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組織（19211927） 16、革命的大聯合 文 / 羅斯·特裡爾
這是決定命運的一步。莫斯科對此很滿意，這是共產國際把自己的標籤貼在中國革命身上所獲得的第一次成功。可是，中國共產黨內部並不是人人都滿意。
對毛澤東來說這是新階段的開始，他在韶山認真地思考一段時間後來到了上海。他住在黨組織提供的一間屋子裡，周圍是外國租界(比較好聽的名稱是國際租界)喧囂的商業區，他給他的同事遞交了一份湖南工作的報告。1923年夏，毛澤東生平第一次來到廣州。中國共產黨要在這裡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討論與孫中山的合作問題。毛澤東在會議期間說：「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聯合，不能孤軍奮戰。」〔19〕他很快就成為與孫中山的國民黨聯合的熱心支持者。
這座南方城市使他眼界大開，這裡有外國人，有地處內地的湖南所沒有的通商口岸。它的喧鬧對這位舉止有度的湖南人是一種震盪。毛澤東在廣州方言的包圍中無所適從。
另一方面，這座城市畢竟位於江南。廣州的氣候、飲食和習慣要比北京更適合這位湖南人的口味。毛澤東和廣州人一樣穿著木屐穿街過巷。
毛澤東為什麼如此熱心於同國民黨的合作？〔20〕毛澤東一直認為建立新中國的鬥爭是一場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1923年的國民黨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對於正在出現的孫中山—莫斯科—中國共產黨這種三角聯盟，反帝是較為合理的或者說是唯一能把三者維繫在一起的紐帶。為了反抗外侮，毛澤東也傾向於中國各階層組成最廣泛的聯合。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提出了預見性的策略。但張國燾不大贊成，他認為：「在這種特別場合，毛澤東關注的是農民運動。」張國燾記得毛澤東這樣提出：「在湖南工人沒幾個，甚至比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還要少，農民漫山遍野都是。」
大會表決是否要把勞工運動的領導權交給國民黨時，毛澤東起初投票反對，難道要把這些轟轟烈烈開展起來的工會組織拱手交給只知紙上談兵的外來權威？
但當大多數人轉向另一條道時，毛澤東也改變了自己的調子。他要與大家一致，他不得不如此。從長沙這塊根據地出來以後，他要在全國性的共產黨網絡中開闢自己的道路。
大會選舉他為14名黨的中央委員會成員之一，這使他取代極左主義分子張國燾而成為組織部長。因這一工作，他的基地遷到了上海。1923年，他的文章主要發表在黨的全國性刊物《嚮導》上而不是在湖南的刊物上。
毛澤東現在成了全國性組織中的一員，在長沙教書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另一位同志接替了他在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的工作。他清點行裝搬出了清水塘，至少在半年內再也不需在湖南居住了。
但是，他與湖南的兩種重要聯繫依然存在。韶山在他的心中仍佔有一定的位置；楊開慧也沒有離開長沙。1923年底，毛澤東從信中得知他們的第二個兒子來到了人世，便商量為兒子取名「岸青」(意即明媚的岸邊)。但他們的婚姻出現了陰影。在離開長沙時毛澤東給妻子寫了一首詞，「更那堪淒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詞的最後寫道：「重比翼，和雲翥。」
毛澤東《賀新郎·別友》手跡。
1924年的大部分時間毛澤東都住在上海。這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地方，在當時的中國，這是無產階級人數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帝國主義勢力像黃浦江上的汽笛聲和小販的沿街叫賣聲一樣無處不在。
一天，毛澤東邂逅一位剛從歐洲留學歸來的同學。毛澤東穿的是褪了色的舊式中國長衫和草鞋，這位同學則是西裝革履。「你最好換一下衣服，」毛澤東輕蔑地說。這位同學迷惑不解。毛澤東繼續說，「我帶你去看看就明白了。」〔21〕
他和這位朋友一起沿著碼頭走到黃浦公園。公園的大鐵門上是一塊寫著公園管理規章的牌子，其中一條是禁止折花，另一條是說不許狗進入，第三條則說：「除苦力外，華人不許入內。」
毛澤東與這位勤工儉學歸來的朋友之間的鴻溝一直沒有填平。在內地長大的毛澤東，在這個通商口岸不能習慣中國人在西方人面前卑躬屈膝。
這年的冬季，毛澤東再次南下廣州，這次是參加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曾一度苦惱的孫中山現在成了親俄分子。在會議期間及在會後，毛澤東比以前都更熱心地為國民黨工作。剛剛進入而立之年的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派別以外更廣闊的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在會上，毛澤東發言為孫中山的含糊的，且又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三民主義」進行辯護。他是被選進國民黨權力機構中的10名共產黨人之一。同時還與另外兩名共產黨員一起，選入由19人組成的國民黨新黨章審查委員會。
*國民黨成立於1912年，它的前身是同盟會。但是，在根據孫、越的聯合宣言進行重組以後，它才成為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召開自己的代表大會。
在上海的國民黨機構中，毛澤東被委以重要職務。一個月之內，他就成了國民黨駐上海分部的組織部長。1924年早春，毛澤東心情舒暢地回到上海。他分別處理兩個黨的組織文件。在被驅出湖南以後，他已有了一個嶄新的開端。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的日子裡，他感到志得意滿。
毛澤東有了新的工作夥伴，其中有米哈爾·鮑羅廷和他率領的共產國際顧問團。
1923年到中國工作時，鮑羅廷還不到40歲，但是他認識列寧，而且聲望較高。在統一戰線中，他成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雙方的顧問。來訪者需要出示一個繫著金鏈、上面繪有國民黨黨旗的琺琅徽章，才能進入他在廣州市區的別墅。
鮑羅廷身材魁梧，一頭柔和的棕色長髮，絡腮鬍子。他穿中山裝，著高筒靴，在豪華的辦公室裡踱著步。他不會說漢語，卻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他的美國妻子是布斯特·基頓的親戚)。〔22〕
在廣州，毛澤東有時與這位嗜煙如命、講話喜歡打手勢的俄國人交談。他認真地聽著那些精心構思的理論和蘇聯的建議。但是，他與鮑羅廷的世界觀相去甚遠，以至這位侃侃而談的布爾什維克所講的一切都不能打動他。〔23〕
很少有俄國人能講漢語，他們對中國也不是十分瞭解。的確，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火花，但這些凡胎肉眼的使者能完成傳播革命的任務嗎？
如果說毛澤東和李立三一樣對共產國際的「傳教士」並不感到敬畏的話，他也和張國燾一樣不與他們作對。他對這位來自莫斯科的活潑的年輕顧問保持超然的態度。當時在廣州的另一位亞洲馬克思主義者受鮑羅廷的影響很深。這位穿著歐式亞麻布制服、單薄而患有結核病的青年經常出入於鮑羅廷的別墅。他被法屬印度支那趕了出來，中國民族主義者為他提供了避難所。這個人叫胡志明。〔24〕
毛澤東還同一些國民黨的領袖人物相識。他在廣州曾與孫中山匆匆見過一面。孫中山這位曾是少年毛澤東眼中的英雄，現已是風燭殘年，且說話顯得囉唆。「他不允許別人與他爭論，或提出自己的看法。」毛澤東抱怨地說。〔25〕
在上海，毛澤東見得較多的兩位國民黨高級官員是汪精衛和胡漢民。這兩人都是能幹且健談的政治家。毛澤東同他們比起來顯得有些土氣，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在毛澤東看來，汪精衛和胡漢民都自高自大，誇誇其談，他們兩人(加上當時在廣州的軍事將領蔣介石)都有可能成為孫中山的繼承人。他們也談論「國民革命」，但如果這些人成為新中國的政治家，真不知會新在何處。
如果說毛澤東還疑慮的話，那麼整個共產黨的組織也是如此。
陳獨秀教授同國民黨的關係看起來不是那麼密切，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頭號人物，也曾是對毛澤東最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者。陳仍保持著坦率誠實的形象，這在俄國人，在國民黨那些崇尚虛榮的人中是少有的。但是毛澤東不明白的是：陳獨秀反對傳統觀念的鋒芒到底何在。
有一個細節含義很深：陳獨秀西裝革履，毛澤東則身穿粗布中式長衫。
國共合作時期的毛澤東。中共「三大」後，毛澤東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開始參與籌備國共合作事宜。
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4月份在上海開會時，毛澤東因為某些原因沒有出席。張國燾以不滿的口吻說，毛澤東正忙於「國民黨的工作」。〔26〕當時，毛澤東似乎正在回湖南的路上，中途在安源煤礦作了停留。
與此同時，毛澤東絕口不提他心中的疑慮，國民黨的工作吸引著他。毛澤東對國民黨的事業是如此賣力，以至李立三嘲諷他是「胡漢民的秘書」。
國民黨在2月份採取的一個步驟尤合毛澤東的心意，這就是成立了農民部。中國共產黨還從來沒有這樣做過。這使毛澤東更有理由熱衷於統一戰線。農民部成立後要做的工作很多，毛澤東走上了一條新的重要道路。
1924年，毛澤東到過香港一趟。他和張國燾因為勞動工會的事前往這個毗鄰廣東的英國管理的島嶼。他們從上海乘船經過碧波蕩漾的南中國海時，一夥流氓把毛澤東和張國燾逼到甲板上的一個角落後，手中揮著刀子要錢。毛澤東不願屈服而想較量一番(這表現了他的勇氣和好鬥性格)。張國燾則勸說毛澤東不值得為幾個小錢拼上一命，由於力量懸殊，加上別人勸解，張國燾才勸住了他那火暴脾氣的湖南同事。〔27〕
毛澤東在政治上沒有張國燾那樣左，但當個人受到挑戰時他比張國燾更容易發火。
在1923—1924年間，毛澤東寫下的文章反映了他的生活道路。他在共產黨的喉舌刊物《嚮導》上發表過幾篇談論時政的短文，文章言辭犀利，但缺少理論分析。
在1923年的文章中有兩點很突出。毛澤東把商人看作是國民革命的關鍵所在。人們會問，他在湖南工團聯合會工作的弟弟對此不知有何感想？他一直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在《論紙煙稅》這篇文章中，他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國主義面前發抖，搖尾乞憐於外國勢力。「如果我們的外國主子放個屁，那也是非常香的。」他在文章中譏諷道。
*MaoJiI，p.98。毛澤東對農民作演講時，為了得到最強烈的效果，他總是高呼「打倒洋奴才」，而不是「打倒帝國主義」。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248頁。
但是這些文章沒有挖掘出歷史根源或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他也沒有涉及解放的主題，機關工作使他越來越注意細節問題，而不是如何成為一名解放者。
然而，這有一條主線貫穿其中。毛澤東一直認為人民是最為重要的力量，只有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商人才有資格成為革命的力量(此乃毛澤東之希望所繫)。
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終歸是毛澤東最關心的問題。毛澤東認為如果沒有別的變故的話，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可能是走向「民眾的大聯合」的第一步，從而可能使中國復生。
農民問題猶如天邊的雲，它在五四的主題中未佔一席之地。佔全國人口85%的農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數，對此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注意。直到1924年，似乎還沒有一位農民是中共黨員。當時之世沒有人認為農民有革命的能力。
毛澤東已經在城市度過了14年，他一直在學生和工人中間活動。作為新生活的一部分，他差不多已經抹去了身上的鄉村生活方式。中國共產黨內部也沒有什麼東西能激勵毛澤東去考慮農民問題。
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產生的第一個跡像是毛澤東開始從政治上考慮農民問題。他督促那些仍持懷疑態度的同事把農民作為革命的必要組成部分。他甚至引用中國歷史來說明農民起義的光榮傳統，而不是談論蘇聯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