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我們怎樣才能過更好的生活 (7) 文 / (德)曼恩哈特·米格爾
除此之外，西方人還應該完善社會對公共義務表達尊重的形式。目前，沒有一位財政人員想要以政府和人民的名義對按時納稅的人表示感謝，認為他們只是在履行義務！在捐款活動中，人們通常也只是寫下幾句對捐贈者的感謝。其實，多表示一些謝意費什麼力氣呢？一個在很大程度上為了自身的富裕安康而指定公民自願捐贈的社會，僅有那些簡單的感謝語是不夠的。如果公民在法律規定的義務之外，建造並經營著劇院、博物館、小學、高校、游泳池或運動場，政府和社會就必須採用更為明確的感謝形式。即使西方社會還沒完全忘記如何對他人道謝，人們也很少做這種練習。當社會公共義務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上時，就需要一種有著認同和尊重的成熟文化。給予不僅應比索取更幸福，考慮到人類的天性，政府還可以授予捐贈者一些社會榮譽。
社會的責任
當政府效率降低時，要避免人類整體陷入困境，社會及其機構就應該承擔起義務。這種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西方工業國家中還有這樣的社會嗎？或者說人們還想要這樣的社會嗎？如果這樣的社會存在，人們應該怎樣來理解它？是什麼把社會中各個階層團結到了一起？人們在這樣的社會中有哪些權限和責任，有哪些權利和義務？但最主要的問題是：誰屬於這樣的社會，誰又不屬於？
對於這類問題，沒有簡單而統一的答案，不同的文化和民族會有不同的反應。一些人認為，自己就是在社會中有著明確權利和義務的一分子，而對於另一些人來說，這種描述不太具體。什麼是社會？不就是人類的整體嗎？不就是所有人都有著相應的權利和義務，而且只因為他們是人類嗎？
在聯合國的慶典活動中，在去教堂的日子裡，在總統的新年致辭中，人們經常會引用這種觀點：通過全球的商品市場、資本市場、知識市場和勞務市場，所有人對世界和人類的責任都聯繫在了一起。但只要莊嚴的時刻一過，世界聯合村落又破敗成單獨的農家院和茅草屋，其居民不願互相做點什麼。頂多在鄰居的房屋被地震毀壞，或者在鄰居的田地被暴雨淹沒時，人們才提供一些人道主義援助，別奢望還會有更多的了。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西方人一方面對促進世界人口數量增長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卻堅持著一種危害人類大部分生存基礎的生活方式。最主要的是自己過得很好！其他人不是也過得很好嗎？當德國人比中國人多消耗了5倍的緊缺資源，或者美國人比尼日利亞人多消耗了20倍的緊缺資源時，這又會影響到誰呢？德國人、美國人和其他西方人絕不會受到影響，而其他人也應該明白他們就是不幸沒出生在這些國家。連巴拉克·奧巴馬都言簡意賅地說：「我們不會為我們生活的方式道歉。同樣，當需要為它辯護時，我們也不會猶豫。」
通過一種世界秩序形成世界社會，再由一個世界政府來管理，並形成一種世界道德，如果這樣的社會不存在，也永遠不會存在，那什麼才是可靠的社會？什麼才是能保證人們在其中無憂無慮生活的社會？是龐大的中國、像母親般的俄羅斯，還是美國、歐盟？這些政治結構肯定有很多共同點，但人們卻無法預料正在發生的變化。美國還太年輕，尚不能對區域的同一性產生重要的影響，中國人和俄羅斯人正希望消除界限，走自己的路，而歐洲人與整個歐洲的關係也很矛盾，僅有1/5的歐洲人認為與歐洲有「很緊密的聯繫感」，有將近一半的人認為有「較深厚的聯繫感」。但更發人深省的是，「歐洲的同一性很少以感情的聯繫為基礎，更多的是由經濟和理性的動機引導」，歐盟成員的經濟優勢「對歐洲的同一性絕對是最大的影響」。
如果歐洲人停止歐洲式的思維和感覺，那麼是否某一天經濟上就不能再獲利？歐盟的奠基人之一讓·莫內似乎就很擔心這個問題，他說過：「如果要將歐洲再次形成統一的整體，我不會從經濟開始，而是從文化。」但無論如何，如果以人類整體為基準，當人口數量趨近於零時，沒有一個歐盟國家中的歐洲人比例會超過5%。這裡主要指的是將自己視為歐洲人的人口部分，現在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視自己為塞萬提斯、伽利略、貝多芬或倫勃朗的後代，大多數人認為這種人是真正的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德國人或荷蘭人。
目前，社會實際的基礎與200年之前沒有區別：國家、部族、部落，只是世界各地的形式不同。每種形式都或多或少有著神秘的產生過程，或者有「共同的歷史、傳統、文化、語言」，是一種有選擇性的人類聯盟。大多數人都熱愛這樣的集體，92%的歐盟公民感覺在各自的國家中，其民族「聯繫非常密切」。在某些情況下，這一數值甚至能達到100%，只有在德國、比利時、荷蘭以及斯洛伐克未超過90%。但各個國家內部的聯繫感都有加強的趨勢，即使在對這一話題長時間以來持懷疑態度的德國，2009年4月也有83%的人堅決地表示「作為德國人很自豪」。
這種內部聯繫感不只是要得到人們的理解，更是在強制般地推動著。因為從人類進化的邏輯來講，這也是歷史的大趨勢。它好的一面是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裡，人類想到了要維持並擴大家庭、氏族、部族和民族，因為那時人口在數量上很少，人類一直有滅絕的危險。但在這種危險消失之後，人們卻將這種長期的行為堅持了下來，結果今天出現了潛在的過量危機，不斷增長的人口將超過人類和地球所能承受的數量。
儘管這一潛在危機還未解決，但已經為人所認識，人們每年花費幾十億資金用於計劃生育。但更大的支出在西方工業國家，用於激起人們生養孩子的興趣。以前，每個民族都希望能在人口數量上強大，現在也是如此。比如中國有13億人口，印度就想達到同樣水平，因為這關係到民族的尊嚴。美國在2008年以毫不掩飾的勝利感宣佈他們有了3億人口，而巴西人也很快計算出與中歐居住密集度一樣時，他們還需要多少的人口增長。歐洲人也不是完全沒有這種想法，比如當法國的人口增長而鄰居德國的人口卻在下降時，法國人覺得這沒什麼不好。數量上再一次比德國強大，就應該這樣！
我的氏族、我的部族、我的民族！這種人口數量的史前式競爭現在正威脅著人類的生存，人們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追求又使這一競爭更加激烈。更多的人口、更高的國內生產總值，由此21世紀初各民族之間的互動在本質上減少了。哪個國家或社會的這兩個數值很高，無論它在其他方面的表現如何，都會享有很高的國際聲望；如果這兩個數值很低，無論整個國家的生活滿意度和非物質富裕水平怎樣，它的聲望在世界團體中就會很低。
21世紀的人們已經無力進行這一競爭，因為這將使整個人類滅絕。每個人和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價值，但正如個人必須使自己融入社會的結構（無論社會是否繁榮），整個民族其實也必須照此將自身融入全人類的結構中，但這不能憑借盡可能多的人口、通過生產和消費盡可能多的財富來實現，因為具有決定性的是在文化上的貢獻。如果這一貢獻是由人口較少的民族實現的，那其實更好。
什麼是德國人、法國人以及其他民族的特殊文化貢獻？不久前，一些聰明人被問到這個問題，這些人明顯很尷尬地嘟囔著尊嚴、人權、政府和教會的分立以及各自語言的維繫。這幾個方面的貢獻是完全正確的，但卻不是新穎的，也不是獨特的，因為大多數民族都在追求這些目標。那什麼是各自特殊的貢獻呢？在很早的時候，西方人曾給出過很有抱負的答案，但如今這種抱負沒剩下多少，儘管有那些制度化的文化機構。
人們必須作出改變，正如大自然通過物種的多樣性來保持穩定和生機一樣，人類文明也需要文化的多樣性來維持。這一多樣性從沒處於像目前這樣大的危險中：語言消失，傳統淡薄，文化特徵因全球的一體化而被拋棄。民族經濟競爭取代了文化層面的內容，當人們談起「全球競爭力」的時候指的就是經濟競爭，而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造詣實際上是無所謂的。
但這只是20世紀的情況，21世紀的富裕水平不再由人口和財富的數量組成，而將由民族文化體現出來。這聽起來太理想化，幾乎是一種狂熱，但人們已經毫無選擇餘地。因為自工業化以來人們所走的這一條路，起初人很少，後來越來越多，但這條路現在正接近終點，因為這是條通往物質財富增長的道路。既然物質財富已經不能再增長，人們就要重新對文化上的能力進行思考，讓文化的發展取代物質的膨脹，當然也必須取代。
但這並不代表物質創造價值的終止，人類絕不能放棄它，因為它是文化的基石。除了經濟上的增長，這種文化還有其他很多層面來使人們的生活豐富多彩並更有價值。這一點尤其適用於物質需求已經被滿足的西方人，他們可以朝著文化的非物質領域探索，贏得生活的意義和存在的目的。這裡的前提是，通過大多數人與社會的緊密聯繫，形成「共同認可的歷史、傳統、文化和語言」，於是多種多樣、層出不窮的文化競爭就有了場地。這場競爭要比目前人口和財富數量的競爭更緊張激烈，更值得開展。它創造了一個機會，即人類可以在21世紀末仍然有尊嚴地活著。
文化和多樣性
如果人們現在走上正確的道路，那麼在21世紀末世界人口數量減少並明顯有老齡化趨勢時，人們獲取地球資源的渠道會更公平，物質生活標準也會更平等。但與目前相比，二者最主要的區別是那時人們將因為擁有思想豐富、文化氛圍濃郁的生活而高興，當然前提是人們能走上正確的道路。各個國家在人口發展上的速度不同，歐洲人和日本人已經走在最前列，現在他們已經到了世界大多數人在接近21世紀中期才能達到的老齡化程度，還有一部分國家要在21世紀末期才能達到。
隨著人口數量的減少和老齡人口比例的提高，歐洲人和日本人面對的現實正是大多數人長期以來所追求的：個人壽命越來越長，而國家和大洲的人口數量卻沒有因此而變得更多。這種有利的發展，即人口數量下降和人口老齡化隨著不快、擔憂甚至是慌亂而為人所接受。很多人認為這很恐怖，在人類擁擠和偶爾人口爆滿的時代之後，各個地區變得渺無人煙，城市一覽無餘，到處被安靜所籠罩。特別令人害怕的是年齡偏高甚至很高的人口比例在毫無阻力地增大，而且還有一個壞消息：60歲以上的人口將增多，預計佔到總人口的1/3，65歲以上的人口會比20歲以下的人口還多，退休的人就馬上要和繳納社會保險費用的人一樣多了！
為此，人們十分努力地來掩蓋地區和本地的人口縮減，以保持人口年輕化。儘管人們認為養很多孩子可以在年老時有個依靠，但對於大多數西方工業國家來說，出生率的穩定或提高只是一種願望，而這種願望造成了大量的支出，因為人們希望能保證未來國家在社會保障體系中有足夠的生產者、消費者和納稅者。在這背後還有種恐懼，很多人出於羞愧而不想提到：他們害怕作為一個沒有足夠後代的民族、作為一種沒有足夠後代的文化而消失。
這樣的恐懼有可能成真，因為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很多民族都已經消失了。為什麼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在歐洲某國身上？由於提高國民生育興趣的措施並不十分有效，所以人們有時會借助移民的力量，這在最開始主要為了保證勞動力的充足，但如果人口數量繼續縮減，人們早晚會萌生一種想法，讓移民與當地人進行融合，將移民同化，使其成為當地文化的載體。
這種方式大多會產生效果，但在21世紀的條件下卻不再適用。由於全球極高的透明度、流動性以及眾多的通信可能性，目前只有很少一部分移民願意被全面同化，在德國只有7%，此外還有5%的移民認為自己「完全不屬於德國社會」。其餘的移民處在兩者之間，有一半人有同化的意願，還有1/3的移民則希望能與當地人保持距離。在其他移民國，特別是歐洲的移民國，此項調查的結果都沒有太多本質上的區別。
所以這些國家正面臨著在20世紀不曾有的挑戰。隨著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形成，最晚在18、19世紀，歐洲人已經仔細考慮過要形成與其同類鄰國明顯不同的文化。這樣想的不只有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也包括更小的民族，如芬蘭人、瑞典人、丹麥人和挪威人以及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這些國家都在為其不受限制的和獨特的文化特徵以及民族文化而高興。
這些獨特的文化包括立法、社會福利制度、音樂、繪畫、宗教、科學，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語言。語言成了劃定界限的工具，幾乎被人過高地提升到了頂禮膜拜的高度。之前各民族在文化和語言上類似的部分被擠壓，人們不樂意接受混合，就是不要像鄰國那樣，尤其是不能說他們的語言！到了20世紀中期，這一趨勢發展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以至於人們在各種受限的情況下或互相接觸中，都可以輕鬆區分各個同源的民族文化。