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間「天堂」（1958∼1965） 二、大饑荒 文 / 國亞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的豫北迎來了連續兩個大豐收年，風調雨順，莊稼長勢出奇的好。但是棒勞力都去「大煉鋼鐵」、「大修水利」了，「大辦糧食」的任務就落到我母親這個七歲的孩子和外公的父親（「注」外公的父親時年已經接近七十歲了）這樣的老弱病殘頭上。可這樣這些老弱病殘能有什麼力量呢？況且，在幹部們的重壓之下，還必須趕「進度」、追求所謂的「提前××天完成指標」、「收割放衛星」，於是就胡亂收割，甚至有些地塊根本沒收割而直接犁地，放一把火以後用土把莊稼埋起來就算完事。大量的莊稼就這麼爛在地裡做了肥料。而且在當時，誰都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帶回家裡，因為那是盜竊集體財物，是「挖社會主義牆角」，揪出來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時村幹部都守在村口，一個挨一個地搜身檢查。有幾個村幹部特別邪惡，有時候搜身時對婦女的私處連摸帶摳。查到誰偷帶了食物，當即就是一頓痛毆。由於飢餓感的驅使，年幼的母親總是在地裡偷吃生的農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麥穗、生玉米——什麼都吃過。浮誇風帶來高指標、高徵收，隊裡本來就不多的餘糧甚至種子都交出去了。
試圖在短短幾年之內建成天堂般的共產主義，違背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注定是要受到報復的。天堂沒有建成，地獄般的大饑荒卻來臨了。自從一九五九年秋後，各地的糧食就紛紛告急；而到一九六○年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一場慘絕人寰的饑荒襲擊了全中國。這次大饑荒在河南被稱作「糧食關」。
在一九六○年年初的一段時間裡，我母親住的那個村幾乎天天有人餓死。饑荒最嚴重時，每個棒勞力每天的糧食定量是四兩，老人和孩子則是二兩，還常常中斷，或者被村幹部截流貪污。有人也許會說，「四兩糧食不會餓死人嘛，我現在每天也吃不了多少糧食。」其實，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人的飲食主要消耗已經轉向副食品，如肉、蛋、奶、青菜之類，糧食已經成為次要消費品；而在五十年代末，在幾乎完全沒有副食和超負荷的勞動支出情況下，四兩糧食是根本不可能養活一個棒勞力的。
而所謂的四兩「糧食」，也不是白面大米，甚至不是完全的粗糧，而是由棉籽、豆餅、玉米面之類混合成的餅子。人吃了這種東西拉不出屎來，青壯年好辦一點，老年人就非常痛苦。當時，外公的父親已經快七十歲了，原本身體很硬朗，但每天飢腸轆轆，吃了棉籽後又經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來，很快就病臥而倒。沒辦法，外公只好用手幫他往外摳。揶到一九六○年二月，老人就餓死了。
大饑荒剛剛開始時，離家比較遠的野地裡還有草根、野菜這些東西。為了填飽肚子，外婆就讓我母親到野地裡挖野菜。我的母親當時八歲，和前面提到過的另外一個女孩子春字兩個人一起到離家十四、五里地開外的一片荒坡去挖野菜，早晨天不亮就出發，一直挖到太陽落山。兩個小女孩每人身上都一前一後地背兩個裝滿野菜的大包袱，搖搖晃晃地往家走。那時已經開始有人餓死，謠傳說有人專門抓小孩殺了吃肉，兩個小女孩背著野菜原本走不快；但一想到這個傳言，就禁不住嚇得渾身發抖，拚命往家裡趕，邊走還邊往後看看有沒有人跟著。到了後來，這些東西也沒有了。
儘管腹中空空，但那時還要「躍進再躍進」。一九六○年元旦，在各地已經開始大規模地餓死人的時候，《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仍然在說「我們已經完滿實現『一九五九年紅到底』，現在正滿懷信心地為『一九六○年開門紅』而奮鬥。」於是乎，我的外公繼續被抽調去「大修水利」，挖那兩條無用的人工河。外公是家裡的頂樑柱，無論如何不能塌下來，於是我的外婆從自己和我母親的口糧中節省下一部分給外公吃，算是讓外公沒有和他一同挖河的夥伴們那樣成為「倒臥」（「注」河南民間俗稱餓死的人為「倒臥」）。外婆渾身浮腫得按一下一個大坑，而時年九歲的母親則因患小兒疳積，肚子腫得像個大鍋，青筋外翻。
然而，儘管村民們渾身浮腫甚至成為「倒臥」，但村幹部們生活得卻不錯。人民公社化以後，農民家裡養的雞、養、豬等家禽家畜，以及牛、驢、馬等大牲畜都被強制充公，沒有糧食時，村幹部就開始殺雞宰羊吃肉，農民只有眼巴巴看著的份兒。當時村裡有一個六十來歲的老太太，是個貧農，忍不住飢餓偷了隊裡的一隻雞，剛殺完還沒做熟就給村幹部逮到了，在村裡召開批判鬥爭大會。會上也不講什麼階級友愛了，讓這個小腳老太太站在一條四寸寬的板凳上，嘴裡銜著那隻雞。先是村幹部破口大罵，然後讓群眾喊口號，可群眾早就餓得有氣沒力了，也只是稀稀拉拉地擠了兩嗓子。批鬥結束，村幹部飛起一腳，把那個階級姐妹踹到地上，又踢了幾腳，這才拎起雞子來揚長而去。
大隊長是我們家五服以內的親戚，母親有時候到他們家裡去玩。令母親驚訝的是，大隊長家裡有個用蓆子捲起來的糧屯，比我母親的個子還要高，直徑大約四尺半。就這個糧屯裡面，至少有一、兩千斤的糧食。大隊長的老婆人還算可以，看到母親時偶爾塞一個煙盒那麼大的玉蜀黍加野菜餅子。大隊長的女兒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用鞭子抽我母親的改改，心地不善，看到母親吃他們家的東西時總是拳打腳踢。但是我母親太餓了，還是硬著頭皮去他們家。
當時春字家院子裡有兩棵祖上種的棗樹，此時已是枝繁葉茂，然而隊裡卻不許春字家的人吃樹上的棗子，因為那兩棵棗樹已經被「共產」了。大隊支書、隊長的家屬、孩子，才有資格來打棗吃，春字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但飢餓難忍，到了晚上春字就領著我的母親偷偷摸摸地爬上樹，也不敢點燈，爬上棗樹上摸幾個棗吃。吃完後不敢把棗核隨便扔，怕幹部們看見，還要找個地方埋起來。
時年八九歲的母親，每天餓得心裡發慌，特別是夜裡更是肚子裡火燒火燎，難以入睡。我的外婆幹活時偷藏了一小根胡蘿蔔，自己捨不得吃，每天夜裡看到我母親實在餓得受不了了，就從衣兜裡掏出這根胡蘿蔔，讓母親咬上一小口，還囑咐要慢點嚼。每當這時，外婆還經常講一些故事，哄母親開心，轉移母親的注意力。其實，外婆當時也掙扎在死亡線上，但為了自己的孩子，強忍著難捱的飢餓，一口都不吃。就這根小小的胡蘿蔔，成了年幼的母親一直惦記著的美食，每夜啃上一小口，半個多月才吃完。
當時我的母親在離村一里的落莊上小學，這短短的一里路，在人極度飢餓的情況下卻成為畏途。有一天母親在家裡的門框上揀到一顆老豆角，可能是以前遺留下來的，已經完全干了。母親把豆角剝開，把裡面的幾顆豆子放在兜裡。在去落莊上學的路上，由於太餓沒有勁，走幾步就挪不動了。母親就蹲在地上，把那幾顆豆子掏出來放在手心裡看看，也捨不得吃。就是這幾顆豆子，成了支撐母親走到學校的神奇力量。一九五九年冬天以後，死去的人越來越多，來上課的學生越來越少。當時教我母親的是個年輕的男老師，寬臉龐，高高的個子。由於飢餓，老師的肚子腫的像一口大鍋，仍然堅持講課，經常講著講著，就用手扶在講桌上停好大一會兒不說話。終於有一天，老師講課時忽然一頭栽倒在地上，再也沒有站起來。學校沒了老師，不得不停課放假了，一放就是一年半。
死神每天徘徊在村莊裡，隨時向每一個人招手。肚子裡沒有一點熱量儲備的人們，哪怕一次斷頓，甚至晚吃幾個小時的飯，就有可能成為「倒臥」。公共食堂停辦前不久的一天，我的外公下工很晚。那時家裡不許開伙，也沒什麼鍋之類的東西可以開伙，因此家裡都是等外公下工回家後才去打飯。這是因為外婆心疼外公身體，如果打得太早，外公吃的時候飯就會變得冰涼。當時外婆因為浮腫已不能行走，就讓我母親捧著碗去打飯。母親來到食堂，看到食堂的稀飯只剩了鍋底的糝疙瘩。這是食堂炊事員耍的小聰明：煮飯時故意捏上一些糝疙瘩放到鍋底，社員打飯時就盛上面的稀湯，最後留下鍋底的糝疙瘩自己吃。當時村裡的司務長、炊事員都是村幹部家裡的人，貪污、剋扣社員口糧現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農民們編了個順口溜：「一天吃一兩，餓不死司務長；一天吃一錢，餓不死炊事員。」我母親看到這些糝疙瘩滿心歡喜，想著這下子可以吃上頓半稀半干的食物了。然而，就在母親高高興興地把飯打回家準備往嘴裡送時，母親的嘴突然張不開了，牙關不由自主地緊禁閉合。有著飢餓經驗的外婆一看，知道母親已經出現了人餓死之前的瀕死症狀，於是趕緊用筷子掰開母親的嘴，硬是把稀湯灌了進去。一碗稀飯下肚，母親才從死亡邊緣上活了過來。
餓死的人快死時的感覺，並非像我們平常人想像的那樣充滿痛苦。實際上，人要餓死時，初期感覺非常的飢餓，什麼都想吃；幾天後就進入第二期，人已經感覺麻木了，不太感覺到餓；死亡是突然來臨的，那時就是有糧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裡送不進去。因此，我們常常可以聽說這類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著，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來了。餓死人的感覺我的母親親身經歷，至今不能忘懷。
飢餓使很多人喪失了起碼的良心和感情。前面提到過的船姥姥的男人，按輩分我應該叫他船老爺，當時四十來歲，飯量很大，每天的糧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飽。他的二兒子給生產隊養豬，經常偷些餵豬的糠皮回家，由於糠皮也少，就只留著自己吃。有一次，船老爺發現了豬飼料，由於他餓的實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幾口。二兒子回家發現後將他暴打一頓，船老爺不久就餓死了。
此時的公共食堂已經辦不下去，解散了，可是拜「大煉鋼鐵」和「反瞞產私分」所賜，農民家裡都已經沒有鐵鍋和任何糧食儲備。那一段時間，整個村莊總是一片死寂，沒有人在街上走；村裡一切能動的動物，從牲口、貓狗、麻雀甚至老鼠，都已經絕跡了。那些去年還在用打油詩描繪「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天堂藍圖、抒發「沖天幹勁」的貧下中農們，一個個坐在家裡等待死亡的來臨。開始還經常埋死人，到後來連死人都沒勁埋了。佔全村人口將近四分之一的男女老少一百多口人，都死在短短的兩三年間。其中有幾家一個也沒剩下，成為「絕戶」，外人去收屍時，全家人有死在床上的，死在椅子上的，死在地上的。由於屍體腐爛，沒法抬起來，只能用籮筐裝，用簸箕搓。
和一般農民比起來，我們家算比較走運的：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參加了工作，有糧食定量，經常自己省下糧票買點食品往家送，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們家的糧食緊張狀況。其實，當時當工人的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為了往家送糧食，自己節衣縮食，落下一身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輩子。我家尚如此，很多老實巴交、沒有外援的農民就沒有這麼幸運了。鑒於大饑荒年代的慘痛教訓，八十年代我們家狀況好轉後，我母親拚命積攢全國糧票，到九十年代初已經積攢了二千多斤，可惜國家糧改取消票證供應以後都作廢了。
一九六○年夏天以後，我的大姨父當上了單位食堂的炊事員，在單位基本上可以吃飽，偶爾還可以往家裡帶一個饅頭。食堂裡老鼠比較多，經常會把面袋咬破。單位就讓大姨父把面袋拿回家裡縫補，縫一個破損小一些的面袋掙半分錢，破損嚴重的則是一分錢。那個時候人窮，半分錢也是錢。由於糧食緊張，面袋都被掃得乾乾淨淨的，但等大姨父把面袋拿回來給大姨縫補時，二人驚喜地發現面袋上還是多少沾著一點點面。等到仔細用刷子掃完以後，一個袋子居然掃了半個火柴盒面；四五個面袋就有兩個火柴盒那麼大。不要小看這兩個火柴盒的面，在大饑荒的歲月裡，關鍵時刻就可能救活一個生命。
俗話說積少成多，自從大姨家有了這個額外的糧食來源之後，每天都可以多存下二三兩面，糧食情況稍稍好轉。因此，大姨兩口子趕緊把正在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自己的父母親人輪流接到鄭州補充一點營養。外婆到鄭州時，母親就跟著外婆一起到大姨那裡求活。外婆當時浮腫病很重，不能行動，我母親就在大人上班時帶著大姨的兩個孩子在街上轉悠。令人奇怪的是，儘管老百姓大批餓死，一些地方還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但鄭州街上的飯館還在營業，櫥窗裡掛滿燒雞、滷肉等食品，也時常有一些衣著整齊的人在裡面吃飯喝酒。三個飢腸轆轆、衣衫襤褸的孩子，總是站在櫥窗外面，看著那令人垂涎的食物，久久不肯離去。
飢餓促使了農民向外逃亡。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盛傳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飽，於是很多農民背井離鄉向新疆逃亡。由於當時不許農民自由流動，所有出逃的農民被叫做「流竄犯」，民兵、民警處處設防，捕捉著逃亡的農民。可是奇怪的是，內地圍追堵截，新疆烏魯木齊火車站外卻擠滿了招工的單位，農民只要一下火車，就有人熱情地問想不想參加工作。等報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饅頭、稀飯先讓這個幸運兒飽餐一頓，之後就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軍墾戰士。真的有人在新疆參加了工作，還回家捎來了寶貴的糧食、糧票。半真半假的傳言給了人們以希望，大量的農民開始逃亡，少數成功了，大部分被堵截回來了，也有很多因為飢餓和寒冷倒斃在途中、倒斃在貨車車廂裡。當時我母親十一歲，外婆也開始為她準備行裝讓她逃亡，後來因為一九六二年麥收後饑荒緩解沒有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