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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活水井:6-9 文 / 余傑

    六、廷生的信

    寧萱:

    我們的家庭,相隔千里,境遇也是天壤之別。但是,爺爺們的死亡,卻又有著某種神奇的聯繫——他們彷彿是同一條繩索上的麻,在不得不斷裂的時候一起斷裂了。

    讓我們為死去的親人們祈禱吧,祝願他們在天國裡幸福。

    讓我們為活著的親人們祈禱吧,祝願他們在今世裡平安。

    《聖經》中說: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哥林多後書4:8-9》)

    因為我們還擁有愛的能力,因為我們還有獲得愛的品質。

    寧萱,我讀到你對爺爺的描述,就覺得眼前彷彿屹立著一棵青翠的橄欖樹,那樣優雅、高貴、亭亭玉立,蔭庇著沙漠中停息的旅人。

    今天,我有了比較多的空閒時間,我接著給你講述我奶奶的故事。看,我們兩人在"痛說革命家史"呢。不過,我們的家史都與那種氣勢澎湃的"革命"和"解放"的敘事無關,它們像樹葉上的纖維一樣,有著自己吸取陽光和水分的方式。

    我的爺爺和奶奶都是不識字的農民,他們在土地上耕耘過,除此之外,就再也沒有值得稱道的"豐功偉績"了——那部龐大的歷史書,不會跟他們有絲毫的關係。

    奶奶曾經給我談起過爺爺去世時候的情景——爺爺挽著褲腿,赤著腳,腳上還沾滿濕漉漉的泥土。他就那樣直挺挺地倒在了泥水裡,仰面朝著青天白雲。

    奶奶說,爺爺真可憐,一生沒有穿過一雙像樣的鞋子。就連結婚的那天,也是穿著向本家兄弟借來的一雙布鞋。由於不合腳,他走路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怕踩死地上的螞蟻。平時一年四季,不論寒暑,爺爺都是不穿鞋的。不是不願意穿,是因為窮,買不起鞋穿。

    奶奶說,也是因為太窮,給爺爺辦喪事的時候,本來想給他穿上一雙新鞋才讓他入土為安的,但後來實在拿不出錢來。活著的時候沒有鞋穿,死了以後也沒有鞋穿,奶奶覺得太對不起爺爺了。後來,還是那個本家兄弟好心,送來了當年曾經借給爺爺穿了一天的那雙布鞋。儘管已經半舊了,但總算是沒有讓爺爺赤著腳入土。

    奶奶講述著一切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眼淚,她的眼淚在許多年以前就流乾了。

    奶奶雖然沒有讀過書、不識字,但她是個聰明的女性。爺爺去世之後,她經受住了這致命的打擊,開始為養活三個孩子而操勞起來。她知道,單靠種田的收入,一家四口人是無法餬口的。即使自己頂得上一個男人的勞力,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養活三個孩子。

    怎麼辦呢?靠力氣,她比不了大男人;做小生意,卻又沒有本錢。在那時候蕭條的農村裡,又能夠有多少掙錢的法子呢?於是,奶奶開始發揮自己做豆腐的技術,利用它掙點錢來維持家庭開支。從這一點上來說,奶奶還頗有些"商業頭腦"——而奶奶自己說,那還不是為生活所逼迫!

    她買黃豆來自己磨,做豆花、豆腐以及豆腐乾,用擔子挑著到十幾里外的鎮上去沿街叫賣。還是在做閨女的時候,她做豆腐的絕活就已經遠近聞名。她做的豆腐,潔白細膩,香氣濃郁。

    鄰近的幾個鄉村裡,要是哪家人辦紅白酒席,一定要把奶奶請去,讓奶奶指揮女人們做豆腐。在操辦宴席的時候,是奶奶最威風也最開心的時候。她是眾人矚目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她能夠獲得主人慷慨的報酬——給家裡的三個小孩帶一大碗紅燒肉回去。

    爸爸說,奶奶外出幫別人做豆腐的時候,也是他和大伯、姑姑三個孩子最幸福的時候。從一大早奶奶出門開始,他們就眼巴巴地盼望著奶奶回來。年齡最小的爸爸,甚至從家門口跑到村口的大槐樹下張望,來來回回好幾次。

    終於,在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奶奶回來了。家裡那很少有油葷的飯桌上,居然能夠出現一碗油花花的紅燒肉,還不把孩子們都饞死了?而奶奶通常都開心地笑著,看著孩子們吃肉,她自己一點也捨不得吃。她憐愛地看著孩子們狼吞虎嚥的樣子,眼光裡既有欣慰,也有歉疚。她想,這些可愛的孩子,應該過上更好的生活啊。

    奶奶白天幹完農活,晚上又開始推著沉重的磨盤,雪白的豆漿在銀色的月光下緩緩地流淌,同樣亮晶晶的還有奶奶額頭的汗水。她經常要干到後半夜才能夠休息。

    爸爸曾經對我說,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從夢中驚醒,透過窗戶看到奶奶推磨盤的身影,眼淚刷刷地就流了下來。他悄悄起床地來到奶奶身邊,要幫奶奶推磨子。然而,奶奶卻把他訓斥了一通,命令他去睡覺,不要耽誤明天的功課。

    奶奶在家裡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她既是母親又是父親。在故鄉,孩子們都把父親叫作"額大"。在故鄉,還有這麼一個習俗,在沒有父親的家庭裡,孩子們一般都用對父親的稱呼來稱呼寡母。因此,爸爸從小就叫奶奶"額大"。

    那天晚上,爸爸就在被窩裡含著淚水發誓:一定要好好讀書,一定要考上大學!

    五六十年代,正是農村轟轟烈烈"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代,奶奶這個羸弱而剛強的寡婦,居然不把偉大領袖的號召放在心上,依然挑著擔子做她的小生意。她心中只有一個真理:要生存,要掙錢,要送孩子唸書。

    她不知道誰是國家主席、誰是黨主席、誰是國務院總理,她只知道:自己是母親,一定要把孩子養大,一定要讓孩子成為讀書人。

    有一天,奶奶正在鎮子上叫賣豆腐。鎮上的一個幹部盯上了奶奶:這還了得,這個女子公然敢於違背黨的政策,搞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小買賣!他發現這是一個很好的反面典型,便箭步撲過來,抓住奶奶的擔子,口口聲聲地說要沒收。他的口中說著一套又一套的道理,包括偉大領袖的語錄,他希望用這些話語來威嚇這個愚昧無知的小婦人。但是,奶奶一句也聽不懂。

    奶奶想著家中嗷嗷待哺的三個孩子,心一橫,母性戰勝了恐懼,奮力將擔子往回奪。

    兩人相持了半天,對方一個腦滿肥腸、力大如牛的大男人,居然無法從瘦弱的奶奶手中奪過擔子。

    正在僵持之間,鎮上的人們圍了上來,他們許多都是奶奶長期的顧客,他們家裡的飯桌上都已經離不開奶奶做的豆腐了。他們也很同情奶奶的處境——一個拖帶著三個孩子的年輕寡婦,容易嗎?於是,他們紛紛幫著奶奶說話,譴責幹部的蠻橫。

    兇惡的幹部看到眾怒難犯,只好鬆了手。奶奶趁機挑起擔子,飛快地逃進一條小巷子。肥頭大耳的鄉幹部沒有撈到油水,罵罵咧咧地走開了。

    這一幕,在奶奶本人看來,也許只是尋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我看來,簡直就是一個單純的母親與強大的國家政權之間的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這是一場偉大的戰爭。

    一個要撫育孩子的母親與一種不給人活路的政策之間,哪一方更有力量?哪一方是高貴的,哪一方是邪惡的?

    最後,還是偉大的母親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甚至在最艱難的時期,奶奶也沒有讓孩子們因為飢餓而浮腫。而當時,即使在許多父母都健在的家庭裡,孩子們都曾餓得全身浮腫、命懸一線。

    為此,奶奶付出的是雙倍的、甚至是幾倍的艱辛與努力。她耗盡了所有的力氣,操盡了一顆心。她的手上佈滿了厚厚的繭子,她的黑髮在中年時候就變白了,爺爺去世以後,她再也沒有飲過愛情的瓊漿。

    許多年過去了,回憶起這段年月來,奶奶依然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無比自豪。我想,這就是一個農村婦女所能夠創造的最偉大的事業。我敬重這樣平凡、卑微而又崇高的事業,而不敬重那些偉大領袖"打江山"和"坐江山"的風雲激盪事業。

    在宏大和輝煌之中,我們發現不了美和善;美和善只存在於平凡和卑微之中。

    後來,大伯和爸爸先後考上了名牌大學。爸爸的高考成績還是全縣的狀元。一家出了兩個大學生,而且還是一個羸弱的寡婦養出了兩個大學生,當時在偏僻而貧困的村子裡簡直就是神話。

    小村子裡大家都很窮,可是農民們依然保持著對文化和教育的尊重。農耕之家突然有了詩書的氣息,地位立刻得以迅速提升。周圍的人們開始用充滿尊敬的眼光看奶奶。可是,有多少人知道這個奇跡是如何發生的?有多少人知道奶奶為這一榮譽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爸爸還給我講過這樣一個悲慘的故事。

    在一九六一年的大饑荒中,當時主政四川的"西南王"李井泉,不顧老百姓死活,拚命迎合毛澤東"大躍進"的思路,以討好最高領袖來鞏固自己的地位。為了給中央上繳遠遠超過實際產量的糧食,他在四川農村橫徵暴斂,使得有"天府之國"美譽的成都平原也陷入千年不遇的飢餓之中。

    那時爸爸在中學上學,根據規定,中學生每人擁有一本糧食本,每個月定量供應十五斤大米。這十五斤大米,當然不能完全填飽肚子——正處在長身體階段的男孩子,在沒有任何油水的基礎上,每月僅僅吃十五斤米,怎麼夠呢?但是,這十五斤大米堪稱"保命糧",吃不飽,也餓不死。

    爸爸說,假如他沒有考上縣中,而在農村裡務農,他很可能活活餓死了——在他的同齡人中,無聲無息地在田里倒斃的數不勝數。許多童年時代的玩伴就是在那些年月裡消失的。

    就是這點口糧,爸爸還每月還要省上三分之一,帶回家去給奶奶和姑姑和著糠粉與紅薯煮著吃。他每個星期回一次家。從縣城到村子有五十多里的山路。星期六下午一放學,他便開始出發,步行到家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了。沒有鞋穿,他的腳板在碎石路上磨礪出厚厚的繭子。

    有一次,在家裡幫著幹了一整天的農活,正要準備返回學校,爸爸突然發現自己衣袋裡的糧食本不翼而飛。頓時,他如同遭到電擊一般,渾身發軟,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來。他想哭,但嗓子發啞,一聲也哭不出來。奶奶一聽到這個消息,發現事態嚴重——沒有糧食本,就沒有了半條命。這可怎麼辦啊?汗水一滴一滴地從她的額頭上流下來。

    好在奶奶當慣了一家之主,是一個有見識、有主意的母親。她立刻詢問爸爸:"糧食本是什麼時候弄丟的?"

    爸爸詳細回憶了一番,告訴奶奶說:"昨晚睡覺時,還專門檢查過,那時糧食本還在口袋裡。"

    奶奶一分析,既然糧食本不是在外邊丟失的,是在家離丟失的,那就還有找回來的希望。她立刻想到,糧食本肯定是被這一天裡到過家中的人偷走了。

    究竟是誰偷的呢?

    奶奶仔細回憶來過家裡的人。這一天,家裡只來過一個客人——那就是奶奶嫁到旁邊一個更貧困到村子去的妹妹、也就是爸爸的姨媽。

    姨媽家裡也揭不開鍋了,她跑來向奶奶求救。奶奶一個寡婦,哪裡有能力救她呢?但奶奶看見妹妹實在是可憐,還是煮了兩個紅薯給她救急。姨媽千恩萬謝地抱著紅薯告辭了。

    "難道親妹妹居然幹出這樣可恥的事情來?"奶奶痛苦地想。她不願意相信這是事實。可是,家裡來過的客人,除了爸爸的姨媽再沒有別的人。那麼,這是唯一的事實。

    當機立斷,奶奶帶著爸爸飛奔向糧站。料事如神的奶奶對爸爸說:"如果真是你姨媽偷走了糧食本,她一定會到糧站兌現糧食的。我們預先堵住糧站,找回糧食本就還有一線的希望。"

    來到糧站,他們向工作人員說明了情況。工作人員看見一個婦人帶著一個瘦瘦的孩子,聽完他們的哭訴,立刻就產生了憐憫之心。工作人員答應他們,如果有人拿著寫著爸爸的名字的糧食本來取糧食,他們立刻就把他扣下來。

    奶奶沒有說小偷可能是自己的妹妹、孩子的姨媽。這個事實令她無比的羞辱。但是,這一事實很可能馬上毫無遮掩地呈現在她面前。

    工作人員讓母子倆躲到房間裡面,告訴他們,一有消息便通知他們出來抓住小偷。

    爸爸和奶奶呆在糧站的辦公室裡。整整呆了三個多小時。

    對於奶奶來說,那三個多小時是多麼痛苦的煎熬啊:她盼天盼地,希望能夠找回糧食本,找回了糧食本,也就找回了兒子的性命;但是,她又多麼不希望發現小偷就是自己的親妹妹、孩子的親姨媽啊!以後,她怎樣面對親生的妹妹呢?

    突然,外面發生了爭執。是工作人員在與一個女人爭執。聲音很大,屋子裡聽得非常清晰。奶奶一聽聲音,立刻像遭到電擊一般。她聽出了那個女人的聲音——果然是自己的親妹妹、孩子的親姨媽!

    奶奶與爸爸衝了出去。姨媽首先看到了爸爸,看到了她瘦小的侄兒。她立刻中止了與糧站工作人員的爭執。她臉色發白,羞辱地摀住臉,背過去,一下子便蹲坐在地上。奶奶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痛罵她的妹妹:"你怎麼這樣狠心啊,你這不是要了侄兒的命嗎?你還配當孩子的姨媽嗎?"

    姨媽一直捂著臉,不敢看奶奶和爸爸,也不說一句話。

    糧站的工作人員被這一幕驚呆了。

    突然,姨媽也撕心裂肺地哭了起來:"姐,你罵我吧,你打我吧,我不是人!我不該幹這樣丟臉的事情。可是,我的孩子幾天沒有吃飯了,他們就快要餓死了!我也是當媽的啊,我怎麼辦啊!"

    兩個女人旁若無人地痛哭起來。她們一個哭得比一個傷心。她們引來了旁邊好多人的圍觀。反正臉面都已經撕破了,在飢餓面前,還有什麼臉面可言呢?她們索性大哭一場。

    她們不知道該詛咒誰、該怨恨誰,也不知道究竟是誰造成了這一切——是生產隊長嗎?是縣委書記嗎?是省城的李井泉嗎?還是那個在紫禁城的帷幕後面"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偉大領袖?

    要思考並回答這所有的問題,已經遠遠超過兩個農村婦女的知識結構。她們只好相信這就是"命運"——自古以來,農民們都是這樣來解釋他們所遭遇的苦難和折磨。

    幾年以後,在大學裡唸書的爸爸,經過自己痛苦的思考,才逐漸明白了媽媽和姨媽苦難的根源。讀了一大批教授借給他的"禁書"之後,他把一切都想明白了。很多年以後,他把答案告訴了我。

    而在那時,瘦小的爸爸在一旁不知所措。他不敢去勸媽媽,更不敢去看姨媽。他一直埋著頭看著自己的腳尖,好像一切的錯誤都是自己造成的。

    那一幕,僅僅是中國農民命運的一個最無關緊要、無足輕重的縮影。

    後來,找回糧食本的爸爸,總算在那場災荒之中倖存下來。他沒有辜負奶奶的厚望,考上了大學,成為村子裡人人羨慕的孩子。而姨媽的兒子、爸爸的表弟,卻在饑荒中餓死了。

    從此之後,奶奶和妹妹形同路人,至死不再往來,

    寧萱,我給你講述爺爺奶奶的故事,是想告訴你:我的祖輩是農民,赤腳踏著大地的農民,我是農民的子弟。這種我無法選擇、也無法更換的身份,對我的寫作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它直接影響著我寫什麼、不寫什麼,乃至於怎麼寫。它直接指示我如何判斷善與惡、真與偽、美與醜。

    正如偉大的醫生、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被譽為"非洲之父"的史懷哲所說:"善就是:愛護並促進生命,把具有發展能力的生命提升到最有價值的地位。惡就是:傷害並破壞生命,阻礙生命的發展。這是道德上絕對需要考慮的原則。由於尊重生命的倫理,我們將知全世界產生精神上的關連。"是的,文字緣於生命,文字必須表達對生命的敬意。只有尊重每一個生命個體,才有可能建構出一個真正的、以善為準則的"美麗新世界"。

    而那些甜言蜜語的領袖講話、那些冠冕堂皇的宣言公報、那些道貌岸然的著作論文,體現的僅僅是權力的轉移和張揚,表達的僅僅是對個體的奴役與統治。它們是惡的,假的,也是醜的。

    我的寫作,就是跟這類文字和語言的對抗,跟這些奴役人的力量和慾望對抗。

    我的寫作,與爺爺奶奶們以及千千萬萬跟他們具有相同命運的人聯繫在一起。

    任何時刻,我都不會背叛這一原則。

    寧萱,我們不必悲哀,也不必難過,因為:"溫和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必承受土地。"

    愛你的廷生

    兩千年一月二十三日

    七、寧萱的信

    廷生:

    收到你的信時,正好我快要下班了。我一邊讀一邊流淚,顧不上周圍還有同事。秘書小姐吃驚地跑過來,問我怎麼了。我搖搖頭表示沒有什麼,還裝出一副笑臉來勸走她。

    你奶奶的一生也是那樣的不容易,她跟我奶奶倒有很多相似之處。不過,你奶奶更加幸運一點,她現在還活著,她看到了子女、孫輩乃至重孫輩的成長,她享到了幾分遲到的幸福。

    你曾經在電話裡告訴我,你奶奶還頭腦清晰,時常跟孫輩一起打麻將。我立刻就想,要是我奶奶能夠這樣,那該多好!以後,我要跟你回去,回到那個小村子,回去見你的奶奶——也是我的奶奶。我要向她致敬,我要做上一頓江南的小菜來孝敬她。

    我理解你的立場,你是一個好樣的農民的孩子。這也正是我尊重你、愛你的根本原因。

    你既軟弱,又堅強。正是這樣,你才真實。我們不會忘記那些血泊和眼淚,我們才有戰勝恐懼的希望。每一個沒有被邪惡征服的人,都是心裡充滿愛的人。

    在我們的爺爺們的眼睛裡,我們的奶奶們就是他們的"海倫";在我們的父親們的眼睛裡,我們的母親們就是他們的"海倫"——美貌是次要的,關鍵在於心靈的契合。

    其實,每一個男人心目中都有一個"海倫"。蕭紅是蕭軍的海倫,李銀河是王小波的海倫,石評梅是高君宇的海倫……在情人、愛人的眼睛裡,那個真愛的女性,總有著西施一樣的美貌和氣質。

    不知道,我是不是你的海倫呢?

    英年早逝的台灣散文家林耀德專門寫了一篇題為《海倫》的文章。他介紹了兩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希臘詩人塞菲裡斯和埃裡蒂斯,他們都以"愛琴海的歌手"的浪漫頭銜聞名於世,他們的作品也都曾以特洛伊戰爭的導火線海倫作為哀傷的主題。

    林耀德很羨慕這兩位偉大的詩人,他寫道:"希臘現代詩人背負著積累了數千年、如同大理石柱般沉重的歷史與神話,面臨了荷馬以降宏偉的文學典範帶給他們的精神壓力;但是他們在現實中又能得天獨厚,降生在充滿地中海陽光的土地和島嶼上,可以任憑心智滑翔在奧林匹斯山佈滿白雪的峰頂,又可以任憑自己的軀體浸染在愛琴海畔那透明的藍色之中。"他們的壓力也是他們的動力,他們的包袱也是他們的財富。

    地中海上陽光燦爛,他們的心靈也陽光燦爛。在陽光中的愛情,最是婀娜多姿。

    埃裡蒂斯筆下的美人海倫,是一個神秘而超越時空的象徵;而塞菲裡斯筆下的海倫則是一個幻影,是一件空蕩蕩的白袍子,無數人為了這一虛無的美麗而被慘烈地屠殺了。這難道是美麗需要付出的代價?

    我想,有錯的並非是女性的美麗,而是男人的邪惡。美麗本身是高貴的,美麗難道是一種錯誤嗎?錯的是那種妄想獨自佔有美麗的狹隘心理,它最終導致了美麗的毀滅。

    海倫生活的愛琴海,我覺得不如翻譯成"愛情海"。中學時候學地理,我就把"愛琴海"寫成"愛情海",後來還遭到老師和同學的笑話。我卻固執地認為,這是我自己的理解和我自己的翻譯,我一點也不服氣。我始終認為,這片海洋是專門為愛情而誕生的。

    那麼,究竟歷史上有沒有海倫其人呢?幾百年來,西方許多歷史學家對海倫其人其事進行了艱苦的考證,至今還是沒有獲得明確的答案。我覺得他們是在做"無用功"——學術沒有必要進入神話的領域。我寧願贊同林耀德的這個觀點:"古代的海倫也不僅僅是一個美人,她也是一串風鈴、一朵不凋謝的石榴花、一襲神奇的幻影、一個化身萬千的精靈,出入神話,隱現在詩歌的字裡行間,她是最虛假的真實,又是最真實的虛構。"

    我正躺在床上讀這本新買的《林耀德散文》,然後掏出紙來給你寫信。給你寫信,是我一天中最快樂的事情。不過,給你寫信的時候,我照樣躺在床上。字跡當然顯得非常潦草。然而,我想,只要你用心去讀,一定能夠認識所有的字。

    跟你打電話的時間,也一天比一天長。

    你知道嗎,我通常都是拿著手機,躲進小小的衛生間裡,坐在馬桶上,然後輕輕撥通你的電話。這裡是一個最私密的空間,誰也聽不見我們倆親密無間的對話。

    有時,同屋的女孩小星等久了,在外面狠狠地敲門。等我出來,還來不及開口,小星就衝著我大聲喊:"一天到晚,寫什麼信,打什麼電話!只有廢話沒有行動!你愛他,就趕緊付諸行動,衝到北京去擁抱他、嫁給他!現在不是一個害羞的年代,女孩子照樣可以主動!"

    小星說這些話時,故意裝出一副凶神惡煞的模樣,卻把我給逗笑了。小星是我們公司裡的一個普通文員,比我還要小兩歲。在辦公室裡,我是她的直接上司;下班以後,她卻是我最親密的小姐妹。我們經常一起去逛街,一起去買衣服,她有什麼心裡話都會一五一十地告訴我。而我跟你之間的交往,也瞞不過她的眼睛。

    小星大學剛剛畢業,在戀愛和事業上都沒有遭受過什麼挫折,所以還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新新人類"的神態。在愛情問題上,她是一個完完全全的"行動主義者"——只要愛,就立即用行動來實現。她現在的男朋友,就是她用"女追男"的方式"俘獲"的。小星說,現在的好男孩太少了,一旦發現一個,就要毫不猶豫地"準確出擊"。

    每當我寫信的時候,小星就經常故意在我的面前高聲歌唱:"十個男人七個傻,八個呆,九個壞,還有一個人人愛。姐妹們,跳出來,就算甜言蜜語把他騙過來,好好愛,不再讓他離開。如果相愛要代價,那就永遠接受他。"這是台灣歌星陶晶瑩唱的一首流行歌曲,陶晶瑩是個才女,歌詞都是自己寫的。小星喜歡陶晶瑩的歌,不過,她這個時候大聲唱,讓我的信幾乎都寫不下去了。

    這個精靈古怪的女孩,她是在用這首歌"鼓勵"我呢。不過,我覺得,用這首歌來形容你,倒是滿貼切的——你就是唯一值得我去愛的男人。

    看到神采飛揚的小星,我頓時覺得自己好像已經老了。我原來覺得自己有勇氣去追求愛情,可是跟她相比,還是顯得略遜一籌。

    小星的意見,與你的願望倒是一致的——你不正在北京守株待兔嗎?

    愛你的寧萱

    兩千年一月二十八日

    八、廷生的信

    親愛的寧萱:

    你在信中談到了海倫。是的,每一個男人在心目中都有一個海倫。寧萱,你就是我的海倫啊。

    為了你,我願意發起一場"戰爭"——一場與昨日的我的戰爭、一場與一切黑暗勢力的戰爭。我要做一個通體透明的人,一個好心腸的人。愛情多麼神秘,它讓人變得更加純潔了。

    可是,我等待太久了,你總在遠方,在我眺望不到的地方。什麼時候,你才能降臨到我身邊呢?

    你同屋的那個名叫小星的女孩太可愛了,她說出了我的心裡話。她讓你衝到北京來擁抱我、嫁給我,你快一點來呀!

    泰戈爾說:"最後,我從沉睡中睜開眼,我看見你站在我身旁,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我從前是如何的懼怕,怕這道路的遙遠困難,到你面前的努力是多麼艱苦呵!"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就想:什麼時候,我的懼怕才能變成歡樂呢?什麼時候,我們之間才能夠沒有一絲的距離呢?那一天,不會太遙遠。

    寧萱,我當然知道你理解並支持我的立場,我們的愛正是從這種理解中開始的。我需要的愛,離不開精神上的愉悅和融合。

    這些天來,我寫了好幾篇關於"文革"的文章。在我們這一代人之中,很少有人像我這樣對"文革"感興趣的。我對"文革"的思考,最早來自於父親的啟迪。父親是"文革"的親歷者和旁觀者。

    父親在重慶大學剛剛完成一半的學業,"文革"就爆發了。山城重慶居民自古性格火爆,因此"文革"爆發之後這裡的武鬥急劇升級。父親耳聞目睹了那慘烈而血腥的一切。

    第一次給父親巨大震撼的是校長之死。

    重慶大學當時的校長鄭思群,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七級幹部,級別比當時的重慶市市委書記和市長還高。鄭校長非常關心學生的生活,曾經到宿舍樓裡一間宿舍一間宿舍地看望學生,問寒問暖。他還在食堂裡當著許多學生的面,把飯桶邊上的飯撿起來吃。他走在校園裡的時候,會主動地跟每一個認識或不認識的師生打招呼。當時在重大,流傳著許多關於老校長的佳話。

    父親是班上最窮的學生,他領取的是特等助學金。念了兩年多的大學,他還沒有穿過一雙鞋子。不管是寒冬臘月還是酷暑炎炎,他都是光著腳板。冬天,腳上凍出一塊塊紅通通的凍瘡;夏天,重慶的石板路被太陽照得滾燙,他走路的時候只好保持著一種蹦蹦跳跳的姿勢。

    那時候,大家都很窮,只有一個幹部家庭的同學手腕上戴著一隻手錶,大家都羨慕得不得了。但是,就在普遍的窮困中,窮到像父親這樣幾年沒有穿過鞋子的學生還是不多。但是,父親心態很坦然,他光著腳去上課、去圖書館,從來都是健步如飛、昂首挺胸。

    父親說,窮不是恥辱,懶惰才是可恥的。父親床頭的蠟燭經常亮到深夜。我看過父親學生時代的筆記本,密密麻麻的蠅頭小楷讓我為之驚歎。大學四年,父親的學習成績一直都非常優秀。他說,一想到在家裡辛勤耕作的母親和姐姐,他就不敢偷一點懶。

    有一次學校召開頒獎大會,父親作為受表彰的十個優秀學生之一,上台領取獎狀。鄭校長在頒發獎狀的時候,注意到了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帆布衣服、光著腳的父親,這個貧寒而英俊的小伙子給老校長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會後,鄭校長專門派老師找到父親,把他叫到校長辦公室裡。父親第一次來到校長寬大的辦公室,心裡還忐忑不安。他沾滿泥土的腳掌在門口磨蹭了半天,在秘書的催促之下,才敢踏進校長辦公室的地毯上。沒有想到,校長親自給他倒了一杯花茶,並親切地詢問他的生活和學習情況。當瞭解到父親是一個寡婦帶大的孩子、而且在系裡品學兼優時,老校長感歎了半天。

    沉吟片刻,老校長突然問父親:"你的腳有多大?"

    父親沒有想到老校長會問這樣一個奇怪的問題,但他還是他老老實實地回答了。

    老校長笑了:"你的腳跟我一樣大,我們都是大腳漢子。"他立刻吩咐秘書按照父親腳的大小去買一雙布鞋。

    布鞋很快買來了,老校長把它遞到父親的手上,對父親說:"孩子,這雙鞋我送給你了。"

    父親漲紅了臉,推辭說不能收校長的禮物。老校長說:"你爸爸如果還活著,年紀大概跟我差不多,你就當是一個老人給年輕人的禮物吧。"聽老校長這麼說,父親只好收下了這份特別的禮物。

    這雙布鞋是父親一生中穿的第一雙布鞋。他平時一般都捨不得穿,只有在逢年過節或者班級舉辦活動的時候,他才拿出來穿一兩次。

    他萬萬沒有想到,"文革"一開始,首先被打倒並遭到殘酷迫害的卻是鄭校長。

    一九六六年七月,工作組將被打倒的鄭校長押著在校園裡遊行。老校長頭髮凌亂,只穿著短褲和背心,臉上還留著被毆打的傷痕。這時的山城重慶,就像是一個高溫的大蒸籠,人們則像是蒸籠裡的蝦子。在毒辣的陽光下,老校長臉上的汗水和血跡流淌在了一起。

    昔日衣冠整潔、一絲不苟的老校長,尊嚴已經蕩然無存,但他還是努力挺起腰板。他那雪白的頭髮,在陽光下閃爍著光芒。他光著腳,走在滾燙的石板路上。他艱難地走著,一步一挪。後面押送的學生不斷地推他,好幾次,他差點摔倒在地。

    周圍有幾百個師生在圍觀。有人在默默地看著,眼神裡充滿了同情;也有人在大呼小叫,像在過狂歡節。可是,沒有一個人敢於上前去攙扶老校長或者制止這一殘酷的行為。那是一個恐怖籠罩著每個人心靈的時刻。每個人都是汪洋中的一條小船。人人都學會了明哲保身。

    這時,遊行隊伍走到了學生宿舍區。父親在二樓的宿舍裡讀書,突然聽到外面震天的喧鬧聲。他探出頭去一看,立刻如同遭受了電擊一般:被侮辱的居然是他最尊重的老校長!

    他看見周圍劍拔弩張的人群,看見踉踉蹌蹌的老校長,看到了老校長的赤足。他驚呆了。

    半晌,父親回過神來,他趕緊從箱子裡拿出那雙只穿過幾次的布鞋來,然後箭一樣地跑下樓。他拚命地擠進人群。驕陽下,他擠出了一身大汗。他衝到了老校長的面前,他的那雙年輕的、黑白分明的眼睛,注視著老校長那雙蒼老的眼睛。老校長認出了這個學生,他想張嘴說話,乾裂的嘴唇動了動,卻沒有發出聲音來。

    父親蹲在了老校長的面前,他把一隻布鞋套在了老校長的腳上。

    旁觀的人們驚呆了。工作組第押解人員也驚呆了。鄭思群已經成了眾所周知的"特務"、"內奸",居然還有學生光天化日之下與他套近呼!這還了得!

    工作組帶頭的人立刻走上前來,一把將父親推開。他厲聲質問:"你是那個系的學生?你跟鄭思群是什麼關係?"

    父親手裡還拿著一隻鞋,他只來得及給老校長穿上了一隻鞋。他還想上前去幫校長穿另一隻鞋,這時已經有另一個造反派威風凜凜地站在他的前面,不讓他接近老校長。

    父親不是一個大膽的人,他從小時候起性格就很內向。在眾目睽睽之下,父親結結巴巴地回答說:"那,那……總得讓人家穿上鞋子吧!"

    "你這是什麼意思?你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溫情脈脈!革命又不是請客吃飯。在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鄭思群是劉鄧走資派在重大的代表人物,打倒鄭思群!"那個帶頭的高年級學生甩手就給了父親一記響亮的耳光。

    那一記耳光,打得父親眼冒金星,臉上火辣辣的。

    他眼睜睜地看著老校長被押走了。老校長回頭最後看了他一眼,那一眼裡包含了複雜的含義,有感激,有欣慰,有堅定,有憤怒……父親說,直到今天,他也沒有完全理解老校長那最後的一瞥。

    老校長穿著一隻鞋子緩緩離開的背影,長久地留在了父親的記憶裡。那是父親最後一次見到老校長。

    半個多月以後,工作組突然宣佈,鄭思群校長在他被關押的松林坡招待所畏罪自殺。

    父親後來告訴我,他還真感謝那一耳光。那一耳光徹底地將他打醒了。

    "文革"剛開始時,他還輕信報紙上的宣傳,心裡很興奮。然而,那一響亮的耳光讓他認識到"文革"的本質,讓他比他的同學們早覺悟了好幾年。

    從此,父親疏離於外面如火如荼的"文革"進程。同學們都覺得很奇怪,像父親這樣出身貧農、根正苗紅的學生,為什麼不積極參加"文革",而成了一個"逍遙派"?原因只有父親自己知道,他埋藏在心底裡,不敢跟任何人講。

    留下的那只鞋,父親一直到保存著。直到十多年以後,"文革"結束,鄭校長平反了,學校召開追悼會,父親才把它帶到會場,抱著它對著老校長的遺像深深地三鞠躬。

    "文革"不僅奪走了老校長的生命,還奪走了與父親同宿舍的、住在父親對面的一個張姓同學的生命。張是父親的好朋友,他的死,同樣給了父親巨大的震動。

    那時,系裡每天都要開會學習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會議一般由班上的同學輪流念《人民日報》的社論和消息,再由積極分子們登台講述心得體會。

    張同學有嚴重的口吃,平時就是大家嘲弄的對象。在公眾場合,他幾乎不開口說話。非說話不可的時候,他也是憋了半天,臉漲得通紅,才說出幾個沒有連續起來的"字"。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上台讀報紙。可是,那個時候,誰敢宣稱我不願意讀報呢?

    輪到張讀報的那天,他戰戰兢兢地上台了,可是越緊張就越容易犯錯誤。

    他高度近視,戴著一個大眼鏡,把臉幾乎跟報紙貼在了一起。他朗讀了一兩句,還顯得比平時順暢。突然,一句如同平地響雷的話,從他的口中冒了出來:

    "混入革命隊伍的漢奸、工賊、叛徒毛主席……"

    頓時,教師裡的空氣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覷,不敢做聲。

    原來,由於眼鏡近視,更由於太緊張,他念報紙的時候看錯了行,把這一行的"劉少奇"三個字看成了下一行的"毛主席"三個字。他全神貫注地調動嘴巴,希望讓自己不結巴地讀出聲來,卻完全沒有去想讀的每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說出這句話後,張還沒有意識所犯的錯誤,還想繼續往下念。

    這時,台下團委的幹部才醒悟過來,立刻衝上去從張的手中奪過報紙。

    張這才意識到自己已經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他臉色發白,渾身發抖。他不知所措地看著台下黑壓壓的幾十個人,汗水從額頭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大家誰也不敢發出一點聲音來。偌大的教室安靜得像一個墳墓,大家聽見張臉上的汗水掉在地上的聲音。

    兩個身材高大的學生頭領站起來,他們像老鷹拎小雞一樣擰著張的衣領,把他拖出去了。張神情恍惚,像是患了夢遊症的病人,他沒有掙扎,也沒有辯解,彷彿被拎走的不是自己,而是別人。

    緊接著,另一個學生頭領上台宣佈,剛才發生了一起極其嚴重的現行反革命事件。他們決定立即向公安局報案。在公安人員到來之前,在場的所有人都不准離開。公安人員要向大家詢問情況。

    半個小時以後,警車呼嘯而來。一大群警察衝了進來。

    剛才,張被帶到旁邊的教員休息室看管起來。現在,他又重新帶回了教室。

    一名臉色鐵青的幹警拿出文書,當場宣佈了對張的逮捕,並讓他在文件上面簽字。張的手哆嗦得像一個嚴重的傷寒病人,他一連掙扎了好幾下,都拿不住筆,更無法寫字。最後,還是警察幫他托著手腕,讓他在文件上按下了一個鮮紅的手印。

    然後,在場的所有人都必須留下一份書面的證詞。一直折騰了幾個小時,大家才被允許離開。而張被呼嘯而去的警車帶走了。

    後來,公安部門調查出,張的爺爺是國民黨黨員,還曾經擔任過鄉長——張在填各種表格的時候,把這一切都隱瞞了。於是,問題越來越嚴重——他肯定是故意辱罵毛主席,他在瘋狂地向無產階級政權發起進攻。

    一個月以後,張的公判大會在沙坪壩區召開。周圍十幾所高校的幾千名學生都趕去參加,還有許多好奇的市民跑來圍觀。這次公判大會是有關部門故意安排的,目的是對那些"反革命分子"起到某種威懾作用。

    張被判處二十年的有期徒刑。一句話,他的一生從此便毀了。

    父親說,他在人群中遠遠地看到了張,看到了這個平時就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同學。本來個子就很矮小的張,被五花大綁著,在兩邊高大威武的民警的村托下,簡直就是一個侏儒。繩索緊緊地勒進他的身體裡。

    張的眼睛絕望地看著台下。那一天,台下幾乎有上萬人。父親回憶說,張的眼睛裡是一片空白。那一刻,父親就意識到,張以後肯定會出事的——他的眼睛裡什麼都沒有了,連起碼的生活的意志都沒有了。

    果然,僅僅兩個月以後,消息傳出:張在監獄裡自殺了。

    大家誰也不敢議論這件事情。尤其是張的室友們。父親他們被公安詢問了無數次,問張平時的表現,張說過什麼反動的話等等。這件事情之後,大家都杯弓蛇影,經常疑神疑鬼。前車之鑒就在面前,誰還敢露一點口風?

    一次是老校長的死,一次是朝夕相處的同學的死,死得那樣慘烈,那樣迅速。

    比起那些直到林彪摔死之後才覺醒的同學,父親的覺醒整整早了五年。兩個生命的消失,讓他及早開始了對"文革"的反思。他的覺醒得益於身邊的鮮血——這究竟是他的悲哀呢,還是他的幸運?

    這點鮮血僅僅是開始。此後,重慶的武鬥更是陷入血雨腥風之中。每次數千人、上萬人的武鬥,都會死亡數十人乃至上百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重慶的兩派造反組織在紅巖柴油機廠發生衝突,打死九人,受傷近兩百人。這次大規模的武鬥中,雙方第一次使用了真槍實彈。這次事件被稱為"打響了重慶武鬥第一槍"。

    一個月以後的八月八日,重慶望江機器廠的造反派用三艘炮船組成艦隊,沿長江炮擊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隻。這次武鬥,儼然就是一場小規模的戰爭,死亡人數就高達兩百四十人之多。

    在槍林彈雨中,父親對"文革"的認識繼續深化。他是一個工程師,與那些"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理工科出身的技術人員不同,卻對人間的善惡、真偽有著天然的辨別能力。

    父親的想法深刻地影響了我。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就對所有暴虐和血腥的東西充滿厭惡。許多小孩子都有過喜歡穿軍裝、玩戰爭遊戲的成長階段,我卻沒有過,我從小就不喜歡這些玩意。我是徹底的非暴力主義者,我堅信:任何"主義"的實施,都必須以尊重人的生命為前提。

    今後有可能的話,我想對"文革"問題作一些研究。對我來說,這既是權利,又是責任。

    愛你的廷生

    兩千年二月二日

    九、寧萱的信

    廷生:

    在我們這一代人當中,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或者願意瞭解"文革"了。但是,在我看來,災難並沒有完全成為過去。

    現在,又出現了許多肯定"文革"的言論,這些言論又打上了形形色色的新奇的油彩。有人引用西方的後現代理論,說"文革"是最民主的時代,毛澤東是"後現代"的大師;也有人說改革開放以來貧富懸殊、腐敗橫行,不如"文革"時候人人平等、要窮大家一起窮。

    在學人、文人和藝人之中,也出現了不少的"文革秀"和"毛澤東秀"——比如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崔之元之流,在大洋彼岸大唱"文革"讚歌,進而認為那是人類歷史上最"民主"的時代;比如自詡為"平民作家"的王朔之流,把殘酷血腥的"文革"描述成"陽光燦爛的日子",並且將無知也當成了一種光榮;比如"自由音樂人"張廣天之流,胸口戴著毛澤東的像章,居然把魯迅先生也闡釋成了毛澤東的信徒。

    我隱約感受到了其中蘊含的危險。其實,讓這些愚昧者或者假裝愚昧者覺醒過來也很容易:讓他們換成那個念錯一句話就被判處二十年徒刑的張某,讓他們享受享受被皮帶上的銅頭抽打臉頰的滋味,讓他們像大興縣的村民一樣被專政機器活埋,他們還會熱愛"文革"、還會歌頌"偉大領袖"嗎?

    我以前也朦朦朧朧地聽說,重慶"文革"的武鬥堪稱全國之冠,看到你在信中的描寫,我才有了更加直觀的印象。我想,我們有責任讓那些悲慘的事件不再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中。捍衛記憶和拒絕遺忘是我們的方式之一。

    今年春節,你沒有回家過年嗎?你一個人孤零零地呆在北京,想想也真可憐。北京又聽不到鞭炮的聲音,大城市裡有多少過年的氣氛呢?你的身邊有好玩的朋友嗎?你們會到郊外放鞭炮嗎?

    而我,真想飛到北京來陪你啊。可是,不行,我要去看望外婆。我都有一年多沒有見到外婆了。趁著過年,我跟全家人一起回到了鄉下的外婆家。在我們家人團聚的時候,我忽然想起孤獨地在小屋裡準備論文的你來,鼻子就發酸。媽媽看出了我有心事。可是,我不告訴她。

    今天一大早,我趴在床上給你寫信,頭未梳,臉未洗,卻在鏡中看到自己滿面的光輝,雙目灼灼的閃亮。因為我剛才一直躺著看你的信、讀你的書——我把你的信和書隨身攜帶著。一段段誠摯的文字攪活了我滿身經脈,激活了我熱血沸騰。

    現在,也是江南冬天即將過去、春天即將到來的時候。料峭的春寒讓我想起了雪萊的《西風歌》——

    若使我是片你能吹動的枯葉,

    若使我是與你同飛的流雲;

    一絲在你的威力下喘息著,分有

    你浩然之氣的波浪,只趕不上

    你的自由,啊,不可約束的大力!

    甚至於若使我還在我的稚年,

    能做你在天上漫遊的伴侶,

    以為能跑得比你在天上的

    遨遊還快;我決不會這樣感到

    痛切的需要,向你努力禱告:

    吹起我來吧,像一絲浪,一片葉,一朵雲!

    我墜在人生的荊棘上,我流著血!

    時光的重擔鎖住且壓著一個

    太像你的人:難馴,輕捷,而驕傲。

    這是翻譯家朱生豪譯的原作的第四節。

    這些天,我在讀朱生豪的傳記。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是我喜歡的譯本,它古雅而不失靈動,質樸而不失精美,猶如一塊溫潤的玉石,將中國和西方文化、文學與文字的美融為一體。

    而讓我最感動的是朱生豪與宋清如之間"才子佳人、柴米夫妻"的愛情故事。兩人是在杭州錢塘江畔、秦望山頭的之江大學相識的。這裡風濤流泉、綠樹紅樓的景致我太熟悉了。

    很多年後,宋清如回憶初次認識朱生豪的情景時說:"那時,他完全是個孩子。瘦長的個兒,蒼白的臉,和善、天真,自得其樂地,很容易使人感到可親可近。"我初次見到你的樣子,也差不多呢。

    兩人從詩友開始,逐漸產生了感情。一九三三年早春,朱生豪邀請宋清如去靈峰探梅。玉泉山後的靈峰,是江南賞梅的勝地,我去過好幾次。假如你春天來杭州,我一定會陪你去的。

    按照常人的邏輯,朱生豪畢業在即,應當是向女方傾訴衷腸的時候了。然而,他除了向深愛的女孩介紹梅花之外,依然默默無語。靦腆而內向的他,一直"金口難開"。

    這時,就連朱生豪的同寢室好友彭重熙也感到著急了,他代好友寫了一首送給宋清如的《蝶戀花》,其中有"卿是寒中梅,我是梅邊雪"的句子。朱生豪說:"看了這兩句,使我臉紅。"他始終沒有把它送出去。親愛的廷生,我原以為你是世上最靦腆的人,沒想到朱生豪比你還要靦腆呢,剛開始戀愛的時候,他連一封求愛的信件和詩詞也不敢發出去。

    而宋清如呢,除了女孩的羞澀之外,還有一層難言的隱痛。

    早在六歲的時候,父母就給她訂下了婚約,對方是江陰的望族。宋清如升入高中以後,接受了新時代的新觀念,毅然向母親宣告:"誰訂的婚,誰嫁過去!"母親只得依從了絕決的女兒。

    直到大學第二年,對方才正式同意取消婚約,並登報聲明。宋清如終於獲得了自由身。

    朱生豪在給宋清如的信中寫道:"以前我最大的野心,便是成為你的好朋友;現在我的野心,便是希望這樣的友誼能繼續到死時。謝謝你給我一個等待。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須是一個遼遠的期望,不給你到達最後的終點。但一天比一天更接近這目標,永遠是渴望。不實現,也不摧毀。每發現新的歡喜,是鼓舞,而不是完全的滿足。頂好是一切希望化為事實,在生命終了的一秒鐘。"這封信,標誌著他們由普通朋友轉變為戀人。朱生豪的似水柔情,全都浸潤在這封看似平淡的信的字裡行間。

    他還作了三首《鷓鴣天》的詞送給她。其中,有一首是這樣寫的:

    憶昨秦山初見時,十分嬌瘦十分癡。席邊款款吳儂語,筆底纖纖稚子詩。

    交尚淺,意先移,平生心緒訴君知。飛花逝水初無意,可奈衷情不自持。

    這像不像我們剛認識時的情態呢?你會不會填詞呢,如果會的話,趕快填一首送給我。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宋清如隨家人背井離鄉去了四川,而朱生豪從上海避居嘉興,後來又避難鄉間。兩人相隔萬里,心靈卻沒有距離。朱生豪用"蜀山應比吳山好"的詩句來勉勵遠方的愛人。蜀山真的比吳山好嗎?只有你才知道。

    宋清如在成都女中教了一年書,看到上海局勢趨於緩和,便與家人一起輾轉數省,返回了上海。國難當頭,幾經聚散,一對戀人不禁感慨萬千。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突然襲擊上海孤島。朱生豪任職的《中美日報》被荷槍實彈的日軍佔領。朱生豪夾在排字工人中逃出,丟失了全部的譯稿和資料,以及三本自己編寫的詩集。不過,總算逃出了一條命。

    第二年春天,正是兩人生活最艱難的時刻。患難見真情,兩人在上海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十年漫長的戀愛,終於結出了甜蜜個果實。

    到了結婚的那一天,這對新人卻沒有一身合體的禮服。宋清如的同學李信慧發現這一情況,趕緊回家拿來一件新做的粉紅色旗袍和一雙皮鞋,兩人身材差不多。而朱生豪常年都是竹布長衫,表姐幫他借來一件袍子。誰能想到,才子佳人身上穿的,都是借來的衣服呢?

    宋清如的老師、詞學大師夏承燾先生為他們題寫了"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八個字。這八個字是對他們的愛情和婚姻最好概括。

    朱生豪在結婚的第二天,就向遠在四川的老同學彭重熙寫信報告結婚的消息,信中有"一覺醒來,遂成有婦之夫"之語。

    有一天,我也會讓你實現這個夢想的。我們也將是一對相親相愛的"才子佳人,柴米夫妻"。

    愛你的寧萱

    兩千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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