到的」,是確實的。

    關於這一疑案,朱子家(金雄白)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也有論述如下:

    當年盛傳的蔣汪雙簧,是應該有其可能的,連日本人也感覺到了這一點,他們曾公然對我說過:「你們中國人是夠聰明的,像是在賭台上賭大小,重慶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歸,開出來總有一面是會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們中國人中之一面。」因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慶方面的默許,他不能離開重慶,自更不能離開國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個旁證,汪氏在離渝前曾對陳公博說過:「我在重慶主和,人家必誤會以為是政府的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若離開重慶,則是我個人的主張,如交涉有好的條件,然後政府才接受。」(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據此而觀,最後兩語,意義太明顯了。是由汪氏出面去與日本交涉,條件不好,由汪氏獨任其咎;有好條件,政府才出面接受,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雙簧嗎?

    但褚民誼在蘇獄中說過幾句話:「早有人處心積慮,想把一隻臭馬桶套在汪先生頭上。這次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既經動了手,就絕不會輕易放過了。」那豈不是說,本來約定是做假戲,但一出場,就變成做真戲了。這說法的真實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於地下而問之?選(頁八九八)

    這裡說「本來約定是做假戲,但一出場,就變成做真戲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為旁證,就可明白。殷汝耕在一九三五年成立冀東政府,抗戰勝利後被捕,在獄中,他終日念佛,了無嗔意,被提出槍斃時,還從容得很。檢察官問他有沒有遺言要留,他說:「我很奇怪,當初不是要我組織冀東政府的,為什麼今天要槍斃我?」類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繆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發生過。

    汪精衛到河內主要目的就是發表和平主張,採納與否,權在中央。故發表艷電之後,即準備赴法休養。然而當谷正鼎送來護照與旅費後不久,卻發生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內刺汪案,結果誤中副車,殺死了汪氏秘書曾仲鳴,另有五人受傷。河內法院抓了幾個人,以一般兇殺案,草率處理了事。汪氏本人肯定是重慶派人幹的,故在《曾仲鳴先生行狀》中說:「法文各報皆以大字標明藍衣社所為,且敘兇手供稱,謀殺目的實在兆銘。」(《曾仲鳴先生殉國週年紀念集》卷首)但一時沒有確切的證據。哪知兇手們到台灣之後,忽覺自己是鋤奸的英雄,一一亮相,如陳恭澍等大寫回憶,無異招認,甚至實際開槍的王魯翹也當上台北警察局長,侃侃而談,不久遭離奇車禍死亡。河內刺汪案終大白於世,原來是特務頭子戴笠奉蔣介石之命干的,戴笠還於二月底三月初親往河內佈置。谷正鼎兩度訪汪,很可能與戴配合,以觀形察勢,做好謀殺的準備工作。也可能是單線,谷如陳立夫一樣不知情。

    我們不認為汪精衛出走前與蔣有默契,汪於一九四O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蔣介石感電猶謂:「兆銘痛感艷電以來,荏苒歲月,國命益殆,民病益深,故不及待執事之贊成,亦不及顧執事之反對。」(《和平反共建國文獻》,頁一四三)但是我們認為蔣眼開眼閉讓汪等出走,特務固不敢攔汪,但特務不會上告蔣來做決定嗎?蔣不攔汪,必須從蔣本人的主和意願來理解。他把汪等當試驗氣球,放出去瞧瞧。然而蔣為何又要謀殺汪精衛呢?我們的理解有兩種可能性,其一是蔣氏「兔死狗烹」哲學,讓汪發表和平主張之後,由他後續完成,免得日本人想與汪做對手。其二,如果不除去汪,搞不好,和議成功卻讓汪氏取而代之。更何況汪氏途經雲南,與龍雲相處甚篤,如果龍雲加以響應,將更增加汪之聲勢,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仍怕夜長夢多,為以後蔣日和談製造麻煩,於是不惜遣特務殺之。

    可是誤中副車之後,反而弄巧成拙。這一毒辣的行動,刺激了汪精衛,汪乃在三月二十七日發表「舉一個例」,公佈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國民黨秘密會議記錄,即「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記錄」,證明了主和之意,國民黨大員皆有之,蔣介石尤其主其事。文中並提出三個疑問:

    第一、德大使當時所說,與近衛內閣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相比較,德大使所說,可以為和平談判之基礎,何以近衛聲明不可以為談判之基礎?

    第二、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尚未陷落,已經認為和平談判可以進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南京、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相繼陷落,長沙則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燒個精光,和平談判,反不可以進行?

    第三、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甚至必將主張不同的人,加以誣蔑,誣蔑不足,還要奪其生命,使之不能為國家效力?(《和平反共建國文獻》,頁八至九)

    不僅此也,激動的汪精衛觸發了烈士性格,為死友、為主張,乾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去法國了,也不理蔣介石高興不高興,逕自去與日本人談。……

    有趣的是,蔣介石公開譴責以及謀殺未遂汪精衛之後,繼續經由萱野轉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他正積極佈置準備對付共產黨以及對日和平之意不變。其實,不僅嘴巴上說,還起而行,於一九三九年年初召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時,明顯展示反共態度,以配合近衛三原則之二,並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陳誠於二月三日致電在香港的柳雲龍說:

    今組織之國防委員會,網羅朝野人員,置於蔣氏一人之下,時機一至,便可運用和平而無阻。(《杜石山致萱野長知》,載《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頁六○八)

    一個月之後,蔣介石親自發電給柳雲龍、杜石山說:

    石山兄台鑒:歷次來電,暨萱野翁前日來電,均已誦悉,中日事變,誠為兩國之不幸,萱野翁不辭奔勞,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礎,必須建立於平等與互讓原則之上,尤不能忽視盧溝橋事變前後之中國現實狀態。日本方面,究竟有無和平誠意,並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實詢明,佇候詳復。蔣中正蒙。(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此電緊要處,為蔣明顯可以接受「盧溝橋事變前後之現實」,也就是說滿蒙可以不要,但須重尊中國本部之主權,亦即是陶德曼調停時的第一個日本方案。但蔣怕日本別開新價碼,故要「切實詢明」日方和平的基案。能不說是求和心切嗎?事實上,此時蔣介石已不經手孔祥熙,由自己直接遙控了,宋美齡也於七月十六日親自飛到香港與萱野面晤。會談設於香港大酒店三五O號房間,柳雲龍代表蔣方提出七點:一、平等互讓;二、領土完整、主權獨立;三、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狀態;四、日本撤兵;五、共同防共;六、經濟提攜;七、不追究維新政府、臨時政府人員的責任(參閱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六至四)基本上響應近衛三原則。杜石山於會後致電蔣介石稱:「和平之事,當在汪氏等所欲謀者未成熟之前,始克有濟,否則夜長夢多,多一糾紛即添一障礙,屆時鈞座雖欲當機立斷,恐亦為事實之所不許也。」(《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頁六至五)至此,蔣與汪已開始做「和平」競賽了。接著小川平吉於三月二十四日赴港,聽取萱野匯報後,並與蔣方進一步商談,小川與萱野提出是否可首先討伐共產黨,以實現局部停戰,宋美齡與蔣介石的回答都是正面的,並謂可用「密約辦理」。杜石山告訴小川,蔣「現已佈置了大量嫡系軍以對付共產黨」,以及「在議和成功之時,望以日本的先鋒隊進行討共」。(《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頁六五三)蔣又於四月間派馬伯援與小川在港聯繫,很可能有進一步的表態,但馬突於四月二十四日逝世。五月六日,小川又與張季鸞會談,更明言日本最關切排共。蔣介石反共意願雖高,但在那個情況下,馬上翻臉伐共自大有顧忌。然小川等急於要蔣明確表態,甚至要到重慶來談。相逼之下,蔣終感化暗為明維艱,想緩一緩,將和平要求先在國防會議提出再說。小川等在杜石山等人一再解釋下,對蔣氏苦心表示諒解。

    六月間,中共對蔣日和談已有所聞,乃迫蔣履行諾言,廣西方面也表示如果中途妥協,將單獨抗戰,使蔣更不敢公開表態。此時汪精衛已到東京與平沼首相會談,但蔣介石不僅仍然保留香港聯絡點,而且宋美齡再度飛港與柳雲龍等會商,並由杜石山會見小川,要求阻滯汪精衛新政府的成立。小川等則想於汪政權成立前,逼蔣公開表態,接受和平條件,因而重申蔣日雙方在軍艦會談前議。(閱《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頁六四○至六四三)蔣於七月七日抗戰二週年文告,重申抗戰到底的國策不變,他能不如此重申嗎?但被日方認為缺乏誠意,更傾向汪精衛。不過,蔣於七月十六日在重慶發表軍事委員會組織與人選,規定蔣有權執行國府組織法第一一一條之規定,即宣戰、議和、締約的權力,已為蔣全權議和訂下法律根據。蔣又於八月初經杜石山轉告日方已有分共決心,並派鄭介民、王景惠先後赴日,力阻汪日之間的和平運動。小川也開始積極活動,於八月十日走訪近衛文縻,並連夜進京會晤首相,提出所謂「戰勝國寬宏大度」的第三方案,由小川攜赴重慶談判,同時要求對方派出孔祥熙一級的代表參與預備會議。重慶方面得此報以及汪政府將延期成立之消息後,孔祥熙聲言將犧牲一身,決心在參政會提出「和平」案。此時德國與蘇聯已締定互不侵犯條約,日蘇亦已有妥協跡象。蔣、孔怕孤立,故更加積極求和。但此一世界形勢的發展也使日本軍方更為囂張,對日本政府橫施壓力,被迫於九月十三日聲明扶持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蔣、日和談再次觸礁。蔣介石對汪組府「深惡痛絕」,不謂無因。唐縱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的日記提道:

    委員長發表重要談話,對汪逆召開偽代表大會及企圖成立偽中央政權問題,深惡痛絕。委座從未公開斥辱何人,此為第一次,並表示海枯石爛,永不寬赦。(《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一)

    照說汪精衛去做「逆」,自毀歷史,蔣介石又何必「深惡痛絕」呢?其所以「深惡痛絕」,顯因汪破壞了蔣日和談之故。汪是已下了海的,擺明在搞,然而蔣卻一直暗干,想下海因考慮太多而不敢下海?選

    一九三九年底,南京的汪政權開場之前,高宗武與陶希聖突然出走,抵達香港後,於一九四O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大公報》上刊登來函,並公佈轟動一時的文件——《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此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日方草案,修正案改稱《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於同年十二月三十日簽字。由於初次公佈的是草案,日方要求十分苛刻,更凸顯此一《要綱》的賣國性質。在轟動之餘,重慶在宣傳與情報戰場上,似猶全勝,而使南京汪政權大驚失色,窘態百出,莫可奈何。

    高、陶的出走成功,已可確定得自杜月笙以及重慶地下工作人員的協助。陶希聖抵港後,於一九四○年一月十九日收到蔣介石親筆函,令陶「坦率詳陳附逆經過」。黃仁霖於二月十七日自港返渝時,陶托黃轉呈回函一件,陶對蔣給予「戴罪圖功」的機會,「銘感於衷」,自稱罪民陶希聖(見親筆原函影本)。然而陶氏此件於二月十三日就被日本情報人員密得,岡崎總領事以第八二號極密件發電給東京外務省有田外務大臣,當晚收達(見日文影印原件)。從此一密件得知,高宗武「之參加汪方,早得中樞諒解」,可證高非僅為汪奔走和談,也一直為蔣效驅馳。高是蔣之人馬,尚有四條旁證:

    一、當時汪派國民黨怕蔣派國民黨謀殺,都不敢住租界,而高宗武獨住法租界的花園洋房,因為他心裡明白,他是敵人的朋友。

    二、一九三九年夏天,高宗武隨汪精衛到日本,據亦在隨行之列的周隆庠說,影佐禎昭見汪,要把高宗武留在日本,因覺其形跡可疑,但無確實證據,經汪極力反對而未留下。影佐是日本情報頭目,顯然已有風聞。

    三、高宗武到香港後不久赴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陳佈雷打了這樣一通電報給駐美大使胡適:「胡大使:鹹(二十七)日由賀主任耀組名義匯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發高君宗武旅學費,即請轉交高君,並復為荷。弟陳佈雷。勘。」四千美金在一九四二年不是一筆小數目,學費其名,獎金其實。

    四、據高宗武本人的訪談,他自港赴美前,蔣介石曾寫親筆信給他,譽為「浙東強人」(見Bunker,ThePeaceConspiracy,P.206),與蔣要求自稱罪民的陶希聖,戴罪圖功,相映成趣。

    汪政權雖然建立,汪記「和平運動」卻因高陶事件,受到致命性的打擊,但是罵汪逆的蔣介石並未一心主戰,仍然繼續他暗地裡的「和平運動」。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會見了蔣介石的舅子宋子良。幾次會談後,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一九四O年二月十四日,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在香港東肥洋行會見。商定在二月底舉行中日兩方正式圓桌會議。今井武夫趕到南京,向西尾總司令報告說,奉命在十九日飛東京向閒院宮參謀總長和畑俊六陸相說明會談內容。參謀本部立即派謀略課長臼井茂樹大佐到了香港,實地瞭解情況。三月二日,中國代表全體到齊,除宋子良外,還有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陸軍少將張漢年、張治平等人。

    三天之後,蔣宋美齡以治牙為名也到達香港。三月八日會談開始,在東肥洋行二樓舉行。會談前雙方出示證件,以明身份。日方由陸軍大臣畑俊六出證明書,中方由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出證明書。會談內容主要有關「滿洲國」問題、日華共同防共問題、汪政權問題,以及日本在華北駐兵問題。其中當然以共同防共的意見最趨一致,其他問題也有商量餘地。宋美齡於五月間再度來港。宋子良還邀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上遊艇中密談,強調蔣委員長確實想和(見《今井武夫回憶錄》,頁一四四),如和談成功,最快可於七月間對共產黨進行討伐。於是六月六日,雙方代表經多次磋商後,一致同意由板垣征四郎、蔣介石、汪精衛三人舉行長沙會談。七月二十二日雙方在香港簽署備忘錄如下:

    下記日華代表關於進行停戰會談事,系分別遵照板垣總參謀長及蔣委員長意旨,並互相確認各自上司有關進行會談的親筆證件後,約定事項如下:

    一、時間:八月初旬

    二、地點:長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蔣介石商談日華停戰問題

    代表鈴木卓爾(印)

    代表宋士傑(印)

    昭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這就是日本人所謂的「桐工作(KiriKqsaku)」。宋士傑為宋子良的化名,其實宋子良也是特務頂替的。

    同時,蔣介石又於六月二十一日致電香港杜石山,再邀萱野前來和談,並代致「表示後悔」之意。萱野原擬八月初赴港,然因板垣正著手於「桐工作」而受阻。在侍從室工作的唐縱已於八月五日覺察到,「日來和平已在暗中舉行,此事關係重大,外間知者極少。」(《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四五)唐縱並未參與其事,他只是從「許多小徵候」觀察而知。八月二十八日,戴笠又告訴唐縱,「張季鸞昨天回來,今日又飛香港,這是與日秘密交涉有關。」(同書,頁一五一)可為正在進行中的「桐工作」的一個旁證。

    這個「桐工作」,可以說是蔣日和談的最高潮。談到三個人會談的地步,實由於戰局對中國不利,當時英法都想與日本妥協,日軍又已進佔宜昌,直接威脅到重慶。蔣於和戰之間自然動搖到最嚴重關頭。然而正當「桐工作」積極進行之際,近衛文縻第二次組閣,蔣氏記得近衛有不與他做對手的聲明,遂於七月三十一日要求以某種方式撤銷,他才放心。他也顧慮到汪日之間的條約,汪政權已經成立,與汪平起平坐也是難題。不過,汪倒是很願意日本與蔣直接和談(參閱Bunker,ThePeaceConspiracy,P.155—156),惟蔣提出「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的論調,要求汪出國、隱退,甚至把汪交給蔣處理,日方表示難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共發動了「百團大戰」,日本人寫的《太平洋戰爭史》認為百團大戰「是中日戰爭開始以來最大的一次激戰,給予日本軍隊以沉重的打擊」,並認為中共抗日力量的展示,使「蔣介石不敢脫離抗日陣營」,顯然蔣若不抗日,中共還是會繼續領導抗日。這種說法已被大陸學者證實,他們更進而指出,百團大戰就是因為獲知「桐工作」而發起的。若然,則中共救了蔣介石沒去當漢奸。蔣介石既然起了猶豫,板垣雖於八月二十二日寫來親筆信,深信三人會談「當能確立調整兩國邦交之基礎」,向蔣打氣,但蔣終於不敢接受,於九月中旬由宋子良轉達,推說重慶意見不一,「目前不應馬上舉行長沙會談」。九月十九日,所謂「桐工作」以失敗告終。雖如此,蔣介石並未因此放棄和談。他於同年的十一月一日又托杜石山致電萱野,有謂:

    蔣公既以石山等與先生有所約,中日和平路線絕對已有維持,故拒絕紅軍進攻平津以斷日軍接濟,不准小張復出而重東北糾紛。(《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頁六九六)

    我們從這一則密電才知道,蔣介石不放小張(張學良)原來還有日本因素。

    蔣介石又於十一月十六日向頭山滿與萱野長知致意,說是宋子良擅自與板垣代表晤談、接受條件,並說宋子良「懼而避之美國」云云,顯然要在國民黨的日本朋友面前推卸責任。(蔣原函可見於楊天石《民國掌故》,頁三二九)其實,連宋子良都是假的。今井武夫到一九四五年才弄清楚,與板垣代表談判的宋子良,根本是戴笠手下特務曾廣(王新衡)頂替的(見《今井武夫回憶錄》,頁一四六至一四七、一六二),再據參與「桐工作」的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於一九五三年訪日時,告訴今井武夫,當年會談蔣介石確是幕後的大老闆,由戴笠秘密執行。(同書,頁一六三)

    蔣介石雖然一再解釋,慇勤示意,日本政府仍然於一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承認了汪政權。但是蔣介石依然沒有死心。一九四一年五月,萱野到澳門,蔣又派柳雲龍前往徵詢和平意見。萱野建議托頭山滿,蔣即贈相片示意。頭山滿卻不領情,認為蔣不識抬舉,對願提攜的日本「反戈」,罵蔣「終竟是傻瓜」?選自此蔣與這些日本「民間人士」無法再從事有意義的談判。上面這些秘密接觸,都是從日本戰敗後公佈或洩漏出來的文件證實的,宣傳絕不中途妥協、宣傳抗日到底的蔣介石當然是守口如瓶的。這些秘密接觸,當然只有他們優為之,他們干了,也不會戴上「通敵叛國」的帽子。

    蔣介石暗通日本,多次密談,只因日本政府受到軍方的干擾,拿不定主意,而蔣之一方,則感到難以「化暗為明」,遲遲難決而延誤時機,再加上共產黨一直在揭他的底,以及半途殺出一個汪精衛,更加攪了局,卻讓蔣介石最後「八年一覺渝州夢,贏得人間抗戰名」?選

    最有趣的,照龔德柏《汪兆銘降敵賣國秘史》的說法,汪精衛生前死後的一大罪狀,乃在於他「妨礙中日講和」?選龔德柏是拚命醜詆汪精衛的,但弄巧成拙,豈不正好反證了蔣介石那邊在跟日本講和嗎?是以「蔣汪雙簧」的謎底是,兩人並無默契,各自搞一暗一明的「和平運動」,只因陰錯陽差,兩人的「努力」不僅不能「合流」,反而相互抵消。「和平」的失敗,卻讓蔣介石熬到意外的「勝利」。

    蔣介石與日本講和的管道,於抗戰八年之中,始終不斷,連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亦曾於一九三九、一九四○、一九四一年,替蔣向華北日軍提過只要長城以南主權的和平條件。(見Shaw,AnAmericanMissionaryinChina,P.125)近人論史,居然還要以為用「抗戰到底一詞來表達其(蔣)領導對日抗戰的基本方針,足以涵蓋一切」(見蔣永敬《蔣中正先生領導對日抗戰的基本方針——抗戰到底》,載《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冊,頁四九九),請問「涵蓋」得了與日寇暗通款曲的事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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