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四 行萬里路 媽媽講的話 文 / 龍應台
1我這一口漂亮的國語
往往在一場演講之後，群眾中會有人到後台來找我，不是和我理論演講的內容，而是特別來說，"你的國語講得真漂亮"，或者，"聽你的華語真是享受"，或者"您的普通話說得這麼好"。
我知道我的國語、華語、普通話說得"漂亮"，從小如此。
小學時候，我是那個永遠被老師派出去參加國語演講比賽、朗誦比賽的小女生。比賽題目，不外乎四維八德等。
初中時代，我是那個坐在披滿綵帶的小卡車裡的播音員，對著麥克風念："武昌起義……普天同慶……全體軍民同胞一心一德……"，卡車走在遊行的學生隊伍前頭，哦，還有，卡車兩旁紮著巨大的總統照片。
初中時代，我是那個每天早晨在升旗典禮之後跑上升旗台，拿出小冊子，對著六千名師生"恭讀總統訓詞"三分鐘的學生，全校光頭的小男生和近視的小女生都認得我。
我是那個致畢業答辭的人。
我是那個念總統文告的人。
我是那個……
我是那個國語說得很漂亮的人。
多少年後，我才知道，為了說這美麗的國語，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是一個沒有方言的人。
我不會說母親的方言，浙江淳安話。我不會說父親的方言，湖南衡山話。不會說，因為家鄉話代表"土"，那個年頭，誰願做"土"的事呢！
有三年的時間，我住在苗栗，周圍很有些客家人，許多孩子也懂客語，可是要我去學客家話？匪夷所思，這個念頭都沒有。只有人來跟我學國語，哪有去跟別人學客語的道理？
接觸最多的，當然是台灣本省人，說閩南語。我全聽得懂，也能泛泛地聊天說笑，可是，那畢竟不是我的語言。生氣的時候，我不會脫口而出"夭壽！"罵小孩搗蛋的時候不會說"猴因仔！"布袋戲裡的笑話一知半解，歌仔戲裡的哭調更無從捉摸。
在淡江教書的時候，有一天接到一通電話，對方講閩南語。在對方身份不明之前，我兀自心裡狐疑：是菜市場的肉販嗎？是機車行的小徒弟嗎？是餐館裡送菜的夥計嗎？
結果，是一個德國籍的傳道牧師。
原來，在四十多年壓抑地方文化的政策之下，閩南語已經變成了一個只屬於販夫走卒的語言，換句話說，是一個屬於所謂下層社會的語言。
我知道為什麼自己在本省人的環境中成長，閩南語卻並不曾變成我的語言。小學時候，一班六十個學生中，只有我一個不必因為"在學校說方言"而受罰。
我說的語言才是最高級的。
所以除了這一口漂亮的國語、華語、普通話之外，我什麼方言都不會。
然而，我這一口漂亮的國語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它當然也不是"媽媽講的話"，不是母語；我的母親，當她說，"夾壁辣個小貓死個老缸五"的時候，用我的國語翻譯就是，"隔壁那個小毛是個老江湖。"我的漂亮國語當然更不是爸爸講的話。你總聽過湖南老鄉說話吧？在這裡，我連模擬都模擬不來。有一次，父親接了一通我的朋友打來的電話，他從第一聲"喂"開始講了將近半個小時，費盡力氣向對方解釋我已離開，他不必再來。朋友還是來了，因為在那長達半小時的對談中，他只聽懂了開始那一聲"喂——"
我的國語，自然也不是北京話。我沒有北京經驗，辭彙裡當然就沒有北京話的土味兒，也沒有北京話的麻辣利落。它只是貌似北京話，但是北京話連著北京的土地，讀幾篇鄧友梅的京味小說就知道那個調調，搭一趟擁擠的北京公車，也能嗅到北京話的泥土氣息。
我的聽起來像北京話的國語，在台灣的土地上成長，豈不該充滿著台灣的土氣和芬芳嗎？卻又不是。連著台灣泥土的，是閩南語，還有客家話，還有先住民的各種族語。
我的漂亮的國語，是不附著於土地的。它是一個純粹的畫面的語言。
我不會罵人。最憤怒的時候也不過脫口說聲"混蛋"。當開計程車的大陸老鄉或街頭賣檳榔的台灣小販開罵的時候，那侮辱人的語言，從祖宗八代到人體器官到液體固體的各類排泄物．像江河直瀉，淋漓盡致，我恭敬聆聽之餘，實在羨慕。
我的眼睛看見生活裡的許多面貌，可是我的國語裡沒有辭彙。隨興走進鄉下一座小廟吧；廟裡的東西我能說出名字的大概不多。清水寺裡有道士作法，他念的什麼我聽不懂，他作的什麼我說不清楚。神輿在廟前隨著鑼鼓聲搖蕩，抬輿人踩的什麼舞步？我不知道。
就是振振有辭講道理的時候，我所援用的成語、諺語、雙關語……也都來自書本，是一種累積的知識而不是源於生活的語言。
我的世界，由父親、母親、赤腳的玩伴組成。當他們動感情的時候——生氣、傷心、痛快的時候——父親出口說湖南話，母親說浙江話，玩伴們說閩南話。當他們冷靜的時候——討論、讀書、客套寒暄、言不由衷的時候——他們就說國語。
湖南話、浙江話、閩南話，是他們最深的內心世界的語言，屬於靈魂和詩的領域；國語。是他們外在理性世界的語言．是一種工具。
方言，像一株虯結的大樹，樹幹連著根，根深植於泥土，根上有須，須上有土。
我的美麗的國語，看起來像株更高貴的樹，其實是支筆直的電線桿，接上了線路繁複的電流，但是它不屬於土地，更沒有根。
為了說一句令人羨慕的、漂亮的國語，我付出了很重的代價——在語言上，我是一個失根的人。我的語言有正確的文法、典雅的用詞、標準的發音，可是它沒有祖先對家鄉的記憶，沒有和四周生活環境血肉相連的牽絆，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種次文化所能提供的養分。
我這一口漂亮的國語不但悅耳，而且文明、優雅，但是貧血貧得厲害。因為它唯一的營養來源是書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體。
2媽媽講的話
台灣政治解放了，閩南語終於可以得回它應有的尊嚴。學者編製台語字典，作家試探以台語寫作，學童開口唱台語民謠……我正在為鄉土文化的復活而高興的時候，卻看見一張張憂心忡忡的臉。
外省長輩低沉地說：這種地方文化的復甦，很不幸的，夾帶著一種報復情緒。有些人的終極目標，不僅只於母語文化的復甦，而在於取代原有的國語文化，換句話說，在推動本土文化的力量中有一股唯我獨尊、強烈排他的暗潮。他為台灣的文化前景擔憂。
外省第二代很鬱悶地說：台灣，簡直待不下去了。他們就硬是欺負你不懂閩南語，好像要把四十年的賬全算在你頭上。他們衝著你的面，就是不肯說一句國語，明明知道你聽不懂；他們擺明了——就是不歡迎你在台灣留下去，好像流氓佔了地盤似的。
不會說閩南語的作家，也很氣忿：他們根本不看作品，只查血緣；只要你是外省的，不管第幾代啦，就必定是幫國民黨的應聲蟲，有出賣台灣的嫌疑；如果是本省的，那就是台灣的掌門人，法定繼承者。在今天的台灣，好做作為一個本省人就自然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好像是一種比較乾淨的貴族血統。可怕！可怕！
我笑。
朋友怒形於色：你笑，你還笑得出來！你笑得出來，因為你不住在台灣，是不是？是不是？
對不起，我想我不必為自己不住在台灣而道歉；不能在台灣生活是我自己的一個遺憾。我笑，是因為，這種為了講"媽媽教的話"而引起的爭吵實在太不稀奇了。就看看瑞士和加拿大吧。
瑞士的大族是德語人，可是瑞士德語是一種"深喉嚨"的方言，說所謂標準德語的德國人聽不懂瑞士方言，就好像我們說國語的人聽不懂閩南語一樣。瑞士是個小國，對地大物博人多的緊鄰德國，一方面唇齒相依，一方面戒慎恐懼，唯恐自己的文化受到大國強勢的影響。瑞士人保護自己的方言，像園丁保護玻璃房裡的奇花異草。方言是他們的"國語"，用在法庭上辯論，在國會中議事，在商場上談生意，在臥房裡說愛，在大街上吵架……
來到瑞士的德國人在背後說：這種方言能叫德語嗎？難聽死了，簡直是種喉嚨的病！他們衝著你的面，就是不肯說一句標準德語，明明知道你聽不懂；他們擺明了——就是不喜歡你德國人，怎麼樣？！
加拿大講法語的魁北克，火氣可更大了。四周圍全是說英語的人，魁北克人一直在困守圍城的精神恐怖中生活，為"媽媽講的話"戰鬥。你知道嗎？在魁北克，一棟房子的外面若是有英文招牌，主人可以受法律制裁。連英美國家的商業機構，譬如紐約銀行，到了魁北克都只能用法文翻譯出來的名稱。可憐了住在魁北克境內講英語的少數民族，在九百萬法語人口中佔了百分之十一，這些飽受委屈的少數民族中的少數民族，只有一條路：走！每一年有兩萬英語人離開魁北克這個家鄉。
魁北克人因為對英語強勢文化反感，所以把語言問題提升到意識形態的抗爭層次，使境內的英語少數民族備受壓力。講閩南語的台灣人因為對北京語強勢文化反感，所以把語言問題擴大為意識形態的抗爭，使境內的外省"少數民族"忐忑不安。可是，任何冷眼旁觀的人都知道：魁北克讓大量英語人流失的作法非但不公平而且愚蠢地傷害了自己，難道不能避免別人已犯的錯誤嗎？不喜歡瑞士的德國人可以回到德國，受排擠的魁北克英語人也可以捲了細軟一走了之，大不了到鄰省換個工作罷了。可是，你要台灣的外省第二代去哪裡呢？
比較聰明的可能是瑞士人。他們把自己的"土話"提升到"國語"的地位。任何人在任何場合都可以大聲說"媽媽講的話"，講得理直氣壯，口沫橫飛．滿足了每個民族和部落都需要的自尊感。用在有德國人的場合，更可以發揮同仇敵愾的同胞愛，抵禦強勢的中原文化。可是，瑞士方言畢竟是少數人的語言。不出五百萬吧；講標準德語的，在世界上卻將近一億人。一個文化要成長茁壯，光憑自尊感和同胞愛顯然不夠。講"媽媽的話"的瑞士人，眼睛讀的、手寫的，卻是那傲慢的、令人討厭的、強勢中原文化的語言：標準德語。
奇怪嗎？一點兒也不。就說作家吧！一個瑞士作家若以他"媽媽的話"寫一本書，只有五百萬人看得懂，若以標準德文書寫，可能的讀者卻超過二十倍。很現實的：如果瑞士最知名的兩位作家，弗瑞敘和杜仁馬特，不是以標準德語寫作，他們是否會享有如此高的文壇地位，就很難說了。另一方面，也由於瑞士人不將自己從廣大的標準德語圈中劃出來，他們對德語文化的吸收和反饋毫無間隔，從大德語文化圈所汲取的養分使地小人寡的瑞士在文化上卻壯碩豐滿。
如果有人說，誰在乎市場？我就是要為那少數又少數的人而寫，因為只有他們懂得我最深處的傷痛。誰在乎那廣大的、世界性的北京話的讀者？
有這種強烈鄉土情懷的作家其實也不少。非洲就有些人根本無視於所謂廣大世界的存在，只用他部落的語言寫給他村子裡的老媼看。誰能批評這份鄉土情懷呢？我只有尊敬。如果有一天，華語文學的洪流中竟然獨特地發展出一支閩南語文學來，響著不同的音調，那豈不是件令人驚喜萬分的事情。被壓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站起來，是社會健康的跡象。
除非，這個文化的蓬勃是以另一個文化的壓縮為代價。
我聽說，台灣的外省人口已降到百分之十三（不一向說是百分之二十嗎？）；外省人外流的比例相當高。我聽說，外省第二代的出版業者，逐漸地將經營中心移往大陸。我聽說，外省第二代的企業家考慮轉移重心……如果是真的，台灣豈不正步上魁北克的後塵？可是魁北克並沒有台灣那樣的生存危機呀！
我還是比較樂觀的吧！語言文化（說明白了，就是省籍差別）成為意識形態的鬥爭工具，是四十年來政策偏差的惡果。受過壓迫的人不容易冷靜、客觀而公平地對待從前的壓迫者。但等這被壓迫的人得回了他應有的尊嚴和權力之後，他就有可能推己及人、雍容大度起來。為方言文化抗爭的人或許就能理解：誰也沒有權利要外省第二代去承擔歷史的責任。受過迫害的人或許就能同意：歷史的組成，並不只有單純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兩個階級；沒有人是純粹的壓迫者，也沒有人是純粹的被壓迫者。受過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許更能體會公平和寬容的必要。
讓權力的分配走上正軌，台灣會逐漸成熟，變成一個容忍異己、雍容大度的社會吧！在一個雍容大度的社會裡，不管什麼媽媽講的話，我們都說得理直氣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