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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我樂嶺人物誌 (5) 文 / 尤鳳偉

    有的長滿了草,有的是光溜溜的新墳。看到這片墳場我不由想到我和陳濤埋葬老龔的那座叫太陽島(不知怎麼跟哈爾濱的一座公園同名)的墓場。相比而言,這小西地墓場要寬廣得多,大概有幾百座墳塋吧。一個蘿蔔一個坑,一個犯人一座墳,這是錯不了的事。想想有這麼多同類客死在他鄉心裡便沉沉地痛。墓地邊沿有一排早就挖出來的墓坑,這樣死了人就不用現挖。我們將曹大個子的屍體用繩子放進墳裡,抽出繩子就開始埋土。埋完土,看看西面的太陽正慢慢墜落。賣木梳的趙仁——將趙仁冠以賣木梳的得解釋幾句才行。現代京劇《紅燈記》裡有個賣木梳的角色,是個奸細。於是犯人便把那些打小報告的叫做賣木梳的。某人只要被劃到賣木梳的行列,人們便不再信任他,鄙夷他,躲避他,當面冷嘲熱諷背地裡罵他。這遭輪到我來罵趙仁。事情還得從那天出公差埋曹大個子說起,我好像命運不濟,在清水塘時派我去殺牛殺豬,到了我樂嶺又派我去埋死人。心裡頭彆扭,忍不住發了牢騷,說叫埋人就埋人,反正咱是磨房裡的磨。

    我從小西地回來傻朱把我堵在了監捨外,劈頭蓋臉就是一通罵,把我罵怔了。心想真是見了鬼了,剛埋的死人,要是出錯該是曹大個子從墳裡跑出來告的狀,還會有誰?這自是瞎說了,死人要能站出來告狀這世界就大亂了。我終歸還是弄明白是我說的那句磨房的磨惹了亂子。這句歇後語的後半句是:聽驢的。磨驢拉就動不拉不動,不是聽驢的是什麼?我立刻意識到有人把這句話告了,說我罵管教是驢。這是太歲頭上動土,還了得。也是急中生智,我很快想出一種說法來為自己開脫。我說這是我們老家的一句俗語,形容人做事不主動,像磨一樣,推一推動一動,不推就不動。傻朱似信非信地看著我,大概我的解釋確有些道理,他還是接受了,說你們勞動改造就是要積極主動嘛,否則怎能改造得好呢?我趕緊點頭稱是。這事就這麼對擋過去了。當晚解若愚便告訴我是趙仁跑去告的狀。我聽了很生氣,晚點名後回監捨的路上我問他今天是不是說了我的壞話。他說沒有啊,咱倆無怨無仇我幹嗎說你的壞話?我說有人看見了,你賴不掉的。他不吱聲了。我說對那句話我以前不信,現在信了。他問什麼話。我說趙仁不仁啊。我聽他嗓子眼裡咕噥了幾下,沒放出聲來。

    梁楓——梁楓是個小個子樂天派,整天笑瞇瞇的,那狀況一點不像在蹲監,好像在自己家裡過舒心日子似的。他把別的犯人也似乎當成家裡的人,很友好,很關心,有事沒事願和人拉家常。他有個習慣,說起話來兩手不停地打手勢,像指揮唱歌那樣,一拍都不停。解若愚說他最怕聽梁楓說話,說叫他晃的頭暈。傻朱更不客氣,說梁楓你說話不叫手老實我就把你的手捆起來。可他身不由己,改不了,有回真的叫傻朱給綁了,以示懲戒。就是這回加深了我對他的印象。我說的加深印象不是指他被綁,而是綁起來後仍然認真學習毛著。他手不能翻書頁了,就埋下頭用舌尖舔著翻。他學毛著不是裝樣子,而是從內心裡想學,也從內心裡崇拜毛澤東。他被捕前是青島一家報紙的編輯,青島反右當中發生了一樁很重大的事件,即所謂「山大學生鬧報社」。事實的起因和性質與K大學生「鬧」人民日報社類似,學生對報紙發表的歪曲性文章不滿,要求報社領導出來進行對話。

    領導不出來,到街上收買了許多閒雜人員充當革命市民對學生進行圍攻。這行徑被梁楓看在眼裡,在後來的一次會上梁楓對領導的這種「不磊落」提出看法,這是問題之一;另外他還寫了篇《社會主義國家會不會有悲劇》的文章,在反右之前發表出來,這也是個問題。「二罪並罰」就打成了極右。先是遣返回原籍,不久,被一個本家侄子揭發了反革命言論(具體是什麼不詳),就被逮捕判刑。他頭一次同我說話是我到我樂嶺當天,剛進監捨門便有一個小個子犯人接過我的鋪蓋卷,兩眼笑瞇瞇的,說我姓梁叫梁楓歡迎你。我當時很哭笑不得,沒吭聲。等我安頓好他又跑到我面前,說以後有什麼事找他。我問句你是班長嗎?他頭和手一塊兒搖晃說不是。後來我倆時不時地說上幾句話,他也忙,需要他「照顧」的人很多,我倆也沒有多少交往。但我得承認他是屬於「好人階級」範疇的,他是那種無論受到多少挫折都精神不倒且癡心不改的人。

    我記得的第二次「重要」談話是在一根繩休息時,他走到我跟前,說老周我能向你提個問題嗎?我說什麼事。他說不是事是問題。我說什麼問題呢?他說你先保證對我說實話。我覺得這個要求怪怪的,什麼年頭了,還向別人提這種問題,在社會上都辦不到,何況在無產階級專政鐵拳下的勞改農場呢。我不說話。他以為我默認了。就問了,說老周你說社會主義國家究竟有沒有悲劇呢?我聽了很容易便和他曾寫的那篇文章聯繫起來,心想原來他是在搞「民意測驗」,以求解仍存留心中的困惑啊。我說就這個問題嗎?好回答:沒有。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悲劇,社會主義國家是人類最合理的社會,各盡所能,按勞取酬。人民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這樣的國家怎麼會有悲劇呢?他兩眼直瞪著我。我說這個問題你一定問過許多人吧?他點點頭。我又說大家的回答和我沒什麼兩樣吧?他再點點頭。我說這不得了。出於對他的善意,末了我說句,問題已經很清楚了,以後不要再向別人提這個問題了。他沒吭聲,眼裡仍然瀰漫著迷惑。

    這一次是在「馬廄」裡他找到的我。說他寫了兩首詩,(天啊,怎麼一當犯人都詩興大發呢,莫非勞改農場真是個富於詩意的地方?)想請我批評指教。連日來我一直煩著,情緒低落,起因是蘇英那封來信。我不耐煩地說我不懂詩,怎能批評指教你?他說毛主席教導說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向工農兵學習……我打斷他說,服務、學習都到不了我這兒來呀,我是個什麼東西?是工農兵嗎?他說咱們雖然是犯人,可幹的是農活,應該屬於農民範疇吧。我聽了哭笑不得,覺得無需再推諉了。既然他想讓你聽他的詩朗誦,不達目的就不會罷休。我說指教談不上,學習學習,你念吧。他清清嗓就點頭擺手地將他寫的《傾訴》朗念起來:癡三丁,腿兒彎,對著主席來訴冤。

    你訴什麼冤?我要跟著主席走,別人叫我來坐監;坐監就坐監,死了也心甘。念完《傾訴》,他又念他寫的第二首,《夢中見毛主席》:晚夜風雪激相會在北京正欲傾盆吐忽聞獄卒聲我說好詩好詩,表達了對毛主席強烈的崇敬之情。但個別地方須斟酌一下,比方第一首中的「冤」字用語不當,黨和政府要把我們改造成新人,這是恩德,怎麼能說冤呢?第二首中的「獄卒」也用語不當。獄卒是舊中國對看管犯人的人的蔑稱,用在新中國的管教幹部身上是錯誤的。他點點頭,要說什麼,正這時聽班長張克楠吆喝乾活了開始幹活了。談詩也就到此為止。

    馬廄——吃飯時,高雲純亮出一副用棗木製作出來的刀叉,大大小小四五件的樣子,並且用刀叉開始了這頓晚餐。高雲純製作刀叉的時候大家都看見了,以為是鬧著玩,沒當回事,現在見高雲純真用上了便都圍上前看熱鬧。高雲純先用木刀將窩頭切成若干片,然後又如法炮製將蘿蔔鹹菜切成片,將食品加工完好後便開始食用。用一副大叉叉窩頭片,用一副小叉叉鹹菜,吃得一絲不苟。看熱鬧的人中有的吃過西餐,有的沒吃過西餐,無論吃沒吃過都以一種譏笑的神情看著吃飯的高雲純。高雲純也不理會,依舊一樣一樣叉著吃。後來解若愚先開言,說高雲純你鬧啥怪呢,人家外國人是怎樣用刀叉吃飯的,用刀切麵包抹奶酪,切牛肉,然後叉著吃。沒這套家什不行,咱吃窩頭鹹菜用得著這些東西麼?純粹的出洋相。

    高雲純將最後一片窩頭用叉送進嘴裡,邊咀嚼邊說中國人外國人都很重視餐具,不是有句「美食不如美器」的話麼?比方同樣吃窩頭鹹菜,用刀叉和用筷子味道就不一樣的。解若愚問怎麼個不一樣?高雲純說用刀叉吃是西餐味兒,用筷子吃是中餐味兒。解若愚說胡說。高雲純說不信試試。梁楓接話說老高把刀叉借我用用,嘗嘗味道一樣不一樣。邊說邊從高雲純手裡取走刀叉,切起了窩頭鹹菜,之後又學著高雲純的樣子叉著吃起來。高雲純問老梁你覺得味道變了沒有?梁楓一邊用嘴品著滋味兒,一邊說怪了,真怪了,窩頭的味道真的變了。梁楓的話引得大家轟笑起來。又有人借用高雲純的餐具,吃了同樣說味道不一樣了。高雲純揚揚自得地看著解若愚說,怎麼樣,你不試試?解若愚說我不試。高雲純又轉向大伙說我還保存一部分棗木,誰要做刀叉的話可以和我講。梁楓說我想做一套,可沒技術。高雲純說我教你。接著又有幾個人表示要做一副刀叉,並請高雲純當老師。高雲純一一應承。這頓飯吃得滿熱鬧。

    袁光——袁光袁書記要離開我樂嶺農場了,據說上級要給他換一個好些的環境,很可能是回北京。大伙聽了這個消息很是替他高興,同時也不覺得奇怪,理所當然似的。像袁光這樣級別的高幹也在勞改農場改造總給人以處理不當的感覺。共產黨掛在口頭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實際掌握的卻是「大人物從寬小人物從嚴」。從肅反說起,「歷史反革命」中的國民黨高級將領被槍斃的甚少,有的抓起來關關就放了,還有的一「統戰」又做了大官,而對那些小巴拉子就毫不留情了。相當一部分被「突突」,剩餘的被判以重刑。這不是要評說什麼,只是講出一個基本事實。至於********中湧現出來的「現行反革命」性質的右派分子,毛主席有句話叫「一個不殺」(這句話從有些人嘴裡說出來好像給了很大恩典似的),這總算給右派們留了一條活路。而在處理上職位高的仍然是大受優待,基本上是不抓不關,任務只是好好學習,而那些如我輩等就一鞭子趕到改造場所改造了。同樣也不是對此加以評論,要說的只是袁光這位大學書記,不知怎麼成了通常中的一個例外。

    我說過一直對袁光有一種歉疚之情,也一直想找機會對他有所表示。但要找到這樣的機會也不容易。聽說他要走,我就想無論如何也要在他走前交談一次。

    同樣是在一根繩,我見袁光一個人趴在石牆上休息,便走過去,就開始了以下的對話:袁書記聽說你要離開我樂嶺了?佟隊長告訴我了。

    能回K大嗎?不可能。

    你不想回K大嗎?不是想不想的問題呀。

    袁書記,我一直想向你道歉的,可……

    為什麼要向我道歉呢?你不會忘記,我向你提了一個蠢問題,你鼓了掌……

    不怪你,要說蠢,我鼓掌不是同樣蠢麼?事出有因的,首先我不該向你提問題。

    事情不像你想的這麼簡單哩。

    那還有什麼?不好說。

    ……

    已經過去的事,別提了。也沒必要提。

    聽袁光這麼說,我只有不提了。至於他說的「不好說」其真實情況是後來「二進宮」到豐城監獄後李德志告訴了我。

    胡公公、二姑娘——將這兩個名字寫在一起會給人一種狎暱的聯想。事實上卻是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聯繫在一起是因為歸隊後在「馬廄」裡我同時看見了他們兩個(他倆由不同的勞改單位同時轉來)。自從在草廟子胡同看守所分別,這是頭一次見,從這一點也可看出,中國勞改單位之龐雜,熟人相逢並不是樁容易事。即使這次重逢,如果不是緣於當局的總體「戰略部署」也是難以實現的。見面後我十分地驚訝,驚訝不是他們的面目有了改變,而是同他倆打招呼時旁邊有人向我詢問:周大學你認識胡公公和二姑娘麼?草木春發秋枯鳥蟲毛損殼脫,而落在一個犯人身上的外號,竟然像落在身上的烙印一樣,輾轉相隨,終其一生。實讓人匪夷所思。我向胡公公、二姑娘打聽「二分之一」的下落。胡公公說「二分之一」被判刑後的第一站是清河農場,那時他也在。大約半年後他病死了,得的是傷寒。

    火盆地——火盆地是農場最邊緣的一塊農田,開春播的玉米,苗出齊了,全大隊出動間苗。農場的犯人成天幹的就是農活,耕地、下種、間苗、鋤地都一樣,有什麼可說可道的?只因這天出了一件意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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