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人民幣的誕生 邊區貨幣的艱難重生 文 / 宋鴻兵

    「敵後的經濟戰線鬥爭的尖銳程度，絕不亞於軍事戰線。我們的貨幣政策，也是發展生產與對敵戰爭的重要武器。」【2】

    ——鄧小平

    1939年春天，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接到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的來函，嚴詞質問邊區政府為何發行面額1元的法幣輔幣和光華商店代價券，並強行流通。

    林伯渠回復：「查陝甘寧邊區政府轄境內法幣信用甚高，流通亦暢，唯零星輔幣萬分缺乏，影響物價之提高，有礙小民生活。經當地商會、農會等向邊區政府請求，准許光華商店發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價券。原系暫時權宜便民之計，而其流通範圍只限陝甘寧邊區。發行以來，因準備充足，深得人民信仰，並無武裝部隊強迫行使事情。尊座聽得報告，完全與事實不符。」【3】

    當時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是邊區的法定貨幣，正如林伯渠所說，法幣信用甚高，流通順暢，而邊區只是發行了區區面額1元或更低的小鈔輔幣光華商店代價券，既沒有在邊區強制使用，也沒有流通到國統區，怎麼會讓堂堂的國民政府的孔部長如此大動肝火呢？

    「西安事變」後，國民黨迫於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戰的壓力，和共產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的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為國民黨管轄的特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成為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從國民黨政府領取軍餉。

    國民黨出錢資助當年的死對頭紅軍，這筆生意虧了本，就一定要在其他地方找回來，控制邊區的金融系統就成了最好的目標。根據國共兩黨簽訂的關於邊區不設銀行的協議，國民黨發行的法幣被定為邊區唯一合法的貨幣，邊區銀行沒有對外公開業務，只是充當政府的出納員，領取國民黨發給八路軍的軍餉，並維護法幣的流通。

    這樣邊區政府就失去了貨幣發行權！

    沒有貨幣發行權，就好像一個人，自己沒有造血的功能，全靠輸血保持身體機能正常運行。國民黨隨時可以掐斷貨幣供應，讓邊區陷入經濟危機。

    玩錢出身的孔祥熙哪能不懂其中的奧秘。可是國民黨供給邊區的法幣，都是1元以上的主幣，對於日常生活來說，面額太大，當年的3元法幣在重慶可以擺一桌像樣的酒席了。邊區缺乏輔幣流通，老百姓不得已用郵票代替輔幣。邊區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多次交涉都沒有結果，才從1938年6月開始，以邊區銀行所屬的合作社——光華商店的名義發行輔幣代價券。

    讓孔祥熙惱火和害怕的不是邊區發行的小額鈔票，而是邊區暗中發行自己的貨幣，試圖恢復造血功能，想獨立於國民黨法幣之外而自成體系。孔祥熙深知當年為了統一法幣，從經濟上消除軍閥割據，他們花了多大的代價。因此一旦共產黨出現獨立發行貨幣的苗頭，他就一定要嚴加防範，查辦到底。

    由於林伯渠的回復合情合理，再加上國民黨轄區的各省地方銀行，也已經印發小額輔幣券，孔祥熙最後也難以「嚴辦」，只得讓這場「光華券風波」不了了之。

    1935∼1939年，重慶政府的法幣幣值還相對穩定，通貨膨脹較為溫和，但隨著戰爭的持續，物資消耗巨大，外國援助受阻，財政赤字開始大幅i升。重慶政府為了填補赤字窟窿，只能開動印鈔機，大搞「量化寬鬆」，結果法幣隨即開始劇烈貶值，通貨膨脹的惡魔開始發威。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完全停止了對邊區的財政撥款和援助，並實行全方位的經濟封鎖。同時，重慶政府啟動了貨幣武器，將劇烈貶值的法幣大量塞進邊區搶購糧食和土特產，並轉嫁通貨膨脹。結果，延安物價飛漲，原來零售價0.1元一盒的香煙，變成100元∼300元一盒；原來零售價0.05元一盒的火柴，漲至50元∼100元。群眾怨聲載道，經濟貿易萎縮，貨幣問題異常尖銳。

    當時，南漢宸的對策就是，首先禁止法幣在邊區的流通，把貨幣發行權和貿易定價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由邊區銀行發行邊幣。這一建議在黨內爭議很大，一些反對的人認為邊區本來就缺乏物資，如果再發行邊幣，豈不是物價高漲，通貨膨脹嚴重？雙方爭執不下，最後，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代表中央表態，贊成南漢宸提出的建議。這個決定充分體現出共產黨最高領導層的戰略眼光，他們對金融大局的理解，一點不比財閥孔祥熙差。通貨膨脹只是暫時的困難，任由法幣流通於邊區，才會讓邊區百毒纏身，永無寧日。

    邊幣的發行，使邊區恢復了造血功能；驅逐了法幣，又讓邊區體內排毒，保證自身的新鮮血液暢通無阻。在流通中擠出法幣，就為邊幣進入騰出了空間，擴大了邊幣的流通域。

    1941年3月，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走馬上任，他曾在清華大學經濟系學習過兩年。在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朱理治發現，由於邊區處在經濟落後的地區，過去靠撥款和外援，沒有積極發展自身經濟，稅收很少，在短時間內不可能靠大幅提高稅收來彌補因失去外援而帶來的財政虧空。因此，只有以信用貨幣的發行為手段來克服財政危機和擴大生產。

    發行邊幣和廢除法幣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被置換出來的法幣，可以用來到國民黨轄區採購物資，可謂「一箭雙鵰」。既可以減輕邊區的通脹壓力，又可以拋售國統區的輸入物資，進一步控制邊區物價的上漲。由於邊區政府掌握了貨幣發行權，在與國民黨的「貨幣戰爭」中不再毫無招架之力。

    朱理治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既要發行貨幣刺激經濟發展，又不能讓貨幣氾濫，使已經尖銳的通脹問題失去控制。貨幣發行量和物價的關係到底應該如何處理呢？他認識到「商品的流通量假定不變，紙幣的流通量增多了，則物價必定隨著提高。依據同樣的規律，市場貨幣流通量假定不變，商品流通量減少了，則物價必定隨之提高」【4】。

    因此，朱理治提出了解決通貨膨脹的雙管齊下的辦法：「一方面多向工、農、運輸業放款，推動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盡量發展信用，減少貨幣發行，使邊幣不致走到通貨膨脹的境地。」【5】在保障供給和支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以穩定邊幣幣值為主要目標，實行適度緊縮的貨幣政策。

    1941∼1942年，邊區銀行把政府財政性借款的比例降低了11%，裁減部分轉投到商業貿易和生產建設領域，僅支持食鹽輸出的貸款就接近1000萬元。同時利用儲蓄及政府賣鹽的收入來回籠貨幣，減少貨幣流通量，控制通貨膨脹。

    邊區貨幣的穩定和信用，離不開邊區「對外」貿易，而貿易的增長和法幣邊幣之間的「匯率」問題緊密相關。

    在邊區銀行成立後不久，由於邊幣的信用程度不高、流通域不廣，政府採取行政手段干預邊幣和法幣的比值，導致了「外匯」黑市的出現。朱理治認為解決「外匯」黑市的問題不能靠簡單地取締和打擊。「因為在今天的外匯政策下，銀行的法幣只有出，沒有進，黑市決不可能避免。」【6】朱理治看到了問題的本質。邊幣初創，法幣共存，邊幣暫時無力全面收兌法幣，這樣，兩者發生交易在所難免。與其行政彈壓，不如市場引導。

    朱理治提出了設立貨幣交換所的辦法，來規範法幣與邊幣交易。1941年底，邊區政府建立了貨幣交換所，邊幣和法幣在交換所公開掛牌交易和自由兌換，由邊區銀行根據市場供求來調節牌價，調劑時間和區域上的余缺，達到消滅黑市，穩定邊幣幣值和邊區金融貿易的目標。

    貨幣交換所的建立大大方便了邊幣與法幣的兌換，促進了邊區進出口貿易的發展，特別是食鹽和土特產的出口。同時對穩定邊幣與法幣之間的比價起到了重要作用，使邊區銀行能夠通過交換所這個平台，打擊貨幣投機。通過使邊幣比價穩中有升，達到邊幣信用增強的效果。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人願意使用和持有邊幣，邊幣的流通範圍也越來越大，在對法幣的貨幣鬥爭中漸漸佔了上風。

    由於控制了貨幣發行量和發展經濟、增加物資供應，經過一年半的努力，1942年下半年，物價上漲速度開始低於貨幣發行增長，而且邊幣對法幣比價也在回升，由7月的325:100，上升到12月的209:100，邊區在平抑物價和穩定金融上取得了可喜成績，邊區自己的貨幣站穩了腳跟。

    著名金融學者張宇燕這樣評價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陝甘寧邊區在貨幣金融方面的成就：「我們不無驚奇地發現，儘管規模和複雜性有所不同，今天人們談論的美元霸權、歐元創立與歐元區擴展、金融自由化、貨幣戰爭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昔日邊區政府尤其是銀行行長都遇到過、討論過並漂亮地處理過了。如果說今天之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來自貨幣金融領域，那麼數十年前根據地共產黨人那一段勇於實踐、積累經驗、利用規律、科學總結的精彩歷史，或許能夠告訴我們許多東西。這其中特別包括那些諸如鑄幣稅理論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流通域』理論和通貨膨脹理論。」【7】

    同樣的貨幣戰爭，兩年後在山東根據地再度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