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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我的大學(1991∼1995) 十二、鼎盛商店 文 / 國亞

    到了一九九四年春節,我們家因為有九三年的底子,再加上姐姐參加了工作,經濟條件又改善了不少。姐姐參加工作,也都是母親關心的結果。叔叔到了廊坊以後,恰好他的一個女同事的丈夫小孫在廊坊人事局工作,叔叔就把這個路子告訴我母親。母親一聽,立馬跑到廊坊跟人家小孫見面。小孫那人挺好,就把辦事的程序跟母親一五一十地說了,母親當天就返回太原,到山西財經學院去調檔案、拿派遣證。山西財經學院管分配的那個人挺貪,去年都招呼過他了,結果今年還要刮一層皮。母親無奈,只好又給他送了不少禮,還有兩千塊錢。誰知這個人拿了錢也不辦事,竟然說姐姐的檔案現在省教委,要我母親自己去跑。

    為了子女的前途,母親立即來到山西省教委辦公大樓前。當時正好是高考閱卷期間,省教委大樓三步一肛、五步一哨,戒備森嚴。母親鼓起勇氣,逕直闖了進去,被站崗的武警戰士攔住。母親向武警戰士說明來意,武警戰士向裡面通報了以後,人家請母親進去談。母親本以為這麼大的衙門肯定不好進,結果竟然如此順利。而且裡面的工作人員聽到母親的來意,立刻給母親讓座倒水,還直感歎母親對孩子這樣盡責,順暢地辦了手續,這才把檔案拿出來。母親把檔案拿到手以後,怕夜長夢多,連家都沒回就又返迴廊坊,一下火車就直奔小孫家裡。當時正值盛夏,母親又好幾天都在火車上往返,小孫根本沒料到母親辦事這麼快,見到我母親時,母親滿臉油汗,扶著牆氣喘吁吁,手裡還拎滿了酬謝小孫的禮物。由於廊坊歸河北省管轄,所以小孫告訴我母親還有個手續要到石家莊去辦。我母親一聽,立刻就站起來說,好,我現在就走。小孫一看,頓時感歎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啊,於是自己都幫我母親到石家莊跑了一趟腿,算是順利地給我姐姐分配了工作,而且分到了當時最好的金融部門。

    姐姐上班後,當時收入算不錯的。母親和父親並沒有因此喘口氣,繼續沒日沒夜地幹活。母親這人敬業,在花燈的品種上不斷動腦子推陳出新。她做花燈,不是簡單地把錢賺到就算了,而是想讓人家覺得錢花得值,不後悔。為了這個目的,母親和父親總是翻來覆去地校對花燈各個部分的比例,哪裡大一點,哪裡小一點,怎樣才最好看。花燈這種東西製作全*手工,每試制一次就要從裁鐵絲、焊燈、糊燈把整個過程全都搞一遍。在一個新品種投入生產之前,往往要試制十幾次,多的甚至幾十次。父親是急脾氣,被翻來覆去的試制弄得很煩,有好幾次都想甩手不幹了,但歇一會兒、抽根煙,就又趴在點焊機幹了起來。當時,我在學校裡也經常琢磨一些花燈的款式,畫好以後給家裡寄去,銷路都還不錯。

    正因為如此下工夫,我們家的花燈在色澤、款式、質量上都是整個太原市場上最好的。當時,僅僅鐘樓街一帶做花燈賣的本地廠家就有七、八家,競爭很激烈。此外,還有大批來自河北的農民。河北的農民實際上並不會做花燈,只是看了我們的花燈以後,也想掙這個錢,就模仿著用鐵絲隨便焊成一個四方的或者八面的框子,用糨糊糊上尼龍綢,再在尼龍綢面上貼幾幅從舊掛歷上剪下來的美人圖,就算做成花燈了。這種劣質品歪歪斜斜的,但價格便宜,差不多大小的花燈只有我們家售價的三分之一。由於是用糨糊粘的,經常人家還沒買燈就先爛了。一九九三年春節花燈賣的好,河北農民聞訊,就一窩蜂地做花燈,到一九九四年春節全都湧到太原市場上來。即便是賣的如此便宜,河北農民的燈依舊賣不動。有一個買燈的人,逛街時先沒看到我們家的花燈,圖河北農民的燈便宜就買了。等走到我們家攤子前面,看看我們家精緻的花燈,再看看自己手裡剛買的七扭八歪的劣質產品,後悔不迭,就把它丟在地上跺得稀爛,再買我們家的燈。

    由於經濟條件的改善,一九九四年春節我母親在鐘樓街西口和別人合租了一間小商店,大約有二十平米左右。從此,我們算是從站在大街上賣燈籠的辛苦中解脫了出來。那個商店字號是「鼎盛商店」,老闆是個粗壯的中年人,我只見過一面。他把鼎盛商店租給一個叫孫大鵬的人,孫大鵬就再把商店轉租出去,自己當「二老闆」,吃租金過日子。孫大鵬是個游手好閒的社會混混,一天到晚都在麻將桌上度過,後來還染上了毒癮。孫大鵬的老婆長得很漂亮,但嫁給這麼個人也真是明珠暗投。他們家因為孫大鵬貪賭弄得家徒四壁,兩口子經常因為這個事情吵架,他老婆好幾次哭著找我母親訴苦。

    當時鼎盛商店裡還有一個租戶,叫馬葵,是個矮胖的中年女人,跟孫大鵬是老相識,模樣粗壯兇惡。馬葵做的買賣是賣「意大利手工包金項鏈」,其實是坑人的。馬葵的所謂「意大利手工包金項鏈」都是從廣州進的便宜貨,四五塊錢一米。馬葵進回來貨以後,弄幾個射燈一照,那些鏈子就顯得金光璀璨起來。馬葵在自己櫃檯上貼上「意大利手工包金項鏈」的大字招牌,在這幾個字下面則寫了兩個大字「二元」,後面則跟著蠅頭大的三個小字「一厘米」。這樣,一般人遠遠看上去彷彿是「意大利手工包金項鏈,二元」,而看不清後面的「一厘米」。四、五塊錢一米的劣質項鏈,被賣成兩元一厘米,可見心有多麼黑。

    這招數騙不了城裡人,就騙那些過年到太原採購年貨的農村人。馬葵雇了兩個太原本地女人當售貨員,成天站在門口吆喝「意大利包金項鏈便宜賣,兩塊啦。」農村人從門口經過時一聽項鏈才兩塊,就伸著頭問,是多長的項鏈兩塊一條啊。馬葵一聽就知道魚兒上鉤了,故意裝糊塗說想要多長要多長。農村人愛貪小便宜,一聽想要多長要多長,貪心頓時上來,一個勁要求把項鏈弄長點。有一個農村女人,竟然跟馬葵要了條一米五長的項鏈。馬葵心裡直樂,還故意問她,這項鏈這麼長咋戴呀,一剪下來可是不能退貨的。村姑哪裡知道這是個套子,就說肯定不退貨。等馬葵把項鏈剪下來,一算賬要三百塊,那村姑頓時傻了眼,不要了。馬葵就凶相畢露,指著招牌上的字說:白紙黑字寫的清楚,兩塊錢一厘米,現在剪下來了,你不要哪行?那村姑一看脫不了身,就扭頭想跑。那兩個售貨員早就防著呢,一把抓住,三個城市女人就這麼欺負一個鄉下女人。最後那村姑不得不掏出三百塊錢來,哭著拿著這條只值六七塊錢的廉價項鏈走了。

    當然,農村也有狠人,特別是一家子一家子來逛的。有一次,有一家六口人,三男三女也上了馬葵的套子,一看馬葵在坑人就不要了。馬葵就嚇唬人家跟人家吵,還威脅說要把人家扭送派出所。誰知那家子也挺厲害,那幾個大男人說,好,我還打算把你扭送派出所呢,讓公安給評評理,看誰在坑人?色厲內荏的馬葵一聽,也軟了下來,嘴上還裝硬:「他媽的,算老娘倒霉,碰到這麼不講道理的人!這項鏈我不賣了!」那家人一聽她「不賣了」,也還要去買年貨,也就走了。等那家人走遠,馬葵恨恨地往地上啐了口唾沫,罵道:「狗日的王八蛋,沒錢進什麼城麼。」說完,自己動手把剪下來的項鏈接了回去,繼續吆喝:「意大利包金項鏈便宜賣,兩塊啦……」

    即便是痛痛快快地買走項鏈的人,在馬葵嘴裡也落不到好。有一次有一個衣著和長相都很漂亮的年輕婦女買了馬葵一條項鏈,馬葵報價是一百一十塊,那美女二話沒說就掏出一百一十塊給了馬葵。等那個美女走遠,馬葵把嘴一撇,罵道:「呸!瞧她穿的那個騷樣,肯定是個賣粉的(「注」太原人對賣淫婦女的俗稱)。買了老娘的項鏈,也不知道戴著它去上哪個糟老頭子的床。」

    馬葵做這些勾當時,我也坐在邊上。看到那些老實的農村人辛辛苦苦掙來的錢,被馬葵這樣的人敲詐哭著離開的時候,心裡很不是滋味。但無奈人家是地頭蛇,我們寄人籬下,惹不起。馬葵她們幾個在沒生意的時候,也跟我們嘮嘮家常。聽說我是大學生,也非常羨慕。馬葵說,自己也知道坑人是傷天害理的,但是沒辦法,男人有病,孩子上學,還有老人,自己又沒個工作,不坑人騙錢這日子可怎麼過?我聽了她這番話,對她的惡感也就散去了不少。

    不過從馬葵那裡我學到了不少東西,一是不貪小便宜。馬葵的黑店,就是「貪小便宜吃大虧」的生動教材。後來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時,清晨出了火車站往軍事博物館走時就碰到兩個騙子:一個從我前邊跑過,丟下一個鼓鼓囊囊的錢包;另一個跟在後面撿起來,對我說哎呀這是錢呀,咱倆把它分了吧。我一聽就知道是騙子,就冷笑著對他說,這錢是你撿的,都歸你,我不要。那兩個騙子一聽,頓時傻在那裡了。從馬葵那學到的另一個教益就是辨證地看待人,即便是馬葵這樣看起來十惡不赦的人,多多少少也還是有點人性的。

    鐘樓街作為繁華的商業區,人來人往的,所以小偷特別多,警察也多。小偷跟警察,實際上是互為依存的關係,往往還都是熟人。我們那個商店,就經常有值勤的警察來要水喝,或者坐一會兒抽支煙;也經常有得手的小偷來數錢。有一天外面有一個穿得不錯得女人錢包被偷了,大概損失挺慘的,那女的就趴在雪地上打著滾號啕大哭,偷她錢包的小偷就躲在我們商店裡看熱鬧。警察和小偷碰到了,還互相打招呼,問小偷:今天弄了多少啊?小偷總是很謙虛,說不多不多,剛夠飯錢。至於小偷有沒有向警察行賄,我倒沒有看見過。

    那個二老闆孫大鵬,長得高高瘦瘦的,還算體面;但目露賊光,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分人。他總是有事沒事地披著個皮衣來商店裡晃一晃,有時賭輸了急需要錢就來催租金或者借錢。馬葵是他的老相識,不怕他,總是拖延著不交。孫大鵬急了,就說,呀呵,你的這身臭骨頭還真難啃,都成了硬骨頭六連了不是?馬葵把脖子一梗,還是不交。孫大鵬無奈,就找我母親借錢,張嘴就是五千。母親也知道這錢借出去就是肉包子打狗,但為了生意又不敢不借,只好討價還價借給他兩千。孫大鵬這種人是談不上什麼信義的,錢一到手就一直賴著不還。後來我母親在九八年到武漢前又去找他,他就把一個摩托羅拉的中文呼機抵債,母親拿到後給了我,我掛了兩年就買了手機,那個呼機也就扔在家裡了。

    孫大鵬這人雖然賭博輸得家徒四壁,但還特別愛講排場,身上穿的衣服和皮鞋都是名牌,抽煙也要好煙。當時太原市場上比較高檔的香煙就是紅塔山,硬盒的十三塊一包,軟盒的十塊,孫大鵬就總是抽硬盒紅塔山。有一天他來店裡晃,看見我和我母親坐在那裡抽煙,恰巧他自己沒煙了,就把我們的煙盒拿起來一看,是一塊錢一包的「君子」牌。頓時用眼睛斜睨著我們母子,驚訝地說,當老闆的也抽這種煙?我母親笑道:我們是小買賣,抽不起好煙。說完讓他一根,他不要,掏出十三塊錢來對我說:去,到理髮店旁邊那家店裡幫我買盒紅塔山,要硬盒的。

    也許是「鼎盛商店」這個名字起的好,在鼎盛商店賣燈的兩年裡,我們家賣花燈也賣得不錯,每年都賣了四萬多塊錢。一九九四年開學比較早,元宵節那天我直接從太原回學校,母親給我買了一隻溫州電烤雞,母子倆坐在旅館裡美美地吃了一頓。到了一九九六年春節,由於我和姐姐都參加了工作,假期有限,就沒法回去幫著母親賣花燈了。父母二人沒有足夠的人手支攤子,就再沒有租鼎盛商店,轉而由別人代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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