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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日記的由來 文 / 鐵凝

    1994年5月,我父親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他的個人畫展。畫展結束幾天之後的一個晚上,有兩位韓國客人同一名女翻譯到石家莊家中拜訪父親,說畫展的最後一天,他們在中國美術館看了畫展,很為那些作品而感動。遺憾的是他們因事急於返回漢城,沒有見到我父親,只委託那位身居北京的女翻譯和我父親會過面,並問到了我家的詳細地址,準備日後登門拜訪。後來據我父親回憶,他在展廳確實見過這位翻譯小姐,但她的言語卻沒有給他留下什麼印象,他更沒有做這次見面的準備。所以這三位客人的來訪頗有點不期而至的意味。據他們說,今天早晨他們還在漢城,中午飛抵北京,晚飯前才開車從北京出發,現在已是晚上近10點鐘。兩位先生作了自我介紹,一位姓洪,一位姓李,翻譯小姐姓白,中國朝鮮族。

    我端詳這兩位韓國先生,洪先生50歲左右,個子很高,身材魁梧,臉形較寬,面部較平,是典型朝鮮族傳統的方形臉。後來我讀過有關韓國人臉形的資料,得知洪先生的這種臉形被認為是男人忠厚、和善、可靠的表徵。我還得知,當今韓國男人的臉在逐漸變長,但,洪先生的這種方形臉,仍然具有明顯的親和力。那天晚上的洪先生顯得有些疲憊,我想大約是因為旅途勞頓吧。但他卻竭力保持著微笑,話不多,語氣是和悅、誠摯的。似乎有一個不容置疑的心理基礎在做底:他們致力要把這次的拜訪完成得盡善盡美。洪先生的同伴李先生在那晚的拜訪中是位「主講人」,他個子偏矮,年紀比洪先生略輕。但是他的矮個子並沒有妨礙他四射的激情,或者換句話說,很多矮個子的人,往往比有些個子高大的人更具一種抓人的氣勢和更加旺盛的精力。眼前的李先生顯然屬於這樣的男性。他首先開宗明義地講述了他們為什麼要做這次迫不及待的旅行,而這次旅行之後的期待又是什麼。一切都因為那天他們在中國美術館看了我父親的畫。從那天起他就不能再平靜了,因為他們正在韓國完成著一個不同尋常的計劃。他們將要建造一個亞洲一流的美術館——亞洲美術館。這美術館不僅僅屬於韓國,它將屬於亞洲,乃至東方和全人類。為了這美術館的建立,必得有幾位東方藝術家的作品做基礎。目前建館和收藏正在同步進行,我父親便是他們「相中」的中國藝術家之一。

    當時李先生的談吐和舉止使我更多地想到了歐洲足球界的「球探」,但當他談起藝術時又確是不容置疑的行家。他對父親的藝術作了十分內行的分析,分析中流露著對父親作品的癡情。在談到某張作品時,他甚至激動得不能自制,常常手舞足蹈。為了證實他們行為和身份的真實性,李先生還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一瞬間我注意到了名片上的字:李在興,亞洲美術館館長。接著,李在興館長又把洪先生作了含蓄而敬重的介紹,他虔敬地稱他為洪大哥。從介紹中我得知「洪大哥」名叫洪正吉,可能不是亞洲美術館的財力鼎助者,但在韓國是位極受人尊敬的社會活動家,此時似是這個計劃的掌舵人。李先生常常撇開翻譯和洪先生做著私下交流,顯然是在向他請教著什麼。

    但,李先生和父親的談話卻是艱難的。面對李先生光芒四射的演說,父親一直表現出客氣的警覺。父親的態度不無道理。就在前不久,他為之工作的畫院也曾來過兩位韓國先生,身穿風衣,頭髮烏亮,很是有些派頭。他們也聲稱為韓國某美術館(或某畫廊)挑選作品。他們請幾位畫家把作品在展廳一字排開,草草看過便要全部「收藏」。且出價之高,倒讓幾位畫家有些瞠目了。買賣雙方討價還價歷來是賣方要價,買方殺價。事情一反過來,便顯得有幾分奇異。又有畫家拿來些作品,兩位韓國先生看也不看地聲稱「都要都要」!之後又當眾宣佈明天就來付款取畫。但第二天他們沒有來,又過了一天他們還是沒有來。許多天過去了,他們沒有來。有畫家想打聽他們的蹤跡,可惜他們沒有留下地址、電話。這兩位韓國先生的行為成了一個謎,似乎他們的到來就是為了顯示一下發達國家的「豪爽」。中國有個傳統相聲叫《逗你玩兒》,這不就是個「逗你玩兒」嗎?

    那次的事父親沒參加,是因為他不在單位。但這事卻引發了他的警覺:從上世紀80年代起,中國的大門向世界打開了,國人遇到什麼情況也許都屬正常吧。在後來的日子裡,父親曾向洪、李兩位先生提及過此事,他們都坦誠地說,有,韓國有,全世界都有這種人。

    如果說父親對韓國人的警覺來自於那次的「逗你玩兒」事件,我對韓國的瞭解則多半來自上世紀70年代朝鮮的一些電影。那時中國人習慣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為北朝鮮,稱大韓民國為南韓。南韓當然聯繫著李承晚「匪幫」,而李承晚「匪幫」背後是「萬惡的麥克阿瑟」。實際上,在1994年的5月,多數中國人對當代韓國和韓國人基本上是不瞭解的。中韓於1992年8月建交,距這時剛剛一年多。在我的少年時代,一提起韓國,首先會想到某些北朝鮮電影裡的韓國「特務」形象。比如當時有一部名叫《看不見的戰線》的電影,影片中一位化裝成教師模樣的南韓越境特務手拿一本書,和北朝鮮的暗藏特務對接頭暗號:

    問:你拿的是什麼書?

    答:歌曲集。

    問:什麼歌曲?

    答:《阿里郎》。

    我看這電影時正讀初中,這段對話在學生中廣為流傳。上課時就有學生壓低嗓音問旁邊正在閱讀課文的同學:你拿的是什麼書?……而女生們更感興趣的是另一部反間諜電影,說

    一名南韓女間諜潛入北朝鮮去冒名頂替一個名叫貞姬的姑娘,為此她在韓國做了面部整容術。這高超的整容術真的奏了效,使北朝鮮人對兩個貞姬真假難分。這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以為間諜對於朝鮮的滲透和整容術的先進就是韓國的兩大特點。雖然,自上世紀80年代以後,特別是1988年漢城奧運會之後,中國人對今天的韓國有了新鮮而又具體的感知,這感知不再是朝鮮電影中的戲劇化臉譜。韓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居世界前列,1997年它已正式被接納為發達國家俱樂部成員。通過電視對漢城奧運會的轉播,中國人還親眼看見了韓國的美麗、文明。一個有著「亞洲四小龍」之一美稱的發達國家擺在了我們眼前。但是,間諜的暗號和整過容的假「貞姬」,有時仍閃現於眼前。

    在1994年5月的這個晚上,已是凌晨1點有餘,談話仍在艱難地進行。這時那位高個子洪先生偏又出現了一種異常情況:頻繁地、一趟接一趟地去衛生間,這行為彷彿與他那和悅的有教養的談吐很是不相符。每次從衛生間出來,他都會有些發愁地卻又帶出幾分抱歉地衝我笑笑,好像在說,你看,我也不願意這樣,不過真是沒有辦法。然而抱歉的笑容未盡,他便又一次衝進衛生間。他頭上淌著汗,臉色變得黃白,一手緊捂肚子,彎腰輾轉於沙發間,似忍受著極大的痛苦。這使我心裡方生出一種同情,也許這該叫做「惻隱之心」?我想他這是腸胃出了問題,他在拉肚子。我拿出兩粒黃連素請他吃掉,告訴他這是中藥,吃下去不會有什麼副作用的。這位洪先生對我拿給他的藥倒是沒有絲毫的不信任,他立即吃了,雖說還是有點愁眉苦臉,人倒是安靜了一些。許多年之後,洪先生成了我父親的朋友。我們經常拿他那天的拉肚子尋開心,他告訴我說,那天因為急著往石家莊趕,沒來得及吃晚飯,只在路邊一個小攤子上吃了點東西,接著就開始肚子疼。剛進我家時還強做忍耐,後來就忍不住了。我問他疼到什麼程度,他說,唉,這麼說吧,我沒有生過孩子,我想生孩子也不過如此吧。可惜我疼成那樣都沒打動你爸爸,我的難忘的石家莊之行啊!

    那個晚上,李先生卻不顧他洪大哥的痛苦萬狀,繼續說服著我父親,此刻重要的好像不是洪先生的腸胃,而是我父親那一身警覺的不能被解除。為此,李先生頗有一種鍥而不捨的意志,和一種不顧人臉色的執著。他豪情滿懷地一遍又一遍地向父親描繪亞洲美術館的前景:該館將為幾位中國藝術家建立個人館,我父親就是他們將要為之建個人館的藝術家之一。這種個人館的建立必得有足夠的藏品,待藏品具一定數量時,便首先在漢城舉辦畫家的個展。由此,這種交往將是長期的。接著,李先生便舉出了幾位中國畫家的名字,說這些畫家正準備同他們合作。父親對這幾位畫家的名字很注意,因為他們確是當代中國畫界頗具實力的畫家,有兩位還剛剛在北京同父親見過面,那是周思聰和盧沉先生。父親願意把李先生的說法認做是真實的。這時我從旁觀察客人,見他們已是口乾舌燥,面容憔悴。加之天氣悶熱,洪先生又開始不斷衝向衛生間,更使他們看上去有些狼狽。

    事情就這樣出現了轉機。在客人的請求下,父親終於拿出了幾張畫請他們欣賞。李先生差不多是從沙發上彈起來的,他叉開雙手十指,不停地對那些畫們鼓起掌來。在後來近10年的交往中,李先生常常面對父親的作品鼓掌,鼓著掌喊著「阿倫達溫」(美麗,好看)。這種對沉默著的造型藝術的欣賞方式,實屬罕見。

    關於那晚事情出現轉機的原因,我曾經和洪、李二位先生討論,是由於二位先生的執著?還是由於那幾位中國藝術家的名字的出現?還是由於洪先生的拉肚子呢?這時洪先生總是笑著說,我想你爸爸是不會打發走一個病人的,我又不是裝病。

    父親和他們的交往就是從這個晚上開始的。在近10年的時間裡,他們相互尊重,禮尚往來,連他們的夫人也成了我們家的朋友。另有幾位先生及夫人,我在以後的日記裡會提及。他們一起探討亞洲架上繪畫的前景,他們一同赴歐洲考察藝術,同行的就有那天晚上他們提到的畫家:張立辰、姜寶林、賈浩義諸位。之後他們和父親又幾經在漢城、在北京相會。1998年當他們準備在漢城為我父親舉辦個人畫展時,亞洲金融危機襲擊了韓國,畫展不得不推遲。父親對這樣的局面表示充分理解。對方為了表達對此的歉意,他們刻意在自己國家最困難的時候邀請父親和我訪問韓國,1998年的5月,在漢城,在濟州島,在雪岳山,他們盡全力給我們以貴賓的禮遇,讓我一直難忘。

    今年5月2日,在距1994年5月的那個晚上9年之後,父親的個人畫展在漢城舉行,韓方再次特別邀請了我。此時韓國的經濟已經全面恢復,然而另一種災難:SARS又襲擊著中國。就在全世界正為此「警惕」著中國時,令人感動的是對方沒有因此取消或再次推遲畫展,他們堅持如期舉行。

    4月29日我陪父親乘大韓航空公司的KE852次航班從北京飛漢城,開始了40餘天的韓國之行,同行的翻譯不再是那晚的白小姐,而是另一位名叫姜雪子的小姐。

    我已經很長時間不寫日記了,但是今年的韓國之行讓我又用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一些人和事。

    真正瞭解一個國家是困難的,就像要真正瞭解一個人那樣。曾經有位作家說過,當你在一個國家住一個星期,你可能會寫成一本書;當你在這個國家住一個月,你可能會寫成一篇文章;當你在這個國家住上一年,或許你就什麼也寫不出來了。意思是知道得越多,越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更多。所以日記在這時大約是個恰當而又取巧的方式:有點自說自話,目的並不是要告訴你韓國和韓國人是怎樣的,內容也絕談不上深刻,我只求真實傳達出內心的感受。

    寫下以上的話,作為這本日記的由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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