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崢嶸歲月（1850∼1949） 九、顛沛流離 文 / 國亞
一九四四年，在太平洋戰場上已陷入山窮水盡的日軍為了便於向南洋運送戰略物資，也為了鼓舞士氣，在豫、湘、桂戰場發動了「大陸交通線」戰役。是役，國民政府軍慘敗，大好河山被日軍蹂躪，創下了在反法西斯同盟節節勝利之時喪師失地、一潰千里的奇跡。在河南，日軍僅僅動用了六萬軍隊，就把三十萬國民黨大軍攆的東奔西竄。
抗戰開始後，隨著開封的淪陷，全家人先從開封撤到鄭州（「注」當時舊稱鄭縣），又從鄭州撤到洛陽。當時河南省政府、戰區司令部先設在洛陽，洛陽淪陷後遷往洛陽南邊的魯山縣，魯山城小，放不下如此多的人。因此，省政府官員的不少家眷都住在南陽、漯河等地。
祖母等人在南陽住時，祖父還隨省政府在魯山。當時恰好祖母的錢花完了，就讓一直跟隨著自己的表弟去魯山找祖父要錢。祖母的這位表弟黑瘦矮小，但是頭腦卻很聰明。當時局勢混亂，土匪老抬（「注」「老抬」是河南方言，指搞綁票的土匪）猖獗。祖母的表弟從魯山祖父那裡取了錢以後，想到路上不太平，於是開始喬裝打扮一番：先是弄了輛獨輪車，買了一車紅薯；再把銀元塞進紅薯裡面，一個紅薯塞一顆；又弄了一身破衣服一穿，加上他本身其貌不揚，一看就不像體面人。就這樣他推著一車紅薯，路上不斷遇見雜牌隊、土匪老抬，都沒有什麼人對這車紅薯感興趣，最終平安到達南陽家裡。祖母見表弟回來，連忙問錢帶回來沒有？他此時還故意賣了個關子，說沒有帶來錢，只帶來一車紅薯。祖母一聽沒帶來錢就埋怨道：「家裡急等著錢用，你帶紅薯幹什麼？」表弟笑嘻嘻地回答道：「魯山紅薯好吃，買來嘗嘗。」看到祖母著急的神色，他就拿過一個紅薯掰開，只聽「噹啷啷」一聲，一塊銀元滾落到地上。這樣把一車紅薯挨個掰開，地上便有了一堆銀元。祖母見狀大喜，直誇表弟聰明。
祖母這個人雖是窮人出身，但來到富家以後竟比一般的富家人還要奢侈。此時她見到幾百塊大洋夠一陣子花了，就吩咐表弟說：「那就把紅薯扔了吧。」表弟一聽，連忙說：「使不得，使不得，這麼好的一車紅薯扔了，要是給老抬知道了，那不是往家裡招賊嗎？」祖母一聽，也覺得有理，就把那一車紅薯留了下來，於是家裡吃了好長一段時間紅薯。
後來南陽一度吃緊，祖母又帶著子女逃到漯河暫住了一段時間。當時漯河只是一個大鎮，歸郾城縣管轄。郾城縣在歷史上曾是「岳家軍」的駐地，當地老百姓痛恨陷害岳飛的秦檜夫婦。當時在城門口還有一對鐵質秦檜夫婦的跪像供人唾罵，那像是空心的，每年到燈節鬧社火時老百姓就往裡面塞滿火藥點著，然後「轟」的一聲，遺臭萬年的秦檜夫婦便「七竅生煙」了，也算是郾城民間社火的一景。當時雖是抗戰時期，但戰火沒燒到這裡來時，老百姓過年該怎麼過就怎麼過。那對秦檜夫婦跪像一直到解放初期還在，後來就不見了，聽當地老鄉講是「大煉鋼鐵」的時候當原料給煉了。
祖母他們在漯河時，經常有日本飛機來轟炸。那時日本飛機多是雙翅膀的，機身上還塗了迷彩色。老百姓不懂迷彩色的意義，一見到那種飛機就喊：「小日本的花飛機來了！」那時漯河城內經常響起空襲警報聲，在警報器旁邊還有一根很高的旗桿，報警的人就根據日本飛機數量多少升起不同的燈籠。白色燈籠代表一架偵察機，這時老百姓就不用做準備；黑色則代表有一架轟炸機；黃色代表有三四架轟炸機，這時老百姓就要躲了；紅色則代表有六七架轟炸機；最高警戒是綠色燈籠，代表有十架以上的轟炸機群，這時老百姓就亂作一團，爭相逃命。
一九四三年正月初二，日本人得到情報說蔣介石正在漯河的鐵路澡堂洗澡，就派出大批飛機集中轟炸火車站和鐵路澡堂一帶。日本飛機狂轟濫炸時，祖母就帶著父親他們往城外跑，到了一個意大利傳教士開的天主教堂附近。那個天主教堂尖頂上懸掛著意大利國旗，當時意大利是日本的法西斯盟友，故日本飛機不炸天主堂，祖母他們得以倖免。祖父的一個姓張的部下當時任漯河鎮警察監察職務，他為躲避日機轟炸跑一條壕溝裡。隨著一聲炸彈爆炸的巨響，一條血淋淋的女人殘腿不偏不倚地砸到張監察的面前，那長筒襪裡面還塞著一些紙幣。那時人們做事情大都憑良心，這次轟炸結束之後，張監察用長筒襪中的那些錢為那個不幸的女人買了口棺材，雇了幾個人挖了個墳把那條大腿給葬了，還請了一個和尚超度。轟炸結束後張監察對祖母說起當時的情景，尚驚魂未定，一邊撫摩著胸口一邊說：「哎呀，嚇死人了，嚇死人了，當時我趴在溝裡，那條腿就直直砸到我眼跟前。」那一段時間日本人幾乎天天來轟炸，人們沒辦法，只好每天一大早起來就帶點乾糧往城外跑，等到天黑了才敢回來。
等到日本飛機不來時，漯河城內就恢復了常態，戲園子照樣開，買賣照樣做。那時漯河是個小鎮，戲園子也沒有包廂什麼的，離舞台最近的地方放幾張八仙桌，就算是貴賓席。戲園子裡面有很多賣花生瓜子的，見到有人坐到八仙桌旁就知道是有錢人，於是問都不問，就在桌子上鋪上一些紙，在紙上抓一把花生，一把瓜子，一把糖果。當時並不收錢，等戲快散場了才來結賬，從沒有過不給錢的。戲園子還為每一位有坐票的觀眾提供一條熱毛巾擦臉，擰熱毛巾的人就站在戲台的斜後方，擰好後自己不送，而是扔給站在觀眾席前邊的跑堂，幾十條毛巾順手一扔，對面的跑堂的雙手接住，從來沒出現過毛巾散架或者接不住的情形，也算是一個絕活。
漯河戲園子門口有一個賣糊辣湯的，姓王，當年四十多歲。他的糊辣湯做的色香味俱佳，份量又足，全漯河鎮的老百姓都愛喝他的糊辣湯。老王是一個戲迷，經常與喝糊辣湯的票友談論哪個戲子唱的好。老王性子倔，要是哪個票友跟他意見不一致，說他讚賞的那個戲子的壞話，老王就跟人家急眼，連糊辣湯也不賣給人家。人家說，我又不是不給你錢；老王就說：給錢我也不賣！
時值戰亂年代，法度也寬嚴失當。一天夜裡，一股土匪老抬手持武器來到漯河搶劫了一家店舖。當時正有一個警察在附近站崗，一看見土匪人多勢眾，嚇得連頭都不敢露。過後上面追查起來，竟然把這個警察給槍斃了。後來，上面又派了漯河警察局便衣偵緝隊的隊長去追查土匪去向，這位隊長受命後還是不敢去，結果也被槍斃了。其實仔細想想，這兩個警察實在是罪不該死。
到了一九四四年，日軍兵臨漯河城下之時，祖父派出一隊警察來護送家眷撤退。當時漯河城裡已經是一片混亂，老百姓爭相出逃，一時間連載人馱物的車子都找不來。正在大家看著堆在地上的行李、細軟發愁時，恰好有兩個推著獨輪車的農夫走到隊伍邊上。負責護送的警長一看，立馬把二人抓來，指著問道：「這些貨，拉到南陽去，每人給十塊大洋！幹不幹？」當時十塊大洋對農民來說已經是一筆巨款，二人一聽自然是高興壞了。當然，兩輛獨輪車也不夠用，眾人就把不便於背的笨重行李裝上獨輪車，包裹細軟就自己背著上路了。當時大伯已經十五六歲年紀，身上背了三四個包裹，壓得他呲牙咧嘴。
剛出城走沒多遠，日本鬼子的飛機就來了。百十號人的隊伍，在曠野裡目標顯得很大，於是鬼子的飛機在人們頭頂轉來轉去。當時日本鬼子的飛機都是雙翅膀的老式飛機，其中有幾架飛得特別低，連機翼上的膏藥旗都看得非常清楚。一行人慌忙四散臥倒，兩個推獨輪車的農夫也撒開把子就跑。邊上的人還喊：「別把車把對著天上，看著像高射炮！」不過，鬼子的飛機在頭頂盤旋了幾圈後沒有投彈，轉身向漯河方向飛去，隨後，就見到幾顆炸彈投下，漯河城裡有幾處冒起了滾滾濃煙。
撤退的隊伍繼續前行到一個小集鎮時天黑了下來，大家決定住一宿再走。正在吃飯時，飯館的幾個夥計議論著日本人的事情，被隨著隊伍一同撤離的一位姓方的太太聽到了。這位方太太不知道是省政府哪位大員的太太，腦滿腸肥，個子很矮，一臉橫肉。方太太一聽到夥計們提「日本人」，頓時嚇得六神無主，高聲吆喝起來：「壞了壞了！日本人就要來了！」等大家鬧明白原委，一個夥計在父親那一桌前小聲地說：「哼，就是日本人真的來了，她這號人也不會有什麼事。」結果，逗得全桌人哈哈大笑。
當時我父親只有八九歲，正是招人喜歡的年紀，在途中年幼的父親和那兩個車伕混熟了。兩個農民既淳樸、又風趣，總是喜歡逗父親玩。又走了幾天，來到舞陽縣境內一個叫李家寨的地方。李家寨的寨主是祖父在警察學校的同學，此時已經得到了消息，早早迎候在寨門外，一行人都很高興。
李家寨是個典型的封建大莊園，寨旁緊鄰一條寬闊的河，外面還有城牆，家裡還有數百名武裝。這個莊園基本上是封建式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模式，糧食、肉蛋、布匹，以及其他一些基本生活用品都是自己寨裡生產的。李家用的暖瓶特別有意思：在一把銅壺外面做個木桶圍起來，木桶與銅壺之間用棉花套子填充，以此來保溫。李家的少爺、小姐們，雖然平日裡養尊處優，但居然都沒見過白糖，吃的糖都是自家產的糖稀或者蜂蜜，聽到我父親說白糖竟然和雪一樣白，個個稀罕得不得了，還問：「做成那樣，那糖還甜不甜呀？」
在李家寨休息了一晚以後，第二天清早渡河。但是當時河裡的船都被軍隊搜走了，還好找到兩條漁民放魚鷹用的劃子，一趟載兩三個人渡過了河。渡過河就算安全了，很快到了目的地南陽。此時兩個車伕領了錢要回家，祖父一高興，加了一倍錢讓他們走了。二人千恩萬謝，高高興興地去了。只是父親此時跟他們已經建立了感情，哭著不讓他們走。兩人又哄了他半天，說等不打仗了就可以去找他們，但從此以後再也沒見過面。
祖父在抗戰期間大概是負責情報方面的工作，經常需要化裝穿越敵占區。據當時祖父的一名衛士後來講述，最危險一次是在從日據的某縣城搜集情報出來的時候，險些被抓。當時二人裝扮成客商模樣，祖父手持一根中間掏空的竹枴杖，裡面裝的是文件，衛士則偽裝成他的隨從。二人順利地通過了城門口日軍關卡，正走到幾十丈開外偽軍關卡時，一輛馬車從身後突然駛出。那馬大概受驚了，速度極快。祖父慌忙躲避馬車，手中的枴杖落在地上被馬車的鐵輪壓過。竹枴杖從中間軋劈了，露出了裡面文件的紙頭。衛士見狀，立刻用手緊緊攥住露出紙頭的部分。幸虧當時偽軍和日軍的注意力都在那匹受驚的馬身上，沒注意拿枴杖的人，因此二人得以僥倖逃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