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金融高邊疆的陷落 匯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文 / 宋鴻兵
在所有政治經濟的要素中，貨幣最為關鍵；在貨幣的全部制度裡，創造貨幣的權力最為核心。但是，在這一國家的神聖權力問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經濟學家們的隻言片語。
——美國貨幣史學家德瑪爾
1864年初，兩份在中國成立銀行的商業計劃書擺在了老沙遜的辦公桌上。一份是孟買本地的英國商人開始籌建面向中國金融市場的「中國皇家銀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輕的蘇格蘭航運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銀行」計劃書。最終打動老沙遜的恰恰是那位毫無銀行業經驗的年輕人的計劃。這個蘇格蘭小伙子名叫托馬斯·蘇石蘭，年方三十卻已經是著名的大英輪船公司駐香港的業務總監和香港黃埔船塢公司主席了。
老沙遜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主意。作為一家總部設在香港和上海的銀行，與那些僅僅在香港和上海設立分行的外國銀行相比，在信息聯繫方面會更加便利，這一點在交通與通訊還不發達的19世紀顯得尤為重要。市場時機轉瞬即逝，那些需要向遠隔重洋的總行請示的銀行，在未來與匯豐銀行的競爭中只能居於下風。
老沙遜立刻批准了這個項目。
在匯豐銀行的主要股東中，除了沙遜，還有寶順和旗昌洋行。然而寶順洋行在1866年席捲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機中破產，旗昌洋行也在危機的打擊下，於19世紀70年代初淡出中國市場。於是已經成為鴉片新霸主的沙遜洋行，就成為匯豐銀行的主要支柱。匯豐銀行實際上成為羅斯柴爾德-沙遜同盟在遠東金融佈局中的一枚關鍵棋子。
這樣一家銀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堅決抵制，這既是基於倫敦金融城巴林與羅斯柴爾德勢力的爭霸，也源於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
匯豐銀行剛一誕生，就趕上了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帶來的金融危機。
當時世界工業體系的核心戰略產業是紡織業，紡織業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產區在印度和美國南方各州。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後，掌握制海權的北方即對南方實施海上封鎖，南方對世界市場的原棉供應立刻中斷。英國棉紡織業轉向印度的棉花，印棉價格隨即暴漲。孟買和加爾各答的棉花市場，立刻成為大小投機商人的賭場。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國本土，大量資本金嚴重不足的各類金融機構紛紛成立，英國殖民地銀行數量也急速膨脹。1862∼1865年，先後誕生了19家銀行。單是1864年登記的殖民地銀行就多達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資銀行數量也大幅增加，這些空殼銀行的金庫裡遠沒有它們在招股書上所聲稱的金額。
就在這時，「噩耗」傳來，美國內戰結束了！震撼全球金融業的棉花危機開始了。倫敦金融城首當其衝，1866年一年之內，接連倒閉了17家銀行。
金融海嘯的衝擊波迅速波及遠東。1866年，香港、上海出現開埠20多年來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資銀行和本土錢莊倒閉。當金融海嘯的巨浪退去，沙灘上還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麗如銀行、有利銀行、渣打銀行、法蘭西銀行和匯豐銀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嘯的第二年，匯豐銀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寶順洋行竟然被「淹死」了，這時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機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雙重打擊下已經自身難保，無力顧及遠東的小兄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寶順洋行被棉花危機拖下水。寶順的垮台嚴重打擊了羽翼未豐的匯豐銀行。
這時站出來力撐危局的，正是沙遜洋行。從1866年起，沙遜家族將所有在華鴉片貿易所得利潤，全部通過匯豐銀行進行匯兌。在世界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唯一還有超額利潤的生意就是鴉片貿易了。這個維持倫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國經濟生命線的「通貨」，再一次用中國老百姓身上的經濟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國遠東的金融循環系統，並成為國際銀行家們完成遠東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籌碼。
就在各大銀行苦撐危局之時，匯豐銀行在沙遜巨大的鴉片利潤支撐下，抓住大好戰機，開始橫掃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1866年6月，遠東銀行業的大哥大麗如銀行召集渣打銀行、有利銀行和法蘭西銀行等外資銀行，商量「後危機時代」的金融風險問題，最後決定將通常使用的6個月到期的商業承兌匯票，縮短為4個月。一是減少銀行自身的風險，二是適應新的商業貿易環境。從1867年1月起，在中國的分支機構，不再買賣超過4個月到期的匯票。
商業承兌匯票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13世紀前後。隨著十字軍東征和航海貿易的發展，在地中海的意大利地區，迅速形成貿易和貨物航運的巨大市場，意大利基於航海貿易的需求，首創了商業承兌匯票。大宗航海貿易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遠距離和長時間，同時還伴有一定的風險，所以買賣雙方在付款和發貨兩方面都很猶豫。買家馬上付現金會擔心萬一遠方的賣家不發貨，或者貨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麼辦；而賣方則想如果先發貨，最後收不到款麻煩就大了。打破這個僵局只有兩種辦法，一是買家信譽卓著，從不拖欠貨款；二是有個信譽很好的擔保人對交易成功進行擔保。由於大家都在意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業的本地人自然成為擔保方的最佳人選。於是，意大利的商人銀行家大量湧現出來，對買家付款進行擔保，買家只需開出一張欠條，寫明未來什麼時間，支付多少金額，並由意大利人簽字畫押即可。如果買方逾期不付款，意大利人將代為支付全款，回頭意大利人再找買家理論。賣方拿到這張欠條於是興高采烈地發貨了。這張欠條就是早期的商業承兌匯票。意大利人坐收一筆擔保費用。
當賣家急需現金而匯票期限未到時，他可以把匯票拿到商人銀行家那裡去打折出售，這就是匯票貼現。商人銀行家以折扣價吃進匯票，然後坐等匯票到期收取全款，從而獲利。這個折扣價其實就是隱性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當時的天主教嚴禁放高利貸，所以匯票貼現成了放高利貸的變通辦法。當票據交易非常活躍時，匯票基本上可以隨時變現，其功能幾乎等同於現金。在18∼19世紀的英國，在銀行券、支票和信用額度等新工具開始大規模流通之前，匯票實際上成了貨幣供應的重要組成部分。
商業匯票的期限往往和貨物運輸的時間相匹配，如果貨到了很久而匯票期限仍未到，就相當於買家賒賬時間過長，佔用了賣方資金，同時，承擔買家支付擔保的銀行風險也相應增加。
考慮到由於輪船航速提升，歐洲與中國的海上運輸時間大為縮短的情況，另外也不願過多承擔風險，所以麗如銀行才提出壓縮匯票期限。不過，壓縮匯票期限等於收縮了信用規模，提高了買家的資金和信用門檻，其效果相當於拒絕了很多客戶。
這個同業間的協議，給匯豐銀行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擴張客戶資源的機會。當其他銀行拒絕購買6個月到期匯票時，在沙遜巨大資金的保障下，匯豐銀行逆向操作，大量收進。手持6個月匯票的商人們走投無路，只有到匯豐才能做貼現，自然折扣更多。匯豐只需持有匯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額資金，收益當然更為可觀。同時，匯豐將自己承兌的4個月的匯票高價拋給那些搶著收貨的競爭對手，從而獲得低買高賣的套利空間。半年下來，匯豐的匯兌業務便由920萬兩白銀迅速上升到1300萬兩白銀。不到10個月，其他幾家銀行便不得不向匯豐「投降」，重新走上6個月期票的老路。
在這場匯票大戰中，匯豐銀行旗開得勝，表明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這一頭銜已經易主。匯豐自此成為遠東外國銀行界的新領袖。
匯豐的另一項獨門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國儲戶存款，特別是中國達官貴人階層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中曾經描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清政府的一個藩台，奉命到上海查辦一個被參官僚把贓款存在匯豐銀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著八抬大轎，帶著一些隨從直奔匯豐銀行而來。但當他來到銀行門口，卻被擋了駕。守門的說必須從後門進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銀行後門，站了半天，結果還是沒有人理睬他。後來，他才知道，匯豐對中國儲戶在那裡的存款嚴格保密，拒絕中國官方進行任何調查。沒有辦法，他只得以「外國人不准查賬」回復他的上司，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匯豐銀行依靠大英帝國的勢力，拒絕清政府就其客戶的任何款項進行調查。因為有了這個特權，當時許多軍閥、官僚、地主就以匯豐為最安全的財富保險庫，把歷年搜刮來的贓款統統送了進去。
由於匯豐銀行被港英當局視為「我們的銀行」，因此備受優待和庇護，享有權力極大的發鈔權。1872年，港英政府准許匯豐發行票面1元的小額鈔票。隨後，匯豐的小額鈔票大量出籠，並迅速流通於華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報》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資發鈔銀行——麗如、渣打、有利和匯豐的鈔票發行額，在實發的350萬元鈔票中，匯豐的鈔票佔到了51%以上。
此時的匯豐銀行已經成為香港最大的發鈔銀行、港英政府的出納銀行、所有在華同行的結算銀行，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被沙遜驅逐出鴉片貿易的怡和洋行此時變得更為現實，面對匯豐的強勢，怡和新的領導人凱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積極地考慮與匯豐的關係。在後來聯手剿滅胡雪巖的戰役中，雙方達成了更多的默契。
然而羅斯柴爾德-沙遜集團對於匯豐銀行的期許，並不僅是讓其充當管理在華外國銀行的銀行，而是要讓其成為管理整個中國金融體系的銀行，成為真正的「中央銀行」。
要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就必須能夠管理與控制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這就是中國的錢莊與票號體系。而這時的清政府恰恰還能夠依賴自己的錢莊和票號體系維持運轉。錢莊與票號同時還為中國的對外貿易進行大量融資，控制著中國廣大民間經濟的財富之源。國際銀行家也只有控制了中國的錢莊與票號體系，才能真正實現對中國的金融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