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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扣絲雜感 文 / 魯迅

    以下這些話,是因為見了《語絲》(一四七期)的《隨感錄》(二八)

    (2)而寫的。

    這半年來,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沒有一種完全的:《莽原》,《新生》(3),《沉鍾》(4)。甚至於日本文的《斯文》,裡面所講的都是漢學,末尾附有《西遊記傳奇》(5),我想和演義來比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於《語絲》,我所沒有收到的統共有六期,後來多從市上的書鋪裡補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終於買不到,至今還不知道內容究竟是怎樣。

    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遺失,還是沒收的呢?我以為兩者都有。沒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還是上海,廣州呢?我以為大約也各處都有。至於沒收的緣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確切知道的,有這樣幾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過一期,不過這還可以說,因為裡面有俄國作品的翻譯。那時只要一個「俄」字,已夠驚心動魄,自然無暇顧及時代和內容。但韋叢蕪的《君山》(6),也被扣留。這一本詩,不但說不到「赤」,並且也說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紀一樣,是「青」的,而竟被禁錮在郵局裡。黎錦明先生早有來信,說送我《烈火集》(7),一本是托書局寄的,怕他們忘記,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將半年,一本也沒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沒收了,因為火色既「赤」,而況又「烈」乎,當然通不過的。

    《語絲》一三二期寄到我這裡的時候是出版後約六星期,封皮上寫著兩個綠色大字道:「扣留」,另外還有檢查機關的印記和封條。打開看時,裡面是《猓猓人的創世記》,《無題》,《寂寞札記》,《撒園荽》,《蘇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會犯禁。我便看《來函照登》,是講「情死」「情殺」的,不要緊,目下還不管這些事。只有《閒話拾遺》了。這一期特別少,共只兩條。一是講日本的,大約也還不至於犯禁。一是說來信告訴「清黨」的殘暴手段的,《語絲》此刻不想登。莫非因為這一條麼?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名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名其妙。

    這莫名其妙的根源,我以為在於檢查的人員。

    中國近來一有事,首先就檢查郵電。這檢查的人員,有的是團長或區長,關於論文詩歌之類,我覺得我們不必和他多談。但即使是讀書人,其實還是一樣的說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謂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訓練弄慣了,將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顧不及增加營養。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畫一個工人,手捏鐵鏟或鶴嘴鍬,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風順,算是好的。現在是要畫一個少年軍人拿旗騎在馬上,裡面「嚴辦!嚴辦!」(8)這才庶幾免於罪戾。至於什麼「諷刺」,「幽默」,「反語」,「閒談」等類,實在還是格不相入。從格不相入,而成為視之懵然,結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亂七八糟,誰也莫名其妙。

    還有一層,是終日檢查刊物,不久就會頭昏眼花,於是討厭,於是生氣,於是覺得刊物大抵可惡——尤其是不容易瞭然的——而非嚴辦不可。我記得書籍不切邊,我也是作俑者之一,當時實在是沒有什麼惡意的。後來看見方傳宗先生的通信(見本《絲》一二九),竟說得要毛邊裝訂的人有如此可惡(9),不覺滿肚子冤屈。但仔細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圖書館員,那麼,要他老是裁那並不感到興趣的毛邊書,終於不免生氣而大罵毛邊黨,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檢查員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發火,開初或者看得詳細點,但後來總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剩了一條最穩當的路:扣留。

    兩個月前罷,看見報上記著某郵局因為扣下的刊物太多,無處存放了,一律焚燬。我那時實在感到心痛,彷彿內中很有幾本是我的東西似的。嗚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遊記傳奇》呵。我的……。

    附帶還要說幾句關於毛邊的牢騷。我先前在北京參與印書的時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樣無關緊要的小改革,來試一試。一,是首頁的書名和著者的題字,打破對稱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幾行空白;三,就是毛邊。現在的結果,第一件已經有恢復香爐燭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時無論怎樣叮囑,而臨印的時候,工人終於將第一行的字移到紙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無可挽救;第三件被攻擊最早,不久我便有條件的降伏了。與李老闆(10)約:別的不管,只是我的譯著,必須堅持毛邊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闆送給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還確是毛邊。不過在書鋪裡,我卻發見了毫無「毛」氣,四面光滑的《彷徨》之類。歸根結蒂,他們都將徹底的勝利。所以說我想改革社會,或者和改革社會有關,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頭瘟腦,躺在板床上吸煙卷——綵鳳牌——了。

    言歸正傳。刊物的暫時要碰釘子,也不但遇到檢查員,我恐怕便是讀書的青年,也還是一樣。先已說過,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這才是「革命文學」。我曾經看見一種期刊上登載一篇文章,後有作者的附白,說這一篇沒有談及革命,對不起讀者,對不起對不起。

    (11)但自從「清黨」以後,這「直截痛快」以外,卻又增添了一種神經過敏。「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於過激,過激便近於共產黨,變了「反革命」了。所以現在的「革命文學」,是在頑固這一種反革命和共產黨這一種反革命之間。

    於是又發生了問題,便是「革命文學」站在這兩種危險物之間,如何保持她的純正——正宗。這勢必至於必須防止近於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將來有趨於赤化之慮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擊禮教和白話,即有趨於赤化之憂。因為共產派無視一切舊物,而白話則始於《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今天看見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12)的消息,我逆料《語絲》必將有幾句感慨,但我實在是無動於中。我覺得連思想文字,也到處都將窒息,幾句白話黑話,已經沒有什麼大關係了。

    那麼,談談風月,講講女人,怎樣呢?也不行。這是「不革命」。「不革命」雖然無罪,然而是不對的!

    現在在南邊,只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

    但這直捷痛快和神經過敏的狀態,其實大半也還是視指揮刀的指揮而轉移的。而此時刀尖的揮動,還是橫七豎八。方向有個一定之後,或者可以好些罷。然而也不過是「好些」,內中的骨子,恐怕還不外乎窒息,因為這是先天性的遺傳。

    先前偶然看見一種報上罵郁達夫先生,(13)說他《洪水》(14)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懷好意,恭維漢口。我就去買《洪水》來看,則無非說舊式的崇拜一個英雄,已和現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麼惡意來。這就證明著眼光的鈍銳,我和現在的青年文學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語絲》的莫名其妙的失蹤,大約也許只是我們自己莫名其妙,而上面的檢查員云云,倒是假設的恕詞。

    至於一四五期以後,這裡是全都收到的,大約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卻以為大約也與吳老先生無關。

    「打倒……打倒……嚴辦……嚴辦……」,固然是他老先生親筆的話,未免有些責任,但有許多動作卻並非他的手腳了。在中國,凡是猛人(這是廣州常用的話,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闊人三種),都有這種的運命。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洩不透。那結果,在內,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

    在外,是使別人所看見的並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至於幻得怎樣,則當視包圍者是三稜鏡呢,還是凸面或凹面而異。假如我們能有一種機會,偶然走到一個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見這時包圍者的臉面和言動,和對付別的人們的時候有怎樣地不同。我們在外面看見一個猛人的親信,謬妄驕恣,很容易以為該猛人所愛的是這樣的人物。殊不知其實是大謬不然的。猛人所看見的他是嬌嫩老實,非常可愛,簡直說話會口吃,談天要臉紅。老實說一句罷,雖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時從旁看來也覺得倒也並不壞。

    但同時也就發生了胡亂的矯詔和過度的巴結,而晦氣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礦物呀,則於是乎遭災。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點北京掌故的,該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時候的事罷。要看日報,包圍者連報紙都會特印了給他看,民意全部擁戴,輿論一致贊成。

    (15)直要待到蔡松坡(16)雲南起義,這才阿呀一聲,連一連吃了二十多個饅頭都自己不知道。但這一齣戲也就閉幕,袁公的龍馭上賓於天(17)了。

    包圍者便離開了這一株已倒的大樹,去尋求別一個新猛人。

    我曾經想做過一篇《包圍新論》,先述包圍之方法,次論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因為猛人雖有起僕興亡,而包圍者永是這一夥。次更論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結末是包圍脫離法。——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所以這新論也還沒有敢動筆。

    愛國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為懶於籌畫,只開目錄而沒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經想到了兩樣法子,但反覆一想,都無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18)。然而雖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會先就改變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樣。二,是廣接各樣的人物,不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圍。然而久而久之,也終於有一群制勝,而這最後勝利者的包圍力則最強大,歸根結蒂,也還是古已有之的運命:龍馭上賓於天。

    世事也還是像螺旋。但《語絲》今年特別碰釘子於南方,彷彿得了新境遇,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這一點,我自以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這裡常見的標語。但由我看來,這彷彿已經成了一句謙虛話,在後方的一大部分的人們的心裡,是「革命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了。既然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國的主人翁,則對於一切,當然有管理的權利和義務。刊物雖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於赤化之慮者無論矣,而要說不吉利語,即可以說是頗有近於「反革命」的氣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歡。而《語絲》,是每有不肯湊趣的壞脾氣的,則其不免於有時失蹤也,蓋猶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語絲》週刊第一五四期。

    (2)《語絲》第一四七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隨感錄》二十八是豈明所作的《光榮》。內容是說《語絲》第一四一期登載了一篇《吳公如何》,指斥吳稚暉提議「清黨」,殘殺異己,因而從那一期以後在南方便都被扣留的事。

    (3)《新生》文藝週刊,北京大學新生社編輯發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創刊,一九二七年十月出至第二十一期停刊。

    (4)《沉鍾》文藝刊物,沉鍾社編輯。一九二五年十月創刊於北京,初為週刊,僅出十期;次年八月改為半月刊,中經休刊復刊,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三十四期停刊。主要作者有林如稷、馮至、陳煒謨、陳翔鶴、楊晦等。這裡是指半月刊。

    (5)《斯文》月刊,日本出版的漢學雜誌,佐久節編,一九一九年二月創刊於東京。該刊自一九二七年一月第九編第一號起連載《西遊記雜劇》(非傳奇)。《西遊記雜劇》,現存本題元吳昌齡撰,實為元末明初楊訥(字景賢)所作,共六卷。我國佚亡已久,一九二六年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發見明刊楊東來評本。

    (6)《君山》韋叢蕪作的長詩,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

    (7)黎錦明湖南湘潭人,小說家。《烈火》是他的短篇小說集(書名無「集」字),一九二六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8)這是廣州的所謂「革命文學社」出版的反共刊物《這樣做》(旬刊)第三、四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的封面畫,以後各期均沿用。

    (9)方傳宗關於毛邊裝訂的通信,載《語絲》第一二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其中說,毛邊裝訂在作者是作品「內容淺薄的掩丑」,對於讀者,則「兩百多頁的書要受十多分鐘裁剖的損失」,所以他反對毛邊裝訂。從通信中知道他當時是福建一個學校的圖書館館員。

    (10)李老闆指北新書局主持者李小峰。

    (11)大概指發表在《這樣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上署名俠子的《東風》一文,作者在文末「附白」中說:

    「在這革命火焰高燃的當中,我們所渴望著的文學當然是革命的文學,平民的文學,拙作《東風》載在這革命的刊物裡,本來是不對的……

    希望讀者指正和原諒。」

    (12)教育部禁止白話一九二七年九月,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發佈禁止白話文令,說使用白話文是「坐令俚鄙流傳,斯文將喪」,下令「所有國文一課,無論編纂何項講義及課本,均不准再用白話文體,以昭劃一而重國學」。

    (13)郁達夫的受反動報刊攻擊的文章,指他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發表的《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該文主旨在攻擊他認為「足以破壞我們目下革命運動(按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最大危險」的「封建時代的英雄主義」。文中有這樣一段:「處在目下的這一個世界潮流裡,我們要知道,光憑一兩個英雄,來指使民眾,利用民眾,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情。真正識時務的革命領導者,應該一步不離開民眾,以民眾的利害為利害,以民眾的敵人為敵人,萬事要聽民眾的指揮,要服從民眾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為這是迂闊之談,那末你們且看著,且看你們個人獨裁的高壓政策,能夠持續幾何時。」這些話對於當時的蔣介石反革命派自然是不利的,所以反動刊物《這樣做》第七、八期合刊上發表叛徒孔聖裔的《郁達夫先生休矣!》一文,攻擊說:「我意料不到,萬萬意料不到郁達夫先生的論調,竟是中國共產黨攻擊我們勞苦功高的蔣介石同志的論調,什麼英雄主義,個人獨裁的高壓政策」;「郁達夫先生!你現在是做了共產黨的工具,還是想跑去武漢方面陞官發財,特使來托托共產黨的大腳?」

    (14)《洪水》創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創刊於上海。

    初為週刊,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復刊,改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三十六期停刊。

    (15)袁世凱於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改元為「洪憲」,自稱「中華帝國」皇帝,至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共八十一天。關於他看特印的報紙一事,據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引《虎庵雜記》:「項城(按指袁世凱)在京取閱上海各報,皆由梁士詒、袁乃寬輩先行過目,凡載有反對帝制文電,皆易以擁戴字樣,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後始進呈。」

    (16)蔡松坡(1882—1916)名鍔,湖南邵陽人。辛亥革命時在昆明起義,任雲南都督。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雲南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後病故於日本。

    (17)龍馭上賓於天封建時代稱皇帝的死為「龍馭上賓於天」(或龍馭賓天),即乘龍仙去的意思。《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鬍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

    (18)「清道」封建時代,帝王和官員出入,先命清掃道路和禁止行人,叫做「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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