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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十 (1) 文 / 程樹榛

    王永剛從黨委開會回來,心裡充滿了戰鬥的激情和巨大的鼓舞力量,只覺得身上每一個細胞都充滿生命的活力,每一滴血液都在沸騰。黨委的指示,像一把精鐫的鑰匙,把他幾天來有點迷離的心竅啟開了。

    這幾天,出現了多少令人頭疼的事!為了說服李守才,他開動了思想機器中的每一個零件,好容易使他同意立即著手鑄造大型機架。誰知,在黨委要作出正式決定的前一天,技術副主任忽然又提出一個新的問題來,並且拒絕在鑄造方案上簽字。就在車間生產技術會上,他說:

    「我負不了這個責任,責任太大了!我昨天又和老梁研究了一下,這裡邊還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危言聳聽地看著王永剛,「王書記,這幾百噸鋼水,澆在地坑裡,要是與地下水發生接觸,整個廠房都會炸崩的!」說著,便從抽屜裡拿出他在美國留學時用的計算尺,計算著一立方厘米水與鋼水接觸、變成水蒸氣後,比原來體積會膨脹多少倍。「爆炸力大得驚人!」他向在座的人說。

    「足足抵得上一顆小的原子彈!」梁君說得更加嚴重了,好像他曾經看見過原子彈爆炸似的。

    不少人面面相覷。

    楊堅在與戴繼宏交換了一下眼色後,平靜地站了起來,他說:「這種顧慮是不必要的。根據理論和實際經驗證明,在地坑中造型時,地下水最高水平面和砂型底部的距離,要保持在一點五公尺以上,低於這個數字,鋼水才有可能與地下水接觸,引起爆炸的危險。但我們現在的情況可不是這樣,」他從身上掏出一個小本本,「老戴和我到廠的基建處,查問了幾次,根據我們廠的水文資料,這個距離高於三公尺,因此,根本不會產生爆炸的危險。」

    「基建處的水文資料可靠嗎?」梁君以權威者的口吻向楊堅問,在他的眼睛裡,比他低兩班的同學,永遠在業務上也得低兩年。他問這話時,右腿蹺在左腿上,露出悠然自得的樣子。

    「可靠的。」楊堅肯定地回答,「中央勘探隊經過無數次勘探和校驗,才得出這個數字;我們廠,就是根據這個資料建造起來的。」

    不言自明,如果這個數字不可靠,整個工廠就等於建造在不可靠的基礎上了。誰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李守才沒有話說了,人家用充分的科學論據堵住自己的嘴了,自己不是口口聲聲相信科學嗎?現在科學擺在眼前了,只能相信它。

    「李工程師,咱們是杞人憂天了!」梁君冷冷地說,接著很識時務地來了個大轉彎,「您還是簽字吧!」

    李守才也只得順水推舟地說:「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話雖這麼說,我們還是不可大意。」

    字最後是簽了,不過他還作了不少保留:這方面他不負責,那方面不屬他的業務範圍……同時,還提出了希望:「還是兩條腿走路的好:一方面咱們摸索著干,一方面不妨仍申請向外國訂貨,萬一自己幹不出來,也不致影響『新鋼』的建設。兩條腿走路比一條腿穩當。」

    李守才的三心二意,給車間一些技術人員帶來不良的影響,在編製工藝時,認識不統一,常常爭執不下,從而把平常思想上的矛盾也暴露出來。技術人員對問題認識的不一致,常常又導致工人們面對工藝文件無所適從,他們說:「二十四隻烏鴉亂張口,不知聽誰的是。」因此,工人之間一些思想疙瘩也牽涉進去了。而在這些矛盾的漩渦中,李守才居於中心位置,梁君的內心活動,往往是通過李守才有意無意中表達出來。

    鑄型粘砂問題得不到解決,試驗失敗,把車間的一些思想問題都充分暴露出來了。

    面對這些棘手的問題怎麼辦?怎樣通過思想問題的解決,來促進鑄造中出現的實際問題的解決?或通過這些具體問題的解決,促進思想疙瘩的融解?值得很好地研究。當然,王永剛知道它們之中的內在聯繫:這些問題有著深遠的階級根源與社會根源。解決它們,對王永剛來說,不能說不是一個新課題。

    多少年來的戎馬生活,戰爭中血與火的洗禮,早給王永剛煉就一種快刀斬亂麻的性格;但現在,他的快刀,卻無法斬斷面前這一筐雜亂的韌絲。回憶過去,那真是一種水晶般透明的生活啊!從他作為「紅小鬼」投入革命的懷抱中時,他就在黨的雨露和陽光中成長,那時,在戰友之間,好像也曾產生過一些小疙瘩,但是一想到彼此都是窮哥兒們,出生入死,都是為窮人打天下的,一個生活會,三五句話,啥問題都說通了。以後,他當了班長,除了自己,還帶領十幾個戰士,開頭,他也捏了一把汗,心想,要是彼此間有了矛盾,他這個當班長的該怎麼辦?後來,真的產生矛盾了,他為此發了多少愁啊,但是,一個戰鬥過去了,戰後總結總結,開展一下批評與自我批評,一切又都煙消雲散了。後來,隨著革命事業的發展,他又當了排長、連長、營長,最後當了團的政委,帶領的人馬越來越多,事情也越來越多,思想狀況也越來越複雜,但現在回頭看看過去,好像也沒發生過多少沒法解決的思想問題。

    矛盾也產生過,有時也甚至很尖銳,但開了個黨小組會或個別交換一下意見,天大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打起仗來,大伙還是團結得像一個人那樣,那桿常勝大旗,一直牢牢地插在他所在的那個集體裡。雖然以後轉業了,轉到一個建築工程局當了處長,但是,那個公司還是原來那個師的全部人馬,局長就是師長,處裡的職工,都是隨同自己南征北戰、出入槍林彈雨的幹部和戰士,他們還叫他王政委。一個任務下來了,他們還像當年衝鋒陷陣那樣,奮勇向前,無往不勝。

    正因為有他們全局職工的沖天幹勁,才使得他們負責基建的北方機器廠,提前兩年完成基建任務,安裝工作進展也很快,並開始試生產,而他呢,也正由於這種迫在眉睫的生產工作的需要,一下子調到這個車間來。這是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簡直是在他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發生的。當時,他本來可以和自己的老上級談談,說自己對製造機器一竅不通;說自己還願留在基建部門,這方面已經比較熟悉了;說自己還願和老上級老同志一塊兒工作……但服從黨的分配,早成了他那鋼鐵意志中的基本部分了,因此,還像過去調動工作那樣,他什麼也沒說,把工作一交代完,就馬上來到這個非常陌生的新單位。誰知剛來不久,就碰到這樣一個重大任務,又碰到這麼多不同類型的人物,而他們彼此之間又交錯著這樣多的矛盾。

    是的,這麼多的矛盾!工人與工人之間,工人和技術員之間,技術員與工程師之間,技術人員和行政人員之間,領導與被領導之間,先進與落後之間……尤其令人頭疼的是那些技術人員。

    嗨,這些知識分子,不知為什麼想得那麼多、那麼遠、那麼複雜、那麼荒誕離奇?比如那個梁君,談到鑄造問題,卻要扯個牛頓萬有引力定律,哥白尼發現地球是圓的,人造衛星上天,人類征服月球……繞了十萬八千里,原來還是不贊成鑄造大機架。但他就是不明說,你問到他時,他卻說他服從領導。關於這個技術員,王永剛聽了不少反映,曾和他個別談了幾次話,但一談起來,真實思想一點兒也不願暴露,滿口大道理。李守才呢,當王永剛初來時,由於各方面情況不熟悉,虛心請教他的時候多,過問事情的時候少,於是,這位技術副主任卻把他看成是個所謂「識時務」的人,容易「對付」的人,就在一次談話中,他就向王永剛暴露了這種看法:

    「人最要緊者,莫過於識時務。幹什麼,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別去裝懂。對事情,能攬則攬,不能攬則不攬,別硬攬。可有些人,這也不懂,那也不懂,卻這也想攬,那也想攬,結果自己攬又攬不了,卻把別人扔在一邊,什麼事也沒做好……」

    當時,在座的梁君接過來說:

    「李工程師的這些話,對於技術更加適用。我最反對那些不學無術的人,由於自己的無知,卻以為世界只不過像火柴盒那麼大,自己的腦袋足可裝得下。結果呢?嘿嘿,把自己的腦袋撐炸了,事情也搞糟了!」

    王永剛瞭解這兩個技術人員談話的真正含義,這種思想很有代表性。現在,還有不少人持有這種看法,他們認為,把一些文化程度較低、但久經戰火考驗的老幹部,放在技術業務部門的領導崗位上來,是很不恰當的。反右派鬥爭時,雖然對這種言論作過嚴肅的批判,但還有一些人,把這些東西隱藏在思想深處,一有機會,便會冒出頭來,特別是當某個單位的某個同志,工作中產生缺點的時候,這種思想還會氾濫。現在,為什麼梁君和李守才,居然在王永剛面前露出這種思想苗頭?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鑄鋼車間的前任主任,由於工作作風上有些生硬,辦法少了些,加上自己學習不夠,對具體業務干涉寬了些,有些純屬業務範圍的事,他也攬過來了,當然,就無法管得全、管得好,在工作中產生了一些缺點。對於那位主任,技術員楊堅在一次和王永剛談話中,曾作過這樣的評價:

    「他呀,是個大好人!心地善良,性情耿直,待人厚道,對黨忠誠,對工作總想抓得緊點,攬得寬點,恨不得把全部擔子都擔在他一個人身上。他的缺點,就是放鬆了思想工作,要是有人找他談點思想問題,他就會對你說:『你怎麼會有這些想法呢?這大躍進的浪潮,還沒把你那一點點個人問題沖掉?去,好好幹活去!把自己融合在工作裡,啥問題都沒有了!』看,他說得多簡單!大躍進是好,可不能把思想工作扔一邊去了呀!有人說他這不好,那不好,可我認為他是好人、好心,沒把事情辦好……」

    王永剛很同意這個年輕的黨員對前任主任的這種批評。是的,我們的確有為數不少的這樣的同志,他有一片赤心,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但由於思想方法不對頭,常常事與願違,收不到預期的效果。他王永剛會不會落一個這樣的結果呢?從一開始到新崗位,他就思索這樣一個問題。因此,他想先到下面把大傢伙的思想狀況摸清,使自己思想上有個底兒,這樣,他就可以運籌帷幄了。但誰知有人卻把他不像一般「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樣,說成是「識時務」。他覺得必須扭轉這種錯覺,這會對工作不利。因此,就在梁君說完那番「高深的哲理」後,他就接著半開玩笑地說:

    「老梁,如果我就是那種『不學無術』的人呢?李主任,如果我也不那麼『識時務』呢?你們會趕走我嗎?」

    「王主任說得哪裡話?」梁君討好獻媚地說,「您怎麼會是那種人!」

    「對!王書記是老革命,棟樑之材!怎麼會呢?……」

    「如果我真的不學無術,就請二位幫助我學而有術;如果我一時不『識時務』,就請二位提醒我,咱們一塊把工作搞好。」最後,王永剛用堅毅的語調說。

    「那當然,那當然!」兩位技術人員連聲說。

    當然,工作是棘手的,問題是複雜的,以致在他去東方機器廠參觀還沒回來,一個巨大的任務就落到他的身上。當戴繼宏把自己的想法寫成一個方案拿出來時,矛盾就全面暴露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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