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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思想山水人物》〔1〕 文 / 魯迅

    《思想·山水·人物》〔1〕

    題記〔2〕

    兩三年前,我從這雜文集中翻譯《北京的魅力》的時候,並沒有想到要續譯下去,積成一本書冊。每當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際,我一向就用一點譯文來塞責,並且喜歡選取譯者讀者,兩不費力的文章。這一篇是適合的。

    爽爽快快地寫下去,毫不艱深,但也分明可見中國的影子。我所有的書籍非常少,後來便也還從這裡選譯了好幾篇,那大概是關於思想和文藝的。

    作者的專門是法學,這書的歸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義。我對於這些都不瞭然。只以為其中關於英美現勢和國民性的觀察,關於幾個人物,如亞諾德,威爾遜,穆來〔3〕的評論,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瀉水,使人不覺終卷。聽說青年中也頗有要看此等文字的人。自檢舊譯,長長短短的已有十二篇,便索性在上海的「革命文學」潮聲中〔4〕,在玻璃窗下,再譯添八篇,湊成一本付印了。

    原書共有三十一篇。如作者自序所說,「從第二篇起,到第二十二篇止,是感想;第二十三篇以下,是旅行記和關於旅行的感想。」我於第一部分中,選譯了十五篇;從第二部分中,只選譯了四篇,因為從我看來,作者的旅行記是輕妙的,但往往過於輕妙,令人如讀日報上的雜俎,因此倒減卻移譯的興趣了。那一篇《說自由主義》,也並非我所注意的文字。

    我自己,倒以為瞿提所說,自由和平等不能並求,也不能並得的話,更有見地,所以人們只得先取其一的。然而那卻正是作者所研究和神往的東西,為不失這書的本色起見,便特地譯上那一篇去。

    這裡要添幾句聲明。我的譯述和紹介,原不過想一部分讀者知道或古或今有這樣的事或這樣的人,思想,言論;並非要大家拿來作言動的南針。世上還沒有盡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覺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於不得已如前文所說時,便會開手來移譯,但一經移譯,則全篇中雖間有大背我意之處,也不加刪節了。因為我的意思,是以為改變本相,不但對不起作者,也對不起讀者的。

    我先前譯印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時,辦法也如此。且在《後記》裡,曾悼惜作者的早死,因為我深信作者的意見,在日本那時是還要算急進的。後來看見上海的《革命的婦女》上,元法先生的論文〔5〕,才知道他因為見了作者的另一本《北米印象記》〔6〕裡有贊成賢母良妻主義的話,便頗責我的失言,且惜作者之不早死。這實在使我很惶恐。我太落拓,因此選譯也一向沒有如此之嚴,以為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書,從每一個人看來,有是處,也有錯處,在現今的時候是一定難免的。我希望這一本書的讀者,肯體察我以上的聲明。

    例如本書中的《論辦事法》是極平常的一篇短文,但卻很給了我許多益處。我素來的做事,一件未畢,是總是時時刻刻放在心中的,因此也易於困憊。那一篇裡面就指示著這樣脾氣的不行,人必須不凝滯於物。我以為這是無論做什麼事,都可以傚法的,但萬不可和中國祖傳的「將事情不當事」即「不認真」相牽混。

    原書有插畫三幅,因為我覺得和本文不大切合,便都改換了,並且比原數添上幾張,以見文中所講的人物和地方,希望可以增加讀者的興味。幫我搜集圖畫的幾個朋友,我便順手在此表明我的謝意,還有教給我所不解的原文的諸君。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魯迅於上海寓樓譯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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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鶴見祐輔的雜文集。原書於一九二四年由日本東京大日本雄辯會社出版,共收雜文三十一篇。魯迅選譯了二十篇,其中十三篇(包括序言)的譯文在收入單行本之前,曾分別發表於當時的報刊(《北新》週刊、《北新》半月刊、《語絲》週刊、《京報副刊》、《莽原》半月刊、《民眾文藝週刊》)。

    鶴見祐輔(1885—1972),日本評論家,曾留學美國。主要著作除《思想·山水·人物》外,有《南洋遊記》、《歐美名士印象記》、《拜侖傳》等。

    〔2〕本篇最初以《關於思想山川人物》為題,連同《思想·山水·人物》序言的譯文,同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語絲》週刊第四卷第二十二期,後收入《思想·山水·人物》單行本。

    〔3〕亞諾德(M.Arnold,1822—1888)英國文藝批評家、詩人。著有《文學批評論文集》等。威爾遜(W.Wilson,1856—1924),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民主黨人。穆來(J.Morley,1838—1923),英國歷史學家、政論家,曾任自由黨內閣大臣。

    〔4〕「革命文學」潮聲中指一九二八年間創造社等文學團體提倡的革命文學。

    〔5〕《革命的婦女》上,元法先生的論文待查。

    〔6〕《北米印象記》即《北美印象記》,日本廚川白村寫於一九一七年的游美雜記。有沈端先中譯本,一九二九年上海金屋書店出版。

    《說幽默》譯者附記〔1〕

    將humor這字,音譯為「幽默」,是語堂〔2〕開首的。因為那兩字似乎含有意義,容易被誤解為「靜默」「幽靜」等,所以我不大贊成,一向沒有沿用。但想了幾回,終於也想不出別的什麼適當的字來,便還是用現成的完事。一九二六,一二,七。譯者識於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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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連同《說幽默》的譯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後來同印入單行本。

    〔2〕語堂即林語堂(1895—1976),福建龍溪人,作家。早年留學美國、德國,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廈門大學教授,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編《論語》、《人間世》等雜誌,提倡所謂性靈幽默文學。著有雜文集《剪拂集》等。

    《書齋生活與其危險》譯者附記〔1〕

    這是《思想·山水·人物》中的一篇,不寫何時所作,大約是有所為而發的。作者是法學家,又喜歡談政治,所以意見如此。

    數年以前,中國的學者們〔2〕曾有一種運動,是教青年們躲進書齋去。我當時略有一點異議〔3〕,意思也不過怕青年進了書齋之後,和實社會實生活離開,變成一個呆子,——糊塗的呆子,不是勇敢的呆子。不料至今還負著一個「思想過激」的罪名,而對於實社會實生活略有言動的青年,則竟至多遭意外的災禍。譯此篇訖,遙想日本言論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作者要書齋生活者和社會接近,意在使知道「世評」,改正自己一意孤行的偏宕的思想。但我以為這意思是不完全的。

    第一,要先看怎樣的「世評」。假如是一個腐敗的社會,則從他所發生的當然只有腐敗的輿論,如果引以為鑒,來改正自己,則其結果,即非同流合汙,也必變成圓滑。據我的意見,公正的世評使人謙遜,而不公正或流言式的世評,則使人傲慢或冷嘲,否則,他一定要憤死或被逼死的。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譯者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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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連同《書齋生活與其危險》的譯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未印入單行本。

    〔2〕學者們指胡適等人。胡適在一九二二年創辦《努力週報》,在它的副刊《讀書雜誌》上,勸人「踱進研究室」、「整理國故」。

    「五卅」運動後,他又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發表《愛國運動與求學》一文,主張救國必先求學,企圖使學生脫離愛國運動。

    〔3〕一點異議魯迅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致徐炳昶的信(見《華蓋集·通訊》)中指出:「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毀了事情頗不少。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乃是他們所公設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不料有許多人,卻自囚在什麼室什麼宮裡,豈不可惜。」在《華蓋集·碎話》中也表示了反對「進研究室」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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