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四 思路 第13節 一株湖北的竹子 文 / 龍應台

    春至後離開歐洲，從越洋電話中卻可以繼續得知春天的發展。「花苞尖尖像陀螺的那個叫什麼花？」六歲的飛飛聲音清脆，像冰過的梨。「叫木蘭。」「對，木蘭開花了。很大朵，粉紅的。」

    那是暮春三月。接著是滿樹雪白的梨花，風吹起來的時候，細細的花瓣飄下來，把池塘的水蓋住了。然後是粉白中帶點緋紅的蘋果花。「人行道都變粉紅色了，」電話那頭說，「可是你回來的時候，媽媽，大概花都開完了。」

    不會的，我說，五月初回去，野地裡的蒲公英還在，而且雛菊馬上要冒出來；藍色的毋忘我也一定還開在牆角。紫丁香不也是五月的花嗎？還有六月的玫瑰和茉莉……

    五月初如約地回到歐洲的家。飛飛和哥哥正在院子裡挖蚯蚓。丟下鏟子，奔跑過來，滿手黑泥，爭相擁抱，嘴裡卻繼續報告季節的消息：」陝點來看，媽媽，竹子開花了，好漂亮！」

    竹子開花了？

    放下行囊，我們走向花園西角的竹叢。啊，真的開滿了花穗，鼓脹地包在紅褐色的苞片裡。早晨淡淡的陽光灑在竹叢，升起一點薄霧的感覺。我摸摸那仍舊滑綠的竹竿，發現地上已經落了一園枯乾捲起的竹葉。

    孩子們不可置信地聽我的解釋：怎麼會怎麼會呢？蘋果花梨花年年落、年年開，花開結果，果子又變花，這竹子怎麼會開了花就死？

    我也不明白。竹子不是每九十年或一百二十年才開花死亡嗎？這叢與玫瑰花比鄰的竹子才來我們家三年，來時還是一叢年紀輕輕的嫩竹，園丁說的，不是嗎？那麼青蔥精神的竹子，怎麼會未老先衰呢？

    塵埃洗盡之後，我終於可以就著一杯熱茶，坐在五月的陽光裡翻看過了時的報紙，完全沒有預料到，一翻開就是竹子的新聞：歐洲竹子全面開花，瀕臨死亡。

    原來歐洲的竹林來自一根竹子。1907年，英國人威爾遜從中國湖北用船運了一株竹子回到英國，並且以他鍾愛的女兒之名為竹子取名：Muriel。原本無竹的歐洲從此就有了竹子，名叫「妙瑞兒」。德國大約就有五百萬叢竹子分散在大大小小的花園裡頭，在九十年後的今天，默默地開了花。

    我丟下報紙，匆匆往竹叢趕去，彷彿追趕一個對自己生死交關卻即將失之交臂的人。我在離竹叢三步之遙停下來。這和我相伴了三年的竹子，竟然和我來自同一片土地。那花穗，和蘋果花梨花玫瑰花比較起來，簡直粗糙得像雜草一樣，可是，它醞釀了幾幾乎一個世紀才開花，醞釀的過程該是如何的精緻細密？曇花在夜裡偶放，就使人們驚歎不已；這竹花一世紀才綻現一次，就在我的院子裡啊，我覺得驚心動魄。

    從匈牙利到英國，從瑞典到西班牙，千萬叢的竹子，在我駐足凝視的此刻，點點滴滴綻開了花穗；每一粒花穗裡埋藏著種子，每一粒種子裡埋藏著時間，回走的時間裡埋藏著1907年湖北的土壤和雨水。誰又能向我解釋所謂基因的哲學意義？三年前我自園丁手中買下的嫩竹，雖然年紀極輕，雖然竹葉新綠、竹竿初挺，但是它已經承繼了1907年以來的歲月，一日亦不稍減。即使是昨日培植而成的新枝，今天也已到了開花的時辰。原來每一粒種子裡不只埋藏著過去，還隱藏著未來。

    剪下幾枝竹花，插在瓶裡，放在案頭。孩子們追逐嬉鬧的聲音隨著風飄進來，使5月的春光明媚又增加了天真爛漫的歡快。孩子與竹花之間，一定存在著一種關係；讓我在這竹花前坐上幾分鐘，我可以聽見極其細微的遙遠的聲音。

    1907年的中國。5月，黃花岡之役失敗；6月，七女湖之役失敗。7月，徐錫麟、秋瑾在安慶起事，壯烈犧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慶革命的蔣夢麟沒去安慶卻到了日本：「在一個展覽戰利品的戰跡博物館裡，看到中日戰爭中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興高采烈的日本人提著燈籠在公園中遊行，高呼萬歲。兩年前，他們陶醉於對俄的勝利，至今猶狂喜不已。」

    蔣夢麟「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著遊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07年的蔣氏正值二十二歲，但是他的眼淚有幾歲？往回走，1904年有日俄戰爭，1900年有八國聯軍，1895年是甲午戰爭，1885年，蔣氏出生的一年，是中法戰爭。蔣氏在上野公園所流的眼淚，無數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都流過，是感時憂國的眼淚。那些眼淚，原來早就埋藏在他出生當日的啼哭裡。或者更老：1874年日軍犯台、1860年英法聯軍陷北京、1840年鴉片戰爭……

    英姿煥發的青年人蔣夢麟、魯迅、秋瑾等流下的眼淚其實那樣蒼老。他們的感情承繼了自己族人一脈相傳代代累積的憂結；二十歲的生命背負了一個世紀的重量。

    也是1907年，二十六歲的台灣人林獻堂在日本奈良遇見梁啟超。閩南語與廣東話不能溝通，兩人以中國文字筆談。林獻堂問：「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最可悲痛者，尤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啟超感慨無限：「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今夜之遇，誠非偶然。」

    不，當然不是偶然的。台灣林家的優秀子弟和來自廣東的進步分子會在一個特定的時空裡發抒共同的感歎，誠非偶然。他們的感歎裡深深埋藏了背後整個世紀的痛苦和掙扎。

    星移物換，我們走到一個世紀的盡頭，和蔣夢麟、魯迅、林獻堂、梁啟超仍是同一個世紀。英姿煥發的青年人走在街上；那北京、上海來的，那台北、台南來的，走在紐約、東京、墨爾本的街上。當他們在某一個公園裡獨自流下眼淚時，那世紀末的眼淚是否早已深埋了世紀初的淡淡的軌跡？

    所謂基因啊，不過是文化和歷史的宿命吧。

    一株湖北的竹子，飄洋過海到異鄉，在歐洲的陽光雨水下繁衍成千千萬萬株的竹叢。世紀末的時辰到了，彷彿一個私定的終身，千千萬萬叢竹子同時開花，死亡。但是我不知道這能不能稱為死亡？花穗中蹦出種子，種子落在肥厚的土壤中，將衍生出另一片千千萬萬的蔥綠竹叢，在另一個世紀之初始。而那新生之竹，將不再是被移植的品種；歐洲的土壤將是他們此生不渝的故鄉。

    死亡，竟是新生。那麼文化和歷史的所謂宿命，當新的種子落下，新的思想抽芽，難道宿命所埋藏的不也是民族的新生嗎？

    街上，孩子的歡聲不斷。

    （原載1996年6月12日《文匯報·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