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的大學（1991∼1995） 二十三、畢業之前 文 / 國亞
我的女友家裡經濟條件不太好，每個月只給她一百五十塊的生活費。當時，我父母和姐姐都給我匯款，到了大學四年級差不多每月平均有八九百塊錢。我見到女友每天吃飯都只打一份青菜，就把自己的生活費跟女友二一添作五，兩個人的伙食都還算不錯。但是到了大四下學期，我經常給女友買些時裝，錢就又緊張起來。正好我的工作去向基本已定，也沒有什麼課了，於是我就琢磨掙點錢。當時我們學校後門有一個「祥龍卡拉OK廳」，是學校對面的七○一研究所開的，大概六十多平米的營業大廳，有四十多個座位，只有一套音響。由於收費太高，窮學生消費不起，富人又嫌檔次太低，經營了兩年沒賺到什麼錢，七○一研究所就把這個卡拉OK廳轉包給我們學校一個下海辦公司的老師經營。這位老師跟我關係比較好，他開始承包時請我幫忙在學校裡畫了一些廣告。但是由於收費太高，生意仍然相當清淡。於是那個老師找到我，問我願不願意為他打工經營卡拉OK廳，一個月四百塊錢工資。我想了想，覺得反正也沒什麼事，就答應了，條件是經營方式由我說了算。
當地人做生意有個普遍的毛病：胃口太大，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首先，原來的卡拉OK廳唱一首歌要三塊，幾乎相當於一個學生一頓飯錢，此外每人還要收五元台位費，除了從東南沿海來的幾個特別有錢的學生以外，有幾個學生敢在那裡玩上一夜？其次，卡拉OK廳裡的飲料太貴，而門外就是商店，很多學生為了省錢，自帶飲料。要是不讓人家帶飲料，人家也就不來了。就這樣，這個卡拉OK廳常常一晚上只有幾十塊錢的營業額，有時甚至不開張。我認真分析了一下學生的消費能力，改變了消費方式：由每首歌三元改為門票制，每晚七點到夜裡兩點打烊期間，只按人頭收五元門票，愛唱多少首歌隨便。我在學校裡貼了廣告之後，起初學生們都不大相信，還以為我又在玩什麼宰人的花招。後來漸漸有人來試探，果然唱了一個晚上，只收了五元門票。學生們回去後，一傳十，十傳百，卡拉OK廳的生意很快火暴起來，甚至出現了裡面客滿，外面的學生排隊等待有人退場的情形。
實行了門票制度以後，卡拉OK廳的營業額很快增加到每晚二、三百元，達到了這個卡拉OK廳盈利能力的極限。這是因為，我實行門票制度以後客流量大大增加，幾乎每天都滿座。其實，每天營業時間只有七個小時，按照每首歌五分鐘計算，一晚上最多只能放八十多首歌，平均每個客人掏五塊錢還是只能唱一兩首。但是學生喜歡熱鬧，一大堆人坐在那裡聽別人唱歌也挺快活的。那個老師見我經營有方，也十分高興。那一段我每天晚上都忙著招呼客人、放影碟，女友也一起過來幫忙，給人家端茶倒水。當然，也有不少客人認為我們倆是兄妹。
後來，我跟女友一起又到食品批發市場批發了一些飲料來歌廳賣。那天天氣很熱，毒日當頭。我和女友坐公共汽車來到武漢大學附近的街道口批發市場，批發了四箱飲料，又坐公共汽車回去。四箱飲料份量是很沉重的，在步行往公共汽車站抬飲料時，我們倆人累得滿頭大汗、呲牙咧嘴地搬四個大箱子，好不容易才上了汽車。我做生意胃口不大，飲料的價格跟外邊商店裡賣的一樣。學生們見我賣東西價格公道，也就不在外面買飲料了。但是，我自己批發飲料賣的行為卻導致了我與那位老師之間產生了些許不快。那老師認為我只是給他打工的，因此店內一切經營收入歸他；而我認為飲料是我和女友一起墊錢買的，並辛辛苦苦地扛回來，因此賣飲料的收入應當歸我。這也怪當初雙方沒有「親兄弟，明算帳」，利益劃分不明。就這樣，雙方開始有些互不信任了，老師就讓他的一個老鄉來「幫忙」，實際上是監督我。如果是一般人就罷了，偏偏那個老鄉是個很難纏的主，事事以主人自居，這就更使我感到不快，不久以後我就跟老師提出來不幹了。
去街道口批發飲料那天，恰逢武漢大學的櫻花開放，我和女友也就一起去看櫻花。大學四年，我大半時間心情抑鬱，沒有心思去看花賞景，因此這是我第一次看櫻花。武漢大學的櫻花是日本人佔領期間載的，如今武漢大學卻向前來觀賞的遊人收起了一塊錢一張的門票，正可謂「鬼子栽樹，後人乘涼」。櫻花這東西開起來落英繽紛，香氣撲鼻，確實是不錯的景色。但是，我們在現場看到有一些人穿著日本衣服照相：女的穿個和服打個傘裝做日本淑女的樣子也就罷了；尤其難以忍受的是一些男的穿著日本鬼子兵的制服，手裡拿個日本軍刀，做出要砍人頭的動作。不知道這些人想到過沒有，日本兵軍刀砍下的，都是中國人的頭顱。
轉眼到了一九九五年夏天。那一年大學生分配形勢已經開始嚴峻起來，搞起了雙向選擇，因此大家在上半年幾乎都各忙各的，很少有機會見面。中國的大學生就業算是一種特色：不是比成績比素質，而是比門子比後台。成績好、素質高但沒背景的，不一定能找上好工作；成績差、素質差卻有門子的，卻一定能找到好崗位。因此，大學畢業前夕正是學生們情緒波動最大的時期：有些人一帆風順，已經找到了好工作，每天喜氣洋洋；而有些人屢屢碰壁，工作一直沒有著落，每天愁容滿面。有幾個同學，因為心情抑鬱而喝多了酒，導致酒精中毒而半夜被送到醫院搶救。我的母親親自來學校幫我跑工作，動手很早，運氣也好，結果到四月底工作去向就定了，沒有經歷情緒上的大起大落。
大學四年，我在班上一直比較低調孤僻，所從事的主要活動就是到圖書館看有關蘇聯的書籍，或者到藝術美學教室去學跳舞。我也很少參加班上的集體活動，所結交的都是外班、外系甚至外校的興趣相投的人，相反與同班同學的關係比較陌生。但是，畢竟朝夕相處了四年，此時一番別離，心中也還是非常難受的。班上三十多個同學，有不到十個留到武漢，其餘的全都天南海北，而且很多人都是不得志走的。我們這些留在武漢的同學，每天都要送同學遠行，一想到今生今世都可能再也不會見面了，就禁不住涕淚縱橫，相互緊緊擁抱著哭作一團。即便是從前關係不怎麼好的同學，也都忘卻了以往的芥蒂，親如兄弟姐妹。畢業的那幾天，幾乎天天都要這麼哭上幾場。
我們寢室旁邊住著金融班的男生。那個寢室裡的幾個同學在送一位回蘭州工作的同學到機場時，也是哭得死去活來。結果上午送走那個同學，下午他卻回來了。原來，他所搭乘的班機因故延誤了一天。上午哭得死去活來的那幾個學生正在寢室裡打撲克，一見到他回來個個錯愕不已，其中一個問明情況後便罵他：「媽的，害得老子白哭了一場。」聽得我們哈哈大笑。
同學們都送走以後，我到工作單位報了到。當時單位宿舍還沒騰出來，我就又在學生寢室住了半個來月。每天下班回來，望著冷冷清清的宿舍，想起昔日同學們一起嬉笑打鬧的場景，心中非常不是滋味。一天早晨我正在睡覺，突然有人推我，醒來一看，是一位分配到廣東的同學報到後回家路過武漢，順便到學校來看看。二人以前雖然關係不是很密切，此時一見面，卻覺得格外親熱，連眼淚都流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