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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三 大陸印象 吵 架 文 / 龍應台

    一個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濱,可以去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叢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樣,回家——回台灣那個家。

    但是我決定去北京;我想用一個月的時間粗淺地體驗一下那既是祖國又是外國的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輛單車,行囊裡塞著一本《萬曆十五年》,就可以親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這個因"生氣"而出了名的中國人就一再給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氣;第一,你一個人帶著兩個稚齡的孩子,沒有那個力氣。第二,那是別人的地方,你沒有充分的發言權。第三,如果你尋找的是乾淨、秩序、效率、禮貌和諧,那你就該留在歐洲——到北京,你顯然有別的需求,不是嗎?

    是的,我不生氣。

    到了北京機場,孩子和我夾在湧動的人潮裡——因為是德航班機,乘客多半是德國人。人潮擠過檢疫口,坐在關口的公務人員,一個穿著制服的中年婦女,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厲的聲音高亢地說,"就是你!"

    手指穿過人群指著我:"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

    我乖乖地擠過去,牽著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來了。她說話的這種聲調、這種氣勢,好像一條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沒注意到,一旁七歲多的安安,臉都白了。

    "證件!"女人不多浪費一個宇。

    遞上證件,女人立即像洩了氣的球,鬆緩下來,她沒想到我是個"台灣同胞",不是個她可以頤指氣使的自己人。

    我們對看一眼。一言不發地,我拉著孩子繼續往前走。檢查護照的關口列著一條一條的隊伍,我們開始排隊等待。飛了十多個小時,三歲半的飛飛倦怠地倚著母親的腿。安安扯扯母親的手臂,我這才注意到他憂愁的臉龐。"怎麼啦安安?"

    他垂著眼瞼,看著自己的腳尖:"媽媽,剛剛那個女人為什麼那樣對你說話?我好怕。"

    哦——我覺得事態有點兒嚴重。這個在德國成長但是和我講中文的孩子,一輩子還沒聽過那樣凌厲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摟過來,盡量放輕鬆地說,"她並沒有什麼惡意,可能因為人太多,她緊張了,所以那樣說話。"

    "在德國沒有人那樣說話,對不對,媽媽?"安安抬起頭來,"就是工作緊張也沒有人那樣對人說話,對不對?"

    隨著隊伍挪動,我說:"不對,安安,這不是中國人和德國人的不同。你記得嗎?以前還有東德的時候,東德邊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樣凶的……"

    "可是西德人沒有那樣的,"孩子邊思考邊說,"台灣人也沒有那樣的。"

    哦!孩子,你碰觸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快要輪到我們的時候,安安眼睛望著高台後坐著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說:

    "媽媽,那麼我們為什麼一定要來北京呢?"

    我想了想,親了一下他的頭髮:"因為北京也是媽媽的一種家吧。"

    ※※※

    到停車場,得穿過馬路,一輛大型麵包車和行人搶路,"吱"的一聲緊急煞車,差點撞著孩子的手臂。來接機的德國朋友怒氣沖沖地對司機——一個戴著墨鏡、穿著時髦的年輕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沒看見嗎?"

    時髦女郎眉毛一挑,滿臉不屑,也大聲地回答:"沒看見。"

    走吧走吧,不要生氣!你的車子停在哪裡?

    行李非常沉,朋友艱難地推著,我緊緊牽著孩子的手,然後就聽到那如刀片的聲音——"喂——你——過來過來——"

    又是我嗎?

    "就是你——怎麼不聽呢?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

    真是衝著我來的!又是一個年輕的女人。

    "推車不能過去!回來回來!"

    孩子緊緊地抓著我的手。

    "為什麼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給我回來!"

    "您要我帶著兩個孩子,用手拎著三隻大皮箱走過去?"

    我開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問題!"女人乾脆地說。

    "我會把車再推回來——"

    "誰相信哪!"她打斷我,"誰都這麼說!"

    "你為什麼對人這麼不信任——"我提高了聲音,朋友來拉我,走吧走吧,不要生氣!把推車還她。

    好,不怪她!許多機場都不讓推車進入停車場的、而且我的難題確實不是她的問題,走吧走吧!

    我們連推帶拉、舉步維艱地終於把行李和孩子帶到了車邊。

    ※※※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場,走著逛著,看攤子擺出來的蔬菜水果,聽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語音。上海來的表姐指著一樣蔬菜:

    "同志,這叫什麼菜呀?"

    同志,是個穿著汗衫的年輕男人,頭也不抬地瞄我們一眼,冷冷地說:

    "哪兒來的?這個菜都不認識!"

    "我們上海沒這個菜呀!"表姐微笑著。

    同志抬頭,冷笑著:

    "上海人就不是中國人啦?"

    我再仔細看著這個年輕的男人——他為什麼一肚子氣?

    日壇市場可熱鬧了。孩子們忙著看玩具,我忙著看衣服、看俄國倒爺、看北京的臉譜。

    "同志,這個多少錢?"表姐的聲音。

    "稱呼誰呀?誰是同志呀?"一個著汗衫的年輕胖子挑釁地問。

    這表姐,就因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負嗎?

    "那該怎麼稱呼呢?"表姐細聲細氣地。

    "學了再來!"胖子說,"學會了再開口!"

    我放開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說:

    "請您現在就告訴我,該怎麼稱呼您?"

    胖子有點兒吃驚,逞強地說:

    "學了再來。"

    "我現在就跟您學習,您請說。"我固執地站著。

    旁邊已經圍了一圈的人,透著看熱鬧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該說什麼好,半晌,眼睛注視別的地方,說:

    "你晚上來,我教你。"

    旁邊的人吃吃地笑,看著我。

    我彎下腰,和胖子平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你,還不夠資格。"

    牽回孩子的手,繼續往前走,想想,又回頭對胖子說:

    "這樣子對待外地人,您真丟北京人的臉!"

    然後又是一個明亮的早晨,我興高采烈地對安安說:

    "跟我去市場嗎?"

    好一會兒沒聲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著什麼,猶豫了半晌,皺著眉說:

    "我很想去,可是,"他結結巴巴地,"媽媽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不吵架?"

    吵架?我驚愕地看著他,沒想到這兩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著他纖弱的臉龐,"媽媽只有在不公平的時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安安滿腹委屈地說,"不公平也不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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