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組織部裡的年輕人（1995∼1999） 六、房子的故事 文 / 國亞
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和姐姐都已經上班，而且每月收入都有一千來塊，在當時已經算不少了。父母二人在家裡做了幾年燈籠，手裡也攢了幾萬塊錢。漸漸地父母年紀大了，想老了有個依*，就打算到武漢跟兒子落戶。那幾年房地產行業不景氣，有一天母親一邊幹活一邊聽收音機裡說武漢的商品房最低價只要七、八百塊錢，就打電話說想在武漢買房子，讓我找找有沒有這樣的房子賣。
其實我們銀行就有一個房地產公司，我首先打電話問人家。可是行裡房地產公司開發的商品房都位於市區，一個平方米最少的也要一千二百塊。我一聽，覺得我們買不起。於是，人家跟我推薦了武漢市西郊的吳家山，讓我到那裡看看，那裡的房價是武漢市最低的。
吳家山原來是一個農場，後來漸漸發展成郊區小鎮，並且設立了一個台商投資區，有統一、百事可樂等企業進駐。我去吳家山那天，坐公共汽車特別的順利，一共只花掉一個小時的時間。一到吳家山，我就覺得這裡的建築挺新的，造型也還可以。一問價格，果真是每平方米七八百元。我打電話通知了母親來武漢看看，母親一見這房子，也滿心歡喜，當即就付款跟人家簽了合同。
我們家買的這套房子位於西郊公園對面，當時也是吳家山的最邊上，再往西就是菜地了。這套房子是七十九平米的兩室一廳，七樓，也沒有物業管理，總價五萬五千塊錢。房子買了以後，我們又花三千塊錢買了一些廉價的傢俱，把這裡佈置得像一個家。母親這輩子第一次住上有獨立廚房和衛生間的房子，高興得晚上也睡不著覺，半夜三更的還打掃衛生，把地拖了又拖。當時過年賣燈籠的錢還沒有結清，母親還要趕回去結帳。臨到走時，母親好幾次下了樓又上來，打開門看了又看，久久不忍心離去。
一個月以後，父母又來到武漢，住進了我們的新家。那年我父親過六十一歲生日，生日那天我堂兄全家和我女朋友都來給父親祝壽，母親做了滿桌的好菜，一家人別提多快樂了。晚上，我坐在客廳的椅子上看著臥室柔和的燈光和全新的窗簾，心裡喜滋滋的，覺得生活真是美好。
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父母都只在武漢住了一個來月，隨即就返回山西做燈籠去了。我每天下了班就回吳家山的家中。這個時候我才發覺吳家山有多遠：五點半下班，七點多才能回到家裡。自己動手煮一碗掛面，吃到嘴裡已經八點多了，吃完了就要倒頭大睡，第二天六點多還要起床趕公共汽車上班。儘管如此，我還是喜歡回吳家山的家裡，這裡畢竟是我自己的家。只是到了冬天，天亮的晚，我才搬回集體宿舍住上一段時間。
到了一九九八年，全國最後一次住房改革，在與女友突擊領了結婚證以後，我分到了位於漢口高雄路的一套兩室一廳，交了五萬多塊錢。由於女友在學校期間我把相當一部分工資補給了女友做生活費，加上她找工作時花了不少錢，到分房子時我手裡只有八千多塊的積蓄。由於連續兩年生意不好，父母手裡當時也沒什麼錢，但還是支援了我三萬塊。我又向同事借了一萬多塊，才交足了房款。我的房子位於西馬路垃圾轉運站旁邊，是個一樓。環境非常差，到了夏天垃圾轉運站的垃圾發酵，整個院子裡臭氣熏天，蚊蠅孳生，老鼠成堆，根本不敢開那邊的窗戶。由於手裡沒錢，也就沒有裝修，安了防盜門防盜網就住了進去。那時正是大熱天，我白天還要上班，父母就來到我房子裡打掃衛生，一幹就到半夜，中間就吃頓方便麵。
我買的傢俱也是那種便宜貨，全部都是刨花板外面貼水曲柳花紋紙。買回傢俱和電器之後才十多天，武漢下了一場百年不遇的大雨，由於當時長江水位比地面還高，雨水排不出去，形成了內澇。高雄路一帶地勢比較低窪，我又住在一樓，那天夜裡我眼睜睜地看著大水一寸一寸地往上跳，卻一點辦法也沒有。後來我趕緊給一個跟我很要好的大學同學打了個電話，那同學過來幫忙，在家門口築了個堤壩。但是，這種堤壩根本無法起到作用，水從牆面的裂縫和下水道裡滲了進來。第二天早晨，家裡的水已經有十多公分深了。我們把電器用磚頭墊起來，傢俱就沒辦法了。雨還沒有停，水位還在一點點升高。幸虧這時妻子單位的處長帶著十來個武警過來，把我們的電器、衣物扛到了二樓一套敲光了牆面、正打算裝修的房子裡。晚上，妻子和我坐在二樓那家裝修用的沙堆上，看著滿屋狼籍和樓下的大水，妻子忍不住*在我肩膀上哭了起來。我勸她道：「哭什麼呀，這種經歷別人想遇都遇不上呢！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點損失不算啥，咱們早晚能再掙回來！」
那次洪水我們院子裡的水達到齊胸那麼深，家裡的水有四十公分深。後來水退去時，我在屋裡抓了幾十條小魚，甚至還有一隻小烏龜。還有一條水蛇水退去後被困在了封閉的陽台裡，被我用鐵鍬鏟了出去。我的那些刨花板傢俱被水一泡，全都變形發霉，還生了不少蟲子。家裡的牆上，還印有一條清晰的水線。從此之後，我們全家對這套房子極端厭惡，總是巴不得早點搬走。
俗話說一失必有一得，一九九九年妻子單位在漢口北郊買了一塊地搞商業集資建房，可以*公積金貸款繳納百分之八十的房款，自籌六萬元現金付首期即可。恰好一九九九年我們家賣燈籠掙了七萬多塊錢，是我們家有史以來掙的最多的一年，於是輕鬆地交了首期，買了一套一百九十平米的大房子。當時全家人都很高興，每到星期六星期天，總是一起到工地上看。然而單位做事總是慢吞吞的，這房子蓋了四年才竣工交房。
轉眼到了二○○○年，我們又有了新的打算：把房改分的那套房子賣了，在妻子單位集資房附近的常青花園買一套兩室一廳，開始由我和妻子住，等單位的集資房蓋好就轉給我父母住。這樣，雙方住的近一些，以便有個照應。此時房價已經開始上漲，常青花園的住房價格從原來的每平方米八百元漲到了一千六百元。我父母拿出了七萬，我拿出賣高雄路房子得來的七萬，一起湊足房款買了一套八十平米的兩室一廳。二○○一年初新房子交付使用，我立即就請人來裝修。
給我們裝修的那個人是熟人介紹的，姓彭，長得矮小而猥瑣。我們是第一次裝修，沒什麼經驗；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沒時間，而父親當時已經開始原因不明地頻頻發燒腹瀉，母親照顧父親也沒有時間監督。這個姓彭領著我們去買材料，裝做跟人家討價還價的樣子，實際上我們買回的材料都是高價，姓彭的在裡面吃回扣。由於沒人監督，姓彭的用材料極其的快，八十平米的房子光木芯板就用掉一百來張，那些木芯板堆在房子中央有一人多高，真不知道他都用到哪裡去了。後來二○○二年我在武昌新買了一百五十平米的房子找正規公司裝修，卻只用掉三十多張木芯板。其他的材料如油漆、櫸木面板也耗費極快。
姓彭的實際上根本就不會裝修，找來幹活的那些師傅都是他們村裡的農民，地上砌的瓷磚還不到三個月就鬆動了，人走上去吧嗒吧嗒直響。後來我質問他，他卻說瓷磚都是這個樣子的，連大商場裡的瓷磚都是吧嗒吧嗒響的。當時我真恨不得扯他兩個耳光。給我安裝的吊燈，在天花板上用衝擊電鑽打個眼，塞個木頭片就把螺絲擰上去了事，半年以後吊燈從上面掉了下來。安下水管時，明明我買回了PVC管子，可他不會安裝，就用洗衣機那種軟管對付，熱水一沖，軟管馬上就變形堵塞了。這下水道一直成了我們家頭痛的問題，污水經常溢出，把木質的櫥櫃都泡變形了。後來在清理櫥櫃下面的污水時，我們把櫥櫃底部鋸開後居然從裡面掏出了姓彭的他們以前吃剩的餿飯、一次性碗筷，甚至還有一隻破鞋。
買裝修材料的時候需要經常請一些搬運工，不知為什麼這些搬運工在建材市場通常被稱做「兔子」。但我覺得這個稱呼有辱人格，因此不叫他們「兔子」，而總是叫「搬運工」。我是北方人，不太喜歡羅裡巴嗦地討價還價，一般是「兔子」說什麼價錢就按什麼價錢。有好幾次，那些「兔子」自己開口報價，等到了家裡就說吃虧了，要求再加錢，否則就走人。第一次我無奈之下就給了，後來發現不少「兔子」都如法炮製，才明白這是這些「兔子」們劃拉錢的手段。於是我不但不給加錢，而且還聲色俱厲地將其臭罵一頓要他們馬上滾蛋。我一狠，這幫「兔子」就老實，還是乖乖地搬完走了。二○○二年，我母親到漢口火車站提貨，由於大躍進時候得了關節炎，母親在年紀大了以後腿不利索，難以負重上樓，就在火車站找了個「兔子」。母親讓他看了看這十件燈籠，每件大概有三十斤重，搬上二樓。「兔子」說得給十塊錢，母親一聽十塊錢雖然貴了點，但也不想再為省個一塊兩塊的再去找人，就讓那個「兔子」跟著車來了。結果那個「兔子」搬了幾箱，見只有我母親這個一瘸一拐的老太太，就立刻乘人之危現場加價要三十塊，否則不搬。我母親一聽覺得這簡直就是敲詐，心一橫讓他走自己搬。這傢伙走了幾步，竟然還有臉回來跟我母親要十塊錢，說是先前搬上樓的那幾箱的工錢。我母親說，你又沒有搬完，憑什麼給你十塊，你搬了四箱，只給四塊。那小子不幹，就坐在我母親的燈籠上耍賴不肯走。幸虧這時小區的保安聽到爭吵後趕過去，把那個「兔子」攆走了，又幫我母親把剩下的幾箱搬了上去，一分錢也不要。
中國的現狀就是這樣，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波政治運動的洗禮，中國人從貪官到刁民，上上下下充滿了道德淪喪、見利忘義、乘人之危、自私冷酷、言而無信、無羞無恥之輩。「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一諾千金」這些成語，用來形容現代的多數中國人實在是不合適了。中國要想真正地富強，光看GDP的增長、摩天大樓和高速公路的興建是不行的，不找回被如同敝履般拋棄的道德廉恥，中國永遠不會真正振興，也休談什麼被人尊重。
不過，我在裝修房子時也有意地與民工接觸接觸，瞭解一下民工的思想。有一次買的材料比較多，我雇了七八個民工。那次我沒有坐到駕駛室，而是和民工們一起坐在後面貨廂裡，很自然就談到了農民的現實生活。民工們向我大吐苦水，說現在村官腐敗、負擔很重、生活困苦。我又問：「那你們肯定過得不滿意吧？」一個農民回答：「何止不滿意，現在只要有人領頭造反，我一定造反！官逼民反啊！」我將話鋒一轉，問道：「那你們在毛主席時代生活是不是好一些呢？」農民中有個年紀大的，說道：「毛主席時代，我們生活比現在艱苦些，吃不飽哇。可是，那時侯當官的沒有這麼壞！我們餓肚子，毛主席也和我們一起餓肚子。」我問他們是不是鄉親們都很懷念毛澤東，他說：「是啊，我們那裡好多人都掛他的像。」另外一個農民說：「沒有毛主席，我就上不了高中！現在孩子連小學都上不起了！」我說道：「但是，你們知道你們餓肚子的時候，毛主席光吃魚的菜譜上就有十七個菜嗎？你們知道，你們家鄉餓死人的時候，毛主席在武漢、韶山蓋別墅嗎？」農民們驚愕地說：「這怎麼可能呢？聽人說，毛主席那時侯腳餓得浮腫啊！毛主席的女兒也吃不飽啊！」我微微一笑，先如數家珍式的背出了毛澤東在一九六一年的那份菜譜——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面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然後我說道：「你們看看老毛當時的照片，像是個浮腫的樣子嗎？這樣，我給你留下地址，你到時候給我聯繫，我帶你去看看在咱們這裡毛主席的別墅，也是餓肚子時候建的。」農民們沉默了，看得出來我已經動搖了他們對毛澤東的神聖印象。於是我接著問道：「現在農村不是搞海選嗎？當官的怎麼還壞？」農民回答道：「本來我們選了村長，好的狠，我們大家都信得過，但是鎮裡不久把他給免了，換了他們的人，壞得狠！」我說道：「你們想過沒有，這官為什麼這麼壞？」農民說沒想過。我說：「這些當官的根本就不是你們選出來的，而是鎮裡指派的，他好壞、升降都由鎮裡管，怎麼可能為你們辦好事呢？」農民們點頭承認。我接著說：「你剛才說了，你們自己選的人好的狠，這說明只有你們選出來的人才會給你們辦事；辦的不好大家不滿意就不選他，把他給免了！」農民們連連點頭稱是，但又說：「可是自己選的還是會給上級給換掉啊！」我說：「別說村官，就是鎮官、縣官、省長，都由你們自己選出來，那他們還會對你們不好嗎？」農民說：「那怎麼可能呢？自古當官的都是皇帝任命的。」我說：「錯了！在外國，當官的，就連他們的主席總統都是老百姓選出來的，都給老百姓辦事，你看人家生活的多好，你說這樣好不好？」農民們紛紛說：「那當然好啦！」我說道：「不要相信任何領頭的，咱們自己就是領頭的，什麼當官的，咱自己決定，干的不好或者不老實，咱就免了他，他啥也不是！這就叫民主，不是別人給咱做主，是咱老百姓自己做主！」民工們聽到我的話，個個群情振奮，那天幹完活竟然不要錢，但我還是執意給了。還給我留了詳細通訊地址和呼機號碼，臨走還對我說：「看得出你是真關心我們窮人，今後要多給我們指路啊！」不過，我以後沒再跟他們聯繫，因為再聯繫，國家安全局的同志們就要注意我了。不過，這件事說明幾個問題：第一，農民對毛澤東的崇拜建立在一種模糊認識和謊言欺騙上，基礎極不牢固，只要把毛澤東真實的生活情況公佈出來，他們的崇拜立刻會發生動搖、甚至煙消雲散；第二，農民不排斥民主，他們甚至渴望民主。只要民主主義者做好啟蒙與宣傳工作，就一定能爭取到佔人口絕對多數農民的。
常青花園的房子我們只住了一年，到了二○○一年我和妻子先後都到武昌上班了。常青花園離我們單位有二十多公里路，還沒有直達公交車，每天二人跑得都很辛苦。此時我們已經準備要個孩子，擔心每天這麼跑會不利於懷孩子。於是，我倆打算在武昌租一所房子，或者買一輛車。後來一算帳，租房子一個月要八九百，條件好一點的甚至要一千多；買車要投入十萬，每月的折舊加各項費用要將近兩千，十年以後還報廢了。與其這樣，不如咬咬牙貸款買套房子，首期付個七八萬，每月還上一兩千，十年以後房子還是自己的。當時我們手頭有八萬來塊錢，又向幾個朋友借了幾萬塊錢，在武昌買了一套一百五十六平方米的四室兩廳住房，離單位有六公里遠，算是很近的距離了。買完以後，吸取了上次的教訓，找了個正規的裝修公司簡單地裝修了一下，連傢俱帶電器帶裝修只花了六萬多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