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快看獨白下的傳統 文 / 李敖
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幫助中國人瞭解中國,幫助非中國人棗洋鬼子、東洋鬼子、假洋鬼子棗別再誤解中國。
中國人不瞭解中國。為什麼?中國太難瞭解了。中國是一個龐然大物,在世界古國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斷的金身。巴比倫古國、埃及古國,早就亡於波斯;印度古國,早就亡於回回。只有中國壽比南山,沒有間斷。沒有間斷,就有累積。有累積,就愈累積愈多,就愈難瞭解。
從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遠在五十萬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山頂洞人」起算,已遠在兩萬五千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遠在四千五百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遠在三千五百年以前。這時候,已經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龍,史實開始明確;從紀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國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來的記錄;從紀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國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來的記錄。中國人有排排坐的文字歷史,已長達兩千八百多年。在長達兩千一百多年的時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帶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羅丞相面前,他告訴博羅:「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挨殺的多了,請你早點殺我算了。」博羅說:「你說有興有廢,請問從盤古開天闢地到今天,有幾帝兒王?我弄不清楚,你給我說說看。」文天祥說:「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三百多年過去了,十七史變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統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黃宗羲,回憶說:「我十九、二十歲的時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兩年。可是我很策,常常一篇還沒看完,已經搞不清那些人名了。」
三百多年又過去了,二十一史變成了二十五史。書更多了,人更忙了,歷史更長了。一部二十五史,從何處說起?
何況,中國歷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書中的正史。正史以外,還有其他十四類歷史書。最有名的(資治通鑒),就是一個例子。司馬光寫《資治通鑒),參考正史以外,參考了三百二十二種其他的歷史書,寫成兩百九十四卷,前後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後,他回憶,只有他一個朋友王勝之看了一遍,別的人看了一頁,就愛困了。一部中國史,從何處說起?
何況,中國書又不只歷史書,歷史書只是經史子集四庫分類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學家主張「六經皆史」,這下子經書又變成了歷史書。其實凡書皆史才對,中國人面對的,已不是歷史書的問題,而是古書的問題。
古書有多少呢?
古書多得嚇人。
古書不只什麼《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它們只不過佔兩種;古書不只什麼四書五經,它們只不過佔九種;古書不只什麼二十五史,它們只不過佔二十五種。古書遠超過這些,超過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過兩千倍,而是三千倍,古書有棗十萬種!嚇人吧?
這還是客氣的。本來有二十五萬種呢!幸虧歷代戰亂,把五分之三的古書給弄丟了,不然的話,更給中國人好看!
又何況,還不止於古書呢!還有古物和古跡,有書本以外的大量殘碑斷簡、大量手澤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壘孤墳,和陸續不斷的大量考古出土……要瞭解中國,更難上加難了。
又何況,一個人想一輩子獻身從事這種「白首窮經」的工作,也不見得有好成績。多少學究花一輩子時間去在古書裡打滾,寫出來的,不過是「斷爛朝報」;瞭解的,不過是「瞎子摸象」。中國太難瞭解了。古人實在不能瞭解中國,因為他們缺乏方法認D練,笨頭笨腦的。明未清初第一流的大學者顧炎武,他翻破了古書,找了一百六十二條證據來證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場,他始終沒弄清「逼」字到底怎麼念,也不知道問問吃狗肉的老廣怎麼念。顧炎武如此誤入歧途,勞而無功,而他卻還算是第一流的經世致用的知識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學者俞正燮,他研究了中國文化好多年竟下結論中國人肺有六葉,洋鬼子四葉;中國人心有七竅,洋鬼子四奔;中國人肝在心左邊,洋鬼子肝在右邊;中國人睪九有兩個,洋鬼子睪九有四個……並且,中國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內臟數目不全的緣故!俞正燮如此誤入歧途,勞而無功,而他卻還算是第一流的經世致用的知識分子。
二十世紀以後,中國第一流的知識分子,在瞭解中國方面,有沒有新的進度與境界呢?有。他們的方法比較講究了。頭腦比較新派了,他們從象鼻子、象腿、象尾巴開始朝上摸了。最後寫出來的成績如何呢?很糟。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他們只是一群新學究。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其實天知道他們通了多少西學,天知道他們看了多少中學。他們是群居動物,很會壟斷學術、專賣學術和拙劣宣傳他們定義下的學術。於是,在他們多年的烏煙瘴氣下,中國的真面目,還是土臉與灰頭。
中國這個龐然大物,還在霧裡。
作為一個中國人,要想瞭解中國,簡直沒有合適的書看。古代的知識分子沒有留下合適的,現代的知識分子不能寫出合適的。中國人要想瞭解中國,只有標準本教科書,只有《薛仁責征東》、《薛丁山征西》、《呼延慶征南》、《羅通掃北》,只有大戲考中的《一捧雪》、《二進宮》、《三擊掌》、《四進士》、《五人義》、《六月雪》、《七擒孟獲》、《八大槌》、《九江口》、《十老安劉》……這太可悲了。
中國的真相不在這裡,中國的真相不是這樣的,中國的真相既沒有這樣簡單,也沒有這樣《春秋配》。
中國沒能被瞭解棗全盤的瞭解。中國被誤解了。中國是龐然大物,中國被瞎子摸象。
就說被摸的象吧。中國人一直以為像是「南越大獸」,以為是南方泰國、緬甸、印度的產物。中國人喜歡這個和氣的大傢伙,酒杯上用它,叫「像尊」;御車上用它,叫「像輦」;遊戲裡用它,叫「象棋」;最有緣的,在文字裡用它,代表了六書中的第一種棗「象形」。象形就是根據象而畫出來的形,人一看到就知道是象,又大又好畫,大家都喜歡畫它,愈畫愈像,所以這個「像」的字,就從這個動物演變出來。現在我們寫「為者常成」的「為」字,古字中象形寫法見上圖:左邊的象形是手,右邊的象形是象,「為」字的原始意思就是「用手牽象」。牽象幹什麼?打仗、做工,都是最起碼的。中國人在用牛用馬以前,早就用到了象。像不是外國貨,最早在黃河流域,就有這種龐然大物。後來,黃河流域氣溫變涼了,像開始南下,出國了。在古人寫古書的時候,已經看不到它了。所以《韓非子》裡說:
人希見生系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
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當象再回國的時候,中國人不認識它了,以為它是外國貨,把它當成「南越大獸」了,像以珍禽異獸姿態出現,讓中國人瞎摸了。
中國人不瞭解中國。不瞭解中國有什麼。
中國人對中國無知,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失敗。中國人「希見生象」,又不能「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所以只是瞎摸、瞎摸。瞎摸到生象,還算是「摸象」;瞎摸到死象,就完全是「摸骨」了。中國人對中國的瞭解,實在還是龍海山人關西摸骨的水準,中國人真可憐!
問題出在中國知識分子。
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最可恥的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夾在統治者和老百姓之間,上下其手。他們之中不是沒有特立獨行的好貨,可是只佔干萬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讀書不化,守舊而頑固。中國知識分子堅守他們在統治者和老百姓中間的夾層地位,誤盡蒼生。當特立獨行的王安石搞變法,想直接受惠於老百姓的時候,文彥博站出來向皇帝說話了,他說:「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過這批攔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絆腳石。
中國知識分子失敗了。有兩大方面的失敗: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敗的特色是:他們很混、很糊塗、很笨。他們以知識為專業,結果卻頭腦不清,文章不行。這種特色不但使他們品格諾善莫做,並且扶同為惡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眾,影響普遍的中國人。他們寫的東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給互相捧場的同流貨色一起陶醉,實際上,實在不成東西。對絕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作品,我看來看去,只是可憐的「小腳作品」。它們的集體悲劇,乃是在不論它們的呈現方式是什麼,它們所遭遇的共同命運,都是「被層層桂桔」的命運。不論它們的呈現方式是「散文」。「驕文」、「時文」、「八股文」、「語體文」,是「論辨」、「序跋」、「志傳」、「奏議」、「哀祭」、「書牘」、「詔令」、「論文」,是「詩」、「詞」。「歌」、「賦」、「頌讚」、「箴銘」、「彈詞」、「小說」,是「氣」、「骨」。「神」、「勢」、「實」、「虛」、「韻」、「逸」、「用典」、「白描」,是「簡潔」、「蔓衍」、「談理」、「抒情」、「剛健」、「優柔」、『呼樸」、「絢麗」,或是「革新」、「守舊」、「創新」、「追摹」、「獨造」……不論從哪一路的進退沖守,都是「小腳如來」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開共同被傳統「桂格」、「修理」的命運。在這共同命運之下,「文體」的爭論也好、「詩體」的爭論也罷,乃至什麼「雅」「俗」之分、「剛」「柔」之異、「古」「今」之別、「朝」「派」之變、「文」「白」之爭……從如來掌心以外來看,它們所能表示的,至多只是被「修理」的輕重深淺而已。換句話說,它們統統都多少被傳統的水平觀念纏住、被傳統的社會背景纏住、被傳統的意識形態纏住、被傳統的粗糙膚淺纏住……這樣的一纏再纏,中國的作品便一直在「裹腳布」中行走,不論十個腳趾如何伸縮動靜,都無助於它在一出世後就被扭折了的骨頭。
這樣子的悲劇命運,使千年的龐大文字遺產,只表露了龐大的繁瑣與悲哀。中國千年的文字障中,沒有大氣魄的詩、沒有大氣魄的劇、沒有大氣魄的小說,也沒有大氣魄的作品。沒有好的表達法、沒有像樣的結構、沒有不貧乏的新境界,也沒有震撼世界的文藝思潮。表達的方式,至多只在一首小詩、一闕小詞、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個小故事裡打滾,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學尺度下,都要打回票。中國知識分子的表達力,至多只是表達一點粗淺的浮情,憂國也好、非戰也好、田園也好、香直也好、鐵板高唱也好、兒女私情也好……除了在最低淺的層面上,吟詠低唱一陣或乘興揮毫一筆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淺出。中國知識分子是集體失敗的,集體鑄造了歷史的縱線失敗。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題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裡,都不曾有吳敬樣那樣糟糕的處理、那樣可怕的結構,而吳敬棒已算得上是我們中國文學史上的特級文豪。中國搖筆桿的真失敗!在這種縱線的失敗中,中國人瞭解中國,已經很難從知識分子的文字障中得到滿足,知識分子敗北之日,就是愚夫愚婦「羅通掃北」之時。當愚夫愚婦裝了滿腦袋的孟姜女、包龍圖。木蘭從軍、三娘教子、游龍戲鳳、九命奇冤的時候,他們對中國的瞭解,也就真夠瞧的了!
中國知識分子文章不行的背景是他們讀書不化、頭腦不清。在知識分子中很難找到明白人。偶爾也有清光一閃,留下一句,可是你剛要鼓掌,下面一句就冒出混話,立刻把你的興致掃光。因為讀書不化頭腦不清,常常發現他們爭不該爭的,又不爭該爭的。以宋朝的一場鬧劇為例。八百年前,宋朝六宗沒有兒子,絕了後,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淮王的兒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對他親生爸爸該怎麼叫,竟引起天下大亂。首先,騎牆派知識分子王連不敢發表意見,右派知識分子司馬光表示,根據傳統文化,該叫親生爸爸做伯父,原因是,英宗由宗法制度的老二一支,入繼老大一支,必須不叫親生爸爸做爸爸,而該叫法定爸爸即仁宗做爸爸。這種見解,左派知識分子歐陽修反對,他也根據傳統文化,認為沒有消滅父母之名的道理,所以,六宗不是爸爸,而准王(原來的爸爸)才是爸爸。於是展開混戰,從皇帝媽媽以下,全部引用傳統文化,大打起來。嚴重到司馬光派的知識分子賈黯留下遺囑,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來的爸爸做伯父,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個知識分子蔡伉,也向皇上大聲疾呼,聲淚俱下的表示,天下興亡,就在這∼叫。後來司馬光派請求皇上殺歐陽修派,皇上不肯殺,並且違反了司馬光派的傳統文化,仍叫原來的爸爸做爸爸。司馬光派吵著,並且宣佈「理難並立」、「家居待罪」。最後鬧得雙方都賭氣要求皇上貶自己,滿朝烏煙瘴氣。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不把精神用來解決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腳,卻用來爭所不該爭的,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混、糊塗。笨。
別以為上面舉的叫爸爸例子,只是一時一地的現象,才不呢!明朝世宗時候的「大禮議」、神宗時候的「挺擊案」、光宗時候的「紅九案」、貴宗時候的「移宮案」,以至漢學宋學之爭、今文古文之爭、孔廟配享之爭、保教尊孔之爭……沒有一件不是認錯目標浪費口舌的小題大做,沒有一件不是暴殤文字的喪心病狂。
在這些無聊的糾纏以外,中國知識分子把多餘的精神用來逃避現實,他們美其名曰研究學術,其實只是另一種玩物喪志。十六八世紀的大思想家李恭,早就為這種現象做了歸納和預言:
(知識分子)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投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李世,朝屆無一可倚之人,(知識分子)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
這種現象的結果是,思想上的失敗,導致了他們品格上的失敗,他們一方面諸善莫做,一方面扶同為惡而不自知。於是,「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的時候,再做什麼,都太晚了!
中國知識分子缺乏一種重要的品質,就是「特立獨行」。缺乏特立獨行,自然就生出知識分子的兩大方面的失敗。結果變得甲跟己沒有什麼不同,丙和丁沒有什麼兩樣,大家說一樣的話、寫一樣的狗屁、拍一樣的馬屁。甲乙丙丁之間,至多只在面目上有點小異,在全沒個性與特性上,卻根本大同。表面上看,司馬光型和歐陽修型不同,其實從基本模式上看,兩個小老頭完全∼樣。他們爭的,都是傳統文化的解釋權,看誰解釋得好,使孔夫於和當今聖上高興。打開《司馬文正集》和做陽文忠集》,一對照,就看出他們竟那麼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馬「修」,叫歐陽「光」,他們都是在傳統板眼裡一板一眼的順民,他們兩眼必恭必敬地向上看,一點也不敢荒腔走板。中國傳統最不允許荒腔走板。中國社會雖然沒效率,但對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與志士,卻奇效如神,很會封殺。這種封殺,先天就致特立獨行的人於死命。這種人,絕大多數都要早天;僥倖不早夭的,最後也難逃浩劫。偉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贅),七十六歲還要死在牢裡,就是最殺氣騰騰的例證棗他們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論上,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很難存在,存在也很難長大,長大也很難茁壯,茁壯也很難持久,持久也很難善終。那麼,這些人怎麼辦呢?這些人想出一個辦法,就是隱居。中國第一部正史(史記)作者司馬遷,這個特立獨行的人,在牢裡有一段悲慘生涯棗被割掉生殖器;中國第二部正史(漢書徘者班固,這個特立獨行的人,曾兩次入獄,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脫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亂死在牢裡;中國第三部正史(後漢書徘業范曄,這個特立獨行的人,也以叛亂罪下獄,同他一個弟弟四個兒子,一起橫屍法場。范曄看出來特立獨行的下場,在他的書裡,他特別為特立獨行的人,列了專傳,就是(後漢書)裡的「獨行傳」和「逸民傳」。這種傳記,變成傳統,到《晉書)中變成「隱逸傳」,《齊書》中變成「高途傳」,(梁書)中變成「處士傳」,《魏書)中變成「逸士傳」,《南史》以後都叫「隱逸傳」。但這種形式的特立獨行者,他們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義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獨行,在思想上還大有問題。換句話說,他們可惜都很笨。他們可能是特立獨行的愚者、特立獨行的賢者、特立獨行的行者、特立獨行的勇者、特立獨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獨行的智者。這些人在中國傳統裡比例極少,可說只有千萬分之一。中國正史裡為他們立專傳,並不表示他們人多勢眾,只表示對他們致敬。當然,他們是消極的,消極的高蹈、消極的潔身自好、消極的不能做示眾的烈士,只能做示範的隱士。但是,在亂世裡,他們能自苦如此,能視富貴如浮雲,能堅持信仰、堅持不同流合污,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有了劇變,群體的趨向愈來愈明顯,效率也愈來愈「科學」,古代人至多「天網恢恢」,現代人卻會「法網恢恢」。古代人要表現特立獨行,歸去來兮以後,回家有將蕪之田園,有歡迎之童僕,有寄傲之南窗,有盈搏之酒;現代人呢?什麼都沒有,只有管區警察。
但現代入中有一個例外,有一個「今之古人」,就那是李敖。很多偽善的讀者吃不消李敖喜歡捧李敖,所以李敖謙虛一次,用一次海外學人捧場的話,來描寫這個例外。(大學雜誌)登過這麼一段棗
至於攻擊傳統文化的智識之士當中,倒有不少來自中國內地,足跡從未到過「西洋」,對於中國文史典章之通曉遠在他們那;戈.久「西學」之上。主張「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吳虞便是一個典型。台北的李敖,主張「全盤西化」,那麼堅決、那麼徹底,然而他也從未出過洋,他對西方任何一國的語文未必嫻熟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經卓然成家。更基本的,他那種指責當道(包括學術界的當道),橫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種高貴的中國「書生傳統」。近代憤激的中國智識之士以及若干受他們影響的外國學者,愛講中國歷史上的文字獄與思想箝制,命忽視了中國傳統書生另有一種孤傲決絕的精神,在《時與潮》發表的那篇李敵之文,便表現了這股精神。
這是很教人趕快鼓掌的話。鼓掌以後,再看一遍,再鼓一次掌。
海外學人捧我有「一種高貴的中國『書生傳統」』,他說對了。我是喜歡搬弄傳統的。從十四年前出版《傳統下的獨白》開始,到十四年後出版這本《獨白下的傳統》,就證明我對傳統有傳統。為什麼要這麼傳統呢?因為要瞭解中國,就不能不弄清傳統。
美國人向法國人開玩笑,說你們法國人老是自豪,可是,一數到你們爸爸的爸爸,就數不下去了,為什麼?法國人私生子太多,一溯源,就找不到老爸爸了;法國人也向美國人回敬,說你們美國人也老是自豪,可是一數到你們爸爸的爸爸,也數不下去了,為什麼?美國人歷史太短,一溯源,也找不到老爸爸了。這個笑話,說明瞭解歷史太短的國家,就不必受傳統的罪,直接瞭解,就可一覽無餘。瞭解只有兩百年歷史的美國,固然要瞭解英國;但瞭解英國,只要精通北歐海盜史,就可以完工,絕不像瞭解中國這麼麻煩。精神分析學家看病的時候,必須使病人回憶過去;思想家、批評家、哲學家、歷史家面對中國這個龐然大物,也必須如此。中國是一個充滿了萬年、干年、百年、幾十年和十幾年大量傳統的民族,春比南山。南山本是傳統細壤所積,不瞭解鈣層土(pedocals)和淋余土(pedalfers)的人,不瞭解土壤;不瞭解中國「鈣層傳統」和「淋余傳統」的人,又怎麼瞭解中國?
中國人不瞭解中國,中國人瞭解的中國只是「中國口號」;非中國人不瞭解中國,非中國人瞭解的中國只是「中國雜碎」。他們都沒工夫瞭解中國,也沒有瞭解中國的功夫。在這種情形下,一個有著「高貴的中國『書生傳統」』的人,以「種豆南山下」、「悠然見南山」的心情,寫下這本中國入門書,它的意義棗不論是說出來的還是沒說出來的棗自然就非比尋常。
這是真正的「中國功夫」,這是李敖的「中國功夫」。
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不喜歡知識分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棗一把將知識分子的帽子抓下來,當眾朝帽子裡撒尿;明朝的孤臣孽子鄭成功,不要做知識分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棗跑到孔廟向孔夫子說:「各行其是!」當眾把書生裝燒了。這一溺一焚之間,真有學問。《舊唐書)裡有「救焚拯溺」的話,借用來寫中國知識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國知識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氣魄,讀書不化、頭腦不清,到處叫爸爸。這本(獨白下的傳統),是一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奇書,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樣的唾儒面。有了這樣的奇書,中國受苦受難的人才氣象萬千、才光芒萬丈。
這不是寫給瞼上有口水的人看的書。它的寫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與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難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們通過這本書,來瞭解中國,也通過這本書,來瞭解自己。不論是販夫走卒、不論是孤兒神女、不論是白日苦工或黑獄亡魂,他們都是受苦受難的中國人,他們是中國的生命,他們是真的中國。
一九七九年經年累月足不出戶之日在台灣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