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烏托邦的憤怒（19651969） 第十七章（4） 文 / 羅斯·特裡爾
劉少奇採取的最激烈的對抗措施是他想利用組織手段來制止毛澤東，他試圖召開一次中央全會來糾正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但是.1966年不是黨的準則能起作用的時節。
毛澤東剛剛貼出自己的大字報，就發現事情有異。他也承認這一點。他可能喜歡這種混亂，他在1966年8月曾說要讓這種混亂持續下去。然而，無論是他，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希望因混亂造成傷一亡和破壞。
「運動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毛澤東在10月舉行的一次中央委員會上承認，「所以你們有怨言，也是難怪的。」
從1966年冬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只是忙於應付那些出人意料的突變事件。毛澤東對這些事件無法預料，它猶如閃電劈樹。1968年到來時，用軍事術語來說，「文化大革命」已成了解圍戰。
毛澤東的變化越來越大，已成為反左派人士。1965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剛拉開序幕時，他意在反對那些「遇到新問題的老幹部」(「走資派」的代用詞)。
從1967年開始，「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階段主要是反對年輕的政治搗亂分子(極左派的代用詞)，他們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風向已變。儘管《人民口報》還在鼓動造反，但字裡行間卻是告誡學生要遵守法律和秩序。在1968年10月劉少奇被正式
根據流亡莫斯科的王明的回憶，毛澤東經常告訴他的同事，通過延安整風，他結交了「幾個親密的並肩戰鬥的戰友」:劉少奇、陳伯達、胡喬末、高崗、陸定一、彭真和周揚。除高崗在50年代被打倒之外，其餘的人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見王明發表在《蒙古消息報》上的文章，1974-06-1529免職之前，毛澤東的焦慮所在已由劉少奇的錯誤轉向那些「紅小鬼」的過失，他們打倒了劉少奇，要「立刻實行共產主義」。
這一轉折點始於上海。上海幾個好戰的極左分子「奪了權」。
他們仿照1871年法國建立的烏托邦巴黎公社，宣佈建立「上海公社」。毛澤東沒有同意。
1967年2月，他召見了上海的兩個「文化大革命」領導人:張春橋和姚文元。L劉張春橋原是報人，他的發跡全賴毛澤東一手提拔。長著娃娃臉的姚文元是御用宣傳員，是他寫了那篇《海瑞罷官》的劇評。
毛澤東幾乎有點迫不及待，張、姚的飛機剛從上海起飛，他就不斷地問自己的秘書飛機是否已經到達北京機場。偉大領袖親自將這兩位煽動暴亂者迎進他的總部。
他潑這兩人的冷水。無政府主義一定要杜絕，他說，一個組織必須得有人負責。
上海的「左」派們引用了毛澤東在「五四」時期的言論。當年，年輕的毛澤東曾大聲疾呼:「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毛澤東叫他們不要再引用那些話了。他自言自語地說，就連他自己也「記不清」當時是否講了那些話。
至於「上海公社」，毛澤東斷然否定。如果全國各城市都建立公社，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字是否也要改一下呢?其他國家會承認一個「中華人民公社」嗎?
張、姚回到上海，馬上給已經白熱化的「文化大革命」降溫。上海公社只維持了19天。
毛澤東之所以轉變態度，是因為他不滿於「左」派們的宗派主義，他們擅長於「打倒」。但要建設時，只有成百上千搞上層建築的人，沒有一個砌磚工人。
空洞的口號到處氾濫，一個教條主義的瑣碎分析會使普通人發狂。紅衛兵變得越「左」，就越不會與他們認為不夠「左」的人攜手聯合。
紅衛兵愈演愈烈的派係爭斗足以使基督教世界內部繁雜的教派紛爭黯然失色。相比之下，各基督教派倒像一個完整的統一體。光是三省(湖南、湖北、廣西)三市(北京、廣州、上海)就有1417個分散的紅衛兵組織。
在法國，革命吞噬著孩子；而在中國，是孩子幾乎吞噬了革命。
毛澤東開始巡視中國，所見到的一切都使他憂心。紅衛兵不僅僅在內部混戰，而且組織起來同工人激戰。在軍隊中也會聽到許多不滿言論。
毛澤東不滿地對周恩來說:「中國像是分成了八百諸侯國。"
毛澤東派了兩個高級官員作為他的特使趕到武漢。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武漢的「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批判走資派引起很多人的不滿。紅衛兵並不像毛澤東所希望或相信的那樣受歡迎。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出來反對他們，武漢市一些大工廠的工人也組成了廣大的陣線和他們對抗。
毛澤東的兩位特使都是極左分子。本來他們南下是為了平息爭鬥，可是不到兩天，他們自己險些被抓住。陳再道拘留了這兩個人，而這兩個人當時的官位都居於中國20名最高領導人之列。周恩來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在一月之內第二次飛赴武漢以說服釋放這兩位「左」派。毛澤東也秘密來到武漢。在一些指揮官的支持下，王力仍被扣留未放，但出於對毛澤東的崇拜，這些指揮官游過東湖來到毛澤東的客廳試圖向毛訴說。但他們被抓了起來。毛澤東不贊成抓他們，傳令要他們分坐兩邊，自己則坐在中間。林彪介人進來了。感到騷亂威脅毛澤東的安全，國防部直接下了一道命令要這位黨的主席從武漢轉移到上海的安全環境。毛澤東堅持不走—「我寧可被抓」—但最終離開了，這座城市中的屬於他的「左」派和軍隊正在紮營準備戰鬥。這是毛澤東自1949年以來所未曾經歷過的。
這一次武漢部隊司令員失著了，周恩來親自陪同他回到北京。然而，這位武漢的「軍閥」還是贏了，毛澤東不得不承認解放軍比極左分子更得人心。
武漢事件非但沒有遏制反而增加了軍隊在中國政治中的力量。《人民日報》曾宣稱解放軍已開赴了「支左」前線。但是，無論在武漢還是在其他地方，解放軍根本沒有「支左」。
紅衛兵指責外交部長陳毅，他們佔領了他的外交部，向世界各地的中國駐外使館發電並命令他們在外交工作中採取強硬姿態。這使得中國與柬埔寨、緬甸及其他一些友好國家的關係變得極為緊張。
周恩來自己也被監禁兩天。「資產階級的臭老闆，善於玩弄反革命伎倆」，這是一個紅衛兵組織給總理貼的標籤。另一個紅衛兵組織要批鬥周恩來，據說毛澤東的回答是:「那好，我跟他站在一起挨鬥。
為了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新姿態，紅衛兵衝進了英國代辦處。
他們焚燒大使館，辱罵那些驚恐的職員，並抓某些人的生殖器，讓他們逐一在一張巨大的毛主席像前鞠躬。
毛澤東見造反派胡亂到這種地步，便加以制止。1967年秋，他頻頻談到各派紅衛兵要「大聯合」，就像一年前他屢屢號召紅衛兵要起來「造反」一樣。當聽到紅衛兵攻擊英國人的事件報告後，他抱怨說:「極左。」
陳毅向紅衛兵承認:「我過去曾經多次反對過毛主席，今後也不敢保證不再反對他。要是在1966年，毛澤東是無法忍受這樣的異己言論的。
陳毅講得十分露骨:「馬克思是德國人，於是德國產生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與他分庭抗禮，來修正他的學說；列寧是蘇聯人，蘇聯就出了赫魯曉夫；毛主席是我們國家的人，肯定中國會出現一個人反對他，你們等著瞧吧。」
毛澤東沒有也不能支持對陳毅的攻擊。他看完陳毅的「黑話集」之後說:「此話不黑，口快心直。」
1967年下半年，毛澤東命令停止對陳毅的批鬥，從此可以看出毛澤東正處在進退兩難的困境。毛澤東說:「他體重已減輕了二十七斤，我不能讓他那個樣子去見外賓。
和劉少奇相比，陳毅是幸運的。當風暴襲擊到陳毅時，毛澤東已不再熱心於風暴，陳毅之所以被保駕是因為毛澤東需要從大亂走向大治。
1967年的夏天顯得炎熱而漫長。毛澤東離開了北京，把「文化大革命」中最棘手的一段時期留給周恩來去應付。他去了武漢，後又到上海住了四周，同時沿長江兩岸巡視。行程中他新的路線形成了。
「你們不能用斗地主的方法來對待幹部。」毛澤東在杭州說，他反對給犯錯誤的領導人戴高帽子。然而他挑動「左」派正是這樣斗劉少奇的。「你們不能懷疑一切，也不能打倒一切。」他對武漢的同志講，但他沒有承認他不久以前所犯的正是這類錯誤。
經過反覆思考後，毛澤東不再像兩年前那樣贊成造反有理了，他需要補救他的過失。他視察江西時說:「應該挽救那些能夠挽救的幹部。」
到1967年下半年，毛澤東開始熱衷於法律和秩序，「紅小鬼」又受命返校。他們還在「鬧革命」，但是復課限制了他們的行動。
毛澤東在江西對一些人說:「如果對左派不進行教育，就會成為極左派。"
「紅衛兵能掌權嗎?他們今天掌權，明天肯定就被推翻。他們政治上還幼稚，……紅衛兵還不成熟。毛澤東終於從他自己創造的「小鬼」中跳了出來。
「文化大革命」小組中一些老牌極左分子無力用同樣的方法自救，很多人在1967年以前被捕。毛澤東甚至開始批評他的夫人是「左傾機會主義者」。
轉而反對極左派，他選擇了一個合理的同盟:請解放軍出來幫助恢復秩序。在工廠、學校和機關，解放軍取代了「不成熟的」紅衛兵。
毛澤東為他起用軍隊恢復秩序找到了一個永遠合理的借口:「軍人不過是穿著軍裝的工人和農民。他早期的信條可能會更好地解釋他的這一決定:「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不久，一個新的組織形式出現了。但「革命委員會」這個名字沒有道出其實質。「革命委員會」由紅衛兵、軍人和1966年以後改造好了的幹部組成，實際是一個不能移動半步的三條腿的怪物。實際上，革命委員會只是恢復「文化大革命」前政治秩序的不易察覺的一步，不過軍隊的權力增大了。
1968年初的一天，毛澤東與周恩來、林彪一起參加了一次集會。《人民日報》對此作了報道並刊有一張照片，林彪站在中間，周恩來在他的右邊，毛澤東在他的左邊。在許多中國人看來，解放軍的負責人似乎成了中國的頭號人物。
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老帥們進行了艱難抗爭卻靠邊站了，毛澤東對此感到惱火。他生氣地斥責王力:「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讓他們來搞，陳毅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余秋裡、薄一波當組員。再不夠，把王明、張國煮請回來。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
進人1968年後，毛澤東的激憤有增無已，且愈加嚴厲。一個夏日的晚上的後半夜，兩個組織、兩代人、「文化大革命」領導班子中的兩個派別出現在中南海毛澤東的家中。
那些被毛澤東挽留的幾個政治局同事坐在毛澤東的周圍。在座的人有林彪和他的妻子；江青、康生、姚文元和謝富治(公安部長，毛派到武漢的兩名特使之一)，還有「左」派理論家陳伯達。
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也在座。其中有聶元梓，她原是北京大學一位哲學教師，現在領導一個很大的紅衛兵陣營。還有蒯大富，他本是一個帶深度近視鏡的熱情洋溢的理科學生，現已成為清華大學的弄權者。
毛澤東批評了紅衛兵領袖大搞武鬥的做法。同時，毛澤東又嘲諷他們沒有實力，「給聶元梓充當炮灰的人數有限，蒯大富也一樣，」毛澤東解釋道，「多時有三百，少時不過一百五，能和林彪的解放軍相比嗎?……」
他努力將「文化大革命」扭回到開始時的學術爭鳴範圍內:「要文鬥，不要武鬥。」
毛澤東處置紅衛兵提出的問題，猶如一個老練的政治家對新手訓話。「我是壓制紅衛兵的黑手。」他對這幾位期待通過「奪權」建立新政治制度的年輕人說。
他用權威的日吻(既使人生疑又使人明白)宣佈:「我以前講話從不錄音，今天我錄了，不然的話，你們回去後就會按照自己的意願篡改我的講話。」
這些話中大有氣憤味道。毛澤東在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武鬥階段時說:「被抓的人太多，只因我當時點過頭。」謝富治插話說.他作為公安部長對此負有責任。
毛澤東有些傷感地說:「不必為我文過飾非。」
陳伯達這時插話並告誡紅衛兵說:「要緊跟毛主席的教導。」
毛澤東打斷道:「不要再提教導了。」
毛澤東(還有坐在他身邊的政治局的一些左翼分子)肯定已痛苦地認識到:紅衛兵在1966年自上而下的奪權之路已走人邊緣。
毛澤東竟來了一兩句辛辣的幽默:「小孩們撿大字報當廢紙賣，多少錢一斤?」
公安部長回答道:「七分，孩子們可發財了。」
毛澤東沒有給「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混亂無序這一根本問題找到解決的辦法。他無法把這兩個問題很好地結合起來:即他深信鬥爭能陶冶人的品格(個體改造問題)，同時又意識到千百萬人相互間鬥來鬥去只會一片混亂(政治秩序問題)。
他以國家領袖身份下了一道明確的指示:「誰如果還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要犯罪……就要實行殲滅。」
然而，他並沒有放棄無政府主義的主張。他脫口而出:「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還是照樣轉動，天也不會塌下來。」
談話內容由政治轉到了如何打發從凌晨到天明這一段剩下的時光。毛澤東以一個關懷備至的師長的口吻說:「蒯大富，如果今晚你沒地方住，可以到韓愛晶那裡去嘛…」
不久，蒯大富和聶元梓及其他許多紅衛兵領導人，就要到邊遠地區的農舍中度過寒夜，用養豬代替對革命的追求。
「什麼是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在1968年10月問道，「我估計三年，至明年夏天收尾。」一個可能的結論是，毛澤東對結束「文化大革命」沒有確定的時間，是隨便選了個日子。
毛澤東想要建立一個新社會。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驅動力與其說是對未來的設想，不如說是對他所厭惡的過去的逃避。他追求一個純潔的黨，但紅衛兵認為他要用別的什麼東西取代它。
毛澤東是帶著對中國社會主義的缺點所作的理智分析而步人「文化大革命」的。他宣稱資本主義依然存在，應該在思想領域展開一場鬥爭，所以需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否則的話，社會主義
1968年10月，毛澤東和林彪在中共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主席台上。
經濟將會蛻變成資本主義的經濟。這一分析很可能是錯誤的。
多數被打倒的東西又恢復了。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主義又捲土重來。毛澤東只是摧毀了表面上的敵人，而不能摧毀真正的敵人。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要使他長期以來確立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更加堅實。這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勝於物質生產。
鬥爭所起的醫治社會弊病作用會超出鬥爭目的本身。
生活是一個勝無恆勝、高下易位的永恆戰場。
毛澤東提醒了中國忠於毛澤東主義的信仰，儘管他沒能按自己的意願改造中國。同時，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整整一代人的生活出軌，多數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被拋人政治垃圾堆。
「文化大革命」並未產生一個新的統治格局，只是給統治者新添了幾位助手，並一度產生了新的社會氣候。然而，它確實給毛澤東蒼老的手中增添了無限的權力，供他任意地使用。「我們兩個都七十多歲了，」他在「文化大革命」關鍵期間對胡志明說，「馬克思在召喚我們了。我們的接班人是誰，伯恩施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曉得。不過還有時間準備。」但毛澤東的準備是對實現他設定的目標的影響不斷地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