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三章 文 / 張賢亮
蹲在食堂門口吃完飯，我一隻胳膊夾著飯盒，另一個肩膀扛著鋪蓋，回到我原來往的集體宿舍。呼地把鋪蓋摔在床板上。
「咦！那兩個人呢？」看著空出了兩個床板，我問盤腿坐在床上的周瑞成。
周瑞成有著一張尖尖的嘴，但面目還是很清秀的。他從他正拉著的二胡上抬起頭來：
「都結婚了，光棍漢就剩下你一個了。」
他露出一副討好的、又是降貴纖尊的笑容。這種笑只有嘴尖的人能做出來。我回敬了他一句：
「總比你強吧：我是沒有老婆，你卻是有老婆回不去！」
他不作聲了，低下頭仍拉他的《瀏陽河》。他拉二胡拉得相當好，琴聲幽幽地帶著很深的情感，但是他只拉《瀏陽河》，從不拉別的曲子。
他是監獄裡的「剩餘物資」，原來是農建師的供應科科長。那年，為了填滿監獄，從農建師師部和下面的各團場湊集來許多牛鬼蛇神。我們曾在一起關押過。後來，監獄撤銷了，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回了自己的單位，有的還官復原職，唯有他沒有被釋放，以不明不白的身份和我們幾個光棍農工住在這個連隊的單身宿舍，已經有好幾年了。
琴聲在四面土牆中迴旋蕩漾。我鋪好床仰面躺下，看著周瑞成尖尖的嘴和尖尖的鬍鬚。天漸漸地暗了，蒼老的周瑞成越縮越小，最後成了一個黑影。只有瀏陽河水涓涓的清流，極力想從窗戶、從門縫洩出這間四壁蕭條的小屋，潺潺地淌到外面去。房子是寂寞的，空氣是寂寞的，連音樂也感到寂寞。我忽然領悟到他的琴聲。《瀏陽河》只是配上了詞才成為歌頌偉大領袖的歌曲，而那譜子，純粹是湖南的民歌調。那不太寬的音域和跳動較不的音程，平穩地表現出了憂鬱和哀思的抒情性。
我從床上坐起來，帶著歉意問他：
「是想家了不是？」
在昏暗中，只見他兩隻眼睛呆呆地盯著前面那張我不能看見的樂譜或是別的什麼人、什麼東西。過了一會兒，他才小心翼翼地放下琴，長長地歎息一聲，但卻這樣回答：
「哪裡是想家喲，是幹活干乏了！」
他只敢在「革命歌曲」中偷偷地寄上一點自己的感情，像走私犯一樣，用光明正大的運載工具捎上自己的私貨，托運到他想要去的地方。如果他能向人吐露肺腑之言，我們倒能談談天。他是國民黨哪個軍事學院的畢業生，舊學底子很厚的。但他從來不說心裡話，平時也不說笑。有一次，我把我們的集體宿舍稱作「光棍委員會」，他聽了竟非常害怕，在僻靜的角落慎重其事地對我說：「哎呀！老章，你怎麼能說什麼『委員會』呢？領導上最注意有什麼組織了，給人聽見是不得了的呀！」而他並不像患有被虐性的精神病，他經常臉朝著牆用一筆端正娟秀的漂亮字體寫申訴書。
「怎麼樣？還沒有答覆？」寂寞的音樂使我同情起他來，我又問。「我在山上呆了一冬天，我還以為你早就回家了哩。結果你寫了那麼多，還是不管用。」
「不是不管用，」他認真地說，「是上面沒有見到。準是讓什麼人在中間卡了。要知道，我是立過功的呀。」
「你立過功？」我好奇地問，「立過什麼功？難道你起義以後還在解放軍裡打過仗？」
「唉！你不知道。」他頹然躺下了，彷彿在追憶往事。「『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那時候我們在師部集中學習，我們原來起義部隊裡好些人的歷史材料，都是我提供的……」
我一聽就明白了：被他「提供」過「歷史材料」的原國民黨起義人員，這時不知道是誰平了反，又在農墾系統中恢復了職務，於是「在中間卡了」他的申訴書。
正是他立的功害了他！
而他自己卻當局者迷。
「好吧，那你就好好地寫，多多地寫。總有一天上面能見到的。你總有一天會回家的。」我安慰他說。
「哼哼！你等著吧！」
我趕快從床上爬起來，走到外面。我碰見過很多愛告密的人，「營業部主任」只是其中之一，這兒又是一個！但他現在好像已經放棄了告密，專門拚命地寫申訴了。先是誣陷別人，後是為自己辯護，這也是人的一種命運！
暗夜中瀰漫著一股臭烘烘的糞池味。
是不是天氣要變？
但也有一股沁人心肺的沙棗花的清香。
畢竟春深了！
她們的房間裡點著一個超過規定的大燈泡。我一進門就瞇縫起眼睛。
「荷，你們在幹什麼？在下棋？」
她抬起頭，哧哧地笑著。
「誰在下棋？這不，馬老婆子叫我替她寫申訴書哩。」
她們倆面對面地低著頭俯在一隻舊木箱上。木箱上攤著一張白紙。這時，我才看清楚她手裡捏著一支筆。
馬老婆子說：「老章，你回來了，我看還是請你寫。你文化深。」
「對不起，我從來不替人寫申訴。」我說，「要是你申請登記結婚，我就替你寫。保證上面批准。」
馬老婆子罵道：「死鬼！我結婚？我跟誰結婚？怕發昏去吧！」
我嘻嘻地笑道：「跟周瑞成吧。他老婆跟人跑了恐怕他還不知道哩，你們兩個正好是一對，他也在寫申訴書。」
馬老婆子也笑起來：「你呀，從來就沒個正經。我的小兄弟，你這輩子就是這張嘴害了你！」
「你才說錯了！」我隨隨便便地在馬老婆子的床上坐下來。這張床正在她的對面。「我這人從來就是正正經經的。只是現在人把正經話當成了玩笑，倒把荒唐事當成正經。再說，我前後五次的罪狀上都不是我說了什麼，而是我寫了什麼什麼。你看，我這樣的人你還請我來替你寫申訴書？只怕越寫越糟，再把你關進去！」
馬老婆子八歲就給山東的一家小地主當童養媳，當了八年老家才解放。丈夫比她大十歲，戰亂中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她老家的貧農團長看上了她，但這個十六歲的小媳婦卻糊糊塗塗地拒絕了幸福。這位團長惱羞成怒，一直等到五八年「大躍進」才找到機會，給她戴了頂「地主分子」的帽子。她含悲忍淚逃到偏遠省份的這個農場當農工。而緊跟在她後面的那張「通緝令」終於在六三年「社教」運動時找到了她，於是農場把她當成「逃亡地主」判了三年刑。雖然她早就刑滿釋放，但至今仍然是「地主分子」。她寫申訴書，是要求摘掉她頭上的這頂不合適的帽子。可是她曾親口告訴過我，那位貧農團長現在已經當了她老家的公社書記。地主的甄別是必須通過當地政府的，這不等於把申訴書往字紙簍裡送麼？
人活著必須有希望，我不忍心滅絕她的希望，只好跟她開玩笑。
「老章，你也申訴申訴吧。看你，都快四十歲了。你要是平反了，還能到學校教書去哩。」馬老婆子望著我，誠懇地說。
人都以為自己喜歡吃的東西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希望別人也來嘗一嘗。
我從口袋裡掏著煙，眼睛看著馬老婆子的臉。這是一張什麼樣的臉啊！她只比我大四歲，卻好像她活過的每一天都在這張臉上劃下了一道皺紋。怪不得連七十歲的老漢也叫她「老婆子」。
你回家去吧！我想，回到你的老家去！你這張臉就是最好的申訴書！讓那位過去的貧農團團長，現在的公社書記瞧瞧：「你還認得出你追求過的漂亮小媳婦麼？！」如果他還有一點心肝，他肯定會給你平反的！
但這種人恐怕連一毫克的良心也沒有！
然而，她還在希望著。不但自己抱有希望，還要把希望與別人分享。隱藏在縱橫交錯的皺紋下的善良，使她的臉上還經常會放出一點十六歲的光彩。
「我跟你不一樣。」我點著煙說，「我先是右派，後來又成了反革命，我都不知道應該申訴哪一件事好了。你把你的地主帽子平掉了，就萬事大吉！你寫吧，總有一天會給你搞清楚的！」
我這是真心祝願她。
「唉，」馬老婆子笑著歎了口氣。「能搞清楚就好。戴著帽子的日子真難過！」又轉向她問道，「咱們寫到哪兒啦？一九六三年……」
「等會兒寫吧。」她放下筆，向牆上一靠，「有人來了，還不聊一會兒。」
「是呀，是呀。」馬老婆子慌忙道歉。「你看，我為了自己的事都暈了頭了。你們坐著，我去找點墨水去。」
馬老婆子有意避開了。
是個有眼色的老婆子。
但她卻不識貧農團長的抬舉。
結果……
沙棗花的香味更濃郁了，像雷雨之前那樣，從窗戶中、從門縫裡飄逸進來。在那間小屋，裡面的一切都想出去。在這間小屋，外面的一切都想進來。
我問：「你怎麼不自己也寫個申訴？」
「嘿，無聊！」她落寞地笑笑。「感情上的事，誰能說得清楚？不是我錯，就是他錯。既然我已經勞改過了，還提它幹啥！再說，就是給我平反了，那三年時間能給我找補得回來麼？」
我無話可說了。她比我還看得透。
她穿著一件白襯衫。襯衫領口的鈕扣敞開著，露出一個三角形的前胸。皮膚仍然是黃白的，不用撫摸就感到它溫暖而光滑……我微笑了。
「你應該寫申訴。」她說，「你就從右派問題上捯騰起。後面的事，其實都是從第一件事上鬧起的。你平反了，沒準真跟馬老婆子說的那樣，還能去教書哩……」
「算了吧，」我擺擺手。「就是因為要從根子上捯騰起，所以現在我才不捯騰。」
「那要等到啥時候呢？」
我把眼睛從那三角形的胸脯上移開，想了想應該怎樣回答她。
「你不知道？」她坐起來，「鄧小平都平反了哩。」
「哦？」這倒是個讓我驚奇而興奮的消息，怪不得現在寫申訴書成風。「是真的嗎？」
「當然，人家都出來工作了。」
她白天想告訴我的大概就是這個！
這本來應該是從報紙上、廣播上宣傳得人人皆知的事情；報紙廣播的背後，肯定還有一份份從一位數直到三位數的「紅頭文件」。但在荒僻的居民點，在一個由風暴無意識地拋來的雜物湊合起來的小村莊，在住在這個小村莊的我眼裡，從傳播媒介中傳來的國家大事，就像一連串象形文字，一連串符號，那是它，而又不是它。需要從那些曲裡拐彎的筆劃中找到通向它的途徑。可是那曲裡拐彎的筆劃構成了一座真正的米諾斯迷宮，局外人注定是不可理解的。最高層的、龐大的國家機器，把它的力經過無數傳動桿傳遞到下面，到此地，好像要經過月球把太陽的光反射到地球上來的相同里程，我們的神經末梢只能感覺到一點點輕微的顫動。在這裡，大自糧食定量的增減，小到今天書記主動「請」我抽一支香煙，你就在這裡面去捕獲微妙的信息吧。理解是不可能的，完全得憑感覺，於是一切都神秘化了：隕石、地震、母雞司晨、怪胎、毛孩以及各種稀奇古怪的自然現象，和越南停戰、西哈努克訪華、姚文元的大塊文章、國宴上姓名的排列以及在曲徑小道旁開出的新聞之花，對社會的影響彷彿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這是「天人合一」學說盛行的時代；我們又返回中世紀。我努力從哲學、政治經濟學中理解規律，書上的東西全是明明白白的，我大致知道社會要往什麼方向去。這種理解不但是支持我生存的樑柱，並且化為我靈魂中直覺的觸鬚。但一接觸實際，一切都紊亂了：那些傳來的信息全非線性排列，而是帶有極大的隨意性。它逸出了常規，並且干擾了直覺，就和飛機施放的金屬雨干擾著雷達波一樣。
但是，這個信息非同一般。直覺告訴我外面是真正要起變化。一股火焰穿過煙囪；一股熱流貫穿我週身的血脈。同一條船上翻下來的，不管是先翻下來的或是後翻下來的，現在終於有一個人爬上了那條大船，並擔任了船長，他當然首先要指揮營救。至於那條船在茫茫的大海上以後會向哪兒開，得等到把所有的落水者撈上來再說。
她的眼睛帶著詢問的神情望著我。一對女人的眼睛，不是羊的眼睛，但卻像羊的眼睛一樣溫順、懷疑、警惕、游移。而這時我能向她說什麼？一種朦朧的感覺不能算是理解，即使理解了也難以進入那座迷宮。我並不想把那條大船擊沉：既然我已經落水了，大家都下來吧！這條船應該有我的一份！我只想回到大船上去，晾乾我的衣衫，舔淨我的傷痕，在陽光下舒展四肢，並在心靈深處懷著一個隱秘的願望：參與制定船的航向。十幾年來的經驗已經說明了：可以由一個人掌舵，但不能由著一個人把船愛向哪兒開就向哪兒開。但我能把這些說給她聽嗎？
電燈泡雪亮，我已經不習慣這種光明了。羊圈裡幾個月來點的都是上一個世紀的煤油燈，我喜歡那種黑暗中的溫暖。在黑暗中想像著呢喃的細語，輕柔地撫慰我寂寞的神經……而現在我面前竟坐著一個活生生的女人，而且是她！她在勸我，用那款款的動聽的聲音。但這個聲音又言不及義，彷彿有弦外之音。我忽然悟到了她目光中詢問的意義：這間房裡只有我們兩個人，一個沒有女人的男人和一個沒有男人的女人，難道除了「申訴」、「平反」，就沒有別的話說嗎？
她的目光中不僅有詢問和游移，那閃閃爍爍的光波裡還有期待、盼望和默許。彷彿她己支好了一種架勢，只等待我猛地一擊。但她又絕不會進行抵抗，她準備好了在我的一擊之下全面瓦解。我坐在這邊床上，她坐在那邊床上，中間是一條褐色的泥地，不足兩公尺。這真正是一條棋盤上的楚河漢界，你把它當成森嚴壁壘就是森嚴壁壘，你不把它當回事它便會化為烏有，彈指一揮就能抹去。時間在默默地流淌。她臉上出現了一絲笑意，詭譎而神秘。那大膽而又無聲的呼喚在岑寂中頻頻作響；雖然她穿著衣服，但薄薄的襯衫下有鮮明的輪廓。一個赤裸裸的肉體又在我眼前呈現了出來。政治的激情和情慾的衝動很相似，都是體內的內分泌。它刺激起人投身進去：勇敢、堅定、進取、佔有、在獻身中獲得滿足與愉快。今天是個好日子。好事怎麼都擠到今天一塊兒來了？這是值得慶祝的！我好像已經半解放了！我臉上也乏起了詭譎而神秘的微笑。我想她能理解；我想她能知道我在想什麼，既然她能識別男人不同的眼睛。那黃色的內分泌不斷地增加；我醉醺醺的。我體會到一種惶惶不寧的幸福，一種極為快樂的緊張。我又覺得口乾舌燥，像在蘆葦蕩中一樣……
但正在我想說點什麼或做點什麼的時候，馬老婆子卻推門進來了。
「唉！四處找不到墨水。」馬老婆子向我和她的臉上搜索似地各瞥了一眼。「真命苦，寫個申訴書都這麼困難。」
「你到辦公室找去，」她慫恿她，「會計那兒有。」
「呵！那可了不得！」馬老婆子佯裝驚嚇地說，「那曹書記又要問了：你寫啥？你又沒親沒故，要寫信？肯定是寫告狀信！」
我們都輕鬆地笑起來。馬老婆子滿佈皺紋的臉上又露出十六歲的天真。
「還是你們好，」馬老婆子說，「要不在乎它，也就不愁了。」她又在木箱前坐下來，操起一件縫了一半的衣裳，頭埋在衣裳上，單刀直入地說，「真的，我不是說笑，你們倆正好是一對！」
她沒有說什麼，只是抿著嘴笑。
馬老婆子是好心，可是太急切了。
我說：「你大概是指我不寫申訴，她也不寫申訴吧。那麼，你寫申訴，周瑞成也寫申訴，你們不也正好是一對嗎？」
「你又沒正經了！」馬老婆子把針在頭皮上一刮。「我說的是真格的！你們倆都勞改過，誰也別嫌棄誰；年齡也相當；你有文化，人家文化也不低，上過初中哩！黃香久一搬進來，我就想到了，就等你回來呀。」
「去、去、去！」她笑道，「我再不結婚了。這輩子結婚結夠了！」
「咦！」馬老婆子教訓她，「咋能不結婚呢？女人天生下來就是跟男人配對兒的。」又說，「我是沒人要我，有人要我也結婚！」馬老婆子的決心倒挺大。
「怎麼沒人要？」我說，「原先那個貧農團長就要，可是你不跟。」
「那不行！」馬老婆子正色說，「他有妻有子的。他要是沒家，我也跟他了。他人還挺不錯哩，長得人高馬大的，能踢能打，是塊當官的材料。他給我戴上帽子，本想壓壓我的傲氣，沒有別的。」
看來她還戀著他。可是他卻把她逼得離鄉背井，勞改三年。
「那你當初為什麼要逃出來呢？」我不滿地問。
「那其實也不是他鬧得我受不了，是老家吃不飽。逃出來的又不是我一個人，咱們是成幫成伙地逃的……可就是我倒霉！」
「可是你要想想，那張通緝令還是你那位團長髮的呀！」我想說，你別這樣癡情了！
「唉！他只是想把我抓回去，放在他的跟前。誰想碰在運動上……」
沒有辦法！這真如黃香久說的：感情上的事，誰能說得清楚？我看看黃香久，她只是瞅著馬老婆子笑。這種笑意味深長，是同情她？是卑視她？是譏訕她？抑或是鼓勵她再提我們兩人的事？……
從她們房裡出來，滿天星斗，黑暗中，從北京上山下鄉來到這兒的女知識青年何麗芳，用哈薩克民歌《送你一朵玫瑰花》的調子輕輕地唱道：
我的價錢並不高
尼龍襪子兩麻包
要是你覺得過意不去
再加一塊羅馬表
「哥兒們，」她走到我身邊悄悄地說，「到我那兒去坐一會兒咋樣？你這一冬天在山上撈足了，『大團結』總存下七八張吧？」
「這麼晚了幹什麼去？」我說，「明天去吧。」
「晚了才好辦事呀。我們那一口子回北京探親了。」
「你也不怕黑子回來擼你！」
「哼哼！他在外面也是這樣，靠兩根手指頭掙錢。」她的眼睛在墨似的暗夜中象貓眼一樣閃光。「這會兒，誰管誰呀？！」
「回去睡吧，」我勸她。「黑子跟我是朋友，我怎麼幹得出來？」
涓涓的細流在一點一點地啃嚙上面的凍層……
我仰天歎了口氣：我怎麼能把人「思謀」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